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上海光复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然而，长期以来，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对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所作的贡献所知不多，即使是他在上海光复前后担任过何种职务也弄不清楚，若明若暗之事所在多有，以讹传讹者亦复不少，例如，黎元洪委任李燮和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一说就大有商榷的余地。
陶菊隐所著《筹安会“六君子”传》在谈及李燮和时说：“黎元洪任李为长江下游招讨使，命其前往江南一带策动湘籍军警起义，李于十月中旬回到上海。”还有不少的论著和辞书亦持此说，《辛亥革命史稿》称：“光复会的李燮和原来正在家乡湖南安化，武昌起义后接受湖北都督札委以‘长江下游招讨使’名义奔赴上海。”《中国近代史词典》亦在李燮和词条下称：“李在辛亥革命时，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辛亥革命辞典》对李燮和也作了如下介绍：李于“武昌起义后，被湖北都督札委长江下游招讨使，策动淞、沪军警参加光复上海之役。”《湖南省志•人物志》在李燮和传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燮和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与同盟会陈其美等策划上海起义。”章天觉在《回忆辛亥》一文中还有一种说法：上海光复前，“武昌军政府突派李燮和为总司令，挟三十余敢死士随同来沪，督促举事。”这里虽然将“长江下游招讨使”改为“总司令”，但仍然坚持是由武昌军政府“突派”而来的。
如此说来，李燮和在辛亥上海光复中被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委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一说似乎成了定论；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查寻有关资料，上述说法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首先，李燮和是在武昌首义之前赶赴上海的，那时湖北军政府尚未成立，黎元洪自然无从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根本不存在委派李燮和出任长江下游招讨使的问题。
1911年4月，黄兴函邀李燮和参加黄花岗起义，不旋踵而起义失败，李燮和逃往香港，与陶成章等人晤面，接着，李、陶两人又一道赴上海，组织光复会机关部于法租界；嗣后，李燮和复与陶成章等人赴杭州，亦设机关部于杭城。同年夏，李燮和潜归安化省亲。乃知其母已病逝一年有余，心情十分悲痛，加之清吏追捕益急，李燮和间道出走汉口。此时，武昌起义正在酝酿之中。他考虑到上海和吴淞为东南门户，得之则长江以南可传檄而定，“乃先期赴上海，与王文庆、陆翰文、尹锐志、尹维俊等规划进行方略”。此处所谓“先期赴上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去上海的呢?后来，李燮和在1912年3月17日向南京临时政府孙大总统呈请辞去光复军总司令职务时说得很明白：“窃司令于上年八月十五日由武昌赴沪，因念上海属东南要区，吴淞为长江门户，欲规画东南，接济内省民军饷械，断清军运输之路，截萨军舰队后援，非得吴淞、上海不可。当即创设机关，密制炸弹，购械筹饷，组织秘密军队，号光复军。派员游说淞、沪各处兵警、联络一气，遂于九月十三日一鼓而克复上海。”该辞呈所用时间均为阴历，换算成公历，“八月十五”应为公历10月6日，“九月十三”应为公历11月3日。也就是说，李燮和赴上海后，通过将近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和陈其美等人一道取得了光复上海的胜利。
众所周知，武昌首义发生在公历1911年10月10日，湖北军政府的成立则在同年10月11日，因此，李燮和于10月6日赴上海之时，武昌首义尚未爆发，湖北军政府无从设立，李燮和自然不可能接受尚未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和尚未就任的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委派。陶菊隐所云“李于十月中旬回到上海”似不足为信。
黎元洪自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在革命党人的武力胁迫下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又当选为副总统，一直身居高位，李燮和若真有受其委任之事，绝无隐瞒之必要，但李燮和在1913年6月所撰带有自传性质的《光复军事略》及其他文稿中均无片言只语提及他曾被黎元洪委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一事。不仅如此，他的亲属、部下，乃至同乡好友亦从未提及此事，李燮和的胞弟李云龙在其兄病逝后曾亲撰《祭仲兄燮和》、李燮和的同乡好友龚翼星所撰《陆军中将勋五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墓志铭》等材料言及李燮和生平事迹甚详，均未提到李被黎委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
其次，李燮和在上海光复前后担任过六个总司令职务，但没有一个是由黎元洪委派的。
1911年10月6日李赴沪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一方面发电南洋分部接济军饷；另一方面以中国体操学校与龙门师范学校学生为主力，组织敢死队。其时，上海军、警两界，素多湘人，李燮和细心访察，与上海闸北警营管带陈汉饮、吴淞巡官黄汉湘取得联络，同陈其美等商议举兵，遂于11月3日光复闸北和吴淞。3日下午，陈其美率部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时受阻，陈被俘，李燮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在“锐进学社”召集陈汉饮等将领，议定全力救援，李燮和在临阵之前，对将士们说：“今日之事，乃拿破仑所谓最后十五分钟者，大局存亡在诸君一勇怯间耳。无已，燮和请为诸君先登。”言罢，手握炸弹先行，众将士咸受鼓舞，感奋相随。李燮和经过两次进攻，终于攻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被诸军各营“公推”为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关于这次担任总司令的过程，李燮和有一段自述：“守局炮兵原先暗结于我军。故炮击皆不命中，我军仅伤亡二十余人。清总办不知所往，遂取制造局，陈其美始获免于难。诸军推燮和权为临时总司令，移住制造局。”龚翼星、钱基博等亦有类似的说法。
上述可见，在攻下上海江南制造局以后，“公推”李燮和为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似乎无疑义，根本不存在所谓由黎元洪委派的问题。
11月6日，上海都督府成立，陈其美利用各种手段当上了上海都督，对于领导过上海光复、并救过他性命的李燮和仅给一个“参谋”的空衔，李燮和及其部将对此自然是不满意的，有人主张变更陈以都督名义发布的告示；甚至还有人主张用武力逮捕陈，治以窃篡名位之罪，但在其他革命党人的劝说下，李燮和从维护上海光复的成果出发，决定退让，自率敢死队开往吴淞，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自然取消。此时，黄汉湘等因对陈其美任沪督不满，乃决定成立吴淞都督府，推李燮和为都督，并以“吴淞都督李”的名义张贴布告。李燮和到吴淞后看到此种情势，力劝黄汉湘等人取消“都督”名号，改任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1912年1月8日，李燮和将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交杨承溥代办，3月底，吴淞军政分府奉文取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几乎与此同时，李燮和又在原有敢死队的基础上，另外组建光复军，假中国公学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李燮和自任总司令，由黄汉湘出任副司令，朱廷燎为协统，练兵3000人，号称光复军。
1911年12月2日，在李燮和所派援军的合力攻击下，南京光复。但在此之前的11月27日湖北汉阳失守，武昌岌岌可危，亟待援军。李燮和遂由吴淞移驻南京，与诸军将领商议援鄂事宜，被诸军推为“援鄂军总司令”。李燮和将黎天才所部光复军主力扩编为援鄂军第一镇，升黎天才为统制，拟分批西征援鄂，因南北和议开始而作罢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月12日，李燮和奉命在南京韬园设立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李燮和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2月7日，李燮和奉临时政府陆军部令，派遣先遣部队赴山东烟台建立兵站，发布檄文，次日，李燮和发布致山东军民电文，号召反清志士砥砺志节，“直捣虏巢”；李燮和准备亲率大队出征，2月12日，清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北伐遂告中辍。3月17日，李燮和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辞光复军总司令职务，将所辖军队移交陆军部，孙中山允如所请，并盛赞其功德。
李燮和自解兵权后，于1912年4月4日被南京留守黄兴委任为长江水师总司令，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水师均归李节制；嗣后，袁世凯任命其为长江水师总稽查，李称病坚辞未果，旋于6月8日向袁世凯一并辞去长江水师总司令及总稽查职。此后，他离开军界，与黄兴等一同发起组织拓植协会、长江轮船公司，创办《世界报》，从事实业和文化活动。
上述可见，李燮和在辛亥前后担任过六个总司令职务，但从未担任“长江下游招讨使”职。
复次，李燮和被黎元洪委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一说，纯系谣言。那么谣言是怎样产生的呢?追根溯源，还得从李燮和与陈其美两人的关系谈起。李燮和与陈其美虽在经营上海、策动武装反清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嫌隙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必然要在他们两人的身上反映出来，特别是在上海光复后，围绕着都督之争，表现得特别激烈。陈其美从个人的野心出发，为了争夺上海都督，在处理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上采取了极为恶劣的手法，不惜无中生有，挑拨离间，扩大矛盾，欺骗群众。据当时追随陈其美左右的章天觉回忆：还在上海起义前夕，陈其美曾“密约亲信同志”集议，用带有煽动性的口吻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为永占政治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陈其美所云“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完全是一派胡言!所谓“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也是陈其美制造出来的谣言，借以挑动其亲信反对光复会人，反对李燮和，以达到争夺沪军都督的目的。
毋庸讳言，李燮和为使自己师出有名，确实制造过他曾接受黎元洪委派而来上海领导起义的舆论。据龚翼星所撰《光复军志》称：武昌首义的捷报传来，上海革命党人在讨论响应武昌首义的问题时出现了这样一番情景：“顾皆赤手无成兵宿粮可凭借，而清兵屯集沪、淞，起外海及江阴，扼塞防守，水陆近万，营制将卒皆累旧，民党鲜通声气，不与列省常备新军比，计商进行，久不决。居顷之，清廷诏遣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会攻武昌，清军水陆乃皆趋注武汉，下游兵气始消。”正是在这种“计商进行”而“久不决”，“清军水陆乃皆趋注武汉”的情势之下，“燮和因诡称曰：‘燮和自武昌来，已约敢死队若干人，赢粮接济矣。’”这里用“诡称”二字显然系指不真实的说法。钱基博在《辛亥江南光复实录》中亦云：“燮和大言以励众曰：‘我自武昌来，黎都督已许赢粮接济矣。’”这里又用“燮和大言以励众”，自然是李为鼓舞士气而制造出来的舆论。事实上，李燮和所招募的敢死队员也主要是从中国体操学校与龙门师范学校招来的学生，而起义所用的经费则是由南洋华侨汇来或在沪、宁等地筹措的。平心而论，从当时光复上海的实际需要出发，从斗争的策略出发，李燮和制造自己带敢死队自武昌来，有“赢粮接济”，借以稳定军心民心的革命舆论，未尝不可；但陈其美造谣生事、欺骗舆论，则是别有用心。
综上所述，李燮和在辛亥前后尽管担任过六个总司令的职务，但没有一个职务是由黎元洪委任的，李燮和压根儿就没有担任过由黎元洪委任的“长江下游招讨使”。基于此，我们建议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或辞书再版时，谈及李燮和的生平事迹时应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以讹传讹的史事应当认真加以匡谬，以昭慎重，以传信史。
《李燮和研究史料集》201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