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以来，频出政治巨擘的湖南已成为救世图腾。
那么，是什么诱发了湖南人才的井喷呢？当然是千载一时的湘军。
湘军是湖南人才辈出的一个分水岭。湘军声名之巨，战功之著，将帅之众，官职之高，盛极一时，可谓空绝千古。在此之前，湖南人尚不敢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据同治年《湘乡县志》记载，仅咸丰三年到同治八年，湘乡（包括今双峰、涟源、娄星、湘乡）的湘军将领共有7886人，其中侯爵、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高职位文官358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武官7528人。仅仅一个湘乡县就有如此多将帅侯爵，整个湘军集团培养出的人才更是无法统计。这些统计数据虽难称精确，但大致可反映出湘军在清朝的绝对实力地位。
湘军会打仗，这是公认的事实，可谓妇幼皆知。但湘军“理学治军”与“儒生典兵”的独特文化却鲜为人知。也就是说，湘军的主要将帅，大都是书生，而非武夫。
在湘军早期，当时的读书人以团练大臣曾国藩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为中心迅速集结，形成了丰富的人才储备库。以罗泽南为中心的罗门弟子群体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曾国荃、曾国华等，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学友幕僚群体有郭嵩焘、刘蓉、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李元度等。随着与太平天国对抗的不断升级，又不断有读书人加入湘军及其幕府，充当将帅与幕客。正因如此，湘军将帅的艺术气质得以凸显。他们大多精于诗词书画，是典型的秀才带兵。
我在创作《湘军之父罗泽南》一书时，因查寻资料的需要，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览触了众多珍贵史料，其中就包括湘军诸将帅的诗词、信函手迹、楹联书法、国画等，觉得曾国藩的湘军集团，不但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军事集团，同时也是一个颇具艺术气质的文人集团，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书法、诗词、歌赋、国画等领域造诣甚深。这里以书画为重点，介绍几位湘军人物的艺术风格。
曾国藩书法：刚柔相济雄瘦劲美
曾国藩（1811—1872，今双峰县人），湘军统帅，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以道德修身立世，被誉为“千年第一完人”。曾国藩是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非常注意个人道德修养，每日除了读史、写日记外，还要练习书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
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等文字里，他对书法的记载比比皆是，习字、练帖、研究、切磋无所不包。他对书法的悟道更是屡见不鲜：
“日内思作字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诸河南、董思白烟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
“偶思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余近年于书略有长进，后当更于意态上着些体验功夫，因为四语，曰鼇属鹰视，拨灯嚼绒，欲落不落，欲行不行。”
“思作字之法，险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
诸如此类，足见曾国藩之于书法，绝不甘于做一个临摹名帖的书写者，而是一个在不断寻找禅机的思想者，他很想摸索出一套具有个人风格的书法路子。
曾国藩对书法的钻研几近痴迷，犹如他对围棋的酷爱。他不但在自己的日记里及时记录心得体会，在写给弟弟们的的家书中，也忘不了与诸弟交流书法心得。后来在与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书中，也不忘给两个儿子在书法上予以指导和点拨。比如，他在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谕纪泽家书中说：“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诸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尔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如此痴迷于书法呢？
一是受父亲的影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个私塾老师，对书法甚为重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与曾父的职业有关，在当时，私塾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是可以装点门面的，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入学馆。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我先大夫竹亭公于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曾国藩十分推崇赵孟頫，认为他的书法“集古今之大成”，这和其父钟爱赵书不无关系。父亲善书，给曾国藩树立了一个最直接的参照标本，自然也对他日后的书法之路产生了的影响。
二是出于功名需要。古代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使用毛笔作答，所谓字如其人，毛笔字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考官对考生的印象。如果中了进士，谋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具备了给皇上写奏本的资格，那更是马虎不得。可以说，书法是读书人驰骋官场的一个重要筹码，可视为门面，如果写得一首漂亮的馆阁体，不但龙颜愉悦，也会引起他人的羡慕甚至尊重。
三是受何绍基的影响。湖南道县人何绍基被誉为“晚清书法第一人”，和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是好朋友。曾国藩晚何绍基三年中进士，曾国藩中进士到京城后，与何绍基来往密切，两人既是乡党，又是书法同好，自然免不了一起切磋，两人每隔几天就要相聚一次。曾国藩的日记经常出现与何绍基相互砥砺的场景。曾国藩在家书中还经常提到两人的书法论道：“何子贞（何绍基）与予讲字极相合，调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坤。作字而化游自得真力弥满老，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利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曾、何二人亦以诗书唱和。何绍基曾获得一幅顾南雅的梅花图，如获至宝，特意请曾国藩为这幅梅花图题诗。当时何绍基尚未以书法大著，善于识人的曾国藩就说何绍基的字“必传千古无疑矣”。何绍基则说曾国藩的书法“真知大源”。
后来，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何绍基创建了独有的回腕执笔法和个性化书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堪称“晚清书法第一人”。而曾国藩也因事功成为中兴名臣，但他对书法艺术的酷爱和探索从未中断过，从用笔到临帖作书，他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在执笔方法上，曾国藩悟出“修脚法”，他说：“偶思写字之道，如修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谓‘拨灯法’，较空灵，余所谓‘修脚法’，较平稳。”在执笔高低上，曾国藩也有自己的心法，他说：“大约握笔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若握近毫根。则虽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吾验之于已身，验之于朋友，皆历历可验。”
在运笔方法上，曾国藩对换笔甚为重视。他在教子书里说：“凡转折之处，必须换笔，不待言矣，至并无转折形迹，亦须换笔者，如以一横言之，须有三换笔，末向上挑，所谓磔也，中向上行，所谓勒也。初入折而下行，所谓波也。初入手所谓直来横受也。以一直言之，须有两换笔。直横入，所谓横来直受也，上向左引，至中腹换向而右行，所谓努也。捺与横相似，特末笔磔处更显耳，磔波直入。撇与直相似，特末笔更撤向外耳……凡用笔须略带欹斜之势，如本斜向左，一换笔则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换则向左矣。”大意就是要做到“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欲左先右，欲右先左”。
那么，曾国藩的书法到底具有什么风格呢？
清符铸曰：“曾文正公平生用力至深，唐宋各家皆有尝习，其书瘦劲挺拔，欧、黄为多，而风格端整。”
曾文正的书法并未声名大显，一是其政声显著，风头太盛，在此盛名之下，其他诸事则显得黯淡。二是书法本身个性符号不突出，未成大家之体。同治年间，曾国藩也在日记里自我检讨说：“是日悟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宜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并鹜，则两失之矣。余心每蹈此弊。”
但是，曾国藩的书法依然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曾国藩书法的艺术成就，主要在楷书与行书上。他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由泛到专，由继承古典到不断创新，对他本人来说，每一次悟道都是一次浴火涅槃。他的书法阴阳美学说,他的南北书派之说,都使他的书艺日渐精到，他推崇刘墉《清爱堂帖》的文人书技，最后形成了“雄奇加淡远”的书法艺术观。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书法，雄奇胜于淡远。
分析曾国藩的书法艺术，应以楹联屏条为主，其艺术特征可用六个字概括。
一是“端正”。曾国藩首先是个理学家，这种治学态度影响到他的书法，其书法有一股子立于天地之间的浩然精神。其书法循规蹈矩，极重法度，一笔一划，一招一式，绝少偷工减料、拖泥带水。由于曾氏书法过于讲究端正，乃至行笔鲜有意韵，笔法单调，有明显的馆阁体的影子。所谓字如其人，难怪慈禧太后称他为“天下第一正人”。
二是“雄劲”。曾氏书法之风格，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道咸之交可视为第一个分水岭。此时，正是洪秀全在金田村揭竿而起宣布“天平天国起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好四十出头，随即组建湘军，对抗天平天国。在此之前，曾国藩的书法为颜、柳风格，兼有赵、董神韵，行笔追求墨色饱满，笔意畅达，有圆润茂华之气象。他自己检讨说：“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应是对自己书体的笔力与雄浑很不满意。自咸丰二年年底投笔从戎之后，其风格开始发生变化。他弃颜、柳之意，专追欧阳询、李邕、黄山谷法度，师遒劲雄强之风。随着湘军的不断扩大，战功日盛，曾国藩的书法雄浑之风日浓，逐渐透着一股杀气，一撇一捺之间，似拔剑，似张弩，似刀削，有千军万马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下笔干脆利落，呈快刀斩乱麻之相。这大概和他与天平天国日夜拼杀的军旅生涯相关。曾国藩是一个无比执著的人，即便在行军打仗之际，他的日记、读书、书法依然雷打不动。他在日记里说：“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曾氏书法的雄劲瘦挺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
三是“内敛”。曾氏书法的第二个分水岭为湘军解散。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府金陵，没几天，曾国藩便宣布大规模撤除湘军，目的是担心功高盖主引起朝廷猜忌。理学家曾国藩历来主张养气，因此为人低调，性格深沉内敛。这种性格在攻陷天京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书法上也有所体现。他在同治三年的日记中说：“因悟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则如渊明之诗；着力则有军所称如雄画沙也，不着力则右军所称如印泥也。二者阙一不可，亦犹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这个时候，他开始反省自己的书法，觉得以前过于一味追求雄劲之风，之后开始注重吸收虞世南、赵孟頫的阴柔婀娜之气。他也对乾嘉年间的重臣刘墉的“淡远”书风甚为推崇。因此，曾国藩的书法少了些锋芒毕露的雄强，开始融入了一些柔美之风。但结果是，欧、李、黄的劲挺稍减，而虞、赵的柔婀则憾而欠之，这大概与曾国藩一生刚拔、坚韧、倔强的性格有关。可喜的是，他的书风刚柔并济，含蓄深厚，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他的楷书劲健挺拔之中，开始显露出洒脱雅丽的风神，用笔严谨规范而微露活泼之态，线条不肥不瘦有适度之美，笔意藏连而内含着晋人的风韵，精气内敛，颇为耐看，乃有深味，愈看愈有神韵，其小楷与小行书不失为清代书法的高品。
张裕钊：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的书法家
在湘军这支虎狼之师，张裕钊绝对算不上大人物，但若论书法成就，他绝对是最高的，最终成为纵步晚清书坛的一代硕儒，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贴于一炉，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是一代书法宗师，流誉海内外。
晚清政治家康有为对张裕钊的书法赞叹不已，曾在《广艺舟双楫》中高度评价说：“湖北张裕钊，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甑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必留，为涨笔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康有为还说：“本朝书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为楷……集碑之成，张廉卿也。”
康有为不仅是著名政治人物，他也是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提倡北碑，领导了近现代书坛碑派的书法创作流派。他写的“康体”大气磅礴，笔下生波澜，文风书风相得益彰。书法大家康有为的一句“千年以来无与比”，足可说明张裕钊书法艺术的高度。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晚清著名书法家、学者、诗人。道光二十六中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早在咸丰五年即与曾国藩相识，曾专门拜访而未留幕中。后入湖南巡抚胡林翼幕，经常送文章请曾国藩批阅，甚受曾国藩赏识。胡林翼死后，张裕钊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赴安庆，入曾国藩幕府，正式成为曾国藩的门生，与黎庶昌、薜福成、吴汝纶被人合称为“曾门四学士”。曾国藩令其专攻古文，不习他务。张裕钊恪遵师命，古文甚得曾国藩真传，曾国藩称颂道：“裕钊尤能古文，日后昌大无量”，成为曾门诸弟子中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桐城派末期三才子之一。曾国藩还在《求阙斋日记》里称“门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
张裕钊无意官场，后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成就后学甚众，从学门徒较负时望者有范当世、张謇、朱铭盘、宫岛咏士等多人，其中日本弟子宫岛咏士追随裕钊先生8年，奉学惟谨，于书法得益犹多。张辞世后，宫岛咏士回国创办了汉语学校“善邻书院”，传播张氏之学，使张氏书体在日本衍为流派，至今不衰。1962年，宫岛咏士的弟子上条信山创办了目前日本最大的张体书法研习学校“书象会”，学员达万人。1984年夏，日本宫岛咏士的后裔“善邻书院”院长宫岛吉亮，率众渡海来华，与中国书协在北京首次联合兴办“张裕钊、宫岛咏士师弟书展”，规模空前，在中外书坛引起震动。
张裕钊书法艺术造诣极深，其源于魏晋，学北魏《张猛龙碑》、《吊比干文》，东魏《凝禅寺三级浮图碑》以及隋《淳于俭墓志》，突越唐人，熔碑帖于一炉，济刚柔于笔端，创造出一种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的独特书法。
张裕钊书法具有劲拔雄奇、气骨兼备的特色。书风古朴沉厚，少有俗媚甜圆；茂密雄强，少有凋疏空虚；精神气度，少有刻意唯美。
张裕钊楷书方圆互用，生动自然，清健朗爽。在笔墨中吐露着深厚的书卷气息，他追求书体有骨精血肉神，从而形成他书艺的明显特征。他上朔篆，笃学魏碑，熔铸方圆后形成风格，实质上是外貌雄强而筋骨内涵，这恰恰是他的字外功夫，而这种书体的表现方式正好自然地渗透在他的作品中，蕴藏着深邃的意境和独有的风貌显示出作品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张氏在运笔、转指、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皆有其独到而突出的方法，其书法愈到老年愈为精妙。以中锋运笔，饱墨沉光，精气内敛。章太炎曾为之赞叹不已：“先生书世传宝，得此真如百斛明珠，尢与他人相绝。”
张裕钊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多，较有影响的有《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屈子祠堂后碑》、《黄孺人墓志铭》、《重修南宫县学记》、《论学手扎》、《滕王阁记》、《蒯氏墓碑》、《赵充国颂》、《古诗贴》等，皆为精心结撰之作。
彭玉麟：书法改变命运，墨梅演绎痴情
彭玉麟（1816—1890），字雪岑、雪琴，自号退省庵主人，今衡阳县人，为曾国藩门生，湘军水师统帅，晚清重臣，官至兵部尚书。
彭玉麟是个怪人，生平有“三不要”，即不要官、不要财、不要命。别人拼命跑官要官，他却拼命辞官不做，他一生六次辞官，先后辞掉安徽巡抚、两江总督、漕运总督、兵部尚书等要职。
彭玉麟还有一怪，一生作画只画梅花，曾发誓要作万幅梅花图，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怀念一位叫“梅姑”的女子，因此有“大清第一情种”之称。
关于彭玉麟的传说很多。不过，他因书法改变自己命运的真实故事却鲜为人知。
他的一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早年的彭玉麟是个家道中落的书生，家业被亲族霸占，父亲去世后，从安徽迁回衡阳的彭家又屡受恶人欺凌。为生活所迫，13岁的弟弟彭玉麒跟人去跑生意，长期音信杳然。16岁的彭玉麟则就读于衡阳城中的石鼓书院。没过多久，彭玉麟便投笔从戎，在军营中担任文书，以孝养母亲。
彭玉麟命运的转变富有戏剧性。晚清名士俞樾撰写的《彭刚直公神道碑》对此有记载：“然无以自给，投协标冲书识，支月饷视兵马。时衡州知府高公人鉴善相士，见公奇之，使入署读书。”
俞樾所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一天，衡阳知府高人鉴来军营拜访协镇，看到案头放着一份文书，字体非颜非欧，气格亦豪亦秀，便问协镇这份文书出自何人之手。协镇说是彭玉麟。高知府激赏道：“此字体甚奇，当大贵，且有功名。”
彭玉麟的书法堪称奇峭，下笔立就，圆润饱和，豪气自溢，又不失灵秀，且从不轻易予人，所以存世甚少。其书法甚为精到，据《清史稿》记载，彭玉麟“生平奏牍皆手裁”，且有笔力，“每出皆为世所传诵”。
彭玉麟的书法虽然甚为奇峭，但比起其梅花，却是小巫见大巫。
彭玉麟的梅花和郑板桥的墨竹，被称为清代书画双绝。板桥的“竹”自是清新脱俗，玉麟的“梅”更是情深意重，因为这包含了一个男人一生的痴情。
关于这个让彭玉麟一生牵念的谜一样的女子，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和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故事的版本很多，说法也不尽相同。
民间较为流传的版本是：彭玉麟早年与外婆的养女梅姑青梅竹马，情感甚笃，俩人私自定下白头之约。但两情相悦的他们因八字与辈分不合而遭到家人反对。十四年之后，彭玉麟接外婆和梅姑来衡阳同住，久别重逢的他们终于盼来甘霖，干柴烈火，感情很快复燃。然而，此时的彭玉麟已经结婚，他的夫人看在眼里，于是想尽办法阻挠二人，在彭母的主持下，将梅姑嫁到了别家，四年之后，梅姑死于难产，彭玉麟闻讯身心俱裂，哭吟“一生知己是梅花”，立下誓言余生要画下万幅梅花以纪念他心爱的梅姑。
在此后的四十年里，雪琴无论多么繁忙，每晚都会深情挥笔画梅，倾吐自己心中凄缓哀绝的情思，与梅姑在水墨之间进行灵魂的交流。直到他七十六岁临终前，仍强撑着病体，颤抖地拿着画笔，一丝不苟地画着梅花。
彭玉麟一生画梅40年，完成万幅彭式梅花画。彭玉麟手下的梅花老干繁枝，鳞鳞万玉，其劲挺处似童钰，每成一幅，必盖一章曰“伤心人别有怀抱”、“一生知己是梅花”，“汉书为下酒物，梅花是知心人”等。并取号“梅花外子”、“梅花仙子”、“吟香外史”、“古今第一痴人”等，情深意切，一个铮铮铁骨汉子的柔情可见一斑。
彭玉麟画梅，以墨梅尤佳。他有很多《墨梅图》传世，其中不乏精品。其作品大多笔墨洒脱，气韵不凡。画面上多为老梅，身姿虬曲，铁骨铮铮，古拙苍劲。枝间梅花，吐蕊绽放，生机盎然，从他的画中梅花的气概可见一斑，从画法来看，构图饱满，与其他名画大师相比虽有些许不足，但却显示出彭玉麟独特的精气神。
彭玉麟诗书画三合为一，是湘军将帅中的才子。他咏梅之诗屡有佳作绝句。“颓然一醉狂无赖，乱写梅花十万枝”，字里行间散发着狂放不羁，诗酒风流的才子本色。“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安得玉人心似铁，始终不负岁寒盟”，更有着淡泊名利的豁达情怀。
杨昌浚：罗泽南门人，诗书画三绝
杨昌浚（亦作杨昌濬，1825～1897），晚清重臣，字石泉，号镜涵，别号壶天老人，今娄底市娄星区人，20岁师从罗泽南读书，后随罗泽南加入湘军，因军功先后担任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等职。官至太子太保。死后，被清廷诰赠为太子太傅。
杨昌浚一生的三次声名远播，与一首诗、一桩冤案、两件大事有关。
一首诗是吟诵左宗棠收复新疆失地的《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使人们记住了诗人杨昌浚。一桩冤案是清代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浚因包庇属下被革职。两件大事之一就是协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并协同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建省；另一件大事，则是他在闽浙总督任上，拨出专项钱款，亲自指导协护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筹建台湾省。
杨昌浚博学多才，尤工诗词书画。他的同门师弟、湘军名将李续宜多次聘请他为塾师教育子女即可为证。
杨昌浚的行草笔力深厚，下笔行云流水，张弛有度，谋篇布局颇有法度，不失为书中精品。其行书则透着浓郁的文人气息，格调高古典雅。其画作构图考究，颇具情趣，所画人物更是神情生动，有点睛之妙，使画面变得鲜活灵动起来。
杨昌浚的书画，多有精品传世。目前诸多拍卖会上常有其作品露面，成为各路藏家竞相收藏的珍品。
俞樾：闳才巨儒，尤以隶书名世
曾国藩曾说过一句话：“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上半句说得是李鸿章，下半句说的就俞樾。两个人都是曾国藩的门生，后来李鸿章位极人臣；俞樾则著书500余卷，汇刻成《春在堂全书》，成为一代巨儒。难怪当初曾国藩对其有“闳才不荐，徒窃高位”之叹。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德清人。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同治七年（1868年）主讲著名的杭州诂经精舍，达31年之久。俞樾生平性雅，不好声色，晚年更是卧起有节，保真持满，因此足迹虽不出江浙，而声名扬溢海内外。他是章太炎的老师，是俞平伯的祖父。
大学问家俞樾亦擅书法，以隶书名于世。俞樾写信札，也往往用隶、篆书，显示了他好古之风。俞樾的书法结体妥帖匀称，笔划温厚，格调典雅，有大家风范。
俞樾有不少碑文存世。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仙潭文社更名为“仙潭书院”，以振文风，其时俞樾已年逾八旬，但他关怀桑梓，撰写《仙潭书院碑记》近八百字，并篆额，此碑尺幅160厘米×60厘米，质地大理石，原藏仙潭书院，1987年由德清县博物馆所收藏，碑文文笔朴实骨肉精深。俞樾还隶书《敬业乐群》匾额一方，悬于门厅上方，被定为校训，而当每月之朔望，俞樾曾亲临书院授课二次，传为佳话。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俞樾手书了这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其时，俞樾虽已八十六岁高龄，仍以其饱满的情怀，稳重的章法，浑圆的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俞樾作书后数十天，便溘然长逝了，所题诗碑成为绝笔，这块书碑名擅当时，拓本流传甚广。
罗泽南：湘军首儒，行笔隽秀淡逸
罗泽南是湘军始祖，是湘军早期的灵魂人物，也是湘军有勇有谋、战无不胜的悍将。罗泽南兼具将帅之才，湘军“力争上游”等很多重大战略决策均出自罗泽南之议。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折上说罗泽南的功劳在江忠源与塔齐布之上。郭嵩焘更说罗是“咸同中兴名将之冠首”。
罗泽南对湘军的贡献有三：一是主持湘乡团练，成为湘军雏形，为湘军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确定湘军训练之法，效仿戚继光束伍成法确定营制，这是湘军不同于官军之处，也是湘军之所以战胜太平军的不二法宝；三是首倡“理学治军”，史书所云“日出鏖战，暮归讲道”是也，实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鼻祖。很多人以讹传讹，将这些功劳归结于曾国藩，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罗泽南早年隐于乡野，后又早早战死沙场，无缘再续定邦巨功，故反而不如军中后起之秀左宗棠等著名。
罗泽南堪称湘军首儒，治学观点具有系统性，学术贡献远在曾国藩之上，创立湘军之前，他早就是名闻湖湘的理学大儒，做过湖湘名儒、云贵总督贺长龄的家庭教师。他著述等身，有《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皇舆要览》等著作传世，深得曾国藩的恩师唐镜海（唐鉴）推崇。他被湖湘才子刘蓉视为“湖湘儒者之魁”。梁启超与钱基博也认为他的学问胜于曾国藩。在当前学术界，专家学者也多持此看法。
然后，不为人知的是，罗泽南还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以育人为职业，跟随者如云，其弟子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蒋益澧、杨昌浚、曾国荃、曾国华等，后来都成为湘军重要将帅。他写的《小学韵语》堪称名著，与《三字经》、《弟子规》等并列为清代启蒙教材，成为风行一时的读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初蒙学子。
罗泽南著述甚众，遗憾的是，其传世书法作品却极其罕见。从罗泽南的手札字迹来看，其书法隽秀淡雅，有儒雅之气，甚具君子之风，更是具备了曾国藩苦心追求的“淡远”气质。罗泽南的“淡远”，应与其经历有关。罗泽南被称为“湘军第一苦人”，他早年历经磨难，与左宗棠一样科考不畅，屡考不售，他便潜心于学问，在教学生涯之中，还不断教诲诸弟子不必过分看重科举，要多学经世致用的“有用之学”。遗憾的是，笔者只见到过罗泽南的书信手札，而无缘一睹可以代表其书法艺术水平的楹联屏条。
与其书法的“淡远”不同的是，罗泽南冲杀沙场从不怕死，每战必先，是一名让太平军无比畏惧的悍将。尊其为师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评价他“每战必先，忠勇冠时”，认为罗泽南对湘军培养“踔厉敢死”的风气起了表率作用。陈独秀毫不吝啬对罗泽南的赞美，认为罗泽南代表了湖南人的精神。
罗泽南这种为书为人为将的巨大反差，令人遐想，大概与其饱受儒学浸淫有关。罗泽南之字，即便是手札书信，也绝不含糊，讲究章法，这与其治学的严谨态度相关。
在目前的收藏市场，很多藏友对清刻板的罗泽南的《小学韵语》颇有兴趣。感到意外的是，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大量札记与楹联书法传世相比，罗泽南的手札也好，楹联书法也罢，都极为罕见。目前只有湖南省图书馆藏有其著作《皇舆要览》的珍贵手稿。如能拥有其书法作品，价值自然不菲。据知，现在武汉一家兵工厂溶洞内的石壁上，至今刻有罗泽南撰书的楹联哲语，这里可能曾经是罗泽南的前线作战指挥部或者游历之所，如果有人能将其拓片下来予以保存，应不失为一桩幸事，一则具有湘军文史研究价值，二则具有罗泽南书法研究价值。
罗泽南本是一代名儒，以书生典兵，虽然投笔从戎，罗泽南的骨子里还是流淌着文人的血液。在武汉强攻太平军时，于阵前头部中炮，临终前三日，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卧床再次提笔自撰一联——
大义昭于万古；
公论自在人心。
这幅楹联当即被他的军中弟子悬挂在罗泽南的寝帐门庭，遂成湖湘醇儒罗泽南的绝笔。难道他早已料到他和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会因为平剿太平天国而引发曲直是非之争？
胡林翼：字如其人，春风雷霆皆润之
胡林翼的著名，很大程度与两个人有关。
一个是他的岳父两江总督陶澍。他岳父很有意思，年轻时的胡林翼是秦淮河畔的著名嫖客，陶澍居然吩咐账房提供全部嫖资。陶澍的说法是，胡林翼将来是成大业的人才，年轻时吃喝嫖赌就由他去吧，否则日后就没有机会嫖娼逍遥享受了。
还有一个人是毛泽东。年轻毛泽东读了胡林翼的文字，对其特别崇拜，于是将自己的字号改为“润之”，因为胡林翼号润之。毛泽东不是一般人，他年轻时好像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曾国藩，一个则是胡林翼。
胡林翼的书法，与他的性格关系很大。要研究他的书法，不如先分析一下他的性格。
那么，胡林翼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这个人就是特别能团结人，抓住了“和谐”二字，对任何复杂的人事关系都能和而化之：对上司能和而悦之，对平辈能和而处之，对下属能和而服之。
胡林翼很会做人，不象完美主义者曾国藩那样眼里容不得沙子。有例为证。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境内的湘军是非常团结得力的。当他得知水师统帅杨载福与彭玉麟两人有矛盾的时候，他便将两人邀来，摆上酒席，作为上司，他居然不惜下跪，劝两人和解，精诚一致对抗太平军，杨载福和彭玉麟被他感动，于是和好如初。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对当时在鄂湘军陆师统帅罗泽南甚为尊重，那时他是湖北巡抚，罗泽南只是相当于副省级的布政使衔，实职也不过是个四品的宁绍道道员，但胡林翼对罗泽南甚为尊重，每次见面“必执弟子礼”，对罗泽南毕恭毕敬，每有大事，也必定遵从罗泽南的决策，这是一般官僚难以做到的。
如此观之，胡林翼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他很大气，不以个人得失为立足点。
再来看胡林翼的书法。
胡林翼的书法由欧阳询入手，中间参以米芾、赵孟頫；由帖学而入馆阁体，字体雍容端庄，静穆华贵，富丽堂皇，颇有台阁大臣的儒雅气象。
其书法具有大气、圆润、和美的特点。
胡林翼行笔，给墨充足，墨色饱满，字体圆润温和。其行书中气充沛，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给人以舒朗、沉穆、宁静之美。
左宗棠：笔挟风涛起豪气
咸丰九年，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左宗棠一脚踢在永州总兵樊燮的屁股上，从而招来杀身之祸。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的一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使咸丰皇帝赦免了正在仓皇逃命中的左宗棠的死罪，也使人们记住了这位脾气很大的左宗棠。
左宗棠虽然科举考试屡屡不中，但他自幼聪颖，14岁在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郁郁不得志的落魄书生兼上门女婿左宗棠之所以能咸鱼翻身，跻身重臣之列，完全依赖于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这三个湖南老乡的提携与推荐。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左宗棠从12岁开始就对书法产生兴趣。《左宗棠年谱》记载：“道光三年癸未，公十二岁，始留意书法。”又云：“《北海法华寺碑》，世称孤本。道光初，先仲兄景乔先生从劳文毅公（劳崇光），许借得一本示余，盖贺耦耕简书所藏者，爱玩不置。未久，劳复索还。光绪三年，余持节酒泉，督诸军平西域。王霞轩观察赠我是本，属从事李佐兴铭泐诸木，以广流传。”
根据其年谱记述，左宗棠12岁那年，同样嗜好书法的哥哥左宗植，借了书法孤本《北海法华寺碑》，给他做书法启蒙，左宗棠由此爱上了书法。接着，他又开始揣摩钱沣（南园）的书画，钱沣“字皆平原遗法”，而其所画之马“筋骨显露，笔力仿佛古篆，不敢逼视”。这大概是书画对少年左宗棠的最初印象，并产生很大影响。
自此之后，左宗棠一直坚持练习书法。他对各种字体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最初的楷书到行书，再到隶书、草书，几乎所有字体左宗棠都认真练习临摹过，就连篆书这种很少有人感兴趣的书体，左宗棠学起来也饶有兴致。
总体来说，左宗棠的书法崇碑版，篆、隶、行、草兼善，笔力雄健，风格豪迈，这大概与他豪放傲慢的性格有关，其楹联作品流传颇多，为时人所爱。
刘坤一：一手威风凛凛的“将军体”
刘坤一（１８３０～１９０２），湘军宿将，字砚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咸丰年间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因功历任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并“帮办海军事务”。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电各省督抚，密询意见。刘坤一复电：“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其谋遂寝。义和团起，刘坤一又与张之洞倡议“东南互保”。晚年成为与李鸿章、张之洞比翼齐肩的清廷重臣。
刘坤一的字颇有自己的风格，其字体修长挺拔，犹如仪表堂堂的君子，同时用墨中足，使得长挺的字体变得健硕，颇具张力，运笔流水行云，骨气刚挺，甚具气势。虽笔墨鲜有变化，但下笔果断，有大将风范，呈左低右高之势，又流露出强烈的进取之心。刘坤一的书法笔意舒展，功力超过一般书法家。
刘坤一大部分时光都与军旅相关，可谓戎马一生。早年加入湘军，屡立奇功，并担任过江宁将军，后又帮办海军事务。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坚决主战，反对妥协退让，并积极向前线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
看刘坤一之书体，有一种力拔山河的气势扑面而来。他似乎就是一个运筹帷幄而又谋篇布局的将军，各种方块字在他的调度之下，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兵勇列队而出，犹如千军万马呼之欲出，一笔一划，似可闻刀剑之声。刘坤一之书法，堪称军人气质的“将军体”。
注：作者系《湖南书画》杂志副总编，著有《湘军之父罗泽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历史研究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