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刻丛书可以说是清代私刻的一大特色。清代私刻图书十之八、九是丛书。屈万里、昌彼得在《图书版本学要略》中论及清代私刻时说：“清代学风，既由空疏而转入朴实。故私家刻书，或慎摹旧本，或广罗秘笈，往往汇为丛书，传之士林。盖私家刻书之极盛时代也。”而“汇刻群书，卓然名世者”，在康熙年间有纳兰性德之《通志堂经解》、曹寅之《栋亭》十二种、张士俊之《泽存堂》五种。乾嘉以来则有毕沅之《经训堂丛书》、卢见曾之《雅雨堂丛书》、孔继涵之《微波榭丛书》、李文藻之《贷园丛书》、吴骞之《拜经楼丛书》、段玉裁之《经韵楼丛书》、鲍廷博之《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之《士礼居丛书》，阮元之《文选楼丛书》、张海鹏之《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借月山房丛书》、钱熙祚之《守山阁丛书》、伍崇曜之《粤雅堂丛书》等等，“皆精校慎刻，见重学林者也。”同光以来，则有潘祖荫《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姚觐元《咫进斋丛书》、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丁丙《嘉惠堂丛书》、章寿康《式训堂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缪荃孙《云自在龛丛书》、刘世珩《聚学轩丛书》、徐乃昌《积学轩丛书》等，“亦皆学林所尚”。这说明清一代为私家刻书之极盛时代，刻书家“或慎摹旧本，或广罗秘笈”，将它们“汇为丛书，传之士林”。由于丛书“搜罗至广，学者欲求以往著述，属于何类之书，均可于丛书中求之，遂成学术之宝库”。叶德辉（1864—1927年）是活动于清末民初的著名刻书家，刊刻有不少重要之丛书。
叶德辉，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自阝园。湖南长沙湘潭县人。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刻书家。他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从事目录、版本、考据、辑佚研究，著述颇多。其版本目录学的造诣颇深，影响深远的著作也颇为丰富，主要著作包括《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和《郋园读书志》等等。
叶德辉除以藏书和版本目录学称著于世，又以刻书著称，其“所著及校刻者凡数十百种，多以行世”。叶德辉所以于学术活动之外醉心于刻书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了张之洞的影响。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中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之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刻书不择佳恶，书佳而不雠校，尤糜费也），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叶德辉非常赞同张之洞的看法。他在《书林清话》的开篇〈总论刻书之益〉一则就曾引用张之洞的这段话。在此则中，叶德辉进一步引申宋代司马光曾说过的“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的这段话。叶德辉说：“吾有一说焉，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以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为“积阴德”而刻书，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叶德辉热心刻书的原因。
其刻书多以“观古堂刊”、“湘潭叶氏刊”或“长沙叶氏刊”署名。其刻书之详细目录，叶德辉弟子刘肇隅于1927年编《郋园四部书叙录》时曾附有〈郋园刻板书提要〉。杜迈之、张承宗在《叶德辉评传》中亦附有其刻书的详细清单，且重新加以系年。根据这份清单，发现叶德辉刻书多达160余种，其中除了个人的作品外，也包括一些较为稀见的书籍，涉及的范围包括经学、史学、游艺、小学、版本目录学以及家集等等。
叶德辉曾将其所刻单行本分别结集成七套丛书，现依据刊行年代排列分别述之。
（一）《观古堂汇刻书初二集》十三种。初集是经学、二集是诗文集，于光绪壬寅（1902）八月以“湘潭叶氏”的名义印行。初集包括《三家诗补遗》三卷（阮元撰）、《尔雅图赞》一卷（晋郭璞撰）、《山海经图赞》一卷（晋郭璞撰）、《尔雅补注》四卷（周春撰）、《说文段注校》三种（龚自珍撰《说文段注札记》一卷，徐松撰《说文段注札记》一卷，桂馥撰《说文段注抄按》一卷、《补》一卷）、《华阳陶隐居内传》三卷（宋贾渊撰）、《华阳陶隐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朱氏遗札》一卷、《宋真宗御注佛说四十二章经注》一卷（宋真宗御注）、《佛说十八泥犁经》一卷（后汉安息国安世高译）、《佛说鬼问目莲经》一卷、《饿鬼报应经》一卷（东晋无名氏撰）和《佛说杂藏经》一卷（东晋沙门法显译）。二集以诗文集为主，同样在光绪壬寅八月以“湘潭叶氏”的名义刊行。二集包括：《沈下贤集》十卷（唐沈亚之撰）、《金陵百咏》一卷（宋曾极撰）、《嘉禾百咏》一卷（宋张尧同撰）、《曝书亭删余词》一卷、《原稿目》一卷、《校勘记》一卷（朱彝尊撰）、《严冬有诗集》九卷（严长明撰）和《疑雨集》四卷（明王彦泓撰）。
（二）《观古堂所著书》十三种。所收皆叶德辉辑撰的著作，与《观古堂汇刻书初二集》同时刊行，同样以“湘潭叶氏”的名义刊行。包括《天文本单经论语校勘记》一卷，《孟子刘熙注》一卷、《释人疏证》二卷、《淮南鸿烈闲诂》二卷、《淮南万毕术》二卷、《山公启事》一卷、《山公佚事》一卷、《傅子》三卷、《订误》一卷、《晋司隶校尉玄集》三卷、《瑞应图记》一卷、《宋秘书省编到四库阙书目考证》二卷、《昆仑集》一卷、《续》一卷、《附》一卷、《释文》一卷、《古泉杂咏》四卷和《郋园书札》一卷。原本打算同时在这套丛书刊印《古泉图说》，但不知何故，没有刊印成功。
叶德辉于1919年重编这套丛书，分第一集和第二集刊行，内容和初版有些许不同。重编第一集包括以下几种图书：《天文本论语校勘记》一卷、《辑孟子刘熙注》一卷、《辑月令蔡邕注》四卷、《古今夏时表》一卷、《郋园书札》一卷、《六书古微》十卷和《释人疏证》二卷。第二集包括《山公启事》一卷、《山公佚事》一卷、《瑞应图记》一卷、《辑鬻子》三卷、《郭氏玄中记》二卷、《淮南鸿烈闲诂》二卷、《淮南万毕术》二卷、《晋傅子》三卷、《订误》一卷、《晋司隶校尉传宣集》三卷、《藏书十约》一卷和《游艺卮言》一卷。重编中包括了几种初编所没有的著述，有《辑月令蔡邕注》四卷、《古今夏时表》一卷、《六书古微》十卷、《辑鬻子》三卷、《郭氏玄中记》二卷、《藏书十约》一卷、《游艺卮言》一卷等七种。除此，发现其中有初编有而重编无的现象，如《宋秘书省编到四库阙书目考证》二卷和《昆仑集》一卷、《续》一卷、《附》一卷、《释文》一卷。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可能是由于《宋秘书省编到四库阙书目考证》二卷已收入1918年刊行的《观古堂书目丛刻》，没有重复的必要。至于《昆仑集》诸卷所以没有收入，可能是由于其板片在动乱期间遭到破坏，无法把它编入重编。
（三）《观古堂汇刻书》十四种。以经学、目录学、诗文集为主，以前述的《观古堂汇刻书初二集》和《观古堂所著书》同时刊行，同样以“湘潭叶氏”的名义刊行。这套丛书包括《观古堂汇刻书初二集》中刊刻过的《三家诗补遗》、《尔雅图赞》、《山海经图赞》，《尔雅补注》，《说文段注札记》，《说文段注抄按》、《补》，《陶隐居内传》，《华阳集》、《沈下贤集》、《朱氏遗札》。其余的包括《明南雍经籍志》二卷，《万卷楼书目》四卷（明梅鷟撰）、《结一庐书目》四卷、《宋元本书目》一卷（朱学勤撰）、《绛云楼书目补遗》一卷、附《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一卷（钱谦益撰）、《影宋本鱼玄机集》一卷、《题跋》一卷。
（四）《丽瘘丛书》九种。以游艺图书为主，于光绪丁未春仲（1907年）刊行，以“长沙叶氏”的名义刊行。包括《南狱总胜集》三卷（宋陈田夫撰）、《七国象棋局》一卷（宋司马光撰）、《投壶新格》一卷（宋司马光撰）、《谱双》五卷（宋洪迈撰）、《打马图经》五卷（宋李易安撰）、《除洪谱》一卷（宋朱河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修辞鉴衡》二卷（元王构撰）和《古今书刻》二卷（明周弘祖撰）。
（五）《双梅影阁丛书》十七种。共收入著作十七种，凡二十六卷。此书初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1914年重编时，叶德辉又增益数种，成今日所见之规模。这套丛书包括《素女经》一卷、《素女方》一卷、《玉房秘诀》一卷附《玉房指要》（隋张鼎撰）、《洞玄子》一卷、《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一卷（唐白行简）、《青楼集》一卷、《板桥杂记》三卷（清余怀撰）、《吴门画舫录》一卷（西溪山人编）、《燕兰小谱》五卷（清吴长元撰）附清赵执信撰《海沤小谱》一卷、《桧门观剧绝句》三卷（清金德瑛、王先谦等撰）、《木皮散人鼓词》一卷（木皮散山贾凫西撰）附明归庄《万古愁曲》、《乾嘉诗坛点将录》一卷、《东林点将录》一卷附录一卷（明韩敬撰）、《重刻足本诗坛点将录》一卷和《秦云撷英录》一卷（清严长明编）。
和前面几套丛书比较起来，这套丛书的内容比较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六种，大抵言房中阴阳之术、养生之方。除《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为唐代白行简所撰外，其余五种为唐以前古籍，而以《素女经》为最古，应当是先秦时人摭集三皇五帝之遗闻以成篇，实为房中术之鼻祖。《青楼集》、《板桥杂记》、《吴门画舫录》、《燕兰小谱》、《海沤小谱》、《秦云撷英录》等六种，除《青楼集》为元人所作外，余皆出清人之手。所记皆梨园青楼之事，为优伶歌妓之传谱。《观剧绝句》、《木皮散人鼓词》、《万古愁曲》等三种，以诗、鼓词、典的形式，抒发心中不平之起，发千古兴替之慨，是为咏史之作。《乾嘉诗坛点将录》初刻、重刻各一种和《东林点将录》共三种，为文人排名榜。
（六）石林遗书十三种。以六世祖叶梦得的著述及其生平资料为主，于宣统辛亥（1911年）仲秋刊行。叶德辉刊刻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表扬先德”。包括《石林家训》一卷、《治生家训要略》一卷、《礼记解》四卷、《石林燕语考异》十卷、《玉涧杂书》一卷、《岩下放言》三卷、《避署录话》二卷、《老子解》二卷、《建康集》八卷、《石林诗话》三卷、《石林词》一卷和《石林遗事》三卷。
（七）观古堂书目丛刻十五种。以前人书目为主，包括以前刊刻过的七种书目及新收入的八种。于民国七年（1918）刊行，包括《宋绍兴秘书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叶德辉考证）、《古今书刻》二卷（明周弘祖撰）、《明南雍经籍考》二卷（明梅鷟撰）、《百川书志》二十卷（明高儒撰）、《万卷楼书目》四卷（明朱睦木挈）、《绛云楼书目补遗》一卷（钱谦益撰；陈景云注）、《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二卷（曹溶撰）、《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一卷附《考证》一卷（清黄虞稷、周在浚编次；叶德辉考证）、《孝慈堂书目》不分卷（清王闻远撰）、《佳趣堂书目》不分卷（清陆撰）、《竹崦庵传钞书目》一卷、《结一庐书目》四卷（清朱学勤撰）、《别刻结一庐书目》一卷（清朱学勤撰）、《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清黄丕烈撰）和《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清朱彝尊撰）。
据观察，叶德辉所刊行的书籍，大多来自其观古堂藏书。以观古堂书目丛刻来说，就有不少是来自观古堂藏书。其中《明南雍志经籍考》二卷是叶德辉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北京从刘笏云学正处抄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行。《古今书刻》二卷得自日本人友人井原真澄和白严龙平，皆是岛田翰所刻。据叶德辉在卷首〈重刻《古今书刻》序〉中指出，自清初以来重要的目录都没有著录《古今书刻》，可见其传本甚少，叶德辉得到该目后乃复刊之。又如阮元《三家诗补遗》三卷，世无传本，叶德辉得稿本于京师，“仪征李仪刻之，于是世知文达有是书矣”。
对叶德辉刊刻丛书的活动，我们发现他非常重视刊刻珍本和罕见之本。叶德辉的刻印书均经认真选择，大都为世间难觅之书。如阮文达《三家诗补遗》的刊印，是由于“世无传本”，叶德辉得“稿本于京师仪征李氏刻之，于是世知文达有是书矣”。又如《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的刊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目“自宋浙漕司摹板后，别无刻本，东南藏书家虽闲有钞存，而孤本单薄，海内学人无由共见”。因此，在得到丁氏迟云楼钞本，经精心校勘后，乃将它刊行于世，以为海内学人“共见”。又如《古今书刻》二卷的刊印，乃是由于该目是治目录学之学者及治史学者之“原始资料”，加上“传本甚少”。叶德辉辗转借得日本岛田翰所藏明刊本，乃仿原式重刻，以存其真。再如《南雍经籍考》二卷的刊印，乃是由于该目“屡经修纂，此二类已湮灭无存，幸有监中孤本流传”。叶德辉从刘芴云学正钞得之后，乃将之“寿之枣梨”。
校勘是保证刻书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叶德辉非常重视刻印书籍的校勘工作，如他所以刻印《打马图经》，是由于原来的两种刻本：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和陆骧武刻本，前者由于“在丛书中，未必人人共读也”，后者则世未有传本，再加上叶德辉获正德中沈津所编《欣赏编》十集，发现癸集中有此书，乃取之校伍本，发现“此本胜于伍本倍”。“伍本脱去打马图一叶，此本有之；伍本色样例分直行，又多错简只误，此本列作横表，犹是原书款式”。经叶德辉的精心校勘后，发现此本乃是早于“伍本”的古本。为使“好古者”得以目睹此本之“庐山真目”，叶德辉乃将之刊行。又如刊印《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他说：“余得丁氏迟云楼钞本，文多讹误，然于宋讳缺避及脱烂空白之处，皆无所改移，是知其书传播自古必有依据，因仿钱氏考证《崇文目》之例，取宋人官私书目悉录，以资校勘其书名之异同，卷帙多寡，必详载之，以见古书传世之存亡。”这里说明叶德辉在刊印《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前，曾取宋人官私书目，“校勘其书名之异同，卷帙多寡”。再如《百川书志》二十卷，叶德辉家藏有朱彝尊曝书亭写本，吴昌硕双照楼、缪荃孙艺风堂亦藏该目旧抄，叶德辉取三家之本勘补彼此脱误而刻成此本。
谢国桢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一文中论述清道、咸至光、宣五十多年丛书刊印的情况时说：“自海通以来，由道、咸而迄光、宣，半世纪以来，世风丕变，工商竞起，期与西人相角逐，因之富商巨绅，亦喜出资刻书，以为名高。然而能刻书者，未必能识书。能识书者，又未必能择审慎，身与校雠之役也。但清季所刻丛书，所以能有其成就者，则以有力主其事之人也。其中当推陆心源、杨守敬、叶德辉、缪荃孙等，后此则为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诸人。其搜辑鉴别，研赜校雠，深诣孤造，各有其独到之处。”这段文字可作为前引屈、昌二人之文的补充，焦点则集中在道、咸之后。叶德辉在此亦在谢国桢例举“有其成就”的刻书家之列，说明叶德辉所刻丛书价值不可忽视。谢国桢评论叶德辉的刻书成就时说：“其《汇刻书目》收集元明以来藏书家书目实广，如所刊《征刻唐宋秘本书启》，可以知刊刻古籍之源流，校刊《天文本》单经《论语》，辑《孟子》刘熙注，皆可羽翼经学，辑《赵忠定奏议》亦有补于史事，惟所刊《双梅影阁丛书》，大为世人所诟病云。”谢国桢在这里肯定了叶德辉所刊刻的丛书的价值，惟对其所刻《双梅影阁丛书》的价值则持保留的态度。
平心而论，在叶德辉所刊刻的诸丛书中，当以《观古堂书目丛刻》的成就和影响最大。汪辟疆在《丛书之源流类别及其编索引法》中就曾指出：“专□目录之属，则有上虞罗氏之《玉简斋丛书》，长沙叶氏之《观古堂书目丛刻》，皆此时期丛书中之魁垒。”张寿平在〈《观古堂书目丛刻》叙录〉评论《丛刻》的重要性时说：“《观古堂书目丛刻》，湘潭叶德辉考校刻印之书目丛书也。叶氏为近世目录版本学家，所刻书目，自属上选，而巨眼卓识，考校尤精。……合计书目十五种，凡四十八卷，内一种不分卷。于是厥观始伟，实大有助于吾人补订史志、考证版本之事。”值得注意的是，叶德辉可以说是中国刻书史上刊刻书目最多的私人刻书家。据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考察，以丛书名义校刻书目的私人刻书家除叶德辉《观古堂书目汇刻》外，尚有朱彝尊编《潜采堂书目》四卷，江标编《江刻书目》，王存善编《二徐书目》和陶湘编《陶氏编刊书目》等四家，《潜采堂书目》收四种书目，《江氏书目》收三种，《二徐书目》收两种。《陶氏编刊书目》由三册组成，共收十三种书目。就量而言，《陶氏编刊书目》虽可以和《观古堂书目汇刻》媲美，但仍较《观古堂书目汇刻》少。《潜采堂书目》、《江刻书目》和《二徐书目》所校刊书目的种数，和《观古堂书目汇刻》比较起来就显得相形见绌。叶德辉校刊无利可图的书目丛书的苦心，是为了使这些流传较少的稀见和旧抄书目，以及经自己精心考证后的书目得以公诸于世，使有志于此道者受益。
在叶德辉刊刻的丛书中，以《双梅影阁丛书》最为可议。据说这套丛书的销量不错，“轻薄少年争购之”，给叶德辉带来颇丰的盈利。一些卫道人士对这套丛书颇为反感，李肖聃以为它“于春宫秘戏，导人以淫”。叶德辉的儿子复印这套丛书时，友人则之云：“汝夫所刻书，竟无他种可印也？”
在批评叶德辉刊行《双梅影阁丛书》的人们中，胡耐安可说是少数极力为叶德辉平反者，他说：“在我后生小子看来，这便是‘人性率真’处，去伪存真，存真：真理才得以长存。读《素女经》，正可尽其‘饮食男女’之精微奥妙的义理；自无玷污于人性的兽性化；……且谈《素女经》：《素女经》者，可称之曰中国最古老的‘性’宝典，托名皇帝，所谓‘尽轩皇图艺’的书，其间描写男女好合，字里行间，毫不隐讳，真个绘摹声色，活跃纸上。”又说：“其实，叶的学问，固不仅此一书的《答问》而已。听说还有不少‘正经’书，无害于圣贤之学的‘好书’行世；可堪惋惜的，举世滔滔，大家都只属目叶的‘邪门’歪书。”的确，在人们以叶德辉刊行《双梅影阁丛书》这套“性宝典”为把柄攻击他的品德的同时，也不可对其“正经”学问的成就与贡献视而不见。《双梅影阁丛书》可能只是叶德辉一时性起时游戏之作，也可能是其人性率真一面的真实反映。进一层说，叶德辉所以会刊行这套丛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受到时代思潮的驱使。据焦文彬研究，从明到清，是一个“对性欲的放纵与狂烈追求”的时代。所以会出现这种逆反现象，由于宋明理学家对性欲绝对禁忌，引起了人们的对性欲的神秘感的好奇，而这种神秘感乃引起人们对性欲的向往与狂热渴求。由于人们有这种要求，“对性欲和性交行为的赤裸裸描写，公然走入文学的殿堂”。“在这些性欲文艺中，既有色与情的交互描写，也有灵与肉的不可分割，更有撕去一切遮羞布的具体性交过程。总之，纵欲的画面与场面，应有尽有，千姿百态，争艳斗奇”。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见在当时刊行这类“人欲”描写的书籍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叶德辉刊行《双梅影阁丛书》亦可能是着眼于它能够带来的商业利益。实际上，倘若我们比较积极地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待这套丛书，事实上它有功于古代典籍（特别是“房中术”之类的书籍）的保存，有助于今日较开明的学者进行中国古代的性文化研究。
在叶德辉六十三年的生涯中，几乎半生的精力是花费在刻书事业上。也正是他这股持之以恒的傻劲，才给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