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古微》共十卷，是近代文字学家叶德辉先生所著。叶德辉（1864—1927），字奂份（一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室名观古堂。湖南长沙人，一作湘潭人。据《吴中叶氏族谱》记载，其父叶浚兰原居江苏吴县洞庭东山，在太平天国革命军进至苏浙地区时，迁居长沙。另外，叶德辉在他的《释人疏证》一书中写到“光绪壬寅仲冬长沙叶氏印行”，在该书自叙中又有“光绪壬寅夏，六月中伏日，长沙叶德辉叙”。《湖南文史资料》也把叶德辉作为湖南长沙大劣绅之一来评述。”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叶德辉为湖南长沙人。而湘潭一说，现尚无实据。叶德辉在其所著《六书古微》中又署名“南阳叶德辉”，并有“南阳”藏书印一方。南阳现为河南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西周时南阳为申伯国，战国时称宛，秦时为南阳郡，秦汉以后为郡府治1600余年。可见南阳历来都在河南省境内。据考证，南阳是叶姓的发源地，叶德辉在其所撰诸书中多有“南阳叶德辉焕彬撰”的字样，大概就是依此为据。
叶德辉八岁入小学，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吏部主事。然不久就弃官回乡里，以著述、藏书为事。其所藏达20余万卷，所著及校刻书凡百数十种。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叶德辉编辑了《观古堂书目丛刻》一书，著有《书林清话》、《元私本考》及《〈书目答问〉序》：在文字学方面，叶德辉先后刊印了《释人疏证》二卷、《六书古微》十卷、《说文读若字考》八卷、《同声假借字考》二卷和遗著稿本《说文籀文考证》二卷。后四部书又合称为《郋园小学四种》。可见，叶德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与版本目录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字学家。
古人把汉字归纳为六种类型，转注是其中之一。“转注”一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给转注下了定义，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但是对于“转注”的理解，自许慎以次诸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叶德辉在《六书古微》一书中对“转注”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许君当时独举考、老二例者，正以老部字无不承老而言，即部末孝字似于老字，无可依附而卒。申其意曰：‘从子，子承老也，则同意相受，岂不更显然乎？夫老一字既建类矣，又一首矣，又同意矣。于是字字有所承受，字字可以遁转。盖转注之字未有明白易知如此部者’”。叶德辉把“类”与”首”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对待。所谓“类”，即指老部字，指部首而言；所谓“首”，是指老、考、耋、耄等字皆从之人、毛，是指意符，也就是事类而言。孙雍长也认为“‘类’即谓事类。‘首’即谓‘类首’，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讲的标志是类范畴的‘意符’”。至于，“同意”，叶德辉则把“考”与“老”看作是一同意相受”的双方。这与多数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除许慎所列老部以外，叶德辉还认为“至散见他部诸字有不建类、不一首之转注”，这其实是将转注用法和转注造字区别开来。转注用法是指用转注的一些规定来说明字义，而非产生转注字。叶德辉还将这些“不建类、不一首之转注”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各自为类，各从其首
叶德辉认为“此但转注，而各自为类，各从其首，更无同意之可言”，这一类转注字分属不同的事类，其所从意符也不相同。如《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曰：“下，底也。”又“底，山居也，一曰下也。”叶德辉先生把“下”与“底”看作是一对转注字。“下”与“底”分属《说文》上部和广部，“下”本为指事字，“底”为形声字。可见，两者只是意同，所从部首、义符皆不同。如若谓之转注，岂不是凡意同字皆可谓之转注？这其实是把训诂学的“互训”方式看作是文字学六书中的“转注”。我们认为“下”与“底”只是两个同意的字，与转注无关。又如“谨”与“慎”，《说文》曰：“谨，慎也”，“慎，谨也”。两者意义相同，后来还有“谨慎”这一同意复词。谨与慎分属《说文》言部和心部，这只是由于古人造字时所选取的角度不同，谨表示言语方面，慎表示内心方面。如果把这类同义的字都看作是转注字，那么像今天的同意复词都可以看作是转注字，比如“歌咏”、“呻吟”等等，这无疑扩大了转注字的范围。所以，叶德辉所举“下”与“底”；“谨”与“慎”等字都说明了它们符合转注用法，而非转注造字。
二、虽归一首，但不建类
按叶德辉所说“又有一首而不建类之转注，……凡若此者，其所从字同，而其部中字义例杂出，各以类次。此但有转注而不得谓之同意相受”。这类转注字归属同一部首，各部中字义例杂出，各以类次。如《说文•口部》：“咽，嗌也”，“嗌，咽也”。咽和嗌都在口部，读音相同，是阴阳对转的关系，并且意义也相同。但这两个字只是同部首的同义的字，因为这两个字的部首“口”不是意旁，是类旁，并不能说明咽或嗌是转注原体字。“同意相受”就是说部首即义旁和这个转注字的概念完全相同，即新字受意于部首。许慎举“考”、“老”为例，考以老为部首，与老同类，考又以老为义旁，受意于老，考、老同义。再如《说文•言部》：“信，诚也”，“诚，信也”。诚与信都以言为部首，但不与言同类，所以诚、信并不是言分化的转注字，而诚与信也并无从属关系，就不应该看作是转注字。因而叶德辉说“若晨、尔、爽、工、巫、高、……等字，或从形同意，或从文同意，皆可同意而不可转注。此益证老部之成立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八字之一部，非他部杂出诸类之可例也。”
三、增省其文，以相转注
这一种情况较为复杂。叶德辉将其分为两类：一种见于同部；一种见于隔部。叶德辉引《说文•目部》：“目，人眼”，“眼，目也”。部首字“目”既是“眼”字的义旁，又是“眼”字的类旁，并与“眼”同义。所以，“眼”可以视为转注字。《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说文•八部》：“分，别也。从人，从刀，刀以分别物也。”“仌，分也，从重八。八，别也，亦声。”八、分是双声对转，其实是一个字。《玉篇•八部）：“仌，古文别。”所以八与分可以看作是一对转注字。这些都是同部的情况，叶德辉又引《说文•火部》：“炮，毛炙肉也。”炮、炙不在同部，但意义相同，叶德辉谓之“皆转注之变例也”。可见，炮、炙并不是转注字。
四、杂采方言，以相转注
叶德辉认为“又有杂采方言以转注者。……此更后起之义，亦转注之变例也”。陆宗达等人持此论。陆宗达在《说文解字通论》中提出“中国地幅广袤，方言繁多，同样一个词在甲地这样说，在乙地却那样说，于是使用不同方言的人去各自按照本地语言造字……”叶德辉以《说文•木部》为例，“椽，榱也”，“桷，榱也”，“榱，秦名为屋椽，周谓之榱，齐鲁谓之桷”。所以叶德辉认为椽、榱相转。由于方言的差异，用以表达同一事物的文字有多个，但我们并不能认为是转注字。陆宗达认为“‘随音立字’还得按照‘指事’、‘会意’、‘象形”形声’这四种造字之法”。许慎释椽与榱为形声字，可知椽与榱并非转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方言》曰：‘匕谓之匙’，苏林注《汉书》：‘北方人曰匙。玄应曰：‘匕谓之匙。今江苏谓匙，汤匙也。’”匙以匕为义符，与匕同意，可以看作是转注字。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所有这类情况都是转注字。
五、借用同声，以相转注
叶德辉认为这类字不用本字，而是借用同声的字来转注，他说：“此盖转注而兼假借又例之变而又变者也”。梁东汉认为：“转注字与假借宇也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意义相同，声音相近，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转注字必须具备同部首、声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同这三个条件。而假借则只要声音相同或相近就可以假借，借字与被借字可以不同一部首”。叶德辉举《说文•又部》：“及，逮也”，《说文•隶部》：“隶，及也”，叶德辉认为隶可假借为逮。逮与隶分属不同的部首，事类也不相同，我们不能只因为意义相同或相近、声音相同或相近而判断为转注字。我们认为转注字可以不在一个部首，声音可以不同，但其所属的事类、意义必须相同，这样才能“相受”，而不是“互训”。至于转注兼假借，孙中运认为“假借字是‘六书’之一，它的字义是可以‘同义’的，因为假借是在本无其字的情况下‘依声托事’的，是用借声表义的方式创造的文字。如‘兹’和‘斯’、‘此’都是假借字，但它所表示的概念，就是它的本义。……把古人写的别字用来和一些字的本义相提并论讲‘同义’，是不应当有的错误”。
以上是叶德辉关于“六书”中转注的看法。叶先生糅合各家所长，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后人的转注用法与最初造字时的转注造字法区别对待，认为“惟谓凡某之属皆从某，即同意相受。此在仓颉字少时或本如此。至周秦以来名物繁杂，文字增多则不能以此为定限矣。老部十字吾定为造字时原篇，他部则虽一首建类，而一类之中名义糅杂，与同意相受失之远矣”。我们虽然至今对转注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叶德辉对转注的研究角度、方法留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