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近代地理学起源的时代背景
近代科学的兴起始于西欧工业革命的过程之中。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许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从17—19世纪，一些重大科学成果的出现，使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走向了精确解释和公式化的道路。到了19世纪前半叶，地理学在各种科学的影响和带动下，由洪堡和李特尔两位大师完成了被詹姆斯和马丁称之为地理学史上两个阶段的“一个终结和一个开始”的巨大转折。而此时，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外交困，百业凋蔽，经济日下，民不聊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要求改革国内政治，如魏源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并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面临外国侵略的不断深入，清朝政府为维护其统治，部分官员开始兴办“洋务”。在文化教育上，提倡办学堂，派留学生和设馆翻译书籍，如在北京建立同文馆(北京大学前身)，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英国人傅兰雅(J.Fryer)在上海开设格致书室等，译介了大量书籍。随着近代工业在我国的出现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原来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发展成为以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对于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做了一些工作，如利玛窦初制《万国舆图》，艾儒略制《职方外纪》，南怀仁制《坤舆全图》及《坤舆图说》等，但受宗教信仰和习惯的影响，他们是不可能把哥白尼、耐普尔、伽利略、牛顿等人的伟大成就介绍到中国来的，直到“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得以系统的传播和接受。此后一段时期，传入我国的近代科学成果主要有：天文学方面，李善兰与英国人韦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出版《谈天》(即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的《天文学纲要》）18卷：数学方面，李善兰与韦烈亚力合译肌何原理》后9卷(该书前6卷为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李善兰先后与韦烈亚力、傅兰雅合译《奈端数理》（即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李善兰与英国教士艾约瑟(J．Edkins)合译《圆锥曲线说》3卷，华衡芳与傅兰雅合译《代数术》、《微积探源》、《三角数理》、《代数难题解法》等；物理化学方面，自1853—1911年共编译近百种之多，较早的主要有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重学》20卷，徐寿与傅兰雅合译《化学鉴原》等；地质学方面，华衡芳与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rgowan)合译《地学浅释》(即赖伊尔的名著《地质学原理》）；生物学方面，主要有李善兰与英国的韦廉臣(A.Williamson)译《植物学》等。
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进一步发展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运动。他们再一次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以挽救民族危机。严复还翻译了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书名取为《天演论》。然而，维新运动并没有完成其历史重任而以“戍戊六君子”被杀而告终，中国而后进入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中国近代地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并产生了。首先以地图学与气象学这两个分支学科发端最早，主要事件包括：1895年在北京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培养地图测绘人才的学校——京师陆军测绘学堂；华衡芳与美国人金楷理(Kreyer Carl T.)合译《测候丛谈》6卷和《御风要术》，江衡与傅兰雅合译《测候诸器说》，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气象丛谈》2卷等。
2 邹代钧、张相文、竺可桢贡献之比较
2．1 邹代钧及“舆地学会”
邹代钧，湖南新化县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主要从事地图学研究，在地图测量与地图绘制上有较高成就。关于地图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在好友陈三立、汪康年、吴德萧的支持和帮助下，于武昌成立“译图公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译图公会”更名为“舆地学社”，后又称“舆地学会”。该会以自己搜集到的各国地图为底本，编制出版了大量的中外地图，如《中外舆地全图》、《皇朝直隶图》等。这些地图在精度上和印刷上比传统的地图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除了地图学之外，邹代钧还撰写了一些有关地理志和边防地理方面的著作，计有《光绪湖北地记》24卷、《蒙古地记》2卷、《日本地记》4卷、《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阿富汗、俾路芝六国地记》8卷、《中外地理志略》、《中俄界记》、《中国海岸记》、《西域沿革考》等近10种。
虽然邹代钧在地理学领域内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在个别方面甚至是卓越的，但据此而说“邹代钧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却是不妥的。这是因为：第一，对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自然地理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人地关系等问题缺乏认识，虽然在其著作中出现了对一些地理现象的原因的探索，如在《外国地理志略》中对英国的气候特点及成因作了论述，因“所居纬度已偏温带之北部，以有暖海环流四境，故气候中和，气多含水分，阴云不绝……”，但正如张平同志所说：“离规律的探索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第二，地理志的编写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也是邹代钧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内容上邹代钧结合自己的地图学工作增加了天度疆里、度里方位的确切测量数据和各州县的山脉走向、河流流径地势和湖泊分布的详实记述，从而使地理内容有所加强，但仍沿用“地理位置、疆域、山川、人口、物产、政教和历史沿革”这一传统修篡体例，因此，也没有成为科学性较强的区域地理著作；第三，邹代钧的主要成就在地图测绘方面。在测量上，他采用经纬测量法和三角测量法；在绘图上，他应用了圆锥投影。早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就聘用洋教七分赴全国各地作大规模的测绘。自1708年起正式实施全国经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于1718年完成《皇舆全览图》，该图以实际测得的630个经纬点为依据，采用桑逊投景法，并在图上绘出了经纬网；第四，邹氏舆地学家传渊源的确很深，并取得了光耀后世的成就，但从整个地理学的发展来看，地图学都是先于地理学的，这可能和地图学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上的实用功能有关。早在15世纪末，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Gerhardus Marcator)就创制了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的航海图。从17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得到很大发展，随着国土开发、殖民地扩张和战争的进行，小比例尺地图已不能满足需要，对大比例尺的精密地图的需求使测量学应运而生。到了18世纪，很多国家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全国性测量工程，一些新的投影方式如圆锥投影、等积方位投影、等积圆柱投影相继出现，地图上表示地貌的方法起初以晕滃法代替了写景法，继而又采用了等高线法，居民地、水系、道路的表示方法也以水平投影代替了透视描绘。值此近代地图的测绘方法大发展之际，近代地理学尚未从传统地理学的母体中脱胎而出。
2．2 张相文及“中国地学会”
张相文，江苏泗阳县人，生于1866年，卒于1933年。主要从事地理教育和地理研究与组织工作。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地理学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和我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地质学的教科书《地文学》《最新地质学教科书》。1907年，到天津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1909年任该校校长。同年，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任会长。1910年该会创办《地学杂志》，张相文积极撰稿。1917—1918年，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除此之外，张相文还谐时代“经世致用”之风，注重联系实际和野外考察，在1914年赴内蒙古旅行，调查西北农田水利，写出了《河套与治河之关系》、《成吉思汗园寝发现记》、《长城考》、《塞北纪行》等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
从张相文的工作开始，尤其是《地文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地文学》这本书的内容包括星界、岩石界、大气界、水界和生物界，这是一本最早的将地球表面无机界和有机界结合在一起的自然地理学著作；其次，张相文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我国近代的第一个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他按当时流行的概念，把中国自然地理区域划分为本部、满州、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六部分。然后，把本部又以长城、秦淮线和南岭为界划分为3个自然带，以东西地形的差异划分出8个地文区，把其余五部也按照一定的地理界线一分为二，共成18个地文区；第三，注意联系实际和对地理现象的科学解释。如对处于山东博山与莱芜之间的颜神山产桔的问题，作了“盖山间局部之地，其温度与水分或有与淮南相类者，则桔也生之”的合理解释，认识到了地形对气候的影响；第四，张相文发起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标志着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已经从个人的学术研究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其成果主要刊登在学会的机关刊物《地学杂志》上，内容涉及经济地理(包括水利、交通、物产)、人文地理(包括政治、军事、种族、水文等)、地理志、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和地理学史、地图，以及地理教学与教学法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虽然有些学术价值不高，但其与传统地理学在研究内容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
2．3 竺可桢对我国近代地理学的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科技书籍的传入，激发起我国人们对现代科学知识的追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迫于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开始选派留学生到国外深造。在1872—1875年间，曾选送120名11—16岁的少年赴美学习，如詹天佑、郑兰生等。到20世纪初，利用庚子赔款和自费留学的人数达数千人。竺可桢就是公费留学生中较优秀的一个。
竺可桢，浙江上虞县人，生于1890年，卒于1974年。主要从事气象气候学研究和地理学的研究、组织和发展工作。在气象气候学方面，先后发表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及《论我国气候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的关系》等近200篇的学术论文和译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他是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讲授气象学的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长达10之久。在大量从事气象学和气候学工作的同时，竺可桢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地理一气候学者，并为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业绩，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积极推动新地理学的研究工作，主持翻译了《新地学》、《欧西地理学发达史》，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他还是第一位在我国高等学校讲授近代地理学的教师，他所编纂的《地理学通论》是我国又一部较早的地理学教科书；其次，积极创建地理学术组织。先后在东南大学建立地学系，在浙江大学建立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生物学、地理学，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他的主持下，还先后在成都、南京、长春、广州等地成立了地理研究所，在兰州成立了冰川冻土研究所和沙漠研究所。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主任等职；第三，积极从事地理学的研究工作。他一贯坚持地理学应当研究地球表面包括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和人类的现代地理环境及其内在的联系，对人地关系特别是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尤其重视。同时，他还介绍了一些西方早期人文地理学著作，并写了不少气候与人生、气候与农业关系的论著。
3 结语
(1)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和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兴起，西方近代科学在我国得以系统的介绍和传播，我国的近代地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张相文在南洋公学从日本引入的。
(2)任何一门学科的出现都不能靠一个人完成和完善。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创之功无疑应归于张相文及其领导的“中国地学会”。《地文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诞生。竺可桢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和成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对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