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及早期反革命活动

    左宗棠字季高，1811年（嘉庆十六年）生于湖南湘阴。他的祖先三代都是乡村知识份子，以教书为生，其父左观澜为县学廪生，貧居教学二十余年，虽有薄田，生活仍异常贫困，后来左宗棠发迹时，曾写诗一首，描写当时的贫困生活说:“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餐，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家庭的困境刺激了年轻的左宗棠发奋读书，幻想依靠书本能飞黄腾达。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中了举人，但举人身份并未能改变他的生活，他继承了其父任村塾教师，生活郁郁不得志。经过几年的塾师生活，左宗棠觉悟到穷知识分子没有向上爬的可能，于是他放弃了达官显贵的幻想，在湘阴东乡柳庄购田七十亩（1843年），脱离了教书生活，索性在家专心做地主，“督工耕作，进行陇亩”，并自号为“乡上农人”。

这个转变，是左宗棠阶级身份转化的关键。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革命武装自武宜进展到永安，清廷震动，湖南戒严。这时，左宗棠的阶级本能促使他纠集了当地的地主，在湘阴筑碉堡、堆栅寨，开办团练，以抵制太平军，保卫本阶级利益。清中叶以后出现的地主武装—团练，就开始于此。

　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左宗棠在湘阴办团练、抵制太平军的“成绩”为湖南巡抚张亮基、骆宾章所赏识，先后被张、骆二人邀请入幕，于是左宗棠就成了湘阴地主阶级在湖南反革命军队中的代理人。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活动是替湖南反革命武装筹划粮饷，巩固后方，由于他参加反革命武装，捍卫阶级利益，因而湖南的地主阶级给予他充分支特，左宗棠很容易就筹集到大批粮草。粮饷充足与否是战争胜负的主要条件，但也是及其困难的任务，而左宗棠却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因而他就成了湖南反革命阵营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当时，尚在湖南湘乡服母丧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奉命组织地主武装，迅速开赴江皖，镇压太平军，反革命地主武装—湘军就这样形成了。湘军虽前赴江、皖镇压，但粮饷仍需从湖南接济，这样，左宗棠又被任命为四品京堂，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替曾国藩湘军在湖南筹饷。从此，左宗棠开始一帆风顺，宦海高升。

    左宗棠奉命襄办军务不久，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石达开领兵出走四川。清廷有意命左宗棠前去四川镇压，向曾国藩征求意见，曾国藩看出了石达开兵到四川，已是穷途之末，再不能了有所作为，而在江、皖战场，这时正是李秀成击溃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败死之时，太平军连续攻克常州、苏州、嘉兴等重镇，曾国藩自己在安徽也连连失利，广德、宁国相继被太平军攻占，反革命形势处于极端劣势状态，因而拒绝了清廷建议，主张四川由骆宾章对付，左宗棠还必须佐理自己军务。可见左宗棠巳成了曾国藩不可缺少的得力帮凶。

曾国藩在皖南的失利，迫使他不得不调稳扎后方的左宗棠前来援助，于是在1860年（咸丰十年）11月，左宗棠率领了他自己在湖南组织的五千名楚勇取道江西赴安徽增援。

左宗棠脱离张亮基、骆宾章幕府，襄助曾国藩，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此以后，他有了自己可以掌握的一部份力量。在张、骆幕府中，他不过是一个得力的参谋，转到曾国藩反革命武装中之后，他便成了一支五千人楚军的统帅，左系湘军开始形成，有了军队，也就有了政治资本。

左宗棠率军进入江西后，连连玫陷德兴、婺源，牵制了太平军围攻皖南曾国藩湘军的兵力，解除了曾国藩的不利地位。这一仗的结果，左宗棠官进三品。

1861年，由于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部分开作战的结果，苏、浙、皖三省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斗争的战场，曾国藩一心一意想把太平天国扼杀在天京，于是分兵三路围攻天京，他自己坐镇皖南，扼守天京上游，以为主力，江苏战场交拾李鸿章淮军，浙江战场则全委之于左宗棠。从此，左宗棠开始独当一面，发挥他的反革命“才能。

经过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反革命势力公开同流合污，反革命武装也奉曾国藩为首领，实行统一指挥。中外反革命力量壮大了，对比之下，自1856年杨韦内讧后，石达开领兵出走，太平军元气巳丧，虽有李秀成、陈玉成两位忠心耿耿的天才革命将领竭力支撑全局，然而又因受到种种约束、限制、只能转战大江南北一带，进行被动防御战，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太平天国的失败命运已难以挽回。

    左宗棠独当一面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正是处于这种有利的环境。

1861年12月，左宗棠被授浙江巡抚衔，清廷命他从速率军入浙，但在皖浙边境的衢州，左军遭到太平军大将李世贤部的阻击，迟迟不能送入浙江，清廷几次上谕追询情况，左宗棠以“若以入衢城，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围，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堕逆贼长围阴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为借口掩饰败绩。直到1862年（同治元年）10月，曾国荃迫近天京，李世贤回援，左宗棠才钻空由婺源沿钱塘江攻入浙江。从左宗棠进入浙江，到浙江全境为反革命军队控制这一期间，他在浙江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跟在外国反革命军队后面，做杀人、收地、抢掠的工作”，法国强盗德克碑组织的洋枪队在镇压浙江革命力量中起了主要作用，例如:“上年克复宁波各城，外国官兵，实属出力”，“法国参将德克碑此次助攻杭城，每次攻剿，极肯出力，杭城克复，实著劳绩”。等等一方面说明了外国干涉者在镇压太平军中起的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左宗棠勾结外国反革命武装屠杀中国人民，偷享反革命功绩的自供!

对于左宗棠以后的飞黄腾达来说，他在浙江的几年是相当重要的，他利用独当一面的机会，勾结外国干涉力量，培养了服从自己的忠实爪牙，扩大了左系湘军的力量，巩固了他在反革命阵营中的地位，他与曾国藩、李鸿章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祖先。

1864年，曾国荃攻陷天京，转战浙江、江西的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因回救不急，乃进入闽、广，世贤驻漳州、海洋驻汀州，声势浩大，号二十万人，清廷急调左宗棠全军，淮军部分，曾国藩湘军鲍超部，前往镇压，授左宗棠统帅三军，节制浙、闽、赣、粤四省大权。

左宗棠进入福建后，立刻勾结英法侵略者，请求厦门英法领事封锁海岸，以断太平军武器军火供应。这时，太平军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汪海洋火併了李世贤部众，世贤被杀，而经过吐火并后，将士离心，斗志消沉，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以致一败数败，最后在1866年（同治五年）2月，清军攻陷广东嘉应州，海洋被杀，军队溃乱，左宗棠下令趁机大杀，湘军志说:“自寇起至破灭，未尝见斩刈如此之易”。太平军经过这次大杀，战斗力完全丧失，左宗棠在数万名革命志士的血泊中，恢复了南中国的地主统治。

    三、围剿捻军一年。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捻军及陕、甘回民起义成为清政府主要镇压对象。1866年（同治五年）9月，清廷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剿灭陕甘回民起义军。另命曾国藩北上剿捻。曾系湘军在攻陷天京后，曾被大批裁撤押解回籍，战斗力已很薄弱，无法对付捻军的拖疲运动战。清廷见曾系湘军无能，又调李鸿章淮军专力镇压。这时捻军巳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任化邦率东捻军转战山东，张宗禹率西捻军攻入陕西，清廷恐惧西捻军入陕后与陕甘回民起义军联合酿成巨祸，急命左宗棠暂援剿回，以全力镇压西捻。1867年，东捻军在李鸿章层层封锁围剿之下，形势危急，张宗禹闻讯，立即率西捻军由陕西攻入山西，牵制清军兵力，解救东捻危局，1868年2月，西捻军入直隶，清廷惊惧，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合力围剿，左宗棠湘军配合准军用“就地圈制”之计，把西捻压到山东，同年八月，西捻军终因寡不敌众，于徒骇河被歼。

    曾国藩系老湘军在镇压捻军过程中，大部分被消灭，因而左宗棠系湘军地位扶摇直上，咸、同以来的三大军阀实际上到这时已成为两家（李鸿章、左宗棠），左宗棠一跃与曾、李齐名，向清主子卖命效力，以换取主子对他的更大信任。

四、屠杀陕甘回民．

捻军失败后，左宗棠回军陕西（1869），以全力剿杀陕甘回民起义军，他的镇压方针十是毒辣的“先抚后剿”，即诱使装备低劣的回民向他投降，然后对解除了武装的回民纵兵大杀，他认为回民“性与人殊”，只有屠杀能解决问题。

1870年，左宗棠进攻回民新教中心金积堡，教主马化龙投降，遭左拒绝，回民被迫坚守堡寨，英勇抵抗人数、装备占压倒优势的镇压军队，死而后已，左宗棠久攻不下，穷极无法，只好允许马化龙投降,并令马化龙集合各地回军至金积堡缴械就抚，1871年，各地回民到齐，武器交出后，左宗棠突然下令屠杀，不留一人，豁为“不宜少留根荄，重为异日之忧”，并对朋友说:“金积事了，其干净熨贴，较之乐南诸役，尚似信心”。“先抚后剿”的恶毒阴谋就是如此，金积堡的屠杀成为左宗棠平生杀人最得意的一次。

左宗棠以毒计骗得了这次“大胜”以后，率领大军一路向甘肃杀去，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九月）他又用“先抚后剿”的办法，攻破了肃州城，随即又大肆屠杀，老弱妇孺亦难幸免于难，左宗棠对这次“胜利”的得意并不下于金积堡之役，他说:“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最为妥善”。所谓“最为妥善”实际上是他杀了几乎全部的甘肃回民。

    经过这几次大屠毅，陕甘两省回民死亡近于十之八九，生产力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左宗棠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不久，英国人贝尔（Coloue Bell）游历甘肃，目睹乡村田庄变为废墟，据他估计，被左宗棠屠杀的回民约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左宗棠自己也供认:“肃州土客逆回业已办结，现在肃州实无一回羼杂。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坎烟断绝。”左宗棠以制造这种惨酷的无人区向他的主子报功，清廷提升他为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就这样以陕甘回民的鲜血，浮高了自己在清统治阶级中的座位。他的子孙们利用他在屠杀中抢来的钱财，在老家大量购置田产，成为湘阴最大的地主，他与清统治阶级的关系更密切了。

    五、平定新疆及对新疆的开发

咸、同之际，新疆人民因不堪忍受清政府黑暗的种族统治，在太平天国及陕、甘回民大起义的影响之下，于1864年（同治三年）爆发了反满大起义。但在新疆，回民起义未能得到正常的发展，起义不久，领导权就为新疆回族封建大地主所篡夺，建立了以阿古柏为代表的回族封建地主的伊斯兰教王国—哲德沙尔。阿古柏建立政权后，用酷残手段镇压了新疆回民起义。

左宗棠剿杀了陕甘回民起义后，清政府内部为新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集中财力维持海防。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理由是:“关外一撤藩篱，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实质上，李鸿章和左宗棠的争论，反映了淮系势力和湘系势力的斗争。但以双方所持的理由来看，李鸿章的主张显然是鸵鸟式的投降政策。放弃新疆，实际上就为帝国主义奴役新疆大开方便之门。左宗棠所持的反对意见，在这一点上有一定的积极性。

争论结果，清廷赞同左宗棠的主张，于是，左宗棠开始了对新疆的征伐。

   这时，新疆人民在阿古柏的统治之下，生活陷入绝境。阿古柏政权对外，充当英帝国主义走狗;与沙俄订立出卖新疆利益的条约，甘心以新疆作为殖民地，交换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阿古柏政权对内，实行强制回教政策，扼杀新疆土著人民的宗教信仰，他的官吏更是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对人民采取极端恐怖统治。这个政权执行的政策，完全代表了回族封建大地主及大僧侣的利益，它与新疆人民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左宗棠发现并充分利用了这个矛盾。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进入新疆后，立即采取孤立阿古柏政权的办法，对回民实行抚柔政策，下令“严禁杀掠”，以笼络人心。这种政策对迅速消灭阿古柏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群回“日夜望湘军至。阿古柏自知人叛天亡，旦夕就俘，四月（光绪三年—行者）于库尔勒仰药死”。这样，左宗棠军队几乎没有遭到坚强的抵抗，在光绪四年，就全部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恢复了清廷在新疆的统治。

左宗棠扑灭阿古柏政权，其军事目的及性质完全不同于镇压太平军及陕甘回民起义军。由于阿古柏政权在它的后期，自甘充当英国在中亚细亚的走卒，左宗棠消灭了它，实际上也就阻止了英国变新疆为殖民地的阴谋，它“防止了维吾尔人民被英国奴役—英国的殖民压迫曾是最沉重最残酷，注定各族人民死亡与毁灭的—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新疆平定前后，左宗棠数次奏请设新疆为省，（这一主张在光绪八年成为事实），他认为设省置郡县就可“疆索巩固，俄英诸强邻不敢妄肆鸱张”。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左宗棠坚持以武力收复伊犁，他布署了三路兵力，准备谈判一不成功，即采取军事行劫，这是清政府在谈判中的武力后盾。俄国若坚持不还伊犁，就必须考虑可能引起战争，而沙俄在远东兵力有限，未必能战胜尚有余威的左宗棠军队，这是俄国交还伊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些方面，左宗棠表现的坚决态度，确与李鸿章的投降主义不同。在评价左宗棠的一生之中，这是值得注意的。

    新疆平定后，左宗棠立即着手恢复农业生产，鼓励民间从事农桑，他为了使“民归旧业，各安陇亩”，下令免除三年赋税徭役，借给农民耕牛及工具，并“发赈给种，并指定地亩，俾得自种自食”。同时，又介绍内地各省先进的农业技术、经验到新疆。为了发展农业，左宗棠又在新疆修浚河渠、水利，以便灌溉。水利事业的修复，对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农业以外，左宗棠还大力鼓励民间种植棉花，以代替罂粟，使烟土不禁自绝;养蚕缫丝，争取对外输出。1879年（光绪五年）左宗棠在兰州投织纺局，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民用工业的先声，兰州织纺局原料，基本上取自新疆。左宗棠特地派人从浙江送入优良蚕种，聘请江、浙、湖州等地蚕织技工到新疆，分别于安西州、敦煌、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设局，传授给回民进步的种植技术。棉花、蚕丝生产在左宗棠大力支持之下，有了迅速的发展，“自是以来，蚕事渐兴，缠民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人颇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

此外左宗棠还整修了新疆各条交通孔道，最初，交通的修建主要是服从军事转运的需要，但道路修复后，却大大便利了来往新疆各地的商旅、新疆的商业贸易随着交通的恢复而日趋发达，对外输出亦有增加，这就刺激了新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交通的发达，贸易来往频繁，新疆人民与祖国其它各族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文化得到交流。

    左宗棠在新疆进行的这些开发工作，实质上是为了增加剥削收入，以充饷需，但是，新疆十余年战乱以后，回民徬徨无以生活，左宗棠惟恐他们再起反抗，以导致外国入侵，不得不设法安插他们，这是他鼓励生产的外在因素。左宗棠能够把他的主观意图与外在作用结合起来，是他在新疆获得成功的起码条件，他既使新疆人民获得安定的生活条件，可不致重起反抗，又替清政府剥取了税收，巩固了清廷在新疆的统治。

    六、对左宗棠的价评商榷

    左宗棠的一生基本上就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给以评价。左宗棠有他极其反动的一面，从他在家乡办团练开始，就成为清统治阶级驯顺的走狗，革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起义中犯下的滔天罪恶是人民永远不能宽恕的，几年来史学界在这方面对他的清算是完全正确的。

    但左宗棠也还有他积极的一面，他在新疆实行的抚柔政策，避免了许多生灵受涂炭，这个政策与他在陕甘实行的“先抚后剿”，截然不同。

    应该指出，由于阿古柏政权的建立与太平天国、陕甘回民起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清活动，因而我们在处理左宗棠的全部军事镇压行动时，就应该加以区别，混淆两者不同的性质，去研究左宗棠的军事行动，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新疆平定后，左宗棠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减轻剥削、兴修水利交通，恢复了新疆因十余年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虽然他的主观动机在于加强统治，扩大剥削范围，但在客观上，他提倡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的时间内（建省前后数年）恢复并推动了新疆生产的发展，使新疆人民生活在战乱后迅速恢复，给新疆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关内回民复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接续自来”的记载，证明了左宗棠在新疆的开发实施，对安定人民生活来说，有一定的成绩。它对新疆社会前进，起了推动的作用。

    对于历史人物，应分别其一生之中各个不同的阶段、地点、条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既不能粉饰历史人物不可宽恕的罪恶，也不应该把历史人物可以肯定的地方一笔勾销。对于左宗棠这个人，如果忽视了他的严重罪行，肯定他是爱国主义者，是新疆人民的恩人，那是十分有害的，但若因强调左宗棠的罪恶，而掩盖或一笔抹杀左宗棠尚可肯定的一面，那也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