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刘锦棠一生的功业与左宗棠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学界少有论及。对此，本文拟作一简要阐论，以期对有关他们的研究有所裨益。

刘锦棠与左宗棠的关系始于他和叔父刘松山随左西征之时。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刘锦棠随叔父刘松山进入陕西西安，即归左宗棠领导。但从此时至同治九年正月刘松山被枪击致死止，刘锦棠与左宗棠的关系只是一般，因他们俩人中间还隔着刘松山这一层。左宗棠与刘松山才是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因刘锦棠在左宗棠指挥镇压西捻的过程中一直担任“老湘军”的先锋，这支先锋部队在追击西捻的过程中，一直是追得最紧的，所以左宗棠从这时开始，对刘锦棠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其他方面的素质均有所了解。因此，在刘松山死后，左宗棠很快就保举刘锦棠接统“老湘军”。这样，就加强了刘锦棠同左宗棠的关系，使刘锦棠成了左宗棠手下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员”。并且，这一个方面军在左宗棠所指挥的镇压陕甘回民武装的所有队伍中，担当的任务最为重要，也就是进攻金积堡，消灭马化龙部。在左宗棠看来，消灭马化龙部，就是铲除陕甘回民武装的关键所在。刘锦棠担负这一重要任务以后，从而使他与左宗棠的关系日益密切。经过一年的苦战，刘锦棠不负左宗棠所望，终将金积堡攻克，并且还按照左宗棠的要求处决了马化龙。从此开始，左宗棠对刘锦棠的信用大大增加，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在刘锦棠回乡探亲期间，左宗棠将自己准备将来收复新疆的心里秘密都写信告诉了刘锦棠，并且还暗示让刘锦棠和他一起收复新疆。这说明他们二人的关系已非比一般。

同治十一年六月下旬，刘锦棠按照左宗棠的要求，在家乡招募了几营新兵后，迅速返回甘肃兰州，与左宗棠商议继续西征事宜。按照左宗棠的安排，刘锦棠率领“老湘军”在甘肃西部的西宁、大通、循化一带镇压马本源、马桂源兄弟为首的回民武装。刘锦棠仅用约半年的时间就镇压了马本源、马桂源兄弟为首的以西宁为中心的回民武装。至同治十二年八月，左宗棠指挥他的本部楚军及金顺、宋庆、张曜、徐占彪等部进攻肃州马文禄部达一年半之久，仍未攻克，最后还是派刘锦棠带数营助剿，才将肃州城攻破，镇压了马文禄部。这样，刘锦棠在左宗棠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因而，左宗棠后来在选举出征新疆部队及其总指挥人选时，不仅将宋庆等部排开在外，就是他本人所指挥作战达10多年之久的楚军本部（四五十个营，合计二万多人）也排除在外，而是选择刘锦棠统领的“老湘军”。并且，还将前敌总指挥一职也交给刘锦棠。

诚然，刘锦棠在当时陕甘各部主要将领中，资格和地位都算较低的。资格方面：他担任“老湘军”统领仅三年多的时间。并且，他只能算湘军中的第二代，他的父辈才是湘军的第一代。所以，从资格方面讲，他根本不能与左宗棠手下的楚军将领相比。从地位方面讲，他还只是一个道台，并且道台的职务都是刚获得不久，不要说和楚军、豫军、淮军中的将领比，就是“老湘军”内部也有人早就得到了提督及布政使、按察使的职务，比刘锦棠的地位要高得多。然而，这些人偏偏没有被左宗棠选中，说明左宗棠与刘锦棠在当时的关系是非常的好。诚然，刘锦棠之所以被选中，除了与左宗棠关系好之外，还有刘锦棠的个人素质及他所指挥的“老湘军”的素质要高于其他人和其他部队，这也是被左宗棠选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述楚军和宋庆等部攻肃州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都未拿下，刘锦棠率军助剿，仅几天功夫就攻下了肃州，这不能不使左宗棠衷心倾服刘锦棠及其部队的能力与素质。

光绪二年四月，刘锦棠率部离开肃州出关，至光绪三年十一月底，刘锦棠密切配合左宗棠迅速收复新疆，既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也为他自己在保卫祖国领土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具体说就是光绪三年开始，刘锦棠与左宗棠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收复新疆后的光绪四、五年，矛盾达到了高潮。光绪二年收复新疆北路以后，刘锦棠部在用钱方面比关内要大，向左宗棠催饷可能要紧一些，引起了左宗棠的不满，左宗棠对刘锦棠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与劝告，“路远饷艰，诸以撙节为要”。再加上左宗棠对刘锦棠的幕僚周汉也不满意，但刘锦棠仍将其留于营中，这招致左宗棠心有不快。北路收复后，左宗棠据实将刘锦棠“老湘军”功劳上奏，并给主要将领都保了官职。但到了光绪三年三月，关于刘锦棠的保案仍未得到批复。左宗棠在给刘典的信中说：“毅斋保案未见到”，大约“半途遗失”。对此，刘锦棠猜疑左宗棠是有意不奏其功，开始出现怨望之意。光绪三年春，刘锦棠与左宗棠多次讨论进兵南疆的事。左宗棠主张孟夏出兵，刘锦棠根据前方的实际情况，在没有取得左宗棠同意的情况下，于是年三月一日正式出兵，这也可能加剧了刘左之间的矛盾。打完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战役后，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左宗棠在给刘典的信中说：“毅斋英鸷珠常，惜幕中人于得意之时，无以忠言进者，弟颇虑之。”“毅斋心精力果，自是无双，近颇有才气横溢之虑，弟于所请，每思裁抑，俾竟全功。无如左右无人随事规劝，或且怂恿以遂其过。其禀请开缺回籍，尤近于挟有勋劳，弟颇不取之。”从以上给刘典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刘锦棠打了胜仗，越来越骄傲自大，根本不听左宗棠的劝告。因而，左宗棠对刘锦棠的所有请求都加以“裁抑”。在此种情况下，刘锦棠就公开请求“开缺回籍”，说明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张，至左宗棠、刘锦棠奏保双眼花翎得到批准后，两人关系才有所缓和。但到了光绪四年春，收复新疆作战部队中，又出现了此次收复新疆有“不及道光西四城之赏”的不满议论，认为对刘锦棠及其部下的封赏太小（少）。这种不满主要是针对左宗棠而来的。是年六月二十九日，刘锦棠写信给左宗棠谓已积劳成疾，要求开缺回籍，以便治疾养亲。此举真正的原因是他认为封赏不合理，左宗棠没有替他请功所致。是年七、八月，刘锦棠再一次写信给左宗棠，“坚持乞退之见，辞通政使新命”。光绪五年闰三月，刘锦棠写信给左宗棠，“谓忠壮（指刘松山，引者按）部下久役思归”，必须陆续更换。对此，左宗棠表示同意，认为那些人“久役思归，本是常情，且结发从戎至今，年已过壮，亦须宁家授室。别募践更，方可悉成劲旅，否则尽成暮气，虑隳军声也。”刘锦棠接到这一回信后，对左宗棠的意见更大，认为左宗棠是“有意裁抑”，遂表示将“尽撤所部，分三起入关”，并将自己也列入撤归之列。这样，刘、左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高潮。

关于刘、左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左宗棠在写给他的好友杨昌濬（浚）的信中有过说明。第一，刘在是年春提出湘军换防归里，左宗棠答应分期换防归里，刘锦棠认为左是为了节饷，对刘“有意裁抑”，故刘坚决要求全撤归里。第二，从同治七年十月至光绪五年七月止，两江总督曾文正到沈制军（即沈葆桢，笔者按）共少解“老湘军”协饷五十八万五千两。这是刘、左之间产生矛盾的最大原因。左在信中说，若以“两江实欠之画饼责弟以应解之实银，似于情理实有不合”。这就是说，左不愿意替“老湘军”讨帐，甚至还说，“不若舍画饼不题，统向西征粮台支实饷”。说白了，就是要刘锦棠干脆放弃这笔钱。第三，保举问题。收复新疆时，很多人都因功而升了官。唯全军总指挥刘锦棠一直以西宁道领军，仅仅保了一个三品京卿，到收复新疆以后，转太常正卿，后来才转通政使司通政使，仍是正三品。故刘及其身边的人均认为左是“有意裁抑”。

下面我们就上述三点原因结合当时的一些情况作一简要分析。就第一点说，左宗棠同意刘锦棠撤去部分军队，确有节饷的意思。大约是光绪四年三、四月间，左宗棠在回复老友刘典的一封信中说：“新疆一律肃清，关内防营自应裁减，坐粮章程已照营务处所拟示稿缮发，……自古（牧地）、巴（里坤）、安西裁并后，节省颇多。目前所应预为筹及者，额尔庆额所带旗营及凉州驻防裁撤之饷。”据此，说明刘锦棠对左宗棠准备撤换刘部的猜测是对的。当然，除了节饷的目的外，左宗棠也有同情“老湘军”将士，希望他们在多年征战之后，能够回籍成家，生儿育女的因素在内。这说明左宗棠撤换刘锦棠部，不全是为了节饷，但准备撤换刘锦棠部却是真。为此，刘锦棠有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就第二点说，刘锦棠对左宗棠叫他放弃两江协饷的主张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在收复新疆南北两路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座城市的收复战争“老湘军”都参与了。“老湘军”的军饷，也一直是由两江总督协饷，自曾国藩死后，“老湘军”的军饷问题越来越难以落实。这样，打仗的是“老湘军”，而军饷却没有“老湘军”的份。刘锦棠要求左宗棠帮忙讨回这笔钱，左不仅不答应，反而劝他干脆放弃。如果真是放弃的话，那刘锦棠就无法向“老湘军”将士解释了。所以，刘锦棠无法接受左宗棠的主张。就第三点而言，尽管左宗棠不承认有压抑刘锦棠之意，认为道光时，卖国贼张格尔从浩罕率叛军占领西四城，不仅被杨遇春等人歼灭，而且，最后张格尔也被擒送往北京处死。故杨遇春得到了擢升为陕甘总督、图形紫光阁等奖赏。而刘锦棠这次尽管收复了新疆，但“两逆漏诛，功状固不同也”。所谓“两逆漏诛”，指的是白彦虎和伯克胡里成了漏网之鱼，逃到了俄国境内。按照左宗棠的意思就是杨遇春的功劳比刘锦棠要大。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张格尔是新疆境内的一个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上层分子。道光六年（1826年），他煽动白山派伊斯兰教徒举行叛乱。接着，他以出卖祖国权益为条件，勾结浩罕军入侵南疆。在浩罕军被清军打败以后，张格尔又纠合部分浩罕兵组建了自己的中坚卫队，攻占了喀什噶尔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复辟了和卓统治。此后，他相继攻占了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地，整个西四城为张格尔所占领。这时，清廷派杨遇春、长龄、武隆率兵前往镇压，至第二年春，张格尔叛乱被镇压，张格尔本人也被擒送往北京处死。由此可见，杨遇春等镇压的是新疆伊斯兰教中的上层分子的叛乱。张格尔占领的也只不过是西四城。而刘锦棠这次出兵新疆的目的，是摧毁外国侵略者阿古柏在我国新疆地区建立的“哲德沙尔汗国”，收复被侵略者侵占的领土。这一次战争与杨遇春出兵西四城比，其规模要大得多，主要对手也不再是分裂分子，而是得到英俄支持的浩罕侵略者阿古柏。白彦虎只不过是一个投靠阿古柏的民族败类，充其量，他只不过是阿古柏的一条狗。伯克胡里虽然是阿古柏的儿子，但他绝不能算是“逆首”。可见，白彦虎与伯克胡里的逃亡并不能算是“逆首”漏诛。真正的“逆首”是阿古柏。阿古柏虽不是刘锦棠大军处死的，但他却是因害怕刘锦棠的进攻而服毒自杀的。其性质，与被刘锦棠军处死无异。可见，左宗棠说刘锦棠的功劳不如杨遇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反而是杨遇春镇压张格尔叛乱的功劳无法与刘锦棠收复新疆的功劳相比。对于这一点，左宗棠自己也说“……南疆八城，不满三月一律肃清，自周秦以来，实亦罕见之鸿烈。”英国的亚洲问题专家包罗杰也说：“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毫无疑义，是一件近五十年中在中亚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取得最光辉的成就。”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认为：刘锦棠收复新疆，并在新疆建立行省体制的功劳和地位完全可与曾国藩、左宗棠相提并论。他说：“齐名曾左无前绩，开府姑师第一人。”由此看来，左宗棠确实有点抑制刘锦棠之意。因凭左宗棠的权力和他对清廷的影响，他替刘锦棠保一个“钦差”即“帮办新疆军务”之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金顺虽挂名为新疆军务帮办，但他并不负责指挥整个新疆的作战，负责指挥整个新疆作战的是刘锦棠，干的是“帮办”的事情，起的也是“帮办”的作用。但左宗棠没有给他保“帮办”，故不仅新疆的“老湘军”不满意，就连湖南境内的湘军将领和士绅都不满意左宗棠这种作法。如郭嵩焘远在法国，也从国内的来信中得知了这件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如刘毅斋战功卓著，凡克一城、复一堡，叙战功皆刘为冠，而自初承其季父刘松山一军，即以道员接统，历七八年，荡平全甘回乱，移师出关，先乌鲁木齐，而南八城以次克复，始终以道员领军，不晋一阶。至克复喀什噶尔，始请升缺以三品京堂候补，而以边才求之吕庭芷、吴清卿诸君。一意阻遏刘毅斋之功，使不得自显，尤所不达其意者也。”同时，左宗棠的这种作法也是符合他的性格的。按照左宗棠的性格，用人时，他并不是量功量力给以保举，为了让他手下的将领特别服从他，有时他会抑制部下，但等到他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他又会对自己的下属尽力保举。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说：“文襄公遇可用之才而意气飞扬的，喜欢先给他一些挫折，然后再给他发展，希望他乐为己用。”可见，就第三点而言，刘锦棠对左宗棠有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刘锦棠与左宗棠不和谐的关系中，其责任主要在于左宗棠。

刘锦棠与左宗棠的矛盾，随着伊犁问题而引起的中俄关系的紧张而减弱。光绪五年（1879年）冬，刘、左二人都忙着准备进攻伊犁俄军，再也无暇闹个人意见。光绪六年正月，为了配合曾纪泽赴俄交涉伊犁问题，在军事上作好进攻伊犁的准备，同时也是为了安抚刘锦棠，上谕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是年七月，朝廷命左宗棠进京赴军机处备顾问。左宗棠接到该谕旨后，极力向朝廷推荐刘锦棠接任督办新疆军务。八月，朝旨以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十月，刘锦棠从喀什噶尔赶到哈密与左宗棠磋商进攻伊犁及新疆防务事宜，两人关系不仅和好如初，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左宗棠进京，后又任两江总督，与刘锦棠虽相隔万里，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左宗棠在内地一直支持刘锦棠在新疆的改革与建设，刘锦棠也非常关心左宗棠的身体与生活状况，还给左宗棠寄去了补品和裘衣。从上述情况看来，刘锦棠与左宗棠的关系，绝大部分时间内是好的，中间一年多的时间内发生过矛盾。在矛盾发生期间，刘锦棠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正是他率领军队四次打败白彦虎和伯克胡里残余，挫败了俄国利用白彦虎和伯克胡里骚扰我国边疆，从而长期霸占我国伊犁的阴谋。当中俄关系紧张时，坚决放弃与左宗棠的矛盾，积极做好进攻伊犁的准备。透过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刘锦棠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人格与品行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