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先世江苏吴县人。清咸丰中，太平军进至江苏时，其父叶肇浚举家迁居长沙，叶德辉后捐得湘潭县籍，遂为湘谭县人。光绪六年（1880）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十一年（1885）中举人。十八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次年回湘，不复出。时王先谦标榜“以提倡经学为己任”，他与王投契，研讨经学，以“决事明快”受到器重，遇事被邀入议，遂在地方绅士中渐露头角。湖南维新变法期间，因其竭力攻击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倡导变法，得到保守人物称赞，一时声名大噪。宣统二年（1910），他趁本省灾荒严重，积谷万石，不肯减价出售。长沙抢米风潮发生后，他被革去功名。民国四年（1915），在湖南组织筹安分会，担任会长，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平日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破坏北伐和工农运动，在1927年大革命中被杀。作为一个学者，叶德辉长于经学、文字学、史学、版本目录校勘学。著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藏书十约》、《六书古微》等等。
叶氏家道殷实，喜好收藏。缪荃孙在《观古堂藏书目》序中指出叶德辉于“经籍、金石、书画、陶瓷、钱币，无不罗致”，以“赏鉴为人生一大乐事”（叶德辉《书林清话》，本文采用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李庆西标校《叶德辉书话》本）。观古堂是叶德辉之室名及其藏书楼之名，在长沙洪家井寓宅内。清季末世，迭更丧乱。江浙文物之会，图籍荡佚，板刻多毁，印本渐稀。叶德辉“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见《郋志》卷一前）据其儿子叶启倬、叶启慕在《观古堂藏书目》跋之描述，叶德辉日以搜访书籍为乐，每岁归宋，家中必当增添多橱之新刻旧本，往往检视弥月仍不能罄工。叶德辉好书成癖，即使在流离颠沛之中，仍不改其常度。（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以下简称《观目》，民国四年叶氏观古堂刊本）至辛亥时，插架已达十六万卷有奇，以重刻计之，在二十万卷之外。（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序》，见《观目》）后十余年又有扩张，据估计其藏书至其1927年被杀止可能已超过三十万卷。（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1983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以此巨数，在当时藏书家即属不易，亦为翘楚。傅增湘在《长沙叶氏〈纳书录〉序》曾说：“吏部君（即叶德辉）奋起于诸公之后，其闳识旷才，欲整齐四部，网罗百家，与当代瞿、陆、丁、杨齐驱并驾”，以为“其风流余韵犹能沾溉后学于无穷。”（叶启勋《拾经楼细书录》，简称《拾录》，1989年台北广文书局本）傅增湘和叶德辉是同时期的大藏书家，与叶德辉有“北傅南叶”之称。（李玉安、陈传艺《中国藏书家辞典》，198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傅氏把叶德辉在晚清私家藏书的地位提升到和晚清四大藏书家同等，实际上并非谀美之词，这是因为无论是从藏书的质与量两方面来说，观古堂藏书都足以和四大家媲美。
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的来源有二：一是先祖遗书；二是叶德辉个人的搜求采访。叶德辉的先祖中有不少藏书家，故他总以祖先为荣，每一提及藏书，言必称列祖列宗之藏书成就。叶德辉“先代藏书三十世”，其中较有分量的藏书家先祖包括叶梦得、叶盛、叶晨、叶恭焕、叶国华、叶方蔼、叶奕苞、叶树廉等人，叶德辉以为他们的藏书即使是“残篇断册”，得之者仍“宝若球图”。（叶德辉《郋园诗钞》，民国十六年南阳叶氏刊本）叶德辉虽没有直接继承他们的藏书，但观古堂藏书在精神及实质上皆由此家学渊源而来。观古堂藏书中来源自家传的，主要是其曾祖、祖父二代收藏之积聚。他曾说：“先曾祖先祖两世皆好藏书，当乾嘉盛时，在籍耆绅如王西址光禄鸣盛、沈归愚尚书皆与余家往来，园林题额，至今犹在颓垣破壁间，每过祖庭，想见当时文采风流，终不泯灭也。”说明叶德辉曾祖父与祖父两代因好藏书而和当时的社会名流结识，往来颇为频密。曾祖、祖父藏书包括乡先贤顾亭林、钱大昕诸书，汲古阁所刊经史残册、唐宋诗文集，及先祖著述。先祖的藏书，到了父亲叶肇浚手上也得到妥当保管。叶肇浚携带一家大小由江苏吴县迁徙到湖湘时，仍不忘携带祖上藏书。安家后不仅将它们妥为保存，且督促儿子善加利用这些藏书，使得他们“略窥著作门庭”。叶肇浚逝世后，这批藏书就由长子叶德辉继承。除了继承家传外，叶德辉本人也不遗余力地采访市面上流通的书籍。叶德辉主要是通过采购、交换、受赠和抄录四种方式搜集书籍，其中超过半数的书籍是来自于采购。叶德辉从光绪十二年人京会试时，每日到厂肆选购而开始收藏，以后不论是在湖南乡居或游览京师各地，都随时搜罗，先后得到袁芳瑛“卧雪楼”、商邱宋兰挥“纬萧草堂”、曲阜孔继润“红榈书屋”、王士祯“池北书库”、马国翰“玉函山房”等旧藏不少。（《〈观古堂藏书目〉序》）
从所藏类别来说，观古堂藏书中以别集，尤其是清人之诗文集最多。叶德辉之侄叶启勋指出叶德辉十分欣赏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有意继起汇编《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征》，因而相当留心清人各类著述，故清人诗文集方面的搜集也就特别丰富，构成观古堂藏书的一大特色。（叶启勋〈《郋园读书志》跋〉，见叶德辉《郋园读书志》，简称《郋志》，民国十七年上海澹园刊本）。同时，叶德辉治学以经学、文字学为主，因此这两类书籍的数量在观古堂藏书中颇为可观。此外，观古堂藏书中较为人所忽略的是其目录学著作的收藏。约略估计，观古堂所藏目录学书籍共有122部，较《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20余部为多。细考叶德辉观古堂的这批目录学藏书，有两大特色：一是收有了不少乾隆以来的目录学著作，通过这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目录学发展的鼎盛状况；二是收有不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目录学的著作，如《日本唐时现在书目》一卷、《古文旧书考》四卷、《皕宋楼藏书源流》。这些著作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版本目录学研究的状况，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书籍在日本流传的状况，这对学者研究书籍版本源流有很大的裨益。从这里，我们发现叶德辉观古堂藏有不少有用之书，说明叶德辉藏书的目的不是为藏书而藏书而已，其目的是为读书。
叶德辉利用观古堂丰富藏书著书立说，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书林清话》一书。谭卓垣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评价《书林清话》时称叶德辉所以能够成功地叙述了中国雕版的历史、各代刻书的优劣以及关于图书的掌故，就是得助于本身的藏书。（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书林清话》中所征引官私书目、读书题跋俱见于《观古堂藏书目》，可见其藏书在他手上得到充分的利用。叶德辉的另一部目录学著作《郋园读书志》，亦是大量利用观古堂所藏目录学著作的情况下完成的。易言之，叶德辉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版本目录学大家，观古堂丰富的典藏应记一功。
从藏书版本来说，叶德辉观古堂收书的重点，一是明刻和清代私家精校精刻本，“于宋元明抄外，尤好收国朝诸儒家塾精校精刊之本”。其所藏清刻本，约占藏书总数的77％，明刻本则占15％，可见明、清刻本为观古堂藏书的主要内容。宋元刻本不多，若不包括仿刻本的话，仅42部，不到藏书总数的1％。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显示叶德辉并非佞宋尚元之辈。二为重视别本异本的收藏。他说：“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叶启发《郋园读书志》跋，见《郋志》卷十六后）其言甚是。考据的方法主要是以校勘厘正本文，以训诂贯通字义。（赵国璋、潘树广主编《文献学辞典》，1991年江西教育出版社）这方面的工作须得助于本文以外的其他的本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和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观古堂藏书目》中，发现在一书底下，往往著录了不少异本，有的甚至有四五种之多。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叶德辉藏书的目的是为其学术研究，否则就不须花费那么多精力去搜求异本了。由于叶德辉有明确的版本观念和研究方向，故其藏书中“重本、别本之多”，为“前此藏书家所未有”。（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
叶德辉藏书中藏有不少珍本，其中包括宋本、元刻本、明刻本、钞本、名人手钞、日刻本等等。在这些珍本中，最为叶德辉自得的是《韦苏州集》，他以为此书“非止北宋本第一，亦海内藏书第一也！”（《郋志》卷七，跋北宋胶泥活字印本《韦苏州集》十卷）然而，对于此书，近代学者大都抱着存疑的态度，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各藏书目录均无有关此种宋本之记载。赵万里认为是明铜板活字本，张秀民也以为是明活字本唐人集之一种。（李书华《中国印刷术起源》，1962年香港新亚研究所）杜迈之、张承宗在《叶德辉评传》一书中更有详细的评析，他们说：“叶氏所藏善本，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而北宋胶泥活字本《韦苏州集》因原书迄今未有传本，致使有人提出疑问，如董康在清徐志定刊印泰山磁版《周易说略》题记中说：‘湘中焕彬以所藏有宋胶泥版《韦苏州集》自诩；后叶氏书鬻诸沪上，并未见到此书。’魏隐儒编著《中国古籍印刷史》之第十九章中也说：‘这本书究竟是否宋时泥活字印本，也未可知。’故此书之真膺，还有待于图书工作者的进一步发现才能确定。”（1985年岳麓书社）到底该书是否真为宋胶泥活字本，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韦苏州集》外，观古堂中的珍本还有宋孝宗隆兴元年刊本《南岳总胜集》、宋宁宗嘉定刊本《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等。（《郋园诗钞》）
对所藏典籍，叶德辉皆予以妥善保存整理。叶德辉保存整理藏书的方法，可见于其所著的《藏书十约》。《藏书十约》是叶德辉总结历年来累积的藏书管理经验心得的记录。在中国藏书史上，和《藏书十约》在性质相类似的文献有明祁承煤的《澹生堂藏书约》和清孙从添的《藏书记要》；这两种文献都较叶德辉的《藏书十约》早。《澹生堂藏书约》从“购书”和“鉴书”两方面阐述了澹生堂藏书的技术和经验，从而建立起其藏书的理论方法体系，对后世起着颇为深远的影响。清代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指出：“（此约）虽为子孙而设，实可为天下法。”（见1993年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八册）《藏书记要》旨在为藏书同道弘宣其藏书技术经验而编集的一部专著。该书从“购求”、“鉴别”、“钞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八个方面，全面概要地总结了自己在藏书活动中的心得和收获，是一部系统讨论私家藏书管理技术的专著，使后人得以略窥清初私家藏书的堂奧。叶德辉撰著《藏书十约》之原委，是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叶德辉避居山中，思及历代乱事，典籍荡焉无存之现象，肯定保存文献故物为表扬幽潜之主要途径，“因举历年之见闻，证以阅历之所得”，撰述《藏书十约》一书，“以代家书”，好让其“子孙守之”，翔实地讨论图书收藏的十大问题。另一方面，叶德辉撰著此约是直接得自于孙从添《藏书记要》的启发。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高度评价了孙从添的《藏书记要》，认为该书“详论购书之法与藏书之宜，以及宋刻名抄何者为精，何者为劣，指陈得失，语重心长。洵收藏之指南，而汲古之修绠也。”然而，随着时代的不同，藏书技术和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因而《藏书记要》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已不合时宜，故有修订和增省的必要。叶德辉乃在《藏书记要》的基础上，根据需要，略加变易了《藏书记要》中的篇目，即设为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等。它涉及了藏书管理的各种细节问题，如图书采购、选书依据、购书程序、版本鉴定、图书收藏、图书装订、图书流通、图书保管、图书维护、图书校勘等等。通过《藏书十约》，不仅可窥探到叶德辉平日整理典籍的方法，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部可资参考借鉴的古籍整理指南。
叶德辉也利用藏书编制藏书目录和读书题跋。前者有《观古堂藏书目》，编制此一书目之动机主要是在志一生精力之所在、缕述先世家学及生平所历之境。在光绪二十七、八年（1901—1902）间，叶德辉即已着手编订，于辛亥革命期间予以重编；尔后因续有收藏，因而陆续修正，于1916年正式付刊。全书凡四卷，卷一经部十三类、卷二史部十二类、卷三子部十四类、卷四集部六类，为四部四十五类，共计著录藏书五千一百四十八种，其分类方式具见凡例。此目“于一切宋元刻本、名校旧抄，大半载而未尽，然明以来精刻善本则详录靡遗”。叶德辉以为“此目可以补正张文襄《书目答问》之缺误，亦足备《清史•艺文志》之史材”。（叶启倬、叶启慕《观古堂藏书目》跋，见《观目》卷四后）。它是叶德辉生平读书所作题跋之汇集。叶德辉治学的方法之一是作题跋。他认为：“凡读一书，必知作者意旨之所在；既知其意旨之所在矣，如日久未之温习，则必依稀惝怳，日知而月忘，故余于所读之书，必于余幅笔记数语。或论本书之得失，或辨两刻之异同，故能刻骨铭心，对客澜翻不竭。”（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因此，叶德辉“每得一书，必缀一跋，或校其文字之异同，或述其版刻原委，无不纤细毕详”。（叶启发《郋园读书志》跋）叶德辉为免兵燹之后，藏书不保，促子侄将平日收藏之题跋依序抄出，子侄从1916年开始编撰，至1926年编定，1928年于上海刊印。全书十六卷，依四部分类排列。卷一、二为经部凡九十六种，卷三、四为史部凡九十七种，卷五、六为子部凡一百二十六种，卷七至十六是集部凡三百八十九种，总共七百零八种。撰写体例参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体式。其著录方式异常完备，不只书名、卷数、著者、版本非常翔实，即连行款、边栏、书口、字体、印纸、藏书印记、牌记、序跋等均不放过。叶德辉以为“各家藏书题跋日记，于宋元佳处，已详尽靡遗”，观古堂虽也藏有宋元旧椠，但他无意置论，对“明刊近刻他人所不措意者”，则“亟亟为之表彰”，他以为此书可为“他日续修《四库全书》之蓝本也”。（叶启崟《郋园读书志》后序，见《郋志》卷十六后）同时，在内容的取材上能表彰明刊近刻，不同于其他诸家之著力于宋元。结合《郋园读书志》和《观古堂藏书目》著录的资料，剔除重复部分，对观古堂藏书的种数、部数及卷数进行统计，我们可得出观古堂藏书的约略数字。
对张之洞（1837—1909）的“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之说（张之洞《劝刻书说》，见张著《书目答问》，1974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叶德辉非常赞成。为使古籍能广为流传，叶德辉往往就其藏书中，选择未经传刻或罕见之本，一一予以刊行。其“所著及校刻者凡数十百种，多以行世”（许崇熙《郋园先生墓志铭》，《碑传集三编》卷四十一，1985年台北明文书局）。其刻书多以“观古堂刊”或“长沙叶氏刊”署名。涉及的范围包括经学、史学、游艺、小学、版本目录学以及家集等等。除刊行单行本外，亦有不少丛书行世，有《观古堂书目汇刻》十五种、《观古堂汇刻书》十三种、《双梅影闇丛书》十七种、《丽□丛书》九种等。
私人藏书散佚的原因有四：毁于兵燹、毁于水火、子孙不肖、书禁之厄。（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1980年台北学海出版社）考观古堂藏书之散佚，并非水火和书禁导致，而是兵燹和子孙不肖所致。叶德辉死后，叶德辉家人仓皇出走避难，无暇顾及观古堂的珍藏。待乱事平定后，其侄叶启勋回观古堂检验藏书后，发现其中藏书“散佚者十之三四”。（《拾录》，跋海昌吴氏钞本《默记》一册）至于散佚的原因，叶启勋说：“丁卯三月家遭变乱，典籍颇多散亡，此书亦被窃去，年来踪迹遂不可复得矣！”（《拾录》，跋宋刊本《宣和书谱》二十卷）明言被窃，虽与兵燹没有直接关系，但与之脱离不了关系。此外，子孙不肖亦是使得观古堂藏书散佚的另一个原因。叶德辉过世后，他的一个儿子沉迷赌博，竟将叶德辉四十年心血所寄之藏书押注而光。豪赌之外，不肖子孙为了生计，竟然将叶德辉的部分藏书变卖。（《拾录》，跋明崇祯六年寒山赵氏仿宋本《玉台新咏》十卷）
观古堂藏书散佚之后流落何方？据近人苏精研究，叶德辉矜夸天下第一的《韦苏州集》为周越然的“言言斋”所得，其他收罗较多者则为叶德辉之侄叶启勋和莫伯骥。叶启勋幼承家学，性喜聚书，十余年之中，聚十万卷有奇，凡观古堂所无者，辄以重值得之。观古堂藏书散佚之后，启勋本着抱残守缺之心为承先启后之计逐次购回（《拾录》，跋明秦氏雁里草堂抄本《广川书跋》十卷），因而叶德辉观古堂部分秘本又得以失而复得，叶启勋对保存观古堂旧藏的贡献可说是居功至伟。考察莫伯骥之藏书目，发现叶德辉观古堂之旧藏有不少为莫伯骥所收获，包括《周易玩解》十六卷、《仪礼集说》十七卷、《汉书》一百三十卷、《南岳总胜集》三卷、《纬略》十二卷、《广川书跋》十卷、《辛稼轩词》十二卷、《元人十种诗集》五十卷。以上所举，仅是莫伯骥五十万卷楼中收藏自观古堂藏书散出的图籍中的其中几部。至于散落其他书估或名家之手者，则无从考证。
叶德辉一生雅好藏书，日以搜集书籍为乐。对所藏典籍，皆能细心维护，整理分类，编撰书目书志，刊布传世，善加利用。后其藏书虽因兵燹及子孙不孝，导致部分藏书散佚。但大体而言，观古堂藏书一如其他私家藏书能保存图籍传留后世。因此，其在私家藏书史上的地位是应予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