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代钧是中国沿革地理向近代地理科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编绘出版了大量的地图作品，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地理学术团体；从事地理、地图教学，培养了许多地理学人才。在晚清时期，他最先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测绘技术，并在地图出版和发行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促进了中国地图学由传统向科学制图的转变。关于邹代钧对近代地理学的贡献虽然也有研究者著文论述，但多是注重彰显其事迹，本文通过对邹代钧在地图绘制与出版方面及创立舆地学会等活动的阐述，着重论述邹氏这些成就对近代地理学转变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传统舆地家学深厚，留洋研习西学西图
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一般被通称为舆地学，而将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地图，称为“舆图”。邹代钧一生从事舆图的研究和出版，可称之为与“舆图相伴的一生”，而邹代钧对地图测绘和编制的兴趣首先来源于其深厚的家学传统。
邹代钧，字甄伯，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人。清咸丰四年(1854)生于湖南新化县罗洪里(今湖南省隆回县)。他出生于舆地世家，其曾祖母吴瑚珊，自幼受其父独好舆地的影响，对天下方舆沿革、郡县四至有着浓厚的兴趣。吴瑚珊嫁到邹家后，将吴家爱好舆地学的传统带到邹家，向其六个儿子传授地学，常聚灰画禹贡山川地图教之。在其曾祖母的影响之下，邹代钧的祖父两辈人中多人成为著名的舆地学家。邹代钧的祖父邹汉勋，博学多才，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方志地理学家，在制图理论和编绘方法等方面作过系统的研究和改进，同魏源交往，并为其编绘《海国图志》中的列国地图，撰有论述传统测量理论和地图测绘方法的《极高偏度说》和《宝庆疆里图说》。此外，邹汉勋还编撰了湖南宝庆及贵阳、大定、兴义和安顺诸府志二百多卷，是当时西南方志界的权威。邹代钧的叔父邹世诒，曾编修了《大清一统舆图》，绘制了《直隶通志图》、《贵阳通志图》、《湖北通志图》、《湖南通志图》等。邹代钧的父亲邹世繇，曾辅佐邹汉勋编修《贵阳府志》。
成长在这样一个舆地学世家中，邹代钧自幼也喜爱史地，通晓历代疆域沿革、江河迁徙，并精于测绘成图。在光绪初年补县学子弟，不久，邹代钧负祖父邹汉勋的遗著至肃州(今酒泉)请左宗棠校正作序，受到左宗棠的赏识，“留幕读书，兼令佐理笔札。”所谓邹汉勋遗著即为后来的《邹叔子遗书》。
除了传统的舆地学家学之外，让邹代钧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创性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光绪年间留学欧洲的研习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经历。
光绪十一年(1885)，在两江总督曾国荃推荐下，邹代钧作为随员跟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国和俄罗斯。他们从海上出发，经过东海、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绕亚丁湾、红海，进入地中海，在法国登陆，经过马赛到达英国伦敦，行程“海道二万九千四百四十里”，“陆程二千四百八十里”，此次放行的日记后来刊刻成书为《西征纪程》，其中对沿途所经国家与地区的天度、疆域、山川地势、海洋、物产、政教风俗、历史、时事等都有详细的记述。这次行程使得邹代钧有机会考察了解各国情况，加之邹代钧有着深厚的地学传统以及对地图学的研究，他自信注意到了西方地图学理论和方法的先进之处。出使期间，他潜心学习和研究了西方地图测绘的理论与方法。时人评论说：“彼时吾国人至欧美，能留意于学问，殆惟邹君一人”，此处所说的“学问”主要当指西方地图学，邹代钧堪称中国到西方学习和研究西方地图学的第一人。在英国学习期间，他注童到“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随之有差，以地量尺，地有准，尺亦随之而准，以地定尺，是为迈特”。迈特即今天的米，即英文的meter。他以地球经线的长度为40，000，000米合于中国129，600，000尺，经换算得出每尺的长度等于0.308642米，邹代钧计算出了中国舆地尺，准备回国后采用舆地尺为统一尺寸绘制出版地图，这是他在地图绘制方面最先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
光绪十五年(1889)，邹代钧从英俄返回中国，购回600余幅西文地图以及西方各种地理图册书籍，甚至还有制图仪器和机器。时值编修光绪《清会典》，因谏言兼采中西地图测绘法编绘地图，被推荐为会典馆修纂，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新内容。
二、理论与实践并举，开近代地图先河
邹代钧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地图测量方面，邹代钧使用的是测经纬度法和大地三角测量法；在地图绘制方面用经纬度取代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邹代钧的《上会典馆书》与《湖北测绘地图章程》是他关于地图理论和方法的代表作，奠定了邹代钧在地图学上成就。
邹代钧回国之时，适逢清政府开馆续修《清会典》，光绪十二年(1886)在北京成立“会典馆”，并召令全国各省绘出省、府、州、县地图报送会典馆。邹代钧的测绘理论可以说是在实测《大清会典舆图》的过程中形成的。此一时期也正值中国由传统地图制作方法向近现代科学制图法的转变时期，表现为计里画方法与地图经纬线的混用，地图符号中山的表示方法为放射状菊花，冈表示为排脊两侧放射。邹代钧撰《上会典馆书》，详细介绍了西方测绘地图的新方法和新仪器，向会典馆建议兼采中西地图测绘的方法，测量天度，实测地面，按比例尺、方向成图等，说理精湛，立说周详。会典馆总纂对此十分赞赏，推荐邹代钧任会典馆纂修，参与会典舆图的编纂。光绪十七年(1891)，湖北舆图局成立，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邹代钧为读局总纂，主修《湖北全省分图》。《湖北全省分图》测绘和编制是邹代钧地图学理论的实践和充分运用。邹代钧编制了《湖北测绘地图章程》来指导湖北地图的测绘和编制工作。在《湖北测绘地图章程》的指导下，邹代钧开始了地图的实测工作，“……计八人共测一州县，每八人中又分四小路，二人任测天度为一路，测州县治所及各定点外，仍应测地面三角；管记里轮者一人，同学生一人为一路，测人行道里外，亦应测地面三角；余学生三人，分为两路，专测地面三角……”，对全省进行全面测量。同时，邹代钧还讲求地图的实用性，在编绘地图时，注童在图中表现关系民生的地理事物，“江汉之濒，湖泊甚多，防水为田，遂成泽园。民生利病，胥在于此，均应循湖测岸，并遂测纵横交错之堤，皆得其方向远近，高低厚薄，以便依率入图”。在邹代钧的组织领导下，历时四年，于1894年完成地图的测绘任务，所成湖北地图成为当时各省地图中最佳的本子之一。具体来说，其测绘理论主要包括测量和绘图两个方面。在测量方面，他主张测天度以定州县之部位，测地面以定州县所辖之各地，所谓天度即经纬度。邹代钧详细介绍了经纬度的含义与具体测量的方法，与今天人们测经纬度的方法相同。对于测地面之法，他先阐明了传统理论，然后又清楚的介绍了西方的三角测量法。如西方的测平地法，以某一起点为准，测甲乙二物与这起点之方向及角度，并量甲乙二点直线距离，一一记之手册，接着又从甲乙点转测他处可见之物，这样“递测不已……使大地成无数三角形”。在绘图方面，他认为绘制地图，首明分率，亦即确定比例尺，“分率既定，始布经纬”。邹代钧的这一套完整的测绘理论，在当时对推动《大清会典舆图》的测绘技术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在地图测绘方法上，早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就聘用西洋传教士赴全国各地做大规模的测绘，自1708年起正式实施全国经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于1718年完成《皇舆全览图》。康熙、乾隆年间在地图制图方面的贡献在于引进了用经纬度法和三角测量法实测绘制地图，但所制地图藏于大内宫中，秘不示人，所成地图仅限于皇帝备览，民间不了解制图方法。在中国近代，地图绘制受到重视，经纬测量和三角测量的方法在清末也再次受到重视，这与当时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民族危机的发生是密不可分的。清末时期整个社会的大变动，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和增广，使得人们迫切想得到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地理知识。邹代钧以地图世家的出身，留洋国外，首先注意到外国地图制作之先进，进行学习，回国后积极推广，使得这一测绘方法重新在中国地理学中得到普遍运用和提高。
三、首创学术团体萌芽，倾家破产出版地图
地理学术团体的建立对于地理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19世纪时，欧洲国家普遍建立地理学会。邹代钧在欧洲游历期间就注意到了英国的地理学会。他说“英国兵部、海部之舆图学会，开办至今二百余年，未尝或辍。是知彼时之雄长于五洲，于地理固研求有素焉”。中国官方、民间虽也出版地图，但数量少、比例小、误差大。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兴办学会的风潮中，邹代钧创立了译印西文地图公会。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全国上下饮恨不已。当时的有识之士经过这一意外的打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的危亡，讲经世之学，求富国强兵之法成为他们的中心思想，创办各种学会也成为一时之风气。因此，在好友陈三立(时任吏部主事)、汪康年(浙江杭州人，进士)、吴德潇(四川达县人，知县)的大力支持下，又有王承恩、志锐的帮助，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武昌创办“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编印出版中外名地图，以推进地理学的研究和普及。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清政府禁止开办学会，邹代钧将译印地图公会改为，译印地图公社，后又改为舆地学社，后又改称为“舆地学会”。
地图的绘制出版是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既使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当中也是如此，近代西方地理学的地图绘制更是一种严谨的科学与精确的绘制技术的结合。译印地图公会的主要活动就是以招股印书的方式出版地图，并且首创钢板雕刻彩印出版小比例尺地图之先例。
译印地图公会一开始就以发行股票的方式经营地图出版事业。1896年，译印地图公会在《时务报》第一册上刊登招股章程。章程宣布，计划招股400份，只收回纸印费，每份50元，共2万元，作为开印之费。股份也分三次缴清。初次购买交25元。第一次出图交20元，第二次出图交5元。如果初次所成百图千份售完，除还清本利及重印初次之图补给二次期内入股者外，所存之款名曰舆地社款，用于根据新出中外舆图不断修正出版原图，以及购刊图书，绝不没入私囊。这种招股印书的方式，也称为股印。股印的股票不以投资为其最终目的，购股者的唯一目的就是购买所印书籍。购买这种股票实际上就是预购书籍，相当于现在的预付定金，出版者通过预收部分购书款来启动印书工程。舆地学会作为民间团体，以招股印书的方式募集了出版地图所需的部分资金，在中国地图测绘与出版史上都是开创性的事件。
译印地图公会为自己制定的译绘地图计划十分庞大，计划在五年时间内译印世界地图410幅，内地直省地图260幅。邹代钧以自己搜集到的各国地图精本为底本，对国外部分“尽行译绘，付之石印，比例尺略归一律”；对于国内部分，邹代钧准备用各省最新地图资料编纂分省地图，“其分率较外国图大倍之，以四寸为一度，幅数殆二百纸”。他计划在五年时间内将这600余幅地图全部编绘出版完成，但后来由于经费十分困难，并未出齐。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首次刊印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地图94幅后，译印地图公会的经费奇绌，所以最初所定的刊印计划并未能全部实现，张謇曾说：“邹代钧曾为翻印地图，倾家破产，炊烟几绝”。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邹代钧携带《中外舆图稿本》到北京，时任清廷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见到这批已编译绘制好的地图稿本，认为“可先将各国总图六十八幅刊成一册，以为中小学堂课本，庶使海内学子无智无愚，均一揽而知天下万国之形势矣。”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张百熙的支持和赞助下，方将已完成的图稿陆续出版，从而汇集成地图册《中外舆地全图》、《皇朝直省全图》等等。《中外舆地全图》包括世界图1幅、半球图1幅、各大洲图6幅、全国总图1幅、分省图24幅、外国图34幅。这部图集在编排上结构紧凑，以新法绘制，是当时最有影响得地图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圆锥投影成图、经纬度制图法等新的绘图方法编绘的地图中的代表作，它名扬中外，影响深远，并且成为后世编制中外地图集的主要参考资料。如光绪三十三年(1906)，周世荣、孙海环编的《廿世纪中外大地图》一册，就是以此图为基础编绘的。舆地学会所编地图取材于中外名图或实测地图，在印刷技术上又首创我国用铜板雕刻彩印出版小比例尺地图之先。因此邹氏地图精审、清晰、美观，与中国旧式地图有天壤之别。
舆地学会除了绘制出版地图以外，还是一个当时地理学术界的交流网络。在文献信息方面，“凡中外新出舆地图书必购存之；应译刊者即译刊”。邹代钧还托李维格购买《英国地理月报》计划出版中国的地理杂志，但由于很多客观原因未果。同时舆地学会还与各国地理学会保持经常的联络，“如各国疆界建置有改变，山川有新测者，即购新图重译，更正底本，并与泰西地理公会订约，互相考究。”
舆地学会在邹代均因病不能主事以后日趋衰落，1908年3月，邹代钧在武昌逝世。舆地学会的地图底本、制图仪器被学部以纹银2万两收购，后又为张之洞购去并改为陆军舆地学会，即湖北军事测量局的前身。但邹代钧对地图绘制出版的贡献不仅局限于他自己的身体力行，由他支持创办的亚新地学杜的活动也可以视为邹代钧兴办地理学术团体活动的延续。
亚新地学杜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始人邹永暄，字焕庭，系邹代均族侄。邹永暄为发展邹代钩开创的地学事业，曾多次提出建立专业地图出版杜的建议，邹代钧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从舆地学会拨给部分地图资料、仪器和部分地图铜版，还资助了五千元资金。至1898年亚新地学杜于创建于武昌。“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地图公会的子机构”。作为一个编辑、出版和发行地图及史地书刊的专业机构，该杜前后共经营了55年，出版各类型地图和地学书刊达三百多种，是我国近代史上成立最早、出版地图最多、社会流传最广的一家私营专业地图出版杜。直至1953年，亚新地学杜与全国十余家私营地图出版杜合并，在沪成立地图出版杜，后迁至北京为国营地图出版杜。
四、西学东渐之先行者，近代地理学奠基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邹代钧在地图学上的成就以及地图出版和发行事业上的努力，促进了中国地图学由传统向科学制图的转变，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促进近代地理学萌芽的产生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地理学区别于传统地理学的重要标志是地理学的学术独立、职业地理学者群体的出现、近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建立，而这三点又与清末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清末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转型。邹代钧创办舆地学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交流网络，形成了地理学共同体，在公会成立时，邹代钧提到创办的目的是要使“天下有志舆地学者，均可入社共相切磋”，可以说舆地学会初步具备了地理学会的性质，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会的雏形。从其经营的方式来看，它带有一定的商业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地图出版机构。公会经营的目的也是要使地图与地理知识得到普及。邹代钧在致汪康年的书信中写到：“此事藉诸股友之力以成图．即藉诸股友之力以成会，获小利则成小公会，获大利则成大公会，鄙人断无丝毫肥私之意，此可质天地鬼神而无愧也……我辈任开风气，不任做事，所望来者正无穷耳”。由此可以看出，舆地学会的学术成分居多，商业成分居次。邹代钧等人的译印中外地图、讲学、著述等活动正是地理学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内容，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部分，因此邹代钧也成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变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邹代钧逝世两年后，张相文集合有关地理学者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发行《地学杂志》，中国近代地理学走上了学术规范化发展之路。
2.地图绘制的规范性确立
从邹代钧家世来看，邹氏家族的祖辈在地图上有所成就，但其主要成就不在于此，而在于撰述地方志。到邹代钧时，虽也有地方志作品，但其主要贡献却在于地图，而其后代则主要是以地图出版为业了。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也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一个有着深刻寓意的事件。
晚清同光年间，在国内测绘理论方面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邹代钧。他将中西测绘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创立了系统的测绘理论。在测量方法上主要分测天度与测地面两个方面。在地图绘制方面，他不仅首次以一尺等于0.308642米来制定中国的舆地尺，确定和统一了制图的分率，而且主张用科学的圆锥投影法取代中国千年以来的“计里画方”的方法；地貌表示方法上以“晕滃法”取代了传统的笔架法。在绘制中引进西方先进的绘图工具，还有其图例、注记、外国地名的译名等方面都为后来中国近代地图出版创立了最早的规范。后来钱基博也曾经说他“立说周详，后来测绘者以为楷式。西士傅兰雅读之心折。而其论测天度，原本经述，熔冶欧法，尤发前人所未发，而阐扬家学”。后来甚至有人以“新化派”之称谓来代表晚清地图测绘学者，应读说邹代钧当之无愧是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
3.推进沿革地理学的转变
邹代钧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晨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既有旧的家学传统，又接受西方地理学的影响，在诸多方面对传统的沿革地理加以改造。首先是方志编撰方面，《光绪湖北地记》、《蒙古地记》、《日本地记》、《英国大地志》、《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阿富汗、俾路芝等六国地记》、《中外地理志略》等都是邹代钧的代表之作。邹代钧撰写的方志与传统地理志所不同在于，一是外国地理志占其方志数量的很大部分，二是方志中的地理内容有明显的加强，与传统的地理志的详于沿革，长于考证的写法明显不同；其次是地图绘制方面，邹代钧对中国地理学由传统地图制作方法向近现代科学制图法的转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第三方面是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引入。邹振环提出，用外来新理论研讨固有的资料可以看作是近代地理学研究的三大方法之一。在运用新理论方面，邹代钧尤其注意吸收日本地理学界的研究成果，他所编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的新地理学著作。读书分两编，总论部分分为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分论部分是中国地理学。总论中第一章讲述亚洲内容包括释名、位置、境界、面积、人口、地势、海岸线、半岛及岛、海及海湾、高地、平原、沙漠、分水界江河、气候。重点在“天生之舆地”，即数理地理学(天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地文地理学)。这种新的地理学教科书也与传统地理学的知识结构有所不同，也是清代地理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邹代钧受传统舆地家学的熏陶，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并存的近代历史中，以学术的视角与眼光看到了中国地理学、地图测绘出版与近代西方之间的差距，对西方地理学知识作了大量的介绍，同时还大力引进西方的地图测绘理论；在实践中又以励精图志、倾家荡产的精神创办了舆地学会，绘制、出版地图并力图使其成为一个地理学学术活动团体。邹代钧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他在地理学方面还有很多贡献并未被今人所认识和重视，学术界也还未能充分阐述他在近代地理学上的开拓作用和影响，这些还需进一步发掘与探讨。邹代钧在国家贫弱、民族危亡之时，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和进步殚精竭力、死而后已，贯穿其中的爱国救国的情操也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弘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