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儒以考据鸣一时，其时多以校勘为考据的基础。罗炳绵说：“清代学者无论在经史子等方面的校注、辨伪与辑佚，所以能胜前人而倍加精密者，大半为先求基础于校勘的缘故。”
校勘主要在审定文字的异同，以求尽可能恢复一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虽重在字句的校订，却与目录学、版本学息息相关。昔刘向校雠，实涵括目录、版本、校勘三者，而又以校勘为其基础。又古籍校勘，为从事文史研究者基本治学功夫。除了国家大规模有组织地校勘典籍之外，历代儒臣学者、藏书大家无不重视此一工作。孙庆增《藏书纪要》一书便把校勘古籍看成藏书的必要条件：为藏书而校书，为刻书而校书。晚清著名藏书兼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也不例外。
二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其先世江苏吴县人。清咸丰中，太平军进至江苏时，其父叶肇浚举家迁居长沙，叶德辉后捐得湘潭县籍，遂为湘潭县人。光绪六年（1880）就读长沙岳麓书院。十一年（1885）中举人。十八岁成进士，授吏部主事。次年回湘，不复出。时王先谦（1842—1917）标榜“以提倡经学为己任”，他与王投契，研讨经学，以“决事明快”受到器重，遇事被邀入议，遂在地方绅士中渐露头角。
维新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在湖南倡议新说与新政。叶德辉坚持旧学，排斥新说，撰《〈輶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正界篇》等，逐一批驳。与此同时，他还攻击新政，指斥南学会不应讲“康有为之学”，非议“开民智”、“伸民权”，诬蔑讲学是“开民乱”、对《湘报》诋毁尤甚。为杜绝新思想传播，他同一班保守绅士，联名向抚院递进《湘绅公呈》，诬梁启超等教习“阴行邪说”，要求整顿时务学堂，以摒弃“异学”。继又鼓动书院学生聚集学宫，订立《湘省学约》，约束士子言行，防止参加维新活动。因其竭力攻击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得到保守人士称赞，一时声名大噪。
武昌起义后，叶德辉离湘出游。民国四年（1915），在湖南组织筹安分会，担任会长，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亡于1927年。
叶德辉虽在政治上表现得比较保守，但在学术上却颇有成就。缪荃孙在《书林清话序》中指出叶德辉“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词，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叶德辉又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刻书家。他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从事目录、版本、考据、辑佚研究，著述颇多。傅增湘评叶德辉的藏书说：“吏部君奋起于诸公之后，其闳识旷才锐，欲整齐四部，网罗百家，与当代瞿、陆、丁、杨齐驱并驾，惜生逢阳九，志不获舒，而身亦被祸，然其风流余韵犹能沾溉后学于无穷。”傅增湘和叶德辉是同时期的大藏书家，与叶德辉有“北傅南叶”之称。傅氏把叶德辉在晚清私人藏书家中的地位提升到与较早于他的晚清四大藏书家的瞿、陆、丁、杨同等，实际上并非谀美之词，这是因为无论是从藏书的质与量两方面来说，观古堂藏书都足以和四大家媲美。
叶德辉的版本目录学的造诣颇深，影响深远的著作也颇为丰富，主要著作包括《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等等。叶德辉的弟子杨树达评其师的版本目录学地位说：“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杨树达出于叶德辉门下，其言辞固有过誉之嫌，但大体亦颇得当。谢国桢评叶德辉的版本目录学的成就时指出他“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谢国桢的简短评论是中肯公允的。
叶德辉除以藏书和版本目录学称著于世，又以刻书著称，其“所著及校刻者凡数十百种，多以行世”。其刻书多以“观古堂刊”或“长沙叶氏刊”署名。叶德辉弟子刘肇隅于1927年编《郋园四部书叙录》时曾附有“郋园刻板书提要”，罗列叶德辉刻书之细目，惜此书不易找到。杜迈之、张承宗在他们合著的《叶德辉评传》中，不仅有详细的目录，且重新加以系年。根据这份目录，发现叶德辉刻书多达160余种。其中除了个人的作品外，也包括一些较为稀见的书籍，涉及的范围包括经学、史学、游艺、小学、版本目录学以及家集等等。
叶德辉曾将其所刻单行本分别结集成丛书，包括《观古堂汇刻书》初、二集13种（1902年）、《观古堂所著书》13种（1902年）、《观古堂汇刻书》14种（1902年）、《丽□丛书》（1907年）、《双梅闇影丛书》17种（1907年）、《石林遗书》13种（1911年）、《观古堂书目丛刻》15种（1918年）等等。
谢国桢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一文中论述清道、咸至光、宣五十多年丛书刊印的情况时说：“海通以来，由道、咸而迄光、宣，半世纪以来，世风丕变，工商竞起，期与西人相角逐，因之富商巨绅，亦喜出资刻书，以为名高。然而能刻书者，未必能识书。能识书者，又未必能抉择审慎，身与校雠之役也。但清季所刻丛书，所以能有其成就者，则以有力主其事之人也。其中当推陆心源、杨守敬、叶德辉、缪荃孙等，后此则为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诸人。其搜辑鉴别，研赜校雠，深诣孤造，各有其独到之处。”这段文字的焦点集中在道、咸之后。叶德辉在此亦在谢国桢列举“有其成就”的刻书家之列，说明叶德辉所刻丛书价值不可忽视。
谢国桢评叶德辉的刻书成就时说：“其《汇刻书目》收集元明以来藏书家书目实广，如所刊《征刻唐宋秘本书启》，可以知刊刻古籍之源流，校刊《天文本》单经《论语》，辑《孟子》刘熙注，皆可羽翼经学，辑《赵忠定奏议》亦有补于史事，惟所刊《双梅影闇丛书》，大为世人所诟病云。”谢国桢在这里肯定了叶德辉所刊刻的丛书的价值，惟对其所刻《双梅影闇丛书》的价值则持保留的态度。《双梅影闇丛书》包括《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著作，故长期以来一直为卫道士所不容。
三
叶德辉以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这是因为叶德辉意识到书若不校勘所带来的弊端是无穷的。在他看来，只有校勘过的书籍才值得一读。校勘的益处甚多，叶德辉说：
校勘之功，厥善有八：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俚，万虑俱消，一善也；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人独赏，疑窦忽开，二善也；日日翻检，不生潮霉，蠹鱼蛀虫，应手拂去，三善也；校成一书，传之后世，我之名字，附骥以行，四善也；中年善忘，恒若搜索，一经手校，可阅数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食，难境易过，七善也；校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采访，如马识途，八善也。
由于对校勘的重要性与益处的正确认识，叶德辉非常重视藏书的校勘工作。因此，当叶德辉“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且“比勘之后，必有记述题跋”，可见其对于藏书校勘的工作从不懈怠。
校勘的方法，叶德辉提出二种：“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求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死校”有人称之为“求古”，如宋元旧本，一一复写，虽有谬误，亦必沿袭，以存其真。顾广圻、黄丕烈所刻之书便是运用此法校勘以存其真。“活校”即所谓“求是”法，“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文弨、孙星衍所刻之书便是采用此法校勘，以求其是。此二法，叶德辉以为：“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但有学者认为，“活校”若运用不当，极有可能变成乱改古书，不仅无法“求是”，反致“求误”，用者不可不慎。较妥当之法是保存原文，另写注解和校勘记说明理由，如此才比较周全合理。
叶德辉校勘古籍之功力，实不逊于其版本目录学。在他所撰写的题跋中，评论优劣，参校异同，有很多地方是牵涉到校勘的，可供后人参考。
校勘固重方法，态度更须谨慎不苟，前人有所谓“误于不校者，可以校治之；误于校者，其弊将不可治”的名言，确是切中轻改文的缺失。在叶德辉的校勘古籍的活动中，我们发现他对保留旧刻原貌的执着。叶德辉在跋明崇祯癸酉赵宦光仿宋刻本《玉台新咏》十卷中指出：“凡明仿宋刻本之可贵者，贵其存宋版旧式也。宋版书之可贵者，贵其多通人所校，不轻妄改古本也”。通过这一段话，说明叶德辉校书时抱持不轻改古本的原则，这是叶德辉“死校”法的具体体现。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叶德辉对这原则甚为执着。例如叶德辉在刊印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二卷前，曾对该目进行了精细的校勘。校勘后发现“书中偶有误字”，但叶德辉刊刻此书时“一仍其旧以明无所擅改”。至于书中的一些宋代时的别体字，叶德辉在刊印时也不予纠正，“以存其真”，“俾读者如见四百年前古物，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从叶德辉的校记中，可发现“活校”法也经常为其所采用。如校《仪礼》十七卷：“此为明嘉靖刻三礼之一，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士礼居曾刻其《周礼》一种，颇多讹舛，因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叶德辉在这里是以宋本《仪礼》来校勘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由于士礼居所刻《周礼》一种“颇多讹舛”，乃“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这是叶德辉“活校”法的具体实践。
考察《郋园读书志》中的众多题跋，发现叶德辉校勘古籍时取用的辅本及相关佐证书颇多。辅本及相关佐证书多，有助于校勘时的判断，减少见而未校或校而不备的情况产生。叶德辉校勘书籍时往往广求众本，以求获得真确的判断。其侄启发回忆叶德辉曾训导他说：“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何可鲜视。昔贤尝以一字聚讼纷纭，故予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这段话说明叶德辉校勘书籍时态度的严谨。考据的方法主要是以校勘厘正本文，以训诂贯通字义。这方面的工作须得助于本文以外的其他的本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和符合实际的结论。叶德辉在校勘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时，由于士礼居所刻《周礼》一种“颇多讹舛”，乃“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可见叶德辉校勘典籍时态度的严谨。又如跋明德藩最乐轩刻本《汉书》一百三十卷，叶德辉“取明南监本、汪文盛本、汲古阁本及乾隆中武英殿刻本互相参校文字”，发现“颇有异同”。
在叶德辉的校勘记中，我们也发现叶德辉不迷信古本的原则。古本在时代之前，却也未必尽对；校勘时不可一味泥于以古本改今本，当视其优劣而定。实际上，通过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等版本目录学著作，我们发现叶德辉并非佞宋嗜元之辈。通过《观古堂藏书目》和《郋园读书志》，我们发现其观古堂所藏明清善刻有居多的倾向，这和清代藏书家汲汲于宋元旧椠的追求的倾向背道而驰。在叶德辉看来，一向为清代藏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所忽视的明刻和近刻，其中实不乏珍品。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和卷九《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指出明刻和清刻无论从内容和书品来说都不会比宋元刻本逊色，有些甚至凌驾宋元刻本之上。他在《郋园读书志》中又指出清刻所以从内容和书品来说都不逊于宋元刻本，是由于自康雍乾嘉以来，“累叶承平，民物丰阜，士大夫优游岁月，其著书甚勇，其刻书至精，不独奴视朱明，直可上追天水。”叶德辉虽重视明清善刻的收藏，但对宋元旧椠也不存反感，所重是在其艺术价值，对其内容的“权威性”则持保留的态度，这可从《书林清话》中卷六“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卷十“宋刻书多讹舛”两则讨论中看出。基于这种认识，故叶德辉在校书乃抱持一种不轻信古本的态度。例如叶德辉比较宋严州刻小字本和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后发现两刻“十有八、九相合”，然“严州本多讹字”，后者“无之”。叶德辉在该跋中一一列明严州本的讹误，最后得出徐本胜于严州本的结论。也只有抱持不轻信古本的校书原则，才致使叶德辉拿宋刻和明刻来做一番比较。也唯有这种态度，才逐渐增长了叶德辉的识见，于学术上得出更多公允的评价。
由于叶德辉对校勘的益处有着正确的认识，故而能勤于对藏书进行校勘的工作，这些工作也间接地提高了其藏书的质量。同时，其校勘的方法与态度，至今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