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寻找太平天国这种强大运动的起因时，清政府的许多弱点立刻就说明了问题。但是那些原因是军事组织与文官政府固有的，如果我们试图了解这场运动，就不得不深入考察当时中国南部的特殊环境。
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而结束的那个十年，其标志性事件是军事失利和自然灾害。外国蛮夷的一支较小的军队，在所谓的鸦片战争中（1839-1842），从驻节于广州的钦差大臣手中取得了胜利，沿着海滨胜利进军到长江，最终在金陵向清政府榨取了一个承认完全平等的和平条约。1这场战争震惊了全国，暴露出中国人的外强中干，以及军力的衰弱。2
广东遣散的士兵立刻分布于他们的乡村和山林，有的重操和平的旧业，有的则从事较为刺激的抢掠活动。他们不免向朋友哥们讲述洋夷武功高超的可怕故事，讲述洋枪洋炮以及见所未见的西洋战术如何高级，使得大家对那些陌生人产生了畏惧，甚至有些着迷。但是，他们注意到洋人驻扎在广州附近，他们发现，那些令钦差大臣吓得颤抖的洋人没有得到进城的许可，中国当局拒绝他们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担心民众骚乱。于是传言四起：“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3关于最后那句话，事实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洋人进入广州的问题暂时搁置；不过，在1856年与“亚罗”号中国快速帆船相关的事件中，此事作为未曾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了。然而，满人在鸦片战争中的卑躬屈膝让那些爱动脑筋的汉人觉得，汉人本身举行一次国民起义，也许能够赶走满人效率低下的军队，把一位汉人王子送上皇位。
这样的反面教材不可能不给中国现存的革命会党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些会党将政治诉求与明确的宗教教义结合起来；另一些会党则是较为彻底的反清派，其成员不得不秘密活动，因为政府的密探正在警觉地搜查并摧毁所有这类颠覆性的组织。仅在半个世纪以前，其中一个名叫白莲教的会党就发起了一场造反运动，波及西部和西北部数省，甚至渗透到了华中。从1796年到1804年，清政府都忙于镇压这场运动。白莲教最早是作为反抗蒙古篡位而出现的，它在汉人统治的明朝销声匿迹了，但在满人推翻明朝时重新复活。4
其中的另一个秘密结社是三合会，有时又称为天地会。这个组织是坚决反清的，它是满人统治中国的第一个世纪中的产物。它在太平天国崛起的两广地区势力特别强大。三合会发誓要光复明朝，其成员分布广泛，由庄严的誓言互相团结，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就要推翻异族人的政府。我们稍后将要考察它在太平天国早期与太平人士的关系。三合会或其一个分支在1853年到1856年的三年间占据了上海，却无法与盘踞在金陵的宗教狂热分子携手共事。完全可以假设，这些会党，以及其他具有相同目标的组织，注意到了满人在对抗西洋人时表现出来的软弱，相信他们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5
除了这场对外战争，以及它对爱思考的人、对广州附近的农民、对秘密会党施加的影响，我们还要指出，1846年和1847年，发生了一系列自然灾害。湖南和广西部分地区粮食歉收，致使饥民中盗匪蜂起。6一些匪帮规模较小，破坏性不大，但有些匪帮人数众多，成千上万，首领颇具影响力，弄得知县直至省级当局都惶惶不安。7
为了对付这些准造反派，朝廷下令训练乡勇，甚至将之组建成部队。曾国藩大规模地采用这种民兵，将之加以编练，类似于江忠源首先率领的勇队，使他能够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本身也是从广西的这种“自发性的运动”中诞生的。8
此外，海岸线上海盗横行，他们的抢掠不仅侵害了中国的船只，也针对那些悬挂外国旗帜的船舶。他们令英国人大为头痛，以至于在1849年出动军舰对付他们，在广东沿海附近成功地击毁了五十八艘海盗船。当时一大股造反军正在广西与官军交战，打了一个月。从海战区域到广西的战场只有几天的路程，由于许多没有放下武装的海盗被迫登陆，自然可以推测他们要么是加入了太平军，要么就是自成一体骚扰一方。这些人的秉性使他们很容易与住在广西那个地区的客家人联合起来，9而太平军由之组建的拜上帝会显然是在客家人中首先建立起来的。10
这场运动还有一个公认的原因，那就是道光爷治理国家的方式。这位专制君主如果看不到，在康熙与乾隆治下一度强盛的帝国，已经普遍出现了停滞与衰败的迹象，那么他一定是昏睡未醒。卖官鬻爵有增无减，军队日益无能，货币贬值，标志着金融破产的临近，海盗与陆盗人数益众，更加胆大妄为，各省要求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和国家政权的普遍瘫痪，通过对外战争的失败、对内镇压造反的无能而暴露出来，对于任何一个有能力独树一帜、光复汉人王朝的人而言，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在我们见到过的所有历史记载中，当一个皇室的持续统治将要离开历史舞台时，就会有道光爷这样的统治时期预告它的灭亡。的确，一个外国人在1849年观察到了中国处于普遍的混乱之中，政府缺乏领导力，他记下了自己的看法：一场巨大的内战即将爆发。11他没有看错，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已在广西的山野之间躁动，只是尚未长大，也没有从其他动乱中分离出来。
最终在金陵坐上太平王位的那个人号称“天王”，12出身客家，居住在距广州不远的花县。他名叫洪秀全，有两位兄长。他生于1813年，在青少年时代，家人努力供他读书。他曾几次参加乡试，每次都落第而归。131836年，他在参加乡试期间，得到了一套基督教的宣传册，但他当时没有阅读。1837年，他在乡试中再次落第，因而病倒，不得不雇一顶轿子将他抬回家里。他在生病期间看到了一些幻像，后来他坚持说那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在那些幻觉中，他被领到了天国，在天河中受洗过后，换了一颗新心，接着被人领进一个大厅，看见一位可敬的老人坐在宝座之上。老人招呼洪秀全，说道：“世人都是我所生所养，他们食我粮，穿我衣，却无人有心纪念我，膜拜我。更有甚者，用我所赐去膜拜妖魔，故意背叛我，惹我生气。你不可效法。”说完此话，老人授给洪秀全一把斩魔之剑，又给他一方镇妖之玺，还给他一只金黄果，叫他品尝。洪秀全当即着手劝化站立在大厅内的众生，叫他们敬拜高居宝座之上的老人，但连这些人当中也有人对他的话无动于衷，甚至采取敌意。老人将他领到天国的胸墙边，叫他注视尘世，那里的邪恶腐败令他深为震撼。
在另外几次同样性质的幻觉中，洪秀全接受了进一步的指示。他频繁遇见一位中年男子，人们叫他称之为“长兄”。他还遇见了一些古代的圣贤，有一次他甚至听到那位老人谴责孔夫子未能在经典古籍中宣扬他的存在。
洪秀全从这类幻觉中醒来，对世人的恶行与伪信仰义愤填膺，胸中充满斩杀伪言之妖的热情，要将中国带回正轨。在这种时刻，他的亲戚朋友密切地监视他，担心他发疯了。尽管洪秀全在病中觉得那些幻觉栩栩如生，对他产生了直接而强烈的效果，但是在他痊愈之后，他开始了塾师生涯，这种影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场病对他的外表只有一个效果，将他从一个快活而随和的小伙子转变成了一位严肃庄重的教师。
六年以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情况，那些幻觉才在他的记忆中复活，成为他内心永远的动力。他有一位姓李的表弟，一天来到他的书斋，浏览他的藏书，偶然翻阅了他于1836年在广州得到的那一套宣传册。表弟对其中不寻常的内容产生了兴趣，借回家阅读。他来还书的时候，建议洪秀全读一读。洪秀全一读之下，立刻感到强烈的震撼，因为这些书使他明白了那次大病之中所有幻觉的意义。那位可敬的老人无疑就是上帝；那位兄长便是耶稣；庙宇和神龛中的那些偶像就是虚伪的妖魔。洪秀全身负使命，要恢复对真神的膜拜。14在他的脑子里，幻觉与书中的内容两相对照，完全吻合映证。洪秀全接受了如此交给他的重任，与表弟互施洗礼。他开始宣讲新的教义。他首先劝化了邻居冯云山和自己的族弟洪仁玕。洪仁玕又叫洪金，通过韩山文的记述，西方人都知道他的这个名字。此二人都在新王国中都当上了王爷，冯云山是在前期，洪仁玕则是在多年以后，在运动失败之前不久。15
洪秀全遭到家乡百姓的反对，他决定跟冯云山一起到别处去宣讲新教。于是他们在1844年出发，最后抵达广西贵县，在此受到一位姓王的亲戚热情欢迎与款待，直到洪秀全不忍心再叨扰他这位亲戚。于是他把同行的其他人打发回花县，打算自己在短期内也跟着回家。冯云山事先没有跟领头人商量，离开同伴们，去了“紫荆山”。他在此后的几年内，把那里当成了根据地，培植名为“拜上帝会”的宗教结社，大获成功。到了运动爆发之时，这些结社在位于广西东部沿着通往广州的河流分布的几个府县里已经大为兴盛。成员中至少有若干学者和头面人物，但基层成员主要是客家农民与山中的苗民。16
与此同时，洪秀全回到了花县，他惊奇地发现冯云山不在家乡。他又安顿下来，重操教书的旧业，空闲时从事宗教思考，写成了几本小册子，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教科书。洪秀全在如此培养自己的学者品位时，广州的基督教传教团有一位姓穆的牧师来到了花县。通过他，洪秀全对传教士及其工作有所了解，结果在1846年或1847年，洪秀全及其表弟洪金拜访了传教士，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指导。但是，由于一些误会，他们没有接受洗礼，离开了广州。
大约在1847年中期，洪秀全决定再次前往广西，重访他在三年前传教的那个地区。在这里，他显然是第一次知道了冯云山完成的伟大业绩，洪秀全现在决定去“紫荆山”找他。但是，在他抵达那里时，他听说冯云山正在蹲大牢。于是他立即前往广州，代表冯云山与总督交涉，依据与外国签订的有关容许宗教自由的条约，请求释放冯云山。洪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他赶回广西，发现冯已被释放，并在寻找他自己。洪又回到花县，得知冯已来过，但刚刚回广西去了。洪不想跟冯一次又一次错过，索性留在家里，直到1849年阴历十月，冯云山再次回家，将洪领到广西，领导太平天国运动。
仅凭洪金的这段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洪秀全在组建拜上帝会宗教结社的过程中并非积极的因素。而忠王在其自传中明白地告诉我们：“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17他还指出，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六个人知晓立国的大策划。18在下一章我将考察有关运动奠基人的问题。从洪金与忠王两人的叙述来看，可以肯定，即便洪秀全了解运动的目标，他也很少参与为了达成目标而必需从事的实际工作，而我认为他对运动的目标其实并不了解。
1846年和1847年的动乱，为这个新的宗教会党组建民兵队伍提供了有利的机会。由于饥荒地区的盗匪来往自如，而官方没有合适的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各省的村民们进行自我训练，组成民兵队伍，保卫乡梓免遭蹂躏。拜上帝会也将自身变成军伍，但小心翼翼地避免纳入其他自愿者。各个会党之间都有意气争逐与敌意的阴影，但总的效果是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队伍。19
早在1848年，这些新型的军事组织就与官军发生了冲突，但结果可能只是一些小型的战斗。在这一年，他们的事业渡过了某种危急关头：他们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然后奇迹般地得到解救。其中的详情很难探明，但从结果来看，此年出现了两大情况。其一，拜上帝会与当局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其二，他们的运动从内部发生了转化，变成了谋划立国的大业，结果由洪秀全来担任领袖。另一结果是天父上帝的介入，他附着于杨秀清（后来的东王）身上，而耶稣救世主则通过萧朝贵（后来的西王）发言。有几段记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化：
戊申岁（1848），皇上帝恩怜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缠，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稣降凡，显出无数权能，诛尽几多魔鬼。场场大战，妖魔何能斗得天过？20
这些神力的展现，其性质在下列文摘中得到了更清晰的说明。下文摘自1858年送至英国的文告：
7、戊申（1848）三月上帝下凡，
8、附体于东王。
9、九月救世主下凡，
10、命西王显示神迹权能。
11、天父天兄引领我们坐天国（之宝座）；
12、大显权能，并能坐入天堂；21
13、将天京立为国都；建立天国，
14、（令）各国臣民敬拜天父皇上帝。22
《三字经》也就这些下凡给了我们暗示：
戊申岁，子烦愁。皇上帝，乃出头。率耶稣，同下凡。教其子，胜肩担。帝立子，存永远。散邪谋，威权显。
另有关于此年的一段摘录，也出现在1858年送往英国的那份文告上，其内容可能涉及一次天神下凡，表面上却是一次权能的特殊展示。
35、戊申岁（1848）南王围攻桂平，
36、我等见证天父下凡显出神迹权能。
37、我等自广东返回广西。
38、天父下凡救南（王）。
洪金讲述了此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冯云山回了广东，未在广西，拜上帝会内部发生了许多混乱与冲突。根据他的叙述，似乎发生了类似于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文献中所记载的现象，许多男女所讲的话，好像他们已被圣灵附体。这一类神灵附体，发生在广西的会众身上，有许多被记录下来，那些被附体的人在昏迷中传达信息，有时候没人能够看懂，但一般都是一些打油诗。洪秀全到来之后，审查了各种自称为天启的发言记载，裁决其中一些来自天国，另一些则源于妖魔。杨秀清和萧朝贵属于前者，确实代表天父和天兄耶稣送来的信息。24洪金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谁在公然试图攫取领导权，但不论他们是谁，既然洪秀全认定杨秀清与萧朝贵是天父上帝与耶稣救世主的喉舌，就把反对的声音平息下去了，把运动的控制权交到了这两个人手里。但是没有一为领袖，他们就无法向前迈进，而领袖非洪秀全莫属，他是这场运动的源头，已经开展的宣传活动，大部分是借助他的经历所具有的力量。
这些记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些会众中围绕领导权发生的一些斗争，严重到关系洪秀全本人的整个前途，这种斗争在洪秀全的裁判下，暂时告一段落。还有一件事也很明显。尽管太平政府的实际组建要到三年以后才会开始，但是从桂平将冯云山解救出来——也许是从监狱里——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接近于神迹。从以上引文中暗示的几次激战来看，可能的解释是，那次解救是用武力对抗官军取得的成功。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作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起始。
洪金说，这场运动的爆发是因为敌对的官军于1850年中期向拜上帝会发起了攻击，但他也承认，早在1845年或1846年，洪秀全就向一位亲戚讲述过他有推翻清朝的秘密志向。25显然，洪金忘记了自己的这个说法，后来坚持说这场革命运动发动于1850年，这个日期是在与官军交战两年之后，起因是一群吃了败仗的客家人突然过来投奔。那些客家人加入这个会党，是为了免遭邻居们的侵害，因为他们被迫与那些邻居发生了争执。26但是我们已经阅读过几段引文，证明1848年是战斗开始的年份；我们还进一步得知，在1850年，这些会众仍然由几名不同的首领分别领导，接受了大量兵法训练。
1850年阴历六月（7月8日-8月7日），各支部队首次在金田集结。这里是桂平县的一个小镇。显然，由于本地人与客家人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官府站在本地人一边，于是激怒了会众。27愤怒的会众从四周的村庄汇聚到金田，杨秀清在这里迎接他们。洪秀全与冯云山当时在距离金田约一百三十里的平南县花洲镇的监狱里蹲大牢，必须由杨秀清在阴历八月率领集结的会众将他们营救出来。他们救出了两位领袖，便向武宣县进发，一批最强悍的会众在此加入了这场运动，其中有后来作为北伐军司令率部从金陵北上的林凤翔，三合会成员罗大纲，后来的天德王、与洪秀全平起平坐的领袖洪大全。他们一点又一点地获取了武器和其他军需品，太平政府与太平军开始成形。人数增加之后，他们返回了金田。
太平军迈出这几大步的时候，官府明白了一个事实：比盗抢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早在8月份，向荣将军便已奉令从湖南调任广西提督，在10月份抵达任所。因推动鸦片战争而在外国人当中享有盛名的林则徐，被朝廷从家中起用，作为钦差大臣派往广西，但在途中去世，朝廷又令李星沅接替他的职位。周天爵出任该省的代理巡抚。1851年1月1日发生了一次战斗，但官军吃了败仗。28在中国的新年，即2月1日，造反者创立了他们的新政府，称之为“太平天国”，也就是极为和平的天上王国，由天德与洪秀全共同治理。29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都积聚了力量。太平军从金田发起的攻击，以及后来从大黄江与象州根据地发起的攻势，使他们得到了增援和补给，兵力迅速增加。官军也得到了增援，旗营将领乌兰泰奉诏来到广西。赛尚阿于4月份又奉派出任全权的钦差大臣，带着二百万两银子前往前线。都统巴清德与副都统达洪阿奉派率部从京城经湖南抵达广西。广西巡抚奉令将本省的民政事务交给布政使，尽一切力量镇压该省的造反势力。
在春夏两季，官军与太平军多次交战，但官军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于7月3日抵任后，认为获胜的最大机会是招募勇丁，而不能依靠正规军。结果官军招募了大约三万名勇丁，将之部署到不稳定的地区。30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确认交战双方究竟有多少兵力。尽管官军素质低下，但在7月25日对象州发起的攻击中，他们的兵力一定非常强盛，他们七战连捷，给太平军以重创。太平军损失了两三千人，不得不逃亡到新墟。
太平军在新的根据地内，将部队部署于山间的战略重地，新墟为门户，两翼各有一山为前哨站。官军在进攻前做了谨慎的部署：达洪阿位于东南面，乌兰泰与秦定三位于西北面，副将李能臣与经文岱分别位于东面和东南面，巴清德与向荣则扼守进入紫荆山的道路。尽管各位将领服从命令，协同攻击，由于某种原因，计划还是失败了。不过，他们努力夺取了两翼山头上的前哨站，迫使太平军退缩到山内的产茶区域。
向将军打算乘胜前进，在太平军未能巩固阵地时逼压过去，但是巴清德提出异议，于是耽搁了至关重要的五天，太平军在此期间已经准备完毕。随后官军又错失了一些机会，再次将攻击延后，直到8月28日，太平军在风门坳仗着坚强的工事击退了全部官军。后来再次发起攻击时，乌兰泰所部在山中迷路了，向荣所部则被大雨所阻，这样就使太平军得以避免灭顶之灾，逃到了永安。他们水陆并进，于9月25日攻占了永安城。31现在他们的人数约为三万七千人，有效兵力为五千人。32
当官军包围着那个花雷茶地时，太平天国的事业差一点灭亡于该处。他们当时内外交困，在8月17日那个特别危险的日子里，上帝与耶稣必须至少下凡三次，才能让会众们继续战斗。这个事实表明，在整个运动期间，那是他们最接近彻底失败的时刻。不满的情绪似乎主要指向领袖洪秀全与他的干将——天父上帝的喉舌。究竟是他们害怕官军的逐步逼近，还是那些打算篡权的人煽动他们叛变，记载中都没有说明。
攻陷永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全军的信念。他们不会再违背领袖的命令，也不再害怕官军。当官军缓慢地集结兵力围攻永安时，太平军在城内组建了他们的王国。在金田组建的临时政府让位于稳定性较强的组织，新王朝在永安宣告成立，在原有的两王之外又封了五位王爷，并给他们委任了高级职务。他们还任命了国家的部长，颁布了军制，任命了将领，设立了较为关键的民政机关。他们还采用了一部新的太阳历，将一年的三百六十六天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或三十一天，废除了闰年。
遭到挫败的官军逐渐向永安靠拢，开始围城并发起攻击。太平军再次处于他们的掌握之中。早在11月4日，钦差大臣赛尚阿推进到永安附近的军事重地阳朔，在年底之前，官军已完成了对该城的合围。乌兰泰位于南面，刘长清位于北面，后来向荣本人也到了这里，此外还有足够的兵力占据东西两面的山头。
1852年2月7日，万事俱备，赛尚阿（现已降级为提督）从阳朔推进至永安，亲自指挥围攻。太平军在围城中缺乏弹药，也许还缺乏粮食。2月17日和19日，他们进行了两次突围。官军也发起攻势，企图夺取该城。他们的总攻击延续了三天三夜，要不是有些将领阵亡，而活着的一些将领玩忽职守，官军很可能将太平军全歼。太平军被逼回了城墙之内。大约在2月底，太平军再次从城内突围，却未能突破敌军的防线。
双方相持到4月6日，太平军针对官军防线最薄弱的环节发起了又一次的攻击，对官军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他们于4月7日杀开一条血路，使太平军的全部主力能够夺路而逃。他们翻越大山时，乌兰泰似乎进行了拼死的追击，歼灭了两千多人，俘虏了天德王洪大全，也就是两位执政王中的一名。大雨滂沱，官军总体而言麻木不仁，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致使太平军安全地翻山越岭而去。只有乌兰泰与其后卫交战，直到离桂林不远处，他受了重伤，部队落胆。
这次失利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的转折点。太平军失去了洪大全，失去了一位主要的军事首脑。但是，他们的逃脱明显地指向神助，这使他们事业的宗教层面得到大大增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组织中有了越来越多的狂热，而头脑冷静、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素质却越来越少。的确，我们有理由怀疑洪大全是被故意丢给官军的，因为只有韦昌辉试图援救他。其他首领不能或不愿去增援他。这次伟大的胜利成为动力，注定要使这场运动获得经年累月的成功。它为太平军增添了上万名追随者，但因缺乏合适的领导力量，在其宗教幻想取代明智的治国才干时，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最终的失败。
另一方面，官军于1851年在新墟与花雷茶地的失败，以及于1852年在永安的失败，都是发生在他们胜券在握的时候，决定了他们要进行一场耗时十二年之久的长期决斗。这是官军虚弱的大暴露，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我们的信息来源中缺乏精确的数据。据说官军拥有“几十营”，33那么根据太平军在抵达湖南之前尚未编满一个军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战斗人员不会超过一万二千人。赛尚阿指挥的总兵力也许是太平军的四到五倍。他现在已被革职，向荣取代了他的位置。
太平军绕过守备森严的城市，从间道向桂林挺进。他们的家人乘坐牛车同行。许多人放火烧毁家屋，真正地断绝了退路。部队由汉人和苗民组成。34向荣意识到桂林危险，火速赶了过去，协助巡抚防守省城。他进入桂林城的时候，距离太平军发起攻势只有一个小时。太平军动用了手头上的一切设备强攻一座城门，云梯、吕公车和其他器械都用上了，但还是没能破城。这场攻势延续了三十一天，太平军终于放弃桂林，向湖南以及湖南以北长江之滨的城市进发。他们不再是一小撮“土匪”或“盗贼”，而是一个国家正在向其领地进行长征。
在太平军围攻桂林期间，当官军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信时，江忠源率领在湖南招募的一千二百人的私人军队赶来了。他还带来了刘长佑，此人率领一支同样性质的部队到来，他曾率这支队伍镇压过李元发的会军。这两人在桂林城东与太平军作战，屡屡获胜，湖南勇丁将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获胜的声誉，此时便已传播开来。
注释：
1、参见威廉斯《中央王国》，或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其中对这场战争有清楚的记述。
2、曾国藩这样的人在京城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他几次写信回家谈及事件的进程。当英国人在金陵时，他写道：“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息兵。……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家书》1842年10月20日。
3、《粤氛记事》第1卷第1页。
4、李翁兵《中国史纲》第469页及以下。
5、德格鲁特与J•J•M在《中国的门户之见与宗教迫害》第2卷第17章第536-556页中，从这场运动中追溯到了门户迫害，特别是1836年及以后几年在湖南发生的事件。这种迫害造成的动荡局面促使不同的宗教组织团结到这场运动中。这种观点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德格鲁特对其正确性和完整性深信不疑，以至于将洪秀全的幻觉斥为韩山文纯粹的虚构。如此一来，他的推定就令我们迷惑不解：为何持有非常狂热的半基督教观点的宗派后来控制了这场运动，致使他们无法与各个遭到迫害的教派友好合作？他没有充分强调下面的事实：大多数的迫害都是针对那些通过宣布宗教目标来改扮自己的革命会党。
6、《粤氛记事》第1卷第1页。
7、《善化县志》（善化县包括湖南长沙的一部分）中对这个时期有一段典型的中文记载：“广西边界盗匪多如牛毛。道光二十七年（1847），饥荒严重，盗抢四起。巡抚陈楚曾（音译。道光二十七年的湖南巡抚为陆费瑔，此人不知何指。——译注）年老多病，性多耽溺（即信奉宗教），无法弹压。时有湖南逆贼雷再浩、李沅发连年潜入两广边界骚扰。虽小股贼匪已伏法就刑，大股贼匪却未剿灭。两广有陈亚贵、区楚云、山猪箭、山羊头、颜品瑶，其逆众每股数千人，筑巢山中，鱼肉百姓。”
8、《忠王自述》第2页。
9、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反叛》第147-148页。他相信是这些人启动了这场运动。
10、客家人是新来的定居者，他们跟老家族即本地人的关系，有些类似于20世纪迁往新英格兰的移民与1620年创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后裔之间的关系。
11、密迪乐，第122页：“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判断，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动乱时期，它迟早会让满清王朝走到穷途末路。”
12、即天国的国王或王子。他拒绝使用“皇帝”称号，因为“帝”字对他而言是神圣的，是指上帝。
13、毕业生的名额是固定的，落第并不意味着训练不足。
14、这些宣传册的书名为《劝世良言》，由梁阿发出版于1832年，此人是莫里森博士劝化的教徒。其中有一些包含圣经一些章节的翻译和节录，其余则是论文或说教。其中刊载的圣经不超过三十章，但有选自其他许多章节的经文。全书粗略地介绍了基督教的教义。
15、在此记载的所有关于洪秀全的幻觉以及洪与其同事冯稍后活动的信息，都取自韩山文的《洪秀全的幻觉及广西造反的起源》1854年香港版。这里给出的信息由洪金提供，此人在运动爆发后逃往香港，在那里成为福音传道者，滞留数年，后来在金陵加入太平天国。有人指出洪金驻港期间在一个外国人家里当仆佣。
16、苗民是一批非汉族的原始住民，被汉族征服者赶进了山中。湘南也有很多苗民。
17、《忠王自述》第2页。
18、“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同前。
19、《忠王自述》第3页：“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1847-1848年。——译注）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20、文告，等等，《中国造反者在金陵出版的宣传册》第33号，麦都思译。（根据《太平天国资料（一）》中所载《颁行诏书》回译为中文。——译注）
21、可能是指占领金陵，下一条则肯定是这个意思。
22、文告，1858年12月在芜湖送交H. M. S.之《报应》。根据林德赛•布莱恩的《1858年蓝皮书》重印，《太平天国》第229页。
23、《造反者在金陵出版的宣传册》，麦都思，第8页。
24、韩山文，第55页。
25、韩山文，第29页及以下。
26、同前，第48页及以下。
27、同前，第50-52页。
28、曾国藩当时在北京，在1851年5月的家书中说，广西的首脑们如坐针毡。
29、根据《干王自述》第5页的记述，立国的时间是在一年以后他们进入永安之时。
30、这几段取材于《平定粤匪纪略》卷一第8页及以下，对照《太平天国野史》卷一第2页及以下。
31、单独出版的《京报》将此日期记载为8月27日（阴历八月一日）。《平定粤匪纪略》（第106页）与《粤氛记事》所载的日期为闰八月。前者称那一天是闰八月初一（9月25日），而后者称永安陷落于闰八月初二（9月26日）。由于在《京报》所载的永安陷落的那个日子里，战斗仍在进行，我认为此处有误，闰八月一日应该是正确的。
32、《太平天国野史》卷三第53页及以下。
33、《湘军志》卷一第8页说官军有“几十营”。如果一营的人数像后来一样多达五百人，那么总兵力就是五千人的数倍。
34、同前，卷一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