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约农与基督教及东海大学
曾约农(1893-1986) 湖南双峰县荷叶镇（旧属湘乡）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农历十月十七日，系曾纪鸿之孙，曾广铨(曾纪泽抚子)长子，自幼博通经史，卓尔不群。在北京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远赴英国伦敦(其父任驻英使馆参赞)，在那里生活了六年之久。1909年弱冠考取第一届庚子赔款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矿冶。1916年毕业后，旋入剑桥皇家矿冶学院研究，归国后和堂姐曾宝荪创办艺芳女校于长沙。1920年9月，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来湘讲学，曾约农为翻译，毛泽东为特约记者（《大公报》聘）。抗日战争初期，曾约农积极联络田汉、茅盾、徐特立、左舜生等人，组织成立了湖南抗敌总会宣传委员会，主动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对日抗战胜利后，创办湖南克强学院。1949年避难香港，随后转赴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教授，后于1955年被东海大学董事会推举为东海大学首任校长。1956年台湾政府派其为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以其博识宏论蜚声国际论坛。1956年起被聘为台湾国策顾问。
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东海大学教堂
1918年初，曾约农与曾宝荪二人回到湖南老家富厚堂，此时的曾宝荪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据曾宝荪回忆，那时曾约农尚未信教，因而在老家神堂叩头上香如常，曾宝荪则持守教规，侍立一旁。此后，曾约农一直鼎力协助曾宝荪办教育，在艺芳女校三次被封三次复校的艰难过程中，他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教务长），也就在那时受曾宝荪等人影响开始接受基督教。他们的表叔——聂其杰(字云台)，在《记与曾宝荪表姪谈话》一文中写道：“葆荪表姪女及约农、威谋两表姪，牺牲其资产，并舍弃家庭幸福，竭其身心之力以办学校，其志趣之高尚，品性之纯洁，为社会所罕见。然沾沾于西教，且以之教其学生，予深惜之。”在该文中，聂其杰还将文正先训(儒教传统)与基督教对立起来，希望曾宝荪、曾约农、曾昭权等曾氏后裔善述文正先训以推行孔道，颇有责备这些晚辈数典忘祖之意。
年青时的曾约农与曾宝荪
1951年曾约农定居台湾后，受聘担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1955年，担任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此事颇有意味。当时代杂志的创办人鲁斯(Mr. H. Luce)先生的姐姐穆尔夫人(Mrs. Moore)捐款要开办东海大学时，苦于无适当之校长，于是由校董会(曾宝荪是校董会成员之一)邀集了几位与中国教会学校有关，同时也是基督徒的人士与穆尔夫人相见，意在由她挑选适当的校长人选。其时曾约农虽是未受洗礼的基督徒，但他的信仰取值及学识却受到了穆尔夫人的嘉许，受邀担任台湾第一所基督教大学——东海大学的开办校长。晚年的曾约农经常在台湾参加教会的证道活动，译有《基督与社会改造》，可见其信仰之诚笃，在贝德士所辑《中国基督徒名录》中，列入了曾约农。
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对我国近代教育发展贡献极大，曾在大陆先后创办了十几所颇负盛名的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 使之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1950年，台湾教育界与教会人士联名投书负责襄助过去13所教会大学的美国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请其本着过去培植中国青年的精神，在台湾创办第一所教会大学藉以延续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
曾约农在东海大学
蒋介石素来崇敬曾国藩，将其著作及语录悬为终生治军与修为之圭臬；曾约农和宋美龄又同为基督教教友，所以他受蒋介石夫妇极高的推崇，在台湾学术文化界有着很大的威望。他受命执掌东海后，即致函东海大学董事会杭董事长，缕陈其对此一大学的构想。认为大学主要的目的，在于保存与培养文化，因此课程之选订，务使能建立一种包括古风之文化环境，再进一步地沟通东西、古今文化。其次，基督教育与其他性质之训练皆有赖知识与经验，因此教职员生必须维持高度标准，校内团体生活应受基督教条管制。
曾约农创造了劳作教育和通才教育两项制度，认为东海不应是大陆任何一所教会大学之翻版，而是一个能自由寻求真理的学术园地；不是制造白领或士大夫的地方，而是造就具有独特眼光并能投入生活的人。后来又采纳了徐复观所取校名中的东海精神，认为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文化基本目的与精神是相同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推之南海北海，莫不皆然”。
作为校长的曾约农平常总是一袭长衫，遇有典礼则加件马褂。他不穿西装，偶尔到美国开会也是如此。但是看似老派的人物英语却极其流利，每逢重要会议往往在中文阐述之后，即席译作英语，方便在场外籍教师了解。他凡事以身作则，东海教育精神的奠立，端赖其垂规立范。历经现实的动荡后，东海所蕴含的思想新生命与新力量，透过对独特教育理想的追求，彰显出勇于创造与实验的信条。这所教会大学无论在师资阵容还是校舍软硬体设施各方面，都是台湾新兴大学之典范。
1958年曾约农任期届满，告别“两载桃畦手自栽”的校园，全校师生极力慰留，甚至有学生绝食以示。曾约农临别前赋《留别东海》一诗抒怀：
两载桃畦手自栽，横渠孤负叩钟来。
武城弦诵惭宗绪，沂水风雩惬素怀。
借得寒鹤耽落拓，非关鸡肋委尘埃。
相期东海鲸吹浪，一为中原洗劫灰。
1973年，东海特聘他为终身荣誉校长，并将校门口连接到教学区的主要道路命名为约农路，约农路的尽头是著名的建筑师贝聿铭的杰作——东海大学教堂。
二、引领张学良将军入信仰之门
张学良将军，字汉卿，号毅庵，生于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农历4月17日），殁于2001年10月15日。百年的人生中张学良历经各种浮浮沉沉、起起落落，而基督信仰在他后半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研究张学良的学者张天社所言：“正是依靠信仰的力量和爱谛的支撑，张学良和赵一荻共历患难，才度过了那些难熬的岁月。基督教使他们生活充实，给予了他们更多的信心和勇气，成为他们生存和前进的精神动力。那时，仰求上帝，也许是张学良唯一的选择。只有上帝，才能抚平他内心的创伤，只有上帝，才能安抚他心灵的痛苦。”
张学良后半生的精神寄托就是由皈依佛门转变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西安事变以后，张将军先后被蒋介石软禁在浙江、湖南和贵州，为了打发时光，他开始从事明史研究。到了台湾后，他仍被蒋介石长期软禁,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张学良强烈地意识到需要有一种信仰，需要一个心灵的依靠。恰巧此时负责监管他的台湾情报局人员是个佛教徒，常与将军谈起佛教，将军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点事做做。于是，他们就几次专程到新竹去，拜访了几位法师，张学良还买了一大摞有关佛教的书籍回来研究，以打发时日。
1911年，张学良随父来到奉天城（沈阳）后，就经常出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于1917年正式加入该会，以后还出任会董，与该会总干事、丹麦人约瑟夫•普赖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里，年轻的张学良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跳舞，还学会了英文，并结识了许多外国友人和阎宝航、杜重远等爱国进步人士。张学良进入基督教青年会之后，就感到中国封建教育的陈腐落后和空洞无用，于是，他对青年会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但这时张学良所喜爱的，主要是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和欧美的生活方式，而对基督教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更谈不上什么信仰。
1994年1月21日，张学良在夏威夷教堂作见证时说，他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在18岁。他当时经常去基督教青年会打球、听演讲，认识了不少基督教徒。尤其是对一位美籍基督教会总干事普莱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张学良很爱护，并且愿意安排他到美国留学。因此张学良对基督教颇有好感。但真正让他信奉基督教源于50年代宋美龄的一次来访。那天，蒋夫人来访，她问张学良看些什么书。他告诉她正在研究佛学。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此次谈话中，宋美龄向张学良表示，希望他能用心研究一下基督教。张学良对此表示赞同。
经宋美龄推荐，曾约农成为张学良的私人教师，帮助他学习英文及圣经教义。曾约农和宋美龄同为基督教教友，曾家家学渊源深厚，约农弱冠之年即考取第一届庚子赔款，赴英伦敦大学留学，可谓学贯中西。由此，曾约农成为带领张学良进入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引路人。每个星期天，张学良都要到士林镇的凯歌教堂去做礼拜，他还是蒋介石这个私人教堂的会员。每逢星期五，他都要在家中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
1964年7月，台北《联合报》报道说：“张学良最近五年来，已成为最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最近他向牧师请求受洗”。赵一荻与张学良一样，同时皈依神学。根据教规，他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他忍痛与远在美国的结发妻子于凤至离婚，而与一直陪伴他的赵四小姐结婚。在接受洗礼以后，张学良、赵一荻对基督教的学习和对神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他们开始撰写一些传经布道的小册子。在张学良的影响下，他的一些朋友，如莫德惠、冯庸等也接受了基督教。
在他追寻信仰的漫长过程中，曾约农、周联华等几位对他的帮助和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70年，张学良以“曾显华”的笔名在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正式公开出版了译著《相逢在髑髅地》 (The Met At Calvary)，赵一荻（教名赵多加）也以通俗的文字，写了四本宣传《圣经》的小册子，它们是《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而“曾显华”正是从曾约农、董显光（宋美龄秘书，曾约农有高血压和心脏病，需要休养，就换了董显光）、周联华三个名字而来的，可见张学良很看重此三人在信仰中给他带来的影响。
《相遇于髑髅地》书影
三、张学良捐书东海大学
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张学良和曾约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3年，张学良决定迁居美国夏威夷前夕，将自己的全部藏书赠给了东海大学。张学良将军虽然数十年受到监禁，张学良的身边仍旧带有一些他视比生命还珍贵的书籍和古代字画等等。这是张学良在人生最困难时期相依作伴的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系张学良当年从东北家乡辗转千里迢迢带到台湾的，这些书籍主要有：（1）张学良历年来的所藏关于历史、宗教、美术、哲学各类典籍。藏书中明朝思想家王阳明和黄宗羲的著作为数最丰，都是当今罕见的孤本。（2）一些日本学者研究其父张作霖的著作。（3）张学良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明史》和王阳明哲学研究的成果、心得笔记、他和赵一荻搜集整理的《明朝野史》之类。（4）张学良整理出可供后人披阅的人名、地名目录索引。（5）个人书信、英文书刊和字画等。如他与蒋经国的行谊资料。以上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财产，许多明代书籍上面，都有张学良亲笔所作的眉批。一些心得笔记字迹工整，见解独具慧眼。在一些英文书刊上还可见到张学良对一些单字单词阅后所加的详细注解。圣经、明儒、宋元学案上张氏所加的注释都是用工整的毛笔小楷，本身就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以上这些珍宝，都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无偿捐献给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的，约计2000册之多。曾约农代表东海大学在接到张学良的这批捐赠后不久，即做出在该校开办“张学良图书纪念室”的决定，以便让这批珍贵的藏书向海内外研究者开放。
四、结 语
曾国藩怀着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洋务梦终其一生，曾约农也抱着科学救国的鸿鹄之志，终身未婚，将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晚年和曾宝荪相依为命，住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一幢日式平房中。他信守先祖曾国藩的家训，远离官场，生活朴实而淡泊。曾氏后裔并不将西学与西教对立起来，反而相信西教可以振兴中国颓风(曾宝荪)，或救中国人心于陷溺与迷惑(曾纪芬)。换言之，在这些归信基督教的曾氏后裔的心目中，西学与西教的结合才可以救中国。还是在伦敦留学期间，曾宝荪和曾约农就已“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约定互相努力，互相帮助，以求达到这目的”。他很诚笃地坚守了这一约定，他长期担任东海大学校长，宣传西学教义，还常常被邀请演讲，多次出席国际会议，他赋予基督教以拯救中国的功能角色。他把基督教义传播于张学良将军，也是敬重于张的民族气节，希望他能担当民族国家的救赎，将救人救己并列为归信基督教。
参考文献
1、《曾宝荪回忆录》（曾宝荪） 岳麓书社
2、《曾国藩家族》（成晓军） 重庆出版社
3、《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4、《曾约农先生言论集》（林景渊） 台湾商务印书馆
5、《张学良将军的基督教信仰》（李世峥） 《陕西基督教》2006年第3期
6、《张学良的后半生》 张天社著 香港银河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