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文学上极有造诣，在晚清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钱穆先生给予他高度评价：“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 [1]作为一位“赤地立新”的诗文大家，他在古文创作上颇有成就，被誉为桐城派“中兴盟主”；在诗歌上，他张扬宋风，举世影从。近人钱基博指出：“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2]
道光年间，随着实学的兴盛，以学问为先、理趣为尚的宋诗在诗坛蔚然成风。曾国藩最早感受当时诗风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入京应试之时。黎庶昌在给曾国藩写的年谱中有记载：“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售。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3] 曾国藩进京时，当时的京师诗坛，弥漫着宋诗风气。宋诗派的代表程恩泽、祁雋藻、何绍基把持诗坛。程恩泽偏主宋诗，特别推重黄庭坚，亦参以韩愈，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曾国藩留京二年连续参加乙未科、丙申科会试，而程恩泽作为乙未科的知贡举官、丙申科的殿试读卷官，其诗风趋向无疑更加容易感染公车举子，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程恩泽卒于道光十七年，但吏部侍郎祁雋藻随之而起，桴鼓相应，创作了大量“为杜为韩为苏黄”的堪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言合”的示范之作。而且，他还联络何绍基、张穆等学者型诗人，相与唱和，扩大声势。风会所及，后进从风如靡。此时曾国藩又恰遇何绍基服阕还京。何绍基久居京城，是程恩泽的得意弟子。曾氏与何氏经常切磋诗艺，两人可谓终生诗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的日记中写道：“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4]十一月十八日又云：“更初，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真能树立者也。” [5]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至十二月，三个月中，仅曾氏日记上有明确记载的交往就达15次之多，多是谈诗作文。曾国藩与之切磋诗艺之勤时间之长有何绍基为其写的挽联为证：“班马史裁，苏黄诗事，怆忆我词垣凯谊，风雨深谈四十年。” [6]道光二十年，曾氏再次入京后，其诗歌创作便已归于程、祁、何氏之宋诗派一路了。
关于近代“宋诗派”（或称“宋诗运动”）的形成过程，陈衍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欧阳碉东、郑子尹、莫子偲诸老，始喜言宋诗。” [7]陈衍虽未具体提出宋诗派的名称，但却说明了这一流派形成时间和代表人物。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将何绍基、曾国藩等人“喜言宋诗”称为“宋诗运动”，并指出“同光体”作家“便是这个运动的产物”。[8]
曾国藩喜好宋诗，实则取法当时京中诗坛之风气。1835年曾国藩入京师，正是程恩泽、祁寯藻提倡宋诗之时。曾氏留京二年连续参加乙未科、丙申科会试，而程恩泽作为乙未科的知贡举官、丙申科的殿试读卷官，其诗风趋向无疑更加容易感染公车举子，曾氏自然也不例外。程恩泽卒于道光十七年，曾国藩只能学其宋诗的风尚，无缘亲临门下接受指点。曾国藩此时又恰遇何绍基服阕还京。何绍基久居京城，是程恩泽的得意弟子。曾氏与何氏经常切磋诗艺，两人可谓终生诗友。曾国藩与之切磋诗艺之勤时间之长有何绍基为其写的挽联为证：“班马史裁，苏黄诗事，怆忆我词垣凯谊，风雨深谈四十年。” [9]于是“晚清宋诗运动的旗帜由程恩泽传至何绍基，再传至曾国藩的手中”。[10] 道光二十年，曾氏再次入京后，其诗作诗论便已归于程、祁、何氏之宋诗派一路了。如《题易公筠亭遗像》、《杂诗九首》、《送吴荣楷之官浙江三首》、《题龙九诗》等等，几乎一律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一意追求宋诗黄庭坚为代表的奥衍生涩的审美效果。
道光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宋人欧阳修八百四十一岁生日之际，邵位西置酒召客。是日与宴者，有曾国藩、梅曾亮、孙芝房、朱琦、龙启瑞、刘传莹等人，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此苏辙称颂欧阳修语）分韵赋诗，与宴者诗兴大发，各尽兴而去。后数日，邵位西又嘱咐戴醇士画“醉翁图”，尽录诸子诗于卷尾。前此六月十二日，邵位西为山谷生日宴客，且赋诗嘱和，于山谷盛扬备至。这些人，乃是京城宋诗派的活跃人物，即如曾诗所称，所谓“邵侯”、“梅叟”等诗派同好，“独留文章性，贞好无迁徙。颇奖欧阳公，时时挂牙齿。后者开曾王，前追韩与史。自叟持此论，斯文有正轨。二三邦国英，风流相依倚。持斤向老鼻，郢门欲成市”，以诗发论，以文为诗，这就是他们心中的“斯文正轨”。“时作好事人，排荡诗酒理”，[11] 同仁雅集，彼此唱和，兴往如赠，情来如答，正是宋诗派张扬“宋诗运动”的一大法宝。
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征战南北，少有诗兴，诗作数量锐减。但是，由于位高权重，他仍然对“宋诗运动”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首先，他前期的宗宋热情及其一系列的宗宋诗作，已经给他树立了一个宋诗派新秀的形象，等到他位望日隆，“名人效应”使得人们将他认作宋诗运动的领头雁，自觉不自觉的向宗宋诗风靠拢。其次，他的两次引人注目的诗歌创作，客观上激发了人们的学宋兴趣，这便是近代诗坛上颇具盛名的“会和聊吟”和“簁邰唱和”。[12]
咸丰五年，曾国藩水陆湘勇困于江西，军情险恶，适逢老友郭嵩焘来自湖南，曾国藩于是作《会合诗》。此诗排奡诙诡，倔强不驯。余云焕谓“造语奇崛，神与古会，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奥”。[13] 一时间，曾国藩营内营外皆有和作，积久得百馀篇。同治七年，曾氏又作《赠吴南屏》诗，一波三折，一唱三叹，“簁邰”入韵，罕见难押，但大江南北赓和者，竟达三百余人之多，曾国藩当时就命金陵书局汇刻成编。如果说，作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不免过于渲染的话，那么“会合聊吟”和“簁邰唱和”这两件诗坛盛事，则确实体现了曾国藩对“宋诗运动”的大力提倡。
曾国藩是继程恩泽、祁寯藻之后大力提倡宋诗的高级官吏，他对于宋诗风的盛行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使宋诗轰动一时，造成新风尚非曾国藩莫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曾对此有过评议：“文正……馀事为诗，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奡，独宗西江，积衰一振。《题彭旭集》诗云：‘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盖自道得力处，实有陶铸一世之功能也。” [14]由云龙在《定庵诗话》中也充分肯定其先导之功：“宋派既兴，曾文正实为先导。其《读吴南屏集》、《送毛西垣之即墨长歌即题其集》二律，规摹涪翁，几于淄渑莫辨矣。” [15]“近代宋诗派号称同光体，主要是在曾国藩等人的鼓吹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等为代表，影响深远。” [16]曾国藩把桐城诗派、道咸诗派、唐宋兼采派（张之洞派）等联系在了一起，让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诗学流派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也为同光体派的集大成宗宋准备了条件。[17]曾国藩“诗比韩黄万丈光”，学唐之韩愈，宋之黄庭坚。他的诗歌风尚，为同光体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五朝湘诗家史咏》云曾国藩“馀事赋诗，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奡，特重声调铿锵，上规杜韩，下取山谷，振衰起敝，海内翕然之，使同光诗风为之丕变。” [18]曾国藩“诗比韩黄万丈光”，学唐之韩愈，宋之黄庭坚，为陈衍的同光体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钱钟书称他为“同光体巨擘”。[19]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云：“诗极盛于唐，而力破余地于两宋。眉山、剑南之诗，皆开天、元和之诗之变化也。自明人事摹仿而不求变化，以鸿沟书唐、宋，东坡且无过问者，涪翁无论矣。东坡诗极盛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旭诗集后》有云：‘大雅沦正音，……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乡。’又云：‘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响。女复扬其波，拓兹疆宇广。’其明证矣。” [20]
黄庭坚是江西人，其诗风瘦硬，开创了江西诗派。陈师道、陈与义扩而大之，遂使江西诗派也绵延近二百年之久。姚鼐对山谷诗大为赞赏，认为学山谷诗有洗濯俗滥、弃旧开新之用。曾国藩更是把黄庭坚推奉到无以复加的境地。曾国藩论黄庭坚云：“造意追无穷，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真气摧为狂。”论李商隐诗曰：“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他认为山谷诗深含义山“渺绵”、“奥缓”的阴柔之美，但同时认为山谷诗不乏阳刚气势，他所提倡的是一种雄健而有韧性的“阳刚之美”。[21] 他在书信中写道：“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22] 曾国藩在其《读书录》中评论黄庭坚的诗多至143首。黄庭坚诗文中倔强挺拔之气，正合曾国藩欲吐心中难平之意。同治六年三月三日《谕纪泽》中说：“尔七律十五首圆适深稳，步趋义山，而劲气倔强处颇似山谷（黄庭坚）。尔于情韵，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 [23]曾国藩不仅自己论诗作诗以山谷为圭臬，而且常常教育家人效仿。他以纪泽作诗神似黄山谷之诗，而颇为赞许。黄庭坚之诗的流传远不如苏轼诗之广，明代甚至不受欢迎。到了清代祁文端、曾国藩等人的相继推崇，天下向风，举世影从。施山《姜露庵杂记》亦云：“黄山谷历宋、元、明，褒讥不一。至国朝，王新城、姚惜抱又极力推重，然二公实未尝学黄，人亦未肯即信。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直十金。” [24] 金天羽《答苏堪先生书》云：“诗至嘉道间，渔洋、归愚、仓山三大支，皆至极弊而返于质，曾文正以回天之手，未试诸公业，而先以诗教振一朝之坠绪，毅然宗师昌黎、山谷，天下响风。” [25] 由于“祁文端、曾文正出，而显然主张宋诗”，故“其门生属吏遍天下，承流响化，莫不瓣香双井、希宗二陈。” [26]所言未必有些夸张且有一定的名人效应，但于此可见当时曾国藩等倡导的宋诗运动中师承提携，一呼百应的局面。
而当时与曾国藩互通声气的还有程恩泽门下的何绍基、郑珍以及莫友芝等人，他们被同光体诗人陈衍誉为近代学宋风气的作家。程恩泽为嘉庆进士，早年颇好“温李”，及年长学富，而转向昌黎、山谷。与祁寯藻等同好，时相唱和。梅曾亮在京之时已与之相善。在程恩泽的影响下，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亦主张取法山谷。其中莫友芝于咸丰九年入曾国藩幕府，与曾氏关系最为密切。莫友芝又与郑珍同邑为友，早年曾共学于自己的父亲莫与俦，而何绍基与梅曾亮、朱琦以及曾国藩亦皆有交往。何、郑、莫等人虽与桐城派不是一个血统，但他们都主张兼采唐宋，尤其致力于杜韩苏黄，他们与姚鼐的诗学主张是基本一致的，自然与曾国藩志同道合。在曾氏的影响下，如其文学知己莫友芝，亦大力模仿黄庭坚的诗歌而进行创作。他学习宋诗，创作了《郘亭诗钞》六卷、《郘亭遗诗》八卷。
“曾门四弟子”之一张裕钊诗歌亦深受曾国藩倡导的宋诗运动的影响。曾氏遵循江西诗派的主张，尤其推崇江西诗派盟主黄庭坚，几乎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曾国藩亦讲究韵律，强调诗与学问的结合，提倡读书积学。同时也喜欢用僻典，炼生字，造拗句，押险韵。张裕钊深受老师曾国藩的熏陶，许多诗篇也是“以学问为诗”，大量用典，如《咏史》、《古意》、《歌风台》等，形成艰深奥涩的特点，使人不易卒读，体现了宋诗派的特色。
曾国藩影响了范当世和陈三立。跟随张裕钊学文作诗的范当世，极其敬仰曾氏，论诗亦推重韩苏黄，与姚鼐曾国藩一脉相承，自以为与曾国藩的大弟子吴汝伦、张裕钊辈游而窥知“李杜韩苏黄之所以为诗”。陈三立本人不仅与范当世交游，推重范当世，对姚鼐都怀有深深的敬慕之情。闵安庆认为：“陈三立有关诗论的言论颇具风采，是郭嵩焘、曾国藩一系列理学家诗歌观念在光绪年间的自然延伸。” [27]从陈三立评论黄庭坚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认识到的黄山谷与李商隐的关系。曾国藩曾认为，唯有山谷能领会义山诗“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之妙[28]。后来范当世深受曾国藩启发，对此亦有所悟，他也看到义山“海大山深”的一面，也有过“诗思层层入邈绵”的经验。而陈三立也正是由于“奥莹”这个特点认识到山谷与义山诗的相通之处，其诗曰：“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冥搜贯万象，往往天机备。” [29]我们可以较为明显的看出曾国藩对陈三立的启发和影响，他和曾国藩一样注意到了山谷诗刚柔相济、用意深微的特点。
从清代诗歌发展史来看，如果兼顾诗学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的话，曾国藩的诗学成就是远不能与王士祯、沈德潜相提并论的。但如果仅考虑个人诗学理论的影响，曾国藩的政治、文化地位使他在诗坛的领袖地位不仅不逊于其他人，甚至还有出蓝之势。[30] 李祥在《论桐城派》一文指出曾国藩当时在文坛的地位之尊无人能比：“文正功勋莫二，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31] 因此，位高权重的他也就容易成为影响诗歌风向。曾国藩在咸同年间操持文柄，一手倡导桐城文，一手倡宋诗，在他的鼓吹与倡导下，遂出现了诵法江西诗派的同光体，即近代的宋诗运动。同光体以“三元”（开元、元和、元祐）相标榜，但重点效法的是宋诗。近人钱基博云：“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国藩识巨而才大，寓纵横诙诡于规矩之中，含指挥方略于句律之内，大段以气骨胜，少琢炼之功。” [32] 所谓“开新”，当指由宗唐转而宗宋，以改变诗风，即如钱仲联所说“开清末西江一派”。[33] 侯长生的评价是较为公允的，他认为近代的宗宋诗风在曾国藩这里得以会聚，曾文正公成为近代宋诗运动的一个发散中心，起到了将诸多宋诗派联系在一起的作用。同时他给宋诗学一种象征意义，以一个实现了儒家“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伟大政治家身份来提倡宋诗，他的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也渗透到宋诗学中去，使宋诗具有了更深厚的意蕴。[34] 曾国藩对清代诗坛的影响是深远的。陈衍《石遗室诗话》云：“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慤，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 [35]曾国藩在清代诗坛之地位昭昭然。他承继桐城诗派，张扬宋风，举世影从。近人钱基博云：“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国藩识巨而才大，寓纵横诙诡于规矩之中，含指挥方略于句律之内，大段以气骨胜，少琢炼之功。” [36]
曾国藩的诗中有不少上乘之作，然诗名为官名文名所掩，故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倡导的宋诗运动，对清代诗坛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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