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曾启求是30万黄埔军人中普通的一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六期。抗战期间在湘北第三、四次会战中，负过伤，流过血，在鄂西会战中立过功。抗战胜利后，又奉派至中央训练团学习，教育班第一期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捕入狱。平反后，又在研究中国近代史，联络海内外同学，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
两个“六字经”
我的父亲一生坎坷而传奇。虽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因家道中落，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中成长的。父亲的祖母是“中华百年八大女杰”之一唐群英的胞姐，也是一个才华横溢、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奇女子。只可惜英年早逝，弥留之际，将六岁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托付给胞妹唐群英。从此唐群英视我祖父如己出，一直带在身边，受教育、结婚、生子。连我父亲、叔父、姑姑们的童年也都是在她老人家身边度过的。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唐群英的爱国情操，刚正无私的高尚品德，不让须眉的硬骨头精神，无一不扎根于我父亲的幼小心田。也正是这些品行，塑造了我父亲的性格，成就了他的人生。父亲永远记得临执教前，姨奶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为人师表，更当求学问，学做人，不可误人子弟。求学六字经：勤学、苦练、致用；做人六字经：心正、格直、骨硬。”这两个“六字经”父亲一生中，不光自己牢记致用，还将此训传授给我们。
国难当头，投笔从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父亲还只有12岁，外辱的刺激与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从小就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这时的父亲已成长为一个身强体壮的热血青年，日夜都想奔赴抗战前线，杀敌报国。但此时家里正面临着极大困境：我的祖父未老先衰，患吐血病两年已卧床不起，弟妹们都还年幼，家庭的重担已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时年十八岁的父亲肩上。
父亲至孝，父子感情极洽。是挑起家庭重担，留下来照顾不久于人世的父亲？还是去杀敌报国，解救苦难深重的同胞？父亲在痛苦的煎熬，寝食难安。
“知子莫若父”。一天，爷爷把我的父亲叫到跟前：“球儿，自古忠孝难两全，国难当头，有国才有家，我还不碍事，家里节约点也还能过，你放心去做你想做和该做的事吧!”
爷爷叫父亲去第三战区司令部找交际科长曾弼师，此人是父亲的族叔，在三战区虽然地位不高，但很有名气，40来岁就被人尊称为曾弼老。父亲找到弼老说明来意，只想早日上阵杀敌。弼老见父亲一表人材，谈吐不凡，问过学历、经历后开导说：“你的满腔热情是好的，要救国不光是杀几个鬼子这一条路，先要学好本领当一名好指挥官。”当时，恰逢三战区长官处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一批职员子弟到战干三团第二期去受训。弼老便把他的名片给我父亲，叫一名传令兵带路去军务处报名。快到军务处时，父亲撕碎了弼老的名片，传令兵很诧异。父亲笑着说：“考试就是要试自己的本领过不过硬，不能拿科长的名片去假试嘛!”结果七百多人参考、笔试、口试，父亲都考了第一名。四个月后，军事委员会和军训部将战干三团第二期改为中央军校第三分校第十六期政训第一总队。可是还没等到毕业，父亲尊敬的可怜的父亲我的爷爷就去世了。
军校毕业后，父亲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被留校任学生第十队政治指导员，在当时的军校教员中年龄是最小的。父亲深知责任重大，先得充实自己才能授导学生，为此他每天都要阅读许多份报纸、搜集新闻、分析国内外形势，晚上自编教材，白天与学生们积极探讨，他们年相若，意相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父亲口才又极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受学生爱戴，一个大队被他带得生龙活虎。他说教学相长，自己也在那段时间得到很大的提高。
父亲还有个小故事，当时他们驻地离总部有七、八里地，中间要经过一个埋有数千人的乱坟岗，夜间岗上总是磷火飘忽。那儿白天都是人迹罕见，曾有一个部队的军需官被土匪杀害于此。有次父亲去总部学习，因故耽误了时间，夜深了，教官们都打趣他，赌他不敢经乱坟岗走回驻地。他们不知父亲从不信邪，也不信鬼神，何况第二早上还有课得上，他拔腿就走。众人都慌了，急忙拦住他，父亲笑着跟他们说了两个理由：鬼是什么东西，大家都没见过，有什么可怕的？土匪劫路乃是求财，按常理岂会有人夜过乱坟岗？没有货主自然不会有土匪，那还担心什么？他硬是一个人走回了驻地，这件事在师生中传为佳话，更提高了他的威信。
抗战中父亲在第三、四次湘北会战中负过伤，在鄂西会战中立过功，但他很少与人谈及，只是右肩及右大腿处的弹痕为历史留下了永远的见证。凭着战功，父亲二十几岁就升至中校副团长。
老了以后父亲腿痛得厉害，许多时候要我们按摩帮助才能入睡。好几次我去帮他按摩时，都见他在摸着伤疤沉思，是在回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痛恨侵略者的暴行？还是在缅怀逝去的战友？只有一次父亲病重时，他高兴地对我说：“昨晚我杀了八个鬼子，一枪一个，真痛快!”唉，老了，要走了，做梦都在挂念着杀鬼子。那段抗战岁月，对父亲可谓是刻骨铭心。
抗战胜利后，父亲坚决不上内战战场，被派到中央训练教育班再次受训，毕业后担任过江西青年通讯社记者，瑞金县立中学教员。为了早日结束内战，减少人员伤亡，1949年春复任陆军第99军92师275团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于6月率部起义。
苦难的岁月
1951年，命运跟父亲开了一个大玩笑：他由一个纯洁无瑕的爱国青年 抗日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官 深明大义的起义人员突然成了“历史反革命”。镇反运动开始，父亲侥幸逃脱，半年后，在广西全县被捕，十个月后，押解回湖南，此时，镇反运动高潮已过，政策已转化为“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父亲才得以躲过被枪毙的一劫，以“历史反革命罪”获刑12年，解赴西北劳改。
当时父亲年仅三十二岁，与母亲结婚才五年，四个孩子中最大的我4岁，最小的尚未出生。对妻儿揪心的牵挂，莫须有的罪名，屈辱与打击，差点使坚强的父亲倒下了，他觉得自己的满腔热血、文武才干全付之了东流，“请缨投笔徒余恨，拂袖登楼空赋诗。”随着这两句诗涌上父亲心间的念头，是一“死”，一死了之。但这一死，“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就能洗清了吗？妻儿又怎有盼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父亲选择了艰难地活下去。他相信再苦再难，历史总会有还他清白的一天。“视死如归归不得，浮生苦梦梦偏长”这就是当时父亲的心声。既然打算活着，就得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出去。为了这个目标，父亲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从未干过重体力活，又不熟悉北方劳动工具的父亲想在众多身强力壮的“杰出”劳动者里面“出类拔萃”，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父亲一边咬紧牙关，不怕吃苦流汗，一边摸索工具特征，掌握劳动技巧，凭着他那坚韧不拔的“硬骨头”精神，不久父亲就当上了犯人小组长。这个用辛勤汗水、名列前茅的劳动成绩换来的小组长并不是什么好差事。犯人当中有顽劣不化不服管教的，有万念俱灰不思进取的，还有体弱多病需要照顾的，劳改12年当了12年小组长的父亲硬是把每一个最差的小组都带成了先进小组。他针对每一个人的优缺点耐心开导，从不汇假报以心换心，让他们向往光明，积极进取，结果好几个让管教干部头痛不己的“刺儿头”在父亲的帮助下都获得了减刑。
父亲从小就天资聪颖，多才多艺，诗词、歌咏、京剧、话剧、篮球、排球、乒乓球等无所不精。在服刑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特长组织办墙报、自编自演文娱节目，宣传政策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犯人们的生活。但是，父亲却未获减刑，减刑的只有刑事犯，多为人民内部矛盾，政治犯是敌我矛盾，任你怎么努力都难减刑。这是多年以后父亲才悟出来的。
正当父亲在一个特殊群体中又能“发光发热”的时候，不幸又接踵而至了。因为“历史反革命”的影响，土改时原本被划为“贫民”的家庭成份，复查时变成了“地主”，家中一切财产全部没收，连最后一床棉被都是一位好心的邻居故意抱走又暗中送还的。历史反革命家属、地主份子的帽子，一瞬间全落在了年仅三十四岁出身书香世家，涉世不深的母亲身上。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黑五类，母亲一人就得了双冠。人们像见了瘟神般躲避尚来不及，谁来同情你，谁会来拉你一把？藐视的目光，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困苦，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没有进牢笼的母亲跟牢中的父亲一样举步艰难。也是“视死如归归不得”啊!她死了，谁来管四个可怜的孩子？谁给牢中的丈夫送衣物？谁又能给他活下去的信心？“树正何愁月影乱，根深不怕飓风狂，人情似水难常在，世事无常自主张。”母亲作的这首诗既是用来鼓励牢中的父亲，也是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信念。身高1.46米体重80斤的母亲顽强地承受了所有的重压，从未干过重活的她要上山砍柴，下田种地，喂猪……。那时候没有打米的机器，人吃的米，猪吃的糠都要人工去碾，去臼。几十年了，我的脑海中永远印着两个身影。一是母亲把我们托付给邻居，走几十里山路去给父亲送衣物时，既牵挂牢中的父亲，又担心我们那一步一回头的身影；二是瘦弱的母亲用推子、踏臼推米踏糠时吃力一喘一喘的身影。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的支援，劳累一天下来的母亲，迎接她的是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把儿女喂饱了，哄睡了，母亲还得在微弱的油灯下替别人刺绣、织毛衣来帮补家用。“寂寞无边月，凄凉枕上诗，寒光凝塞北，何日卜归期？”这首诗就是母亲在那种境况下作的。可正当母亲用她瘦弱的双肩全力支撑这个家时，更大的灾难袭来了，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因感冒引起肺炎却无钱及时医治，在半个月内相继夭折!母亲几近疯狂，在这样的灾难打击面前，我的父亲母亲为了对方，都只有强忍悲伤，相互鼓励，“漫天风雪紧，泪渍忍看诗，冷暖常珍重，赋归当可期。”“任他沧海千层浪，唯我巫山一片云”都是父母当年的诗句。他们都抱着一个信念：爱国不会有罪，抗日不会有罪，只要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历史反革命”的罪行总会有澄清的一天，家人总会有团聚的一天!
正是这样，父亲母亲互相信任，互相扶持走过了那段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晚年发挥余热
“1987年人民政府为我平反，恢复名誉，退休职工改为离休干部，我没有‘感激涕零’。过去你们搞错了，现在纠正过来，理所当然。晚景差强人意，也弥补不了几十年黄金岁月，何涕零之有？但伤痕既已陈旧，恩怨小事，一笔勾销，不能与国家大事混为一谈。”这是父亲在晚年著作《换骨记》中的一段话。其实何止仅是“几十年的黄金岁月”，那可是付出两代人命运的巨大代价啊!可父亲视个人恩怨如水，视人民国家利益如山，一笔勾销了。
1984年双峰县政协成立，父亲当选为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提出过许多合理的建议。比如在1985年召开双峰侨务工作会议和政协会议上，父亲就提出：要想引进外资，首先得自己创造好条件，做到“三通”，即“水通、电通、路通。”经常停水断电，到处是崎岖坎坷的道路，外商们是不愿也不敢来的，这些建议现在看来颇为平淡无奇，但在二十几年前都还是比较前卫的。
在促进和平统一，对外联络方面，父亲作过不少的工作。两岸没有开放时，台湾与大陆亲人们那种骨肉相连、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体会的。那场历史悲剧弄得多少个孩子不认识父亲？又有多少位白发老母哭瞎了眼睛？古往今来哪个丈夫愿意妻子改嫁，哪个妻子愿意丈夫再娶？可在当时那种音讯隔绝的环境下，只要能得知对方还活着，哪怕改嫁了，再娶了都是莫大的安慰!父亲的胞弟曾明，黄埔十八期毕业生，定居香港，在台湾也有身份证，性格豪爽，交游广泛。父亲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到处联络，积极寻访，使近百个家庭取得了联系。为此事叔父曾明还闹过一场笑话。他为了尽可能地替更多同胞找到亲人，可谓是千方百计，经常在报上登寻人启事，只要打听到一点线索，不管是台北、台南、台中，他都会亲自去找，结果被人怀疑是“特务”，在广州被软禁过几天。在替两岸亲人转递书信、钱物时，父亲与叔父格守一条原则：近的自己来取，热情接待，不收任何礼物。有个别乡下的拿来土物产，他们都会用高于时价几倍的钱给他们。远的替他们寄去则不扣邮资。现在两岸通邮十几年了，还有不少河北、山东、益阳、常德、湘乡、涟源、新化等地的当年的受益人与我们保持联系。感念当年父亲与叔父所给予的无私帮助。
两岸通邮后，父亲更是为促进和平统一尽着他的绵薄之力，他经常与台湾的亲友、同学通信通电话，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国内的大好形势。父亲的信件均有编号，翻开他1991年的通信记录寄出342封信，其中竟有213封是发往台湾!正是在他的极力促进下，先后有十多位亲友回大陆投资定居。其年父亲已年近八十!
对待国内的黄埔同学，父亲同样也很关注。父亲一生都很节俭，原来的工资也不高，晚年又百病丛生，但只要知道哪位同学有困难，哪怕是未见过面的，他总是慷慨解囊，尽可能地给予帮助。曾经有朋友劝他说：“何必呢，你自己也并不很宽裕，平时那么舍不得，现在这里一百那里两百的(那时候的一百二百还挺当回事)你就舍得了。”父亲当时很严肃地说：“我平时舍不得是不浪费，人有困难时，每人帮一点就能渡过难关，别说是同学，就是陌路人有困难，也应该尽力帮助。”
1996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开始修复，父亲作为国内小有名气的曾史专家，“富厚堂”的工作人员经常来找父亲找资料及有关照片，父亲每次都是热情接待，慷慨给予。“富厚堂”开始展览时90%的资料、图片都是父亲义务提供的。在利用名人效应，打开对外窗口方面，父亲也发挥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著的《评说曾国藩》一书远销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他那篇在台湾发表的文章《富厚堂今昔》吸引了不少游客。2006年世界曾氏宗亲会，台湾、香港曾氏宗亲会也是应父亲之邀联袂来考察访问“富厚堂”的。正是那次他们联合赠予父亲“敦亲睦族，宗谊永固”镀金牌匾。
或许是我们家几代人都重视教育，办过学校，他自己又早年从事过教育工作的缘故，父亲一直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他认为国家要富强，首先就得重视教育，从小抓起，全面提高国民素质。那个年代师资匮乏，父亲身兼数课，语、数、体、音都是他的强项，他教学认真，对学生也很严厉，可学生都很崇拜他。尽管他执教的时间并不长，几十年过去了，居然还有许多海内外的学生给他写信、寄贺年卡，回家乡探亲还要来登门看望。父亲离休后，我们家就成了业余补习班，附近的孩子们都喜欢来我们家做功课。吃过晚饭，母亲就会早早准备好茶水、糖果，他们都很喜欢爱读书的孩子。父亲除了辅导基本的功课之外，还会根据孩子们的不同程度，出些思考题或小作文让他们去完成。这些应该是父亲最乐意的义务劳动了。
1992年，父亲与胞弟曾明商议后，向双峰县政府提请将荷叶镇(曾国藩故居所在地)攸永中学更名为“宝农中学”。一、纪念为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付出毕生精力的曾宝逊、曾约农姐弟(二人均为曾国藩嫡孙)；二、利用名人效应，引进外资，改善师生的教学就学环境，同时设立奖学基金，激励敬业的老师及家庭贫困、成绩优异的学生。其时父亲正在一名中医处治疗眼疾、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炎，已大见成效，有望痊愈，但医嘱忌劳累，辛辣刺激。此事中途发生波折，父亲急得通夜未眠，眼疾急剧恶化，结果学校的事在叔父的努力下得到转机，而父亲的眼疾却再怎么治疗也无效了。
勇攀学术高峰
忧患余生六十多岁的父亲，晚年又开始了另一条艰辛之路
从事学术研究。他先后在海内外发表论文近百篇，尤以《评朱东安(曾国藩)传》、《论唐浩明历史小说(曾国藩)之得失》更具影响，引起震动。《重评太平天国》、《重评曾国藩》、《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往之迷》和《孙中山与唐群英》、《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秋瑾和唐群英》曾分别在香港、台湾发表，并经美国《世界日报》全文转载，引起国际史学界重视。《重评太平天国》一文出自1997年，在当时的政治气氛，舆论导向下，除了掌握大量确凿如铁的史实资料外，是需要过人的胆识的，此文后来入选中国当代专家论文精选。辛亥革命的先躯、女权斗士、中国百年八大女杰之一的唐群英，湮没了近半个世纪后，在父亲和众多的史料研究者笔下复活了。
1996年，在双峰县召开了第一次“曾国藩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父亲的论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观点比专家们的观点，当时的舆论导向整整超前了十年!直到2006年第二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召开时，父亲的那些观点才被人们普遍接受。父亲曾感叹，其实并不是那些专家学者们看不到，而是不敢讲啊!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父亲却似乎不怕，他总是坚持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作为史料研究者就应该公正地将历史的真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1998年，父亲年晋八十，在完成《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一书后，又开始专著《评说曾国藩》。这时他的身体已很差，严重的支气管炎、前列腺炎、多处骨质增生，加上常年的腿痛经常让他彻夜难眠。眼睛就更不用说了，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炎使他的右眼几乎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与其说他在写书，不如说他是在“吃书”：上半身全爬在桌子上，头几乎全伏在纸上，成了真正的爬“格子”。有时弄得脸上、鼻子上都有墨迹，叫人看了既啼笑皆非，又心酸心疼。在写《评说曾国藩》一书之前，父亲硬是用与书本“接吻”的方式通读了《曾国藩手写日记》、《家书》及《奏稿》。这些资料累计达百多万字，叠在地上有两尺多高!幸亏父亲的记忆力超强，查找资料时，在《奏稿》或《家书》与《日记》中，哪一册，哪一章都可以手到拈来，省去了他不少力气。他所著的《评说曾国藩》硬是以大量的史实，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过来。
2005年，父亲又患上了重度肺部感染和下消化道出血，这时他的第三部书《换骨记》还正在写作中，因为身体的缘故，有时又有些别的东西要写，这本书已断断续续写了五年。家里人都不忍心，劝他停下来好好休息，父亲却笑着赋诗一首曰“老而不倦因何事，禹寸陶分莫白流”，我作为他唯一的女儿，一直陪伴在父亲的身边，十分清楚他老人家是在“赶着日头打飞脚”，要把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写出来，以启后人。
《换骨记》是父亲亲身经历的一段岁月。十多万字浓缩了12个春夏秋冬，没有虚构渲染，没有怨恨发泄，只要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通篇的字里行间跳跃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一个垂暮的老人是在用他微弱的生命之光，给世人以启迪，避免历史重蹈覆辙。
2006年父亲在朋友的帮助下，将他生平所作的诗联，还有母亲的诗联整理出版成书。现还有一本成稿了的《古今名人珍闻轶事》，还未整理出版。六十岁以后的父亲共写了百余篇论文与五部书。
古文功底并不是很深厚的父亲，由于勤学苦练爱钻研，到了老年不光诗联作得力劲气厚，韵高情深，许多佳作被入选《中华诗人大辞典》。还在古文中挑刺，一篇投向台湾东海大学书和人报刊的《读古文也挑刺》的稿子很引人入胜。他居然在唐宋八大家中的著名古文大师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挑出了刺。
垂暮之年的父亲凭着勤学苦练，恒心与毅力的双拐勇攀学术的高峰，受聘香港名人世界出版社顾问编委，中华文化研究会百年汇文文化发展中心兼职研究员。荣获中国文化艺术家协会授予“杰出中国艺术家”荣誉称号：四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2006年父亲被评为全国黄埔同学会先进会员!
父亲为人风趣幽默，在家里他实行的是“民主政策”无论年龄辈份大小，谁的意见对，就采用谁的。对儿孙们从未打骂过。这可能与祖父对他的教育方式有关。他说祖父很健谈，喜欢和孩子们聊天，国事、家事、平常事甚至是自己做错的事都和他们谈，把他们当朋友，不知不觉他们都在那些聊天中受到了启发。父亲也一样，就连孙辈他也把他们当朋友一样，逗趣、聊天、讲故事，小辈们也什么事都喜欢问他和他谈。
父亲一生俭朴，克己待人，衣服旧了甚至破了，我们都认为不能穿了，他还舍不得扔。每次给他添制衣服他都会坚决不肯，并说：“这些就尽够我穿了，要在有日思无日，在福中想到还有困难的人。”陪伴在父亲身边几十年，在吃的方面，除了个别有病的时候外，平时从没提过任何要求。有时问他，总会是同样的答复：“吃什么都行。”父亲生平最怕麻烦别人，即便是自己的儿孙，多次重病中再痛都自己忍着，不哼一声，怕惊动我们。晚上每次我去房间他总是说：“你怎么又来了，去睡吧。”
1998年，我们建一小楼，父亲命名为“知足楼”，他自己也以“知足佬”自称。生活上粗衣淡食，他确实知足，而在学术钻研、文字著术等方面恐怕永远也不会“知足”。年届九十的父亲还想要将“评说曾国藩”重新加工整理再版。
黄埔军校的大熔炉铸就了许许多多像父亲这样的“普通一兵”。在抗日战场上，他们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在和平岁月中，他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岁月流逝，许多昔日的英雄走了，在这里我要引用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的丹心，与日月同光；他们的精神，与天地共存。我衷心地恭祝所有健在的黄埔老人健康长寿!愿震撼世界的黄埔精神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