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设，太平天国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而洪秀全的会众是这次运动的唯一力量。我们对于这场运动初期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总结如下。在1848年之前的一到两年内，拜上帝会仿照邻居们的做法，组建并训练了自己的军队，明确的目标就是协助抵抗流动盗匪。通过各单位的竞赛与细心的训练，他们有了一支纪律性很强的战斗力量。他们的热情十分高涨。在1848这个紧急的年头，他们渡过了一场内部的危机，当时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通过天神附体抓住了权柄，从此成为天父上帝与耶稣救世主的代言人。对政府的抗拒已经开始。有可能一些不受欢迎的会党分子率领革命武装加入了这场新的运动。不过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时机已经成熟，需要一位领袖，由于杨秀清与萧朝贵掌控了局面，他们抬出了领袖洪秀全。此人在1837年的幻觉为其他人的类似经历与诉求提供了背景。冯云山去了广东，要求洪秀全出山，将他奉为这场新运动的首脑。到此为止，我们对这个故事很少有什么疑问。
然而，有些问题破费理解。其中之一就是冯云山在这个新国家中的地位。从所有的记述来看，很明显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但是，现在当大家凑一起的时候，他明显地扮演着一个从属的角色。杨秀清与萧朝贵究竟是如何成为天神的喉舌，竟然排在了冯云山的前面？第二个问题在于，甚至在洪秀全登上首领之位以后，他的领导地位尽管得到了杨秀清的全力支持，却很难为会众所接受。有关1851年和1852年上帝与天兄下凡的记述[1]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村民们哪怕在已经抛家弃业跟随天王之后，对他仍有不忠。附体的天神多次号召大家履行天王臣民应尽的职责。当他们有可能败于官军之手时，不得不靠几次天神下凡来鼓舞士气，但还有几次天神下凡并非为此目的。是不是在军营里存在一个反叛集团，要利用普遍的恐惧来激起部众的不满，作为他们篡权的手段？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已经考察过的资料，那么自然的解释就是，这些危机是因为追随者们不愿离乡背井，必须靠天启来加以鼓励；此外，还可以推断，由于部众日益增多，必须由天国给予新的保证：这个组织是受到天神保护的。但是，他们那支小军队的能征善战，以及有几次天神下凡明显与来自外部的威胁毫无关联，尤其是天神下凡如此频繁——多达九到十次，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其原因更多的是内部对领导集团的反对，而与外部事件无关。
如果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无法为我们解答这些难题，我们可以查阅另外的资料。清政府一方有关这场运动的主要记述，将之追溯到由朱九涛领导在狗头山揭竿而起的革命会党。洪秀全与冯云山后来都曾加入这个会党。但是他们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魔术还不够用，于是全部前往广西，在桂平县建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
1853年，麦都思博士公布了一些从内部搞到的太平天国文告，同时做了如下说明：“又据报道，一位名叫朱九涛的革命首脑，位居洪秀全之上。据说当他抵达湖南时，狗头山的所有革命首脑都出来下跪迎接。他们还宰牛杀猪，设宴三天。此事只见过一份报道，此后未曾述及。”[2]这个说明存在一些漏洞，因为狗头山是在广东，而非湖南；因此，如果这件事确曾发生过，那么肯定是在太平军从广西崛起之前。不过，这个证据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指出还有另一位首脑与洪秀全比肩，甚至可能在他之上。在拜上帝会建立之前，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革命者，企图组建自己的会党，但因其传播的迷信不能服众，所以成效平平。如果如上所述，此人遇见了洪秀全与冯云山，发现洪秀全有一种信仰，即他认为自己曾被领入天国，作为上帝的次子接受了使命，那么可以肯定，他非常乐意利用这个天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洪秀全与冯云山前往广西的原因，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这位聪明的老朱看到了这种新的信仰可以用于为革命运动征募信徒，他自己发明的信仰对于迷信的头脑远没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他决定将此二人带到这种信仰具有最大力量的地区。这个想法促使他来到广西苗族居住区的边界，这些地方同时也有客家人。
到了这一步，很容易看出，洪秀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家，而冯云山跟他相比，更加理智而能干。朱九涛与冯云山也许征得了洪秀全的赞同，更有可能的是，也许他们根本未与之商量，便达成了共识，在他们本来要返回广东的途中离开了同伴，开始传播新信仰的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3]虽然此事未经洪秀全同意就做了，但至少是以他的名义在做宣传，将他的幻觉当做教义的本质部分。与此同时，洪秀全在家乡，或在广州，追随其在知识与文学方面的自然志向。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因为还没到让他知晓秘密的时候。
然而，1848年的危机使领导权的问题浮出了水面。既然这场运动是以洪秀全的幻觉作为引人入会的基础，那么他的出现至少在争夺权力的时候对于这个新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必须处在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老朱是这场运动的真正组织者，他也会打算最终坐上王位。争夺领导权是对1848年那几次至关重要的天神下凡的自然解释。洪秀全本人将之视为他执掌大权的根本。[4]这里有个问题：谁来统治新国家？是预言家洪秀全还是政治家朱九涛？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应该期待看到冯云山与朱九涛一起执掌领导权，因为杨秀清与萧朝贵重视宗教因素胜过政治因素。他们的幻觉显然给了他们极大的便利，使得其他人不得不退避三舍，等待时机，尤其是在洪秀全到来之后，否定了其他人的幻觉，排斥了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就不得不蛰伏了。朱九涛被迫妥协。
然而，这里又有了一个疑问。朱九涛其人究竟在何处？他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文献中都未曾出现。但我们在清政府的文献中看到另一个名字，而且最近还在据称是太平军作者撰写的一部书中见到了它。[5]每一份汉文的记述都说太平天国初建时有五位王爷，而不是六位。另一位叫做“天德王”。但更重要的是，由外国翻译和公布的运动早期的几乎所有文告，都将“天德”之名摆在诏书中通常由皇帝署名的位置。直到太平军抵达金陵为止，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如此称呼自己的统治者。他们攻陷金陵时，外国人在那里首次与之接触，这个称号就销声匿迹了，人们将君主称为“天王”，而“天德”之号再也无人提及。6对这个奇怪的现象，有几种理论提出了解释，究竟相信哪一种，取决于人们对一份名为《洪大全自述》的文件的真实性所持的态度。洪大全就是官军在永安俘虏的那个人，他自称为天德王。[7]
这份供词的作者，倘若其身份果然如他所述，那么他的招供就解开了谜团，使我们能够相当全面地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初期。我们还记得，在1852年4月7日，已在永安遭到很久围攻的太平军成功地突围脱逃了，踏上了最终在金陵结束的长征之路。其中一小股人在可疑的环境下被官军截了下来，其首领被俘。这位首领显然是一名高官，因为他被戒备森严地押解到了北京。他没有吐露自己的真名，自称洪大全，[8]并声称自己与太平王洪秀全平起平坐。他的供词非常重要，值得全文抄录。[9]
洪大全的供词如下：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进取。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惟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数年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泉、冯云山认识，洪秀泉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泉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
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泉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潮溃、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我来到广西，洪秀泉就叫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潮溃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纲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洸、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纲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帅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我叫洪秀泉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泉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泉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止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泉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泉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哪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哪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自居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泉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
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谷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泉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潮溃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泉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潮溃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才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
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泉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泉的。洪秀泉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对于这份供词的基本真实性，有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
第一，清政府当局认为洪大全是真正的高层首领。他们在严密的看守下将他押往京城，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认为此人的位置高于洪秀全，但他们并没有自欺欺人地将他当作唯一的首领，也不会相信抓到此人便等于打垮了造反军。如果他们后来发现他实际上只是冒充首领的一名下级军官，他们肯定会在获得了有关此人更为准确的信息后，在撰写有关太平军的记述时不再提起这个名字。[10]何况此后不久，赛尚阿便因无能而被革职，如果朝廷认为洪大全一案是个骗局，或是一个错案，便会将此错误列为弹劾他的理由之一。
第二，在沿湘江而下的时候，洪大全自称湖南人一事得到了证实。抵达长沙时，他们将他叫起来，告诉他已抵达衡州，但他马上认出了这个地方是长沙。[11]
第三，洪大全宣称自己与洪秀全平起平坐，也有证据支持。众所周知，有一个号为“天德”的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场运动。如果“天德”是洪秀全本人的名号，那么他没有理由会在后来将其改变；即便他改变了，也没有理由隐瞒。
第四，洪大全的名号使他明显地区别于天王所封的五位王爷。这也是一个适合于加于皇帝头上的名号。“天”字的使用把他摆在了至少跟天王平等的地位，甚至排名在天王之前。他采用的名字“洪大全”也是如此，其中的“大”字表明他享有更大的权威。
第五，对我而言，其真实性最有力的证据在于，他很明白，对于部众而言，天王只有以隐居深宫的魅力，才会令人感觉到他是一个能力非凡的领袖。在六人小圈子之外，只有他一人清楚，洪秀全完全没有能力领导一个政府，只能躲在妻妾成群的内宫，去耽于宗教的幻想，而他的将领们则以他的名义去赢取胜利、管理政府。如果部众们知道了他们的领袖是如此无能，那就不再可能煽动他们心甘情愿地继续向前。尽管那几位亲密无间的领袖知晓洪秀全的局限性，但他们愿意填补这个缺陷，支持他们的先知之王。
我们不可忽略一个事实：在这份供词中，确实有一些错讹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为什们洪大全把冯云山说成了北王而非南王，就是一个问题，能够说明他的无知。（中文文献记载的洪大全供词中，没有把冯云山说成北王。也许英文的翻译出现了笔误。——译注）但是，其中大多数的错讹似乎都是故意编造的谎言，供述中的一些明显自相矛盾之处，似乎也是出自同一原因。他似乎企图摆脱这场运动的宗教信徒之嫌，以在同胞中维护自身理性的声誉。显然，他并不反对利用洪秀全的宗教作为获得追随者的工具，但他期望依靠战斗而非魔术来登上王位。
那么就只剩下了一个问题：此人究竟是不是我们提起过的那个朱九涛？至今没有一份文件可以用于甄别二者的身份。但是供词中明确指出：洪大全这个名字是假的。必须再次指出，一个与天王关系亲密到可以自由交往的人，穿戴着皇家的标志，其名号表明他与天王平起平坐甚至更为尊贵，并且发现了洪秀全继续推行现行政策将会把太平天国运动引向失败的症结所在，那么他早就应该处于一种得到众人尊崇的地位。据我们所知，无人拥有这种地位，但我们确有证据表明朱九涛完全可以对号入座。洪大全的真实身份，几乎是必然会被揭示为这个朱九涛了。
如果我们承认这份文件是真实的，那就给了我们考察这场运动及其发展脉络的有利地位。比较研究这套新资料提供的各种记载，使我们可以大致构建如下的图景：一位姓朱的湖南人，在乡试中屡不得志，退隐到某处做了出家人，热衷于钻研兵法，立志推翻清朝。有一天，也许是在1843年或1844年，他在广东一个名叫狗头山的地方遇见了洪秀全与冯云山。显然他本人正在组建会党，但是洪秀全的新“迷信”作为获取追随者的手段，把他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他跟冯云山达成了某种谅解，要做新运动的传道者。忠王在自述中说，冯云山是运动的发动者，从这个新的角度得到了证实，使我们懂得，宣传这种新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开展他们两人所策划的革命。洪秀全没有与闻这个秘密，直到1848年发生危机后才明白了真相。
毋庸置疑，目光远大的老朱是要依靠军武来获取事业的最终胜利。然而，如果不戴上某种宗教面具，他就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追随者，因为他的权威性会遭到怀疑。因此，拜上帝会的这些组织正是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任务显然是要将会众训练成熟练的军人。我们可以理解这些领袖人物多么需要军事技能。在这一切的背面，谁会看不到朱九涛的作用，而会相信洪秀全的能力呢？
洪大全的供词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在永安与洪秀全就政策问题发生了分歧，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将其取而代之。这种机会本来可以来得更快一些，但又有可能被大大地延搁了。总的来说，证据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场景，在这场突然爆发的运动后面，有两种对立的观念，其一具有反清的政治动机，是由天德主导的真正的国民运动；其二则强调一种破除偶像的狂热宗教，依赖于所谓的天启，将儒学与基督教的教义混杂在一起，合成一种以天王为首要代表人物的信仰。在这场运动的早期，这两条路线并驾齐驱。他们注定最终要分道扬镳，因为天德已经预见到这种宗教将会招致国民的反对，并在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当那一天到来时，斗争的首要目标自然是要确保拜上帝会会众的忠诚，如若无此保障，双方都无法获胜。
我们虽然无法查明领导层在1848年分裂的过程，但我们可以揣测那时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斗，杨秀清与萧朝贵对抗着朱九涛与北王韦昌辉，还有可能对抗着冯云山。杨与萧在宗教狂热派中采用了一些手段，设法使他们相信：上帝与耶稣确曾下凡，把领导权交给了他们。我们稍后将会发现，当他们平安地在金陵扎根以后，杨秀清甚至试图夺取洪秀全的权力，于是他跟韦昌辉成了死敌。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即从永安突围时，韦昌辉曾试图营救洪大全，而萧朝贵却不听命令。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理由假设诸王就是如此分裂的。当洪秀全被召来出任运动的共同首脑时，他否定了一些天启，但肯定了杨萧二人得到的天启，于是也有可能压制了朱九涛，使他不得不等待时机。
这样一来，1848年的这场斗争就可以视为运动掌控权的初步争夺，导致理所当然的首脑靠边站，而杨萧二人却上了台，后来得到洪秀全的批准。12但是天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不可能被排挤出去，为了部众的团结一致，双方不得不做出妥协。两人都被摆在最高的地位，一个叫天德，其称号暗示他是皇帝（就连当时签署的文件也是用此称号）。照此看来，其地位当在天王之上，天王只是国家的宗教首脑，可以视为太平教皇之类。但是，运动的实际控制权在天神附体的东西二王手中。天德束手无策，只能等待时机来推翻他们的影响。然而，由于太平军在某些绝境中奇迹般地得救，这个机会延搁下来了。他们的最后一次得救就是从被包围的永安突围而出，他们认为只有上帝的力量才能办到。天德在那里被俘，剥夺了他所寻求的机会。洪杨的宗教狂热促使这场运动一直可笑地坚持他们的迷信，直至事业最终失败。后来的事情没有萧朝贵参与，因为他从永安突围不久便在围攻长沙时阵亡。曾与朱九涛联手组建拜上帝会的冯云山，本来可以运用他的影响促使洪秀全理智地领导这个事业，但他刚从广西进入湖南便阵亡了。
如果推测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正确的，那么就掌握了了解三合会与这场运动之关系的钥匙。在韩山文的记载中，洪金叙述了三合会首领率部众进入太平军的军营，叙述了他们接受新宗教的培训，也叙述了他们因军中处处纪律森严，于是不辞而别。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借口，而非实际的理由。天德的供词暗示了太平军的许多兵力来自三合会，不过他本人试图将与三合会的关系从自己肩上转移到冯云山的肩上。1852年，三合会举行了相当规模的造反，东王杨秀清向部众发布的一份文告肯定了这个情况。他说：“尔等勇士多为三合会众，生死与共，同心协力，灭除胡虏。”[13]如果该组织中有大批的三合会员，那么他们究竟是拜上帝会的原有成员，还是如同洪金所说，是在1852年末的那场战斗开始之前才加入进来的？不论他们的加入是早是晚，难道他们在第一波胜利之后离开，仅仅是因为太平军纪律森严？[14]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要叛逃到官军一方，抛弃汉人之王的事业，以至于激怒了太平军，并且违背自己的誓言？杨秀清不是刚好提醒过他们，大家都是以血的誓言团结在一起吗？
这里又出现了人间蒸发的首脑朱九涛的身份问题。他姓朱，这立刻令人想到他跟明朝有所关联，因为那个朝代是一个名叫朱元璋的和尚建立的。也许天德与明朝并无直接的联系，但他的姓暗示了有所关联的可能性。他去出家和研习兵法，暗示了他有光复明朝的愿望，因为明朝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在太平军起事之初，人们纷纷传说，有个明朝后裔在幕后操纵，在适当的时候便会亮相。15另外，在一些落入外国人手中的文件里，16“前明”这个词语，含混不清地与“太平”皇帝连接在一起，后来又跟“我们的天德皇帝”连用。有了这两个事实作为佐证，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天德实际上是以光复明朝为目的，但是为了达此目标，对于其追随者中的宗教分子，也就是拜上帝会的成员，必须用一种特权来安抚，这就赋予洪秀全以平等的地位。
三合会的目标也是反清复明，他们应该是支持朱九涛，而非支持洪秀全。当胸怀大志的朱九涛在1848年未能获得并控制住拜上帝会的会众时，他无法反对这些宗教信徒，也无法号召他们追随明朝的王子，于是他只得妥协。但是，由于他仍然留在这个造反集团之内，三合会做好了准备，只要他发出信号，他们就会加入拜上帝会。当1850年的大起事即将来临时，朱九涛发出了这样的信号。
根据洪金的叙述，他们很快又离去了。此事是否属实，我认为杨秀清告示中的证据就足以否定了。洪秀全当时有关三合会的言论也否定了这一点。洪秀全宣称他的目标不是复明，声称他憎恨三合会及其代表的事业，[17]这就证明洪秀全与这场革命之间没有纽带，因此若非朱九涛跟这场运动有所联系，三合会决不会臣服于洪秀全。
因此，在朱九涛被捕并从永安递解北上的那一刻，整个运动就交到了狂热派的手中，这些三合会员也开始抛弃新的首脑，于是遭到了杨秀清在上述诏旨中的谴责。开小差的现象肯定一直未被制止，到了攻陷金陵的时候，队伍中的三合会员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基于在此提出的假设，我们才能解释如此奇怪的背离。这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太平人士最终对三合会的痛恨。三合会的一个分支占领上海时，自然指望太平军跟他们联手保卫如此丰硕的胜利果实，可惜双方嫌隙太深，两个集团无法走到一起。洪秀全诚如其表弟所暗示的那样，可能基于宗教立场而反对三合会，但其聪明的部众不会拒绝如此有力的援助。但是，当三合会背弃太平军投降敌人一方的时候，这个裂缝就无可弥补了。太平军取得胜利后，小心翼翼地抹去了三合会与这场运动关联的所有痕迹，始终拒绝与他们发生任何交往。[18]
需要解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天王开始统治的确切日期。三种不同的资料记载了三个不同的日期和地点。洪金成为干王之后，在运动垮台时被捕，断言第一次集结是在金田，会众们在那里举行了夺取永安之前的首次大集会。洪大全的“自述”与这个说法一致，他承认太平天国在永安正式成立之前，已有某种形式的政府在行使职能。[19]
按照太平历法记载的日期，以及所有的官方资料与韩山文著作中洪金的早期记述，一致表明，太平政府的正式成立，国家政令的发布，军制的采用，以及各种其他事项，都是在占领永安期间完成的，时间为1851年到1852年春季。我们不必为这点小小的差距感到不安，因为中国的习惯做法是将一个新朝代的起始日期从其实际开国之后那一年的年初算起。[20]
忠王在其《自述》中的声明较为严谨，得到所有官方资料的证实。他说，在1852年11月底，正好在对长沙解围之前，洪秀全得到了他的印玺。这说明洪秀全在永安时还没有一方正式的印玺，不得不弥补这个疏忽。我们应该记住，中国人对印玺十分看重，而太平天国对其所有军官的级别高度重视，不仅用旗帜来标识级别，还用印章的大小来加以区分。因此，此事未免显得荒唐。天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没有印玺是不可思议的。第二个解释是他到那时为止还只是一个王，或一个国王，现在却要称帝了，只是在技术上不能这么做，因为他的宗教反对他使用“帝”字，因为这个字指的是上帝。但这个仪式实际上有了称帝的效果，因为我们的材料断言他在那里被称为“万岁”，这是只能适用于皇帝的称呼。
如果洪秀全在长沙成了皇帝，却仍然保留着“王”的称号，那么这个仪式的意义何在？根据我们看到的蛛丝马迹，可以不武断地说，既然洪秀全一直是共同执政的两人之一，而现在天德的命运已经完全明了，那么在长沙举行的仪式会不会是太平王或天王登上了唯一君主的地位？[21]在这场运动的早期落到外国人手中的所有文件都是在天德治下签署的。这就表明，无论他在供词中说了什么，他在迟至1852年的时候，都被人们看作这场新运动的最高君主。[22]
内部证据中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签署的日期刚好在对长沙发起最后的攻击之前，是以洪秀全的名义发布的，即“奉天承运太平天国总理军机都督”，日期为天德二年。[23]这份文件包含一些错误的信息，因为它提到长沙已定，要前往广西（或许应该是江苏）。由于没有签署确切的日期，我大胆设想这是一份进军文告，准备张贴在沿江各城的墙上，为此将月份和日期留下空白，到以后填写。其中提到长沙已定，这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份文件是撰写于放弃围攻之前的最后几天，当时太平军正准备用地雷轰垮城墙。引爆地雷的三个日子分别是11月10日、13日和29日。有趣的是，直到在长沙举行该仪式的几天之内，“天德”一词仍然用于称呼统治者。
如果事件的进程按照这里安排的顺序发生，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能理解了。但是，如果洪秀全果真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主要推动者，此事便成了一个谜团。但是这种观点也有其难以解释之处。布莱恩在其著作中说，太平大军攻克金陵以后的几天内，洪秀全从前在广州的导师罗孝全牧师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访问金陵。据说这封信用一个两英寸见方的印记封了口，印玺上所刻的字迹是“天德太平皇印”。[24]在没有见到原印玺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妄下判断。倘若此函为真，并确是从金陵送出，那就表明天王拥有“天德”和“太平”双重称号。然而，如果在1853年攻陷金陵的前夕天王拥有双重称号的话，为什么几周以后太平天国就不再承认“天德”这个称号了呢？
我们还必须记住，后来的太平文件没有任何线索提到与洪秀全并肩的统治者。如果天德存在过，那么他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完整被删除了，仅仅留在清政府的文献和早期的太平文告之中。这种想法导致密迪乐[25]轻易地放弃了洪大全的供词，写道：“天德甚至不是神话，纯粹是个误会。”他说此话的依据是他与太平人士的谈话，以及太平书籍中找不到抹杀天德的痕迹。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即这场运动失去了真正的领袖和大部分的三合会部众，如果剩下的部众都是聚集在天王身边的狂热派追随者，我们怎能期望他们承认曾经有过一位已经蒸发的领袖？至于抹杀，我们已经提到，他们已对杨秀清的一次讲话进行了仔细的编辑，以便删除有关部众中曾经存在三合会的表述。难道这还不足以令我们推测在天德一事上也做过了同样的处理？最近出现的有关这场运动的野史确实在名单中列出了天德王，不过是将他排在第三等级。
因此总体而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可以证明他是真正的领袖这一假设的活动与事件，都是真实的。一个有野心的男人，或许还是真正的明朝后裔，努力想得到追随者。上帝给了他获取这个工具的手段，但充满了危险。当执行这个伟大使命的时刻到来时，危险的因素浮现出来，将这位谋反者贬黜到从属的地位，或至少迫使他与狂热派分享权力，他不得不满足于蛰伏待机。或者是由于偶然，或者是出于阴谋，西王萧朝贵，即耶稣的喉舌，在从永安突围时失去了他；他被捕了，于是这场运动的设计者不复存在。运动本身现在落入了才干较小的宗教狂热派之手，在其统治之下，领导层的品性腐化堕落了。最终帝国的保守力量集结起来，站到清朝统治者一边，镇压了这个奇怪的国家。通过洪秀全的宗教幻想，这场运动丧失了在朱九涛领导之下的国民诉求。
洪大全对洪秀全真实能力的洞见，在运动后期得到了许多次的验证，但其最突出的证明，或许莫过于洪秀全在长沙以及稍后在金陵的表现。在长沙，太平军遭到八十一天的阻击，他们的几万人最终未能攻克该城。洪秀全接着决定前往湘西的常德，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王国。他在益阳找到了很多船只，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沿江而下——纯粹是出于偶然![26]太平大军攻陷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把恐惧印在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止步于金陵，较为大胆的部众催促他们进军河南，作为攻打北京的前哨，而我们所见到的仅仅是一名船夫用聊聊数语挫败了这个明智的提议，致使他们失去了本在掌握之中的帝国。船夫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而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恩知！”[27]这就导致太平领袖们决定留在金陵，而不去完成征战。一个具有朱九涛那种素质的人，无疑会向北京挺进，抓住机遇完成征战，但洪秀全与杨秀清让机会溜走了，失去了整个帝国。
注释
[1]《平定粤匪纪略》，附录第2卷第1页。
[2]《造反首领文告》，1853-1856年的《京报》合订本第7页。
[3]忠王以下面这段话总结了这种教义：“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译注）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问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芾，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如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4]见上一章。
[5]《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的非官方历史，1893年上海版）。
[6]《英国女王全权大使文咸从男爵等人之旅，1853年4月22日乘“汉密斯”号抵达金陵的笔记》，根据《北华捷报》1853年5月7日号重印。
[7]T•T•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反叛》第240、241页的说明，否定有关天德王的所有传说，认为从未有过此人，而洪大全自述只是一名太平军在自知难逃一死的时候为图虚名而做的虚构。他在太平军的书籍中看不到任何抹杀的证据。如果存在什么误会，他倾向于相信韩山文的推论是最可靠的。
韩山文的推论是：洪秀全本人就是天德，但此称号是新帝国的国号“太平天国”后两字“天国”的误读，此二字往往出现在皇帝署名的位置。来自北方的汉人士兵讲国语时误解了，很自然地将之念成了“天德”，因为这两个字更适合于做皇帝的名号。他暗示这是他的信息提供者洪金所做的解释。
但是麦都思将太平天国的几份文告翻译成了英文，并提供了原字，这是一个事实。写出来的字是不可能弄混的，因为“国”字与“德”字大不相同。这里不可能发生口误。
布莱恩，第136-138页，认为洪大全的供词是真实的，但未能弄明白他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
[8]“大全”与“秀全”十分相似，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兄弟俩。但是“大”字可能是表明此人为兄。
[9]录自布莱恩，第132页及以下，该书又是录自《陆上中国邮报》1852年8月23日号。（此处的译文录自《太平天国资料》第一辑：《诸王自述》。——译注）
[10]将当时《京报》所载的一些错误信息与后来的官方历史记载相比较，发现其他错误已被更正，却未见对此事的更正或删除。
[11]官军用重兵警卫，押着洪大全迅速地从江路而下，担心他在湖南的某些同党营救他。
[12]《太平天国野史》在列举诸王时，将东西二王列为第一等，将北南二王列为第二等，将翼王与天德列为第三等。
[13]《北华捷报》1853年3月12日公布的文告，可见于太平天国的书籍。后来太平天国再版了这些图书，删掉了有关三合会的文字。见麦都思《中国造反者在金陵出版的宣传册》第33页的注释。
[14]韩山文，第55页。此处说分裂是发生在攻陷永安之前，但记载中的事件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因此，我认为此事应该发生在该城陷落之后。
[15]布莱恩，第136页，他看出了某种一致性，但没有材料来分辨洪大全与朱九涛。
[16]“总理军机镇守湖北地方大司寇郭”于1853年4月3日发布的文告，也许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但颇有意思，表明了这位君主的双重性，明确宣称希望明朝复辟。见《中国造反首领的文告》。
[17]韩山文，第55页及以下。
[18]若干前三合会成员可能留在太平军中了，其中有罗大纲，1853年在镇江任司令官，但他似乎只是一个例外。见麦都思著作《宣传册》第33页的注解，等等。有关这一事例的记载被篡改了，这个事实令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他们将有关此事以及有关天德的所有记载都篡改了。
[19]《干王自述》第5页，也请见前述《洪大全自述》；《平定粤匪纪略》附录第1卷第1页；韩山文，第57页，其中称洪秀全在永安称帝。《湘军志》第一卷第8页。
[20]中国的革命迟至1911年才告完成，虽然中国人已不再使用帝号纪年，但他们直到1912年才开始采用新历。
[21]较早的学者将洪秀全称为“太平王”，但他后来总是被称为“天王”。我倾向于认为他就是在长沙改变了称号，但无法证明。如果有了证据，那么就和其他所有证据一样，表明天德是最高领袖。
[22]若干这类文件记录在《北华捷报》刊载的麦都思的译文中，后来重印为小册子，题为《京报，1853-1856》，我有不完整的一册。
[23]见上述重印本中最后的注释，第77页。
[24]若未见到中文的印文，就很难发表意见。此信也许是在长沙陷落前发出去的。如果是稍后发生的事情，那就难以解释了。而且从汉字的音译来看，该字是“皇”而非他们通常使用的“王”。布莱恩，第202页。
[25]《中国人及其反叛》第240页及以下。
[26]忠王《自述》第6页。
[27]忠王《自述》第6页。《平定粤匪纪略》附录第3卷第12、13页将此事列为奇迹之一，表明天神护佑中国。他无法确定此人究竟是一个普通的船夫，还是一名官军谍探，或者是一位神仙。在这一节中，翻译者认为此处的“河南”也许应为“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