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筹安会是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犬马之劳的工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组织。长期以来，史学界除少数论者外，多数论者对所谓筹安会“六君子”几乎是不加区别地一概骂倒；然而，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参与发起筹安会的每个成员并不一定都是“帝制犯”，这就要具体分析参与发起筹安会的成员在什么情况下参加筹安会的?参加筹安会以后又有哪些实践活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各人的政治态度怎样?笔者试以探讨李燮和、严复与筹安会的关系为重点，揭示二人参加筹安会的历史真相，并对此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也论及其他筹安会发起人，对他们略作评述，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一生四次加入革命团体（黄汉会、华兴会、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六次担任总司令（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光复军总司令、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援鄂联军总司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长江水师总司令），为辛亥革命做出过杰出贡献。
民国初年，李燮和作为同盟会的会员，他和孙中山、黄兴等人一样，认为清政府已经被推翻，共和政体已经确立，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完成，剩下的任务就是实行民生主义，诸如修铁路、开矿山等开展实业活动一类的事情了。李燮和作为光复会的会员，按照光复会的誓词：“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他认为也应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于是，在l9l2年7月8日，他向袁世凯辞去了最后一个职务即长江水师总司令及总稽查之职，“飘然归里，于故居光明山构亭榭，植花木，灌园垂钓”，过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去了。令他不曾想到的是，民初激烈的党争与政争很快将其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而其北京之行则是他列名筹安会的发端。毫无疑问，李燮和北京之行完全带有被动的性质。早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时，他为了重塑在革命党人中的形象，欲利用一批有声望的革命党人和社会名流为自己装点门面，于是，给他们加封了“总统府顾问”、“高等参事”、“国务院咨议”之类的虚衔，李燮和便是其中之一。这位昔日光复军总司令被袁加封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及国务院咨议官”，李燮和并未赴任。但当“宋案”真相大白，袁氏阴谋败露、南北之战正在酝酿之际，袁世凯便再三电催各地未到职的“顾问官”、“咨议官”、“参事”进京速商大计。李燮和是一位极富政治责任感且勇于任事的革命党人，但要与这位过去被自己痛骂过的政敌坐在一起共商国事，无异于与虎谋皮。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乡人、朋友、亲属的敦促对李的北京之行起了重要作用。其时，李燮和的胞弟李云龙正在陆军部任职，侄儿李刚正在北京海军部供职衔。他们两人依章太炎意，力劝李燮和火速来京；杨度又专函相邀，约李燮和来京共商国事。章太炎和李燮和同是光复会健将，又是光复会重建后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彼此志同道合，亲如手足。杨度与李燮和交谊甚笃，两人又是湖南同乡，既然有这么多至亲好友频电相促，于是，李燮和抱着“消弭世难”的想法，于l913年5月底匆匆赴宁，由宁北上至京。
李燮和初至北京，由孙毓筠陪同与袁世凯晤面。袁“隆以优礼”，但话不投机。寒喧一通之后，李燮和刚刚谈及“消弭世难”、“增强法制”等实质性问题时，袁世凯便顾左右而言他，派人端茶送客了。袁之所以召他入京，表面上热情接待，实际上是害怕这位曾在整个华东战场叱咤风云、名震沪、宁，而今退居在野、尚有相当号召力的光复军总司令会在其下一步撕下伪装、复辟帝制时，东山再起，重举讨伐义旗，故特邀他入京，加以羁縻，哪里还会有什么兴致听其政见呢?所以当李燮和把“团结异己，增强法制，加强建设”的意见写成《条陈》，托孙毓筠转呈袁氏时，宛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李燮和“消弭世难”的善良愿望随着袁氏专制独裁步伐的加快而化为泡影。嗣后，老朋友章太炎被关押龙泉寺，革命党人尹昌衡被加罪下狱等怵目惊心的事实接踵而至，李燮和的处境虽然较之章、尹要好，但仍受到袁氏指派暗探的监视，借口保护安全为名，派军警站岗放哨，只允许其在指定的范围内活动，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李燮和在京期间，洞悉袁世凯种种倒行逆施的劣迹，根本无法劝其改恶从善，深悔为杨度、太炎、弟、侄等所误，既入虎口，难以脱逃，乃谢绝议事，杜门大隐，日以看书、打牌、酗酒排愁遣闷，借以消磨时光。常来常往的座上客有昔日的同事及同乡好友蔡锷、钱念劬、谭笃余等人，杨度、孙毓筠、胡瑛等人亦来探访过。据当事人谭笃余回忆：在杨云霈、梁士诒迎合袁意，盛倡尊孔读经后不久，杨度偕孙毓筠去李宅闲谈，提及杨写的《君宪救国论》一文，李摇头说：“我辈多年来蹈白刃、冒弹雨之谓何?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喋血碎骨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有何筹谋之余地?若谓今日局势动荡，全非共和体制之过，乃武人掌权、法制不修之过，此断断不敢苟同者”。时过多日，杨度又陪梁士诒造访，谈至君宪救国问题，李以他语乱之，自然还是反对君主立宪的。及至1915年8月初，杨度与胡瑛复来，直接以坐牢杀头相恐吓，李云“我退居已久，不问国事。诸君怎样做，各请自便。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胡瑛听后，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反正听我们去搞，你只管看书、打牌，只要不反对我们就成了。”边说边拉着杨度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时报》上公布了《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六个发起人中“李燮和”三字就在李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被列在第五名。“袁酝酿帝制前，对李的看管加强了，连家人都不许随便外出，记得李名登报已三天，李还不知道，是我听人谈起（我那时留外务馆整材料，好几天未回寓）才找到那天报纸”告知他，他早已失去登报发电的自由，除大骂胡、杨几声外，还能有什么办法?从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全过程看，完全带有被动的性质，对于袁世凯及其爪牙而言，是他们设置的陷阱和骗局。
如何看待李燮和列名筹安会这件事?如何评价李燮和其人?当事人以及当前史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不少论者认为，李已改变初衷，反对民主共和，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已经堕落为“帝制犯”、“祸国贼”；也有的论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是一桩历史冤案。笔者认为，前说有失偏颇，后说比较符合实际。
首先，李燮和是否与袁世凯同流合污，是否已堕落为“帝制犯”，关键问题就是要弄清楚他在民初的政治主张。早在l9l2年1月l9日，李燮和在上孙大总统书中，特别强调“共和之基础宜确定”，他认为，共和“皆我先烈义士以头颅血肉购得”，必须人人尽其义务，“而后乃能达共和之目的”，否则，那是“共乱也，非共和也”（《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时报》1912年1月19日）。他在同年2月5日的北伐誓词中，明确指出，北伐的目的是“建设一完全之共和国”，“其为共和之敌者，则歼除之”（《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北伐誓词》，《民立报》1912年2月8日）。2月8日，他在致北京蒙古联合会电文中重申，民军起义的终极目的，“即以结合五大民族，建设共和国为宗旨”（李燮和《致北京蒙古联合会电》，《民立报》l9l21年2月8日）。3月10日，他在上孙大总统辞光复军总司令职中提及辞职的原因时，再一次强调，今完全共和既已成立，壮志亦已稍酬。辞呈结尾还提到“扫地焚香，定祝共和万岁!”（李燮和《上孙大总统请辞光复军总司令职呈》，《临时政府公报》第34号，l912年3月10日）查遍李燮和民初的政论，力主共和之词俯拾即是，而赞成帝制之语则从未发现。
其次，从李燮和与袁世凯的关系看，二人志趣迥异，政治观点不同，亦无私交。早在南北议和期间，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l9l2年1月15日，李燮和致孙大总统、黄陆军总长等人的电文中称：“袁氏屡假和议，缓我攻北；而彼则于停战期内，违约进兵，攻掠民军光复各地，阴谋叵测，实我冠仇。”他在此后上孙大总统书中对袁氏一生劣迹进行了无情揭露：“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袁氏者，故不可恃者也”（郭孝成《中国革命记事本末》第三编，商务印书馆，l9l2年版，第38页）。1月31日，李燮和公开致电袁氏，当面揭露其两面派惯技，电称：“遒公始则宣言清后允认共和，继又遁词并未议及逊位，以一手掩尽天下目，本公惯技”，“若公犹持其惯技，以与天下人撑持，燮和武夫，惟有以铁血与公相见”（李燮和：《致袁世凯电》，《时报》l9l2年1月3l日），袁氏对此记忆犹新，但又迫于形势，故欲借重李的威望。李奉召进京后，过了20多天才例行公事地与袁见过一面，故而李拥袁称帝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复次，李燮和是否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已堕落成“帝制犯”，革命党人最有发言权。章太炎称：“孙少侯时为袁氏要人，柱中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柱中来见，不甚诮让也。”此处所谓“狱事被胁”，即指被软禁、被裹胁之意。龚翼星亦称：“湘潭杨度以《君宪救国论》啖项城，窃君名其中，君不能拒”（龚翼星《陆军中将勋五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墓志铭》，未刊稿）。这里用一个“窃”字，是指盗用其名的意思。所谓“君不能拒”，是指李燮和被软禁后无法表明政见亦无处表明政见的苦衷。一向坚持反袁斗争的胡鄂公惊闻李燮和仙逝，亲撰挽联悼之：“与孙黄宋蔡几番作革命元勋，成功不居，大智若愚，愤世学楚狂，千古英雄一洒泪；值日俄法美列强肆侵略主义，战固酿灾，和亦迫祸，信宗失季布，纵横欧亚尽含悲。”（刘绍东《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胡与李同寓京城，对李应该足了解的，若李与袁同流合污，胡决不会对李作如此高的评价。
毋庸讳言，李燮和在列名筹安会问题上，他个人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其应负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李入京后，杨度等人第三次来李寓商议是否加入筹安会一事，并以“坐牢杀头相恐吓”的时候，李态度消极暧昧，缺乏应有的积极抗争。李所谓“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是否加入“筹安会”问题上，作为一个革命党人应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应有丝毫的含糊。而且，当他得知《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六人中有他的名字时，他采取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消极态度。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用登报或者通电的形式据理力争固然是不可的，但反抗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向当局提抗议，开展绝食斗争，向所接触的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说明事实真相等等都是可以办得到的。但李燮和没有这样做。他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因为李从内心深处而言，他是坚决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民主共和制度的，他当然不能违心地讲拥护“君宪救国论”，这就是所谓“既不赞成”一语的含义。但他深知，袁世凯对待革命党人的手段是极其狠毒的，如果自己在被软禁的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君宪救国论”，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不仅关系到李个人的生死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李氏家庭及亲属的生死问题。当时李燮和一家、其胞弟李云龙一家、其侄儿李刚一家，“三家人二三十人，都住在北京，人口众多，以致无法脱离虎口”（李兴潇《先君李燮和的一生》，《长沙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因此，他只好用“也不反对”一语加以搪塞。袁世凯也清楚，要一向主张民主共和制的李燮和“拥护帝制”简直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不公开站出来反对就行了，有了李燮和的“也不反对”这句话，袁世凯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句话正好为袁世凯所利用，让敌人钻了空子，成为将其列名筹安会的口实。袁世凯死后，李燮和带着愧疚的心情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故乡隐居。从此，他闭门谢客，读书自省，并撰对联以自责：“北顾效三呼，渡河杀贼虚初愿；南来欠一死，列简蒙冤愤晚年”（刘绍东《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这幅对联既是他对自己列名筹安会而缺乏积极抗争心理的一种反省与自责，也道出了他晚年内心悲愤、抑郁的心情。
二
严复早年曾就读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同时，认真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醉心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批判封闭守旧观念和封建专制制度，痛斥历代帝王为“大盗窃国者”，呼吁国人顺应大势，变法图强。
1895年初，严复译成《天演论》，l898年正式出版发行，以进化论原理向国人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赞誉严译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康有为：《与张之洞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成戍变法》，第2册，第525页）。1901年到1909年严复又翻译出版了多部进步著作。尽管严复晚年思想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且愈益趋向保守，然而，他作为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和知名学者是任何人都毋庸置疑的。民初，严复先在京师大学堂任过一段时间总监督，其后出任过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参政、约法会议议员等职。早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袁慕其名，卑词相召，严复回答说：“袁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在袁世凯被贬失势时，他倒是有点为袁鸣不平。由于他主张君主立宪，袁世凯便暗中提醒杨度说：“此人若为我用，则帝制增色不浅。”杨度为拉拢严复加入筹安会，曾三踵其门乞教，但收效甚微。据知情人回忆：前两次未谈及正题，第三次杨度单刀直入地说：“严先生，你素来反对共和，德皇威廉二世亦谓共和之制行于中国必乱，中国不治，则世界亦必乱，你看改行君主制何如?”严复不解其意，说：“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得一大有为之君不可。我们想发起一种研究国体的团体，你加入为发起人何如?”严说：“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耳!”杨说：“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贡献之于国家则不忠，你是才望俱隆之士，何可高卧不出，而坐视国事之败坏?”严万不得已，只好回答说：“好吧，你们去提倡，我来附骥。”翌日，严在报上发现筹安会发起人有他的名字，正在茫然不知所措，忽然接到杨度派人急速送来的函件，函云：“此乃极峰之意，极峰素重公，已代为署名，拒之恐有未便”。刚阅完信，门房举步慌乱进来说：“不好了，我们门口有大兵把守了!”很明显，严复列名筹安会以后，其住宅西城旧刑部街已被军警包围，严复和李燮和一样已被软禁。此后，筹安会的开会通知犹如雪片一般飞来，他既不到会，亦不否认列名。不久，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从学理上批判帝制，袁世凯想借重严复的威望，派人登门以巨金相诱，劝其作一长文图谋抵制，严淡然答道：“我老了，已不怕什么了，文章做不出来，你们另请高明吧!”严复一直听之任之，既不否认列名，亦不积极抗争，他与李燮和对列名筹安会的态度确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严复主张君主立宪，且年事已高，对列名筹安会的态度采取无所谓的听之任之的态度。袁世凯死后，帝制取消，北京政府通缉祸首的命令将要下来，他的好友林纾规劝他离京，以免坐牢，他淡然回答说：“不离也罢。”“老朋友你莫急，是祸事不能逃，能逃不是祸事，我老了，已不怕什么了，文章我未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不妨听之任之”。寥寥数语再恰当不过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列名筹安会的态度。
三
众所周知，筹安会的主角是杨度与孙毓筠两人。杨度长期宣传君主立宪，不遗余力，曾被袁世凯任命为学部副大臣、宪法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等职。孙毓筠1912年7月赴北京，任临时参议院参议员、总统府顾问。“二次革命”后投靠袁世凯，任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和杨度的地位不相上下。他们两人在袁的授意下，一拍即合，狼狈为奸。他们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筹安会的组织是由杨度和孙毓筠两人串联其余四人组建起来的。当1915年8月10日杨度由夏寿田陪同谒袁时，杨就已经提出由他出面组织机关鼓吹帝制的问题。袁不无担心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的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曰：“度主张君主立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经杨度反复推陈，袁对杨表态说：“你可与少侯等谈谈。”于是，杨秉承袁之旨意，又去联络孙敏筠去了。刘师培、胡瑛、严复、李燮和四人也是由杨、孙出面进行串联的。在李燮和、严复不愿加入筹安会的情况下，也是由杨度或孙毓筠出面采用种种手段，将其列入筹安会发起人之列的。
其二，筹安会成立前后所发布的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文章和文件均是由杨度撰写的。如：
1915年4月，杨撰写了一篇长达两万余字的文章《君宪救国论》，是虎公答客问的体裁写成，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记载当时总统制的缺陷，下篇是对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实行民主立宪的批判。这是一篇公开声讨共和，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的政治宣传品。文章撰成后由夏寿田转呈袁世凯，袁很赞赏此文，亲题“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赠与杨度。
19l5年8月l4日，杨又撰成《发起筹安会宣言书》，该宣言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篡权所带来的种种混乱归咎于“共和国体”所造成，把世界各共和国家的“党争”和“战祸”作为中国不能推行共和制的“前车之鉴”。宣言书还重复着美国政治流氓古德诺的陈词滥调，把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作为所有弊端的“根本解决之谋”，并将其所宣扬的君主立宪说成是“筹一国之治安”的“爱国”举动。
同年8月20日，发出《筹安会成立启事》，“经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其余四人为理事，在启事之后附有《筹安会章程》，分为四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发展会员，必须“经理事长之认可”。同日，又向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各省城商会、上海和汉口商会等发出《筹安会通电》，其内容与《发起筹安会宣言书》的内容极其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涂上了一层“学术”色彩，藉以掩人耳目。
8月23日，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在北京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湖南、吉林、安徽、湖北、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筹安会分会。翌日，又再次向各省将军等发出通电，提出拟请派遣代表来京，加入讨论。
8月29日，又发出《筹安会第二次宣言》，从拨乱，求治两个方面进一步阐述其君主立宪的主张。所谓“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9月底，筹安会向参政院发出《筹安会请愿》，这份请愿书较此前筹安会的有关文件更加露骨，劝进袁世凯称帝的心情更为急迫。直到10月中旬，杨度将筹安会改为“宪政协进会”，至此，筹安会的活动基本告一段落。筹安会出笼后将近两个月时间里，散布了不少宣扬宪政、拥袁称帝的言论，而且将其言论付诸实施，是一个地地道道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的反动工具。筹安会改为“宪政协进会”以后，杨度和孙敏筠仍然没有停止其复辟帝制的活动。杨度于12月1l日又撰写过《参议院代行立法院第二次推戴书》；据杨度后来回忆：“第二次推戴书是我在筹安会活动中最难写的一篇文章，也是我为袁项城尽叫效力的最后一篇文章。”12月15日，又撰成《代闿运拟劝进电》。之后，杨度与孙毓筠均是袁世凯登极大典筹备处的骨干。这段时期，他们已成为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
其三，筹安会成立前后，杨度、孙毓筠两人不仅有其拥袁称帝的言论，而且有其行动。据杨度所撰《筹安会成立启事》称：“本会自发起后，所有与各界接洽商办之事至为繁重，几于日不暇给”，可见其“筹安”的实际活动是十分繁忙的。筹安会向各省将军等发出通电，要求各省“派遣代表来京”之后，各省代表秉承旨意，纷纷表示参加讨论。为加速帝制运动的进行，杨度等人通过筹安会发给所有在京代表以及还在各地的“代表”一张票纸，由他们在票上填写赞成“君宪”或者“共和”二字，作为表决的依据。由于被推选的“代表”多属守旧派人物，又明白上司的意图，无不攀龙附凤，所以投票的结果，自然一致赞成“君宪”政体。此外，杨度、孙毓筠一方面大力发展筹安会组织，另一方面，公然抛开学术外衣，请求实行帝制，并与梁士诒等勾结成立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这些活动中，杨度、孙毓筠扮演了主要角色，成为筹安会中坚人物。
与杨、孙相比，刘师培、胡瑛只能算是配角。刘师培虽以学者见称，但1908年为夺取同盟会领导权，提议改组同盟会，被东京同盟会本部拒绝而变节，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入其幕府。l9l5年袁世凯畀以会府咨议，他感激涕零，专上谢恩折一封。杨度《君宪救国论》发表后，刘亦步其后尘，作国《情国论》、《告同盟会诸同志》等文，只讲民族主义，不讲民主共和，以与杨度相唱和。胡瑛早年与宋教仁一道参加辛亥革命，因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捕，入武昌监狱，至武昌起义后始出狱。民初，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后被袁世凯免职，调至北京委任为甘青屯垦使，因其颇具才华，且未卷入“二次革命”，被袁世凯看中，列名筹安会发起人之。胡瑛虽然没有写过拥护帝制的文章，但他在串联李燮和等人列名筹安会时也配合杨度前往李宅说项，多少参与了筹安会的一些实际活动。黄兴在病危时还提及“胡经武无志节，可恨可怜”。（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因此，说刘师培和胡瑛在筹安会充当配角，一点也不过分。据当事人回忆：筹安会事务所设在石驸马大街上，“杨、孙任、正副理事长，驻场办公；余挂名理事，胡瑛常去，刘师培偶尔去，李与严复根本没去过。”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为“继任”总统，在舆论压力下，l9l6年7月l4日，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如下：“自变更国体之义兴，全国扰攘，几陷沦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十诒、夏寿田、朱启铃，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可见，当时北京政府还是根据各有在帝制活动中的表现，依据情节轻重而加以区别对待的。
8月l7日，严复为此专门写信给副总统冯国璋，信中有云：“当筹安会发起之时，杨、孙二子，实操动机。其列用贱名，原不待鄙人之说，夕来相商，晨已发布。我公试思，当此之时，岂复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近者国会要求惩办祸旨，尚幸芝老（指段祺瑞）知抟真实，得及宽政，不然，复纵百口，岂能自辩?”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这位近代思想文化巨人对列名筹安会一事的态度，也反映了李燮和对列名筹安会一事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