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军事、政治方面功勋卓著、影响特大，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影响往往易被后人所忽视。实际上，左宗棠十分重视教育，他早年治学方向的笃定，得益于业师及其他诸师辈的教诲；继而以如何处世为人、治事作官和谨守耕读家风，对子女严行督教；在执教期间，坚持以湖湘“义理经世之学”教诲诸生；在主持军务、政务期间，念念不忘端正士风、民风，以兴学育才为己任。
一、左宗棠治学方向的笃定
左宗棠是一位深受湖湘文化培育和影响的正直湘籍学者和士大夫。他早年曾肄业于张创办的城南书院，时主教者为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高足贺熙龄。
贺熙龄前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八年，以“义理经世之学教授学生”，而不注重制艺贴括。左宗棠就读城南书院直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贺熙龄卒，不仅养成了“讲义理”、重经世”的学风，而且其一言一行均受着贺的影响。特别由于贺临死之时，遗命以其小女嫁给左宗棠长子左孝威，故贺与左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朋友，还是儿女亲家。因此，宗棠讲义理、重经世学风的形成，固然与其世代耕读的家风有关，实乃得益于其业师贺熙龄及其他师辈的指导。
1、左宗棠治学“恪以程朱为宗”，即得益于贺熙龄的启迪及其他诸师辈的指点。
贺熙龄无论是治学或从教，皆重经世实学，但又因笃宗理学，故和理学家李文照、唐鉴并称于湖南学术界。当时的陶（澍）、魏（源）等人亦多推崇心性之学。左宗棠入城南书院后，贺即“授以汉、宋先儒之书”，教他在“致敬”上用功夫。在贺熙龄影响下，左宗棠早年曾潜心研究过理学，并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一册，严格按照儒教的要求，进行品德修养。史载“贺师授以程朱之学，公始折节事学，欲以义理之学为本，发为事功”。1839年，宗棠在写给贺熙龄的信中就说过:“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小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左宗棠后来虽以极重经世之学名世，但其思想立足点仍是程朱义理之学。
左宗棠治学之本原，“恪以程朱为宗”，“欲以义理为本，发为事功”，表明他的确是以理学相标榜和笃信理学的。但是，左宗棠毕竟是一位极有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同于哪些只讲道德文章、不重艺事的理学家，所以在他平时的言谈中曾多次批评了空谈道德理性和脱离现实、不务实学的治学态度。在他看来，从事学术研究与探讨实学艺事应是同一回事。他在治学过程中把理学观念、经世致用统一起来，这与他的业师贺熙龄以及贺（长龄）、陶（澍）、魏（源）诸师辈的治学特点是一致的。
2．左宗棠致力于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亦得力于贺熙龄及其他诸师辈的言传身教。
湖湘文化有“讲经世”、“重践履”的传统，左宗棠的业师贺熙龄及贺长龄、陶澍、魏源诸师辈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重要特色。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固然与其世代耕读的家风和自己的经验阅历有关，但其经世思想的发展和最后的笃定，亦得力于聆听业师贺熙龄和其他几位师辈指点。1830年，18岁的左宗棠慕名前往长沙拜访贺长龄，二人纵论天下大势，颇为契合。贺对左深为赞许，称“左”为“国士”，并悉发所藏官私图籍供左借阅；左每次还书时，贺“必顺其所得，互相考订”。1837年，25岁的左宗棠在醴陵拜见陶澍，“纵论古今”，“倾谈竟夕”，结忘年之交。后陶澍病卒，左赴陶家当塾师，教其子陶桄，在陶家读遍陶澍藏书。左宗棠与魏源虽未曾谋面，但对这位湖湘经世派巨子深为服膺；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为左钻研经世之学的指导性巨著。1849年11月，27岁的左宗棠与林则徐相晤在湘江舟中，林称左为“绝世奇才”，二人谈论竟夕，“达曙乃别”。这次“湘江夜话”，在左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在诸师辈的指点和启迪下，左宗棠自青少年时代便“不专重制艺贴括”，而是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致用性。他仰慕“功成事就而天下翕然归之”的古人，立意经世，注重实行，一再表示“天下事总是要干，要干事最是要一片实心”。左宗棠在40岁之前，政治上还无所作为，但他始终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对舆地学、兵学、农学、荒政及盐、河漕之学用力甚勤。正因为如此，所以他40岁以后从军从政即表现出大异于人的娴熟的经世才干，在整顿吏治，改革钱漕、盐政，兴修农田水利等方面都做出了实绩。
二、对子女严行督教
左宗棠十分重视对儿女的教育。他对儿女的教育既严格且亲切，曾写了一百多篇家书，内容大多集中在对子女如何处事为人，治事做民和谨守读家风等方面。
1．勉励儿女谨守半耕半读的家风。
左宗棠生长于贫苦之家，养成了勤俭朴实的生活习惯。他告诫儿子:你们一定要谨慎持家。如果一味追求花销，认为只有豪华才是体面，恣情流荡，“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他的大女婿陶桄在四川当道员，另一女婿黎尔民在湖北当道员，对他们外出做官宗棠是不赞成的，并对他们说，与其外出做官，还不如在家“耕读传家”，当个好秀才，便是家门之大幸。宗棠教诫儿孙们谨守耕读家风，除了在家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之外，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具体说来，第一、自己以身作则，以身垂范。他曾以自己的经历对儿女们说，“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延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人看而已”。第二、提醒儿女丢掉幻想，不要仰赖父辈余荫而败坏家风。在他看来，“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因而他明确告诉儿子:“我一介寒儒，忝窃方镇，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断不可恃乃父，乃父亦无可恃”。第三、不叫同僚录用自己的亲族。1880年，左宗棠曾写信给当时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我的戚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第四、对儿女坚守传统俭约家风进行严格把关。宗棠的夫人周氏，是在接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才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即长子孝威），得子甚晚，为承传俭约家风起见，宗棠不让雇请乳母。尔后孝威亦生了一个儿子，即左宗棠喜得长孙，为了不让儿女破坏传统的俭约家风，仍然不许雇请乳母。第五、对儿女违反俭约家风之事严厉训斥。左宗棠原有一所住宅，座落在长沙，面积不大。后来他的二儿子孝宽花了千把两银子扩充了一下，还受到了他的严厉申儆。
2．要求儿女“自奉必薄”，“待人必厚”。
综观左宗棠的一生，“其待人也必厚”的事例特别多。就是他后来官做得大了，年俸较为丰厚，但由于慷慨解囊，方方面面的施舍赈济过多，剩下作为安排家庭生活和留为己用的为数就很少。所以，他曾自称“自咸丰十年出山以来，拮据戎马间”。由于其他方面开销过多，“寄归舍间实不及一岁之入”。胡林翼亦称赞“左公不顾家”。左宗棠“自奉必薄”，“待人必厚”，给其后人留下了典范。
3．教诫儿女读书，以学做人、做好人为最终目的。
左宗棠对儿女的教育，特别强调读书是为了学会做人。他给儿子严肃指出，读书不仅仅是掌握那些华丽的词藻、动听的语句和呆板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以理解古圣先贤们的思想观点、学做好人为最终目的。他给儿子孝威、孝宽的信中就告诫说:你们读书，就要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这）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在哪一件可以比他?”要“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要“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小时志气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认为大而关系一个人的人品固然要学好样，小至“走路、吃饭、穿衣、说话，均要学好样”。
4．要求儿女求学必须致力于“经世致用”。
左宗棠是以讲求经世之学而闻名于世的。他生平做学问，最注重经世之学，最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致用性。左宗棠在经世之学和性理之学两方面都特别强调一个“实”字，他给左氏家庙写的一副对联就说:“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他不赞成子孙在科举八股文中讨出路，因而再三向儿子敲起警钟:“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指出“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左宗棠希望儿子早日成人、成才的心情自然是很迫切的，这与一般封建文人并无多大差别；但是，他反复告诫儿子读书不要刻意追逐虚名，读书应要有用于国家，有用于社会，这是一般封建文人所望尘莫及的。
三、坚持以湖湘学统“义理经世之学”教授诸生
左宗棠1852年（咸丰二年，时年40岁）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之前，长期涵泳于书籍中，过着耕读的生活，其间在醴陵渌江书院任了半年多的主讲，随后在安化陶澍家馆中又当了八年私塾教师。
左宗棠在执教期间，也像他的老师一样，坚持以湖湘学统的“义理经世之学”亦即“性理之学”教授诸生。1837年，左宗棠应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严订学规”，“取朱子《小学》八则，订为规条，以治学者”，他自己“亦时时省察”。1840年，受业师贺熙龄之托，教授陶澍之子陶桄于湖南安化，所立的教学原则就是“先以义理正其心，继以经济廓其志”。
左宗棠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教授学生的内容极为丰富。实际上，他当年跟随老师所学的，他后来自己孜孜以求的，以及他立定的志愿和希望，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十分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反侵略积极筹谋；他比较务实，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痛感当时政治的败坏，企望国富兵强；他重视封建伦理道德，谨守儒家礼制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他教授学生的内容里。
四、兴学以端正士风、民风，培育新的人才
1．创办福州的船政局并开设船政学堂，以培养科技人才。
左宗棠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办洋务，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在闽浙总督任上，于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马尾船政局”（即福州船政局）。创立福州船政局，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头等大事。因此他曾明确指出:“自强之道，莫在于捐文法，用贤才”，把兴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尖锐地提到了人们面前。
在左宗棠看来，引进技术只不过是正视现实、发展新式企业的权宜之计；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才是图谋自主、发展新式企业的长远计划。他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落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教育路子不对头，学者们只知“专心道德文章”，而不知“以艺事为重”。因此，为了培养中国科技人才，左宗棠于福建船厂内附设船政学堂，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一些“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课以算学、天文、制图、设计等自然科学知识。他还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法人长于制造”和“英人长于驾驶”的信息，决定在船政学堂设立“航海建造”和“航海理论”两个班，前者主要学习制造兵船轮机等学，“请法员教之”；后者主要学习驾驶等学，“请英员教之”，以便“各取所长，互相为用”，以培养我国的造船和驾驶人才。
从历史记载看，福州船政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的近代有用人才。比如严复就是当时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他大量翻译外文书籍，为把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又比如邓世昌就是当时福州船政学堂的高才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近代海军将领。可以说，福州船政局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造船厂，船政学堂是我国近代的新式学堂，也是我国海军的“摇篮”。在当时的洋务企业中，能够像福州船政局这样成功地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不受外国人控制的企业，实属罕见。
2．创办兰州织呢总局，将入局学习的艺徒培养成为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技术人才。
左宗棠创办洋务，主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出任陕甘总督后，于1880年在甘肃兰州开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它是我国第一个用现代机器进行生产的纺织厂。织呢局“一共雇用了十三个德国人，其中两个是翻译员”，入局学习的艺徒大多数是陕甘丁勇。织呢局聘用外国匠师，目的决不是让洋匠控制华厂，而是旨在为中国培养近代机器工业的技术人才。他在合同中与洋匠定任期，要求把整套技术传授给中国艺徒。以蒸汽为动力的织机从国外购置回来后，左宗棠即指示局里负责人赖长挑选幼年兵丁入局学习。他说:“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从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这说明，左宗棠此举是为了开发大西北，振兴本国的民用工业。左宗棠本人处处着眼于国计民生，这同当时自甘作洋奴买办的一些清朝大吏相比，自有天壤之别。
3．在大西北提倡教育，对于提高新、甘文化，影响着实不小。
左宗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都同军事打交道，武事之余，固然辄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即使是武事之中，也仍注重教育以培养人才，以正风气习俗。1875年5月2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新疆）剿匪事宜”。督师西上后，他在兴办甘肃、新疆等大西北地区的学校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影印书籍分发各府厅州县。设立“正谊书局”于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发甘、新各府厅州县，让一些有志于学的人有书可读。第二、视不同民族设立义塾。西征义军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其耳濡目染，渐移陋习。第三、给学校生员科考考课创造方便条件。在大西北，另设学政以掌握本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以免学子科考和考课往返跋涉之苦。第四、给予少数民族学子以优惠的政策。在回族众多之县添设学额，给予他们以优惠政策，以鼓励他们向学之心。左宗棠这么做，效果是挺不错的。不过数年，边徼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藏、蒙人亦争延师课读儒书，各族文化相互沟通，民间文化有所提高，风气习俗亦大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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