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于1878年至1885年间出任清政府驻英、法、俄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曾纪泽出生于1839年，逝世于1890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与西方列强和世界其他国家逐步展开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接触和外交交往时期。作为吸收了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具有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他能够审时度势，采取务实精神，既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空喊“主战”，也不卑躬屈膝一味妥协只想“和戎”；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于中国的斗争方式和策略，即：未雨绸缪、备战促和。在中俄伊犁问题交涉中，他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

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武装起事，从而导致政局动荡。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势力乘机武装入侵，占领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1871年7月(同治十年夏)，沙皇也趁乱进犯伊犁，声明替中国“代收代守”，但事后并无归还之意。1878年6月，清廷派崇厚为头等全权钦差大臣，出使俄国交涉索还伊犁事宜。崇厚曾任三口通商大臣、总署大臣，曾代表清廷出使法国为“天津教案”赔罪，时任署盛京将军、吏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清廷内外以为他熟悉洋务，必能不辱使命。但崇厚对形势缺乏详细了解，又不进行调查研究，只顾名义上收回伊犁。他不顾朝廷谕令，让出大量的领土和主权，只收回残破了的并丧失了险要的伊犁九城，就匆忙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并且未经旨准擅自回国。崇厚签订如此屈辱的条约，引起公愤。

对于崇厚订约事件，朝廷中众大臣的态度不一：左宗棠主张废约备战；张之洞主张废条约杀崇厚；李鸿章则反对废约再议，主张接受崇厚所订条约。等到将来换约和具体执行条约时尽量设法修改和弥补漏洞。

清政府的决策过程是：俄国占领伊犁后，清政府先命署理伊犁将军荣全会晤俄国官员要求收回伊犁城，然后又命恭亲王与俄国驻华公使协商，但均未成功。在崇厚议定《里瓦几亚条约》后，总理衙门审议并咨询李鸿章、左宗棠等大臣的意见后，认为崇厚所订条约与朝廷指令不符，损失国家权利太多。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发上谕：“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严加议处。”(王亮、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8，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1880年2月19日(光绪六年正月初十)，清廷向俄国政府发出国书：“崇厚在贵国所议条议章程专条各款……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窒碍难行……特简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希大皇帝派员与该大臣和衷商办。”(同上，卷19)

在接到使俄改约的任命电报以后，曾纪泽首先着手了解形势。根据所掌握的中俄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国际交往知识，曾纪泽初步判断：1．清政府并未批准条约，可以提出修约；2．《里瓦几亚条约》不能全部推翻，但可以“重界轻商”以保和局；3．俄国刚经过俄土战争，在欧洲陷于政治孤立，经济上也受到沉重打击，国内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俄国在中俄伊犁谈判期间的立场，使俄国不敢也无力向中国大举用兵。

曾纪泽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开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经再三考虑，他于光绪六年二月十五日密陈总署，试图采纳西洋先例(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北方曾为英国船阿拉巴马号帮助美国南方一案与英国发生争执，最终请比利时出面评断是非加以了结)，请第三国公议评断中俄伊犁争执。但这个建议没有被总署所接受，而曾纪泽后来很快也意识到此法不甚可靠。光绪六年六月十六日，他在《巴黎致总署总办》中指出：“俄人若诎于公论，犹讲情理，则衙门所持之理，本属公平正直，足以折之而有馀；如其肆意要求，全不论理，则虽请他国之君专延律师评断。彼亦将悍然不顾。”请第三国公断的办法行不通，曾纪泽又全力策划出使俄国谈判的策略。他权衡利弊，准备了谈判中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局：1．收回伊犁；2．缓索伊犁；3．谈判破裂。这样，无论出现哪种结果，他都有备无患。

此时，俄国政府却正在反复强调清政府惩处崇厚是对俄国不友好的行动。首先，俄驻京使馆代办凯阳德就此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接着，俄国又着手调集军队，特别是增强太平洋舰队，进行武力威胁。清政府为了防备可能的侵略，在中俄边界上也进行了一些防御性的军事部署。伊犁问题原来只是中国西北一隅的问题，但现在却演变成了中俄关系的全面紧张，甚至有可能导致中俄战争的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曾纪泽以驻俄国二等公使身份前去俄国，既要消除中俄间的紧张关系，又要力争修改《里瓦几亚条约》，任务十分艰巨。正如他于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在《巴黎致总署总办》中所说的：“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而且国内各方面对使俄改约都非常重视，各种意见也不尽相同，光绪六年二月十五日，曾纪泽在《伦敦致丁雨生中丞》中写道，“总署有总署意见，京官有京官意见，左帅有左帅意见，俄人有俄人意见”，曾纪泽只能“于无可着棋之局，觅一劫路”。但是，既已担此重任，曾纪泽就要努力去完成。他在两方面先作了一些准备：在出使随员中安排了英国人马格里和法国人日意格，以方便利用英法两方的渠道了解信息，牵制俄国，从而协助改约谈判的进行；多次仔细阅读崇厚所订俄国和约，并调阅中外相关地图，考核伊犁地区地形，从而做到心中有数，知己知彼。

二

1880年7月30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他首先从英法驻俄公使处了解情况，然后敦促清廷办好以往中俄边界要案数件并赦免崇厚，这为开始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到达圣彼得堡的第三天(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曾纪泽派随员英国人马格里和法国人日意格分别拜访英国和法国驻俄公使；从驻俄英使德弗楞处了解到：“俄人所注重者边界，要案数件必须速办，一也……崇罪必须赦免，二也……先派头等公使，今派二等公使，较为减色，三也……末一条不关紧要，前二条则甚吃重。”(曾纪泽《森彼得堡致总署总办》)法国驻俄公使商犀也劝中国办好惩处崇厚之事。

1880年8月4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曾纪泽前往俄国外交部，拜访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俄驻华公使布策、外交部副手热梅尼，要求安排有关呈递国书日程。格尔斯连连拒绝，一再强调中国治罪崇厚、公使等级、界商旧案等问题影响到中俄谈判的启动。曾纪泽反复予以驳辩并承诺解决。随后，他给总署连发三电，力争清廷先解决开释崇厚和速办双方争议旧案问题，以换取开议改约。在曾纪泽的再三建议之下，清廷改变了态度。不久，光绪皇帝诏谕，加恩释放崇厚，总署也办结了边界各旧案。中俄双方进入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的初步接触阶段。

应俄方要求，曾纪泽口头提出修改节略六条：归还伊犁全境；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境界，仍照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分；如俄国准还伊犁全境，中国开放尼布楚、科布多商路与嘉峪关通商；增设嘉峪关领事；俄可选择西疆一处留货；新疆不能全部免税贸易。但是俄国人对此节略十分不满，俄国政府指示布策准备转赴北京谈判改约。曾纪泽将此情况奏报朝廷。总署担心在北京谈判对中国不利，决意要曾纪泽追回布策，指令“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曾纪泽《遵旨改订俄约盖印画押疏》)。曾纪泽立即请求热梅尼追回布策，表示中国可以在谈判中酌情相让。其实，布策离开俄国到北京谈判改约的目的不言自明。显然只是做出姿态，以压迫中国让步，力图将崇约稍加更改就批准。因此，布策从圣彼得堡出行到瑞士就停了下来。热梅尼得到曾纪泽保证后，认为在俄国谈判更符合本国利益。于是，9月29日(八月二十五日)布策返回圣彼得堡。

俄国示威目的已经达到，改约谈判终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俄国人首先提出限期一个月完成谈判。1880年l0月2日(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曾纪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割让伊犁西境之地予俄，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但是，俄国代表并不满足，要求中国对俄国退还伊犁南境贴克斯川流域给予对等补偿；此外中国还应赔偿俄国兵费。曾纪泽抱定一个基本点：对于崇约，俄国“只可议减，不可议增”，因此不同意“对等补偿”和“兵费”。如果俄国继续施压，曾纪泽宁可缓索伊犁也不愿在崇厚条约之外增加新条款。热梅尼主张向清廷施加军事压力：“只有痛打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美]查尔斯•耶拉维奇、巴巴拉•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商务印书馆，1974)但是，俄土战争后，俄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财政紧张，发动战争力不从心。于是，沙皇只得于11月1日(九月二十九日)同意谈判期限再延长两个月。

1880年l2月3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沙皇和格尔斯结束黑海度假回到圣彼得堡，感到长期拖延谈判对俄不利；而曾纪泽也趁机催促俄国代表交出谈判底数。l2月27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俄国外交部提出照会两件，节略一件。修约节略中俄国详述了允许改订的条款，共有七项，其内容与曾纪泽先前所提修约各款出入不大，只有两处不符：1．在乌鲁木齐设俄国领事；2．关于塔尔巴哈台分界问题。曾纪泽根据情况，为了谈判的顺利完成，又做了一些让步：设领事之处由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塔尔巴哈台边界，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崇厚所订条约两界之间，酌中勘定。至此，界务、商务都已谈定，只剩赔款问题。曾纪泽不肯赔偿俄国兵费，只同意适当增加伊犁代收代守之费。经过与格尔斯、热梅尼反复争论，议定比崇约多偿款四百万卢布，因此共计九百万卢布(约计银五百万两)。至此，伊犁问题谈判基本结束。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中俄两国全权订约签字钦差大臣曾纪泽和格尔斯、布策在俄国外交部签订《中俄伊犁条约》；8月19日(七月二十五日)，曾纪泽再次代表清政府在俄国交换了条约批准书，《中俄伊犁条约》生效。

在具体谈判中，曾纪泽刚柔并济，一直坚持备战促和，用废约缓索伊犁对抗俄国巨额赔款要求和战争恫吓，从不轻言妥协或开战。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改约成功，稳定了大局。

三

曾纪泽伊犁改约成功，受到了国内外众多赞许——

清廷对曾纪泽改约成功大为褒奖，谕旨称赞他“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曾纪泽《遵旨改订俄约盖印画押疏》)。

美国史学家马士(Morse)对曾纪泽评价很高，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8)开创了先例。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崇厚和曾纪泽在伊犁谈判中的表现，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崇厚为什么会失败，曾纪泽

为什么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其备战促和策略的可取性。

崇厚：1．事前毫无准备。在崇厚出使俄国之前，曾有大臣提出让其走陆路经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具体商谈谈判要务的建议，但崇厚并未采纳，因此事前对伊犁地区的形势了解不多，在谈判中很容易被俄国人欺诈。曾纪泽日记中曾评说：“崇公使俄，本是艰巨之任，然须经由伊犁等处，亲览形势，乃与定约，方为一劳永逸，先难后获，否则恐为所欺。崇公取道海上，径达俄都，事虽神速，暗中不能不小有损失。”(曾纪泽《曾纪泽日记》，岳麓书社，1998)2．谈判中一味退让。崇厚名为“知洋务”，实则并不明了中外交涉情形，因此被俄国人威势慑服，他们要什么，就答应什么，几乎完全接受了俄国人的各种蛮横无理要求。3．结束谈判时不候谕旨。谈判过程中总理衙门多次指令崇厚要通盘筹划，崇厚则只顾醉心于收回伊犁的虚名，违令签订条约；又因家中私事急于回京，于是不候谕旨擅自签约后起程回国，导致清廷陷入被迫要求改约的困境。

曾纪泽：1．事前做好充分准备。曾纪泽自接任后，就积极准备，查阅地图，与英法两国联系了解俄国意图，与朝廷、总理衙门电文来往商定“重界轻商”的谈判策略。2．谈判中争重让轻。因为准备充分，在谈判中曾纪泽并未被俄方气势慑服，而是根据预定策略与俄方周旋，尽力争回更多权益，从不轻易退让。3．从始至终候谕旨行事。从赴俄国谈判到最后订约，曾纪泽始终与朝廷和总理衙门保持密切联系，重大决定必请示，意见不同必申辩，做到群策群力，与朝廷保持一致。由于有了坚实的后方支持，曾纪泽在谈判中就能坚持立场，多挽回一些损失。正如左宗棠所说，朝廷若能根据谈判进展预先准备，调兵备战，“使臣或尚有凭籍，多说几句硬朗话”(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伊犁改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政府的国际威望，也大大增强了曾纪泽的信心。曾纪泽在随后解决中法越南争端、中英鸦片税厘谈判等外交问题时，一直坚持并灵活运用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

总而言之，曾纪泽在其外交实践中，能够取得一定成果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坚持了未雨绸缪、备战促和的策略。正因为曾纪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外交策略，他在对外交往中为中国带来了相对积极的成果，创造了一些相对积极的局面。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曾纪泽的外交成就是有限的，他所签订的条约，从本质上说也还是不平等条约。但这与国家实力有关，而不能简单说成“曾纪泽卖国”。晚清外交是一种无奈的外交。

相对而言，在晚清驻外使臣中，曾纪泽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位。他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为中国挽回了一部分权益，也为中国的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即使在今天，曾纪泽的外交实践和策略依然有着研究和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