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曾国藩自己多次说过的那样，他的科举之路是比较顺遂的，28岁中进士、点翰林，在素有“五十少进士”之说的封建时代，可算是少年得志。更令他和家人引以为骄傲的是，他在北京官场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十年七迁，职兼五部。曾国藩自1838年中进士，至1847年升授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接着又兼任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在六部之中做过除户部之外五部的副职，不能不令人叹为官场异数。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曾国藩的迅速升迁、官场得意，是许多后来人关注他、学习他的一个重要诱因。所谓“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现代人更关注的是曾国藩如何逢迎有术、升迁有门。殊不知，他的成功首先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好学、踏实任事、耿直廉明。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并不太会“做官”。现代人想学他的“术”，却不知他的成功在于“道”；“术”多为“邪术”，所谓“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是也；“道”则为“正道”，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也。因此有识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官者要学他，别光惦记着怎么升官、当官、保官，先从学他博览群书如何？至于他为官做人上的清廉俭朴，那还是第二步。”
曾国藩的成功，并非没有幕后赏识者、扶持者，他背靠的大树是权倾一时的穆彰阿。穆彰阿是道光朝重臣，“门人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 。曾国藩1838年会试时，正总裁就是穆彰阿，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由于曾国藩谦虚好学，颇具才干，因此深得穆彰阿赏识。1843年大考翰詹后，总考官穆彰阿派人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誊写好后亲自送往穆府。 这次拜访之后，曾国藩开始步步升迁，速度之快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不能不说有穆彰阿的提携之力。野史中对此有一番夸张的描述：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先去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却发现并非往日召见的地方，白白等候半天，只好退回穆宅等候次日再召见。老谋深算的穆彰阿问曾国藩：“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答不上来。穆说：“机缘可惜。”便叫来亲信说：“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属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第二天召见时，皇帝所问果然“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曾国藩因早有准备，对答如流，皇帝满意地对穆彰阿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曾国藩自此备受皇帝依赖，“骎骎向用矣”。 曾国藩对穆彰阿的知遇和荐举之恩，一直是深怀感激。穆彰阿被罢斥后，他每次经过穆宅都不免感慨唏嘘。1869年初他重返北京期间，还专门拜访穆彰阿故宅。
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并不是只靠穆彰阿的势力才得以发迹。像上面故事中的情形，戏剧色彩太浓，可信度不高。穆彰阿赏识和推荐曾国藩，首先是因为曾国藩有才学、肯任事；咸丰初年穆彰阿倒台后，皇帝对曾国藩圣眷不衰、信用如旧，也可见他不是附草依木的“穆党”人物。公忠耿介、洁身自好、不与当权大臣拉扯关系，这是曾国藩的一向作风，不论是早年之于穆彰阿，还是后来之于肃顺，都是如此。因此，这两位朝中的权相不遗余力地推荐他、重用他，二人倒台后曾国藩却能不受影响，恩宠如常，这本身不就说明问题么？
考察曾国藩一生特别是13年京官时期的政治生涯，其迅速升迁之道无外乎三个字：“勤”（“劳”）、“廉”（“清”）、“直”。到1858年第二次复出后，则略改前辙，变“直”为“谦”，而“勤”、“廉”之风则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他曾对部下黄翼升说：“仆与阁下及诸君子相处十余年，谆谆以勤廉二字相劝。仆虽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 1862年又对曾国荃、曾国葆说：“余以官位太隆……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弟之用以自惕。”
先说其“勤”。
曾国藩认为为官应有五勤，“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在京期间，曾国藩“勤于公职，署中办事无虚日。八日一至淀园该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 。他职兼五部，官居二品，仍能学习不倦，积极掌握任职本领，年谱中记载说：“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公务之暇，他不忘向书本向功，砥砺学识文章，并颇为自信地告诉弟弟：“然我用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 后来兼兵部侍郎，又研习兵学、探寻旧制之弊，写出了颇能切中肯綮的奏折，后来他编练湘军时一起步就有板有眼，都与此间打下的军事基础有莫大关系。在军营中，曾国藩虽是一介书生，仍能勤勉治军，不辍公务，“奏牌书札，躬亲经理，不假手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
身列卿贰的曾国藩，不仅勤于钻研，而且勇于任事，能够考虑民间疾苦，向上为民请命。1851年曾国藩曾上《备陈民间疾苦一折》，奏称：“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大患。目前之急务，其大端有三：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同时，他上递《银钱并用章程一折》，参酌吴文镕等人的上疏，“拟章程六条” ，可见他不是那种徒尚空谈、不能办事的清议一派。
曾国藩生存的时代，正是清王朝腐朽没落、官员贪鄙无为的时期，有一首广为流传的《一剪梅》，专为当时的官员画像：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事因难能，故而可贵。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曾国藩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在晚清帝国落日余晖中，做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勤政好官。
再说其“廉”。
“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 以朱元璋的严厉手段和清朝的专制统治，都不能避免官员的贪污腐败，反而愈演愈烈，致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曾国藩曾在奏折中痛斥贪污之风，并在30岁时立誓：“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仕宦十余年，现在京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 以京官的微薄年俸，加上日常必需的种种应酬，即使在种种陋规的周济下仍然不免于困窘。曾国藩长期担任京官，又以清廉自砺，因此虽位居卿贰，年俸不过银300两，加上饭银100两以及他项收入，总计约在六七百两左右，在天子脚下且拖家带口，常常囊中羞涩甚至遇事举债，是个典型的“月光族”。他任京官期间，由于经济原因多年未回湖南家乡，“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至于有家难回的原因，“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余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二则二品归籍必须具折，折中难于措辞”。因此，他盼望被外放学政或充当主考来解决这个难题：“私心所愿者，得一学差，三年任满，归家省亲，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办途费，后年必归，次也。” 1849年的一封家信中又写道：“予今年考差，颇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亲属可就至江西一叙天伦之乐。……我私愿不遂，南望家山，常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 身为六部堂官，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京官的清贫与曾氏的清廉，于中可见。有人总结曾国藩这一时期经济困窘的原因是“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可谓道出了其中情由。
曾国藩小时候品尝过艰难的生活，有过“蒋市街卖菜篮”的经历，入仕后又决意清廉为官，因此终其一生，在生活起居上谨守寒素家风，厌弃奢侈浪费，儿女婚嫁用度都不能超过200两银子。相传曾国藩为官30年着布衣布袜，30岁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在家时从不轻易穿戴，只在庆贺典礼及新年时偶尔穿上，故而藏之30年，“衣犹如新”。在军营和衙署中，他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略增之，时人称其为“一品”宰相。时人称赞他：“万钱日费可长叹，手检文书并食单。但饬宾筵供四簋，清风聊率旧同官。” 诗中说的是曾国藩驻节安徽省城安庆时，对官府用餐标准予以限制，一桌只准摆四碗菜，并说：“官橱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一次曾国藩从安庆东下，部下马新贻（即后来“张文祥刺马”案中被刺的两江总督）和朱兰等想宴请他，曾国藩说：如果不吃燕窝就一定来。宴会时，酒菜很简单，当然也没有燕窝，曾国藩很高兴。朱兰便说：曾大人您知道现在干什么最苦？曾国藩随声应道：卖燕窝的最苦。众人听后，轰然大笑。 1868年曾国藩北上任直隶总督时，分文不取，只收下1000多篇诗文，人称“只有清风携满袖，江南江北送行篇” 。
对家人和子女，包括几位弟弟，曾国藩严格要求，严禁他们贪污腐化、奢糜浪费。他指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 并在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只是曾国荃听不进大哥的劝诫，终于得了“老餮”的贪名。曾国藩死后，左宗棠送来的400两银子竟被少侯曾纪泽拒之门外，有人把这件事作为曾左交恶、至死不能相容的例证，实际情况则是曾国藩的家人牢记他的遗嘱，坚决不收礼金，连李鸿章也未能例外。
最后说其“直”。
早年的曾国藩，性情耿直，昂然自信，对官场中因循苟且之风深恶痛绝，在上疏中也能直陈己见，毫不畏避，直到带兵之初仍然“愤青”作风。官居二品、位列卿贰后，曾国藩“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每自负”，一般人并不理解，或谓其“大言欺人”，唯倭仁等“数辈信之”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痛心疾首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跬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 他因不避嫌疑、任事果敢，又在会审琦善一案中得罪了名族权贵，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 。
咸丰即位后，鼓励大臣有事“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受到鼓励，结合自己的职责所系，连续上奏分析时弊、举荐人才、陈述建议，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内容涉及人才培养、财政改革、民生疾苦、军事训练等，其中不乏切中时弊之论、激烈直白之词。咸丰的批语中常有“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之语，曾国藩受到鼓励，更上了一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险些因此掉了脑袋。
在这篇著名的奏折中，曾国藩明谓“圣德”，实际批评皇帝自身存在的三大缺点。其一曰：于人苛求小见而疏于大局。奏称：“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接驾，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序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属，惠丰以微仪获咎，而于国家大事则有疏漏而不暇深求。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并指出他推荐的严正基受命办理粮台，“位卑而难资弹压”。其二曰：于纳谏徒好文饰而不重实用。“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以‘毋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尤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而徒饰纳谏之虚文。”其三曰：于己有骄矜之气而少谦冲之风。“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以为中无纤毫之私，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同时，曾国藩还抓住咸丰皇帝刊布自己的诗文做文章，“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
客观说来，曾国藩所指的问题无关国计民生大局，但逆了最高统治者的“龙鳞”，所持的几条意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在封建时代实属可贵。在“家天下”的时代，特别是君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晚期，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每做出一个决策甚至平时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应该是抓大放小而不是苛责细究的，应该是求真务实而不是爱好虚名的，应该是谦虚谨慎而不是自视甚高的。聪明的君主或自恃聪明的君主，最容易迷信自己的能力而乾纲独断、放纵性情，成为祸患的源始。作为处在权力金字塔最高层的人，君主又很容易陷入自我陶醉的情绪之中，因为身边会出现很多吹捧他、阿谀逢迎他的人——即称为“佞臣”之流。喜欢听奉承话，在那些明显言过其实、夸大吹嘘的虚假言辞中飘飘然迷失自我，这是人性共有的致命缺点。曾国藩在皇帝即位之初，从这些细节入手对皇帝进行批评，既是大胆的，也是有意义的。别的不说，单说咸丰年纪轻轻就在朝臣的“忽悠”下准备刊刻自己的诗文集，确实有些飘飘然不知所以。咸丰的文学功底如何姑且不论，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些草率，而且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有点不务正业、不得要领。
在奏折的最后，曾国藩引用夏禹谏舜、周公诫成王的话说：“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纣）之速乱。’” 措词与用字，已经是十分“不敬”。据说咸丰看后冲冲大怒，“掷其折于地”，又“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军机大臣祁隽藻叩头求情，并说“主圣臣直”，曾国藩的会试房师季芝昌也为之求情说：“此臣门生，素愚直，惟皇上幸而赦之。”咸丰皇帝“良久乃解” 。后来，咸丰还在上谕中为自己解释和反批评了一番：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后来，咸丰也许是觉得曾国藩忠心可尚，也许是借以表示自己的高姿态，一个月后让曾国藩兼署刑部左侍郎，变相升了他的官职，第二年初又让他兼署吏部左侍郎。曾国藩因逆龙鳞而得到升迁，在所上“谢恩折”中，他为“前疏激直未获咎戾，具申感激之意” 。《曾国藩事略》中也说曾国藩奏折中“语多切直，朝士皆忧其获谴，及优诏褒答，一时称盛事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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