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一个友情深厚的布衣之交，名叫欧阳兆熊。欧阳中举后科名受阻，终身不仕。曾在曾氏帐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幕僚，二人以朋友相处，欧阳亦不享受曾氏的官爵之荐。欧阳一生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曾刻印过王船山的遗书。道光二十年，曾氏一个人住北京，寄居旅店，患肺病，几于不救，全赖欧阳的精心调护及另一朋友的诊治，才度过一劫。

欧阳写过一本名曰《水窗春呓》的小册子，其中有一节题为《曾文正一生三变》：“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复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恪靖于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笔者认为，在与曾氏同时代人的数不清的说曾议曾的文字中，这是最为值得关注的一段话。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作者作为与曾氏相知数十年的密友，能够清晰地看出曾氏人生中有着明显差异的几个阶段，并能揭示这种差异背后的学理奉持上的转化。

的确如欧阳所说，曾氏进入仕途后的三十年生活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道光十八年初点翰林到道光二十一年唐鉴入京前。此时曾氏的年龄段为二十八岁至三十一岁。刚刚从科举考试中获得大胜的这个农家子弟，其学问底子大致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应付科举考试而背得滚瓜烂熟的四书五经及朱熹等大儒对此类经书的笺注，一是因本人性情喜好而用功研习的前人诗文。四书五经及其笺注，则因释谒而可暂时放一放，诗文的功利作用则随着现实的需要而加强。这种现实的需要既包括翰林院的本职，还包括以诗会友借诗提高知名度的社会效应。道光二十五年，曾氏给诸弟信中谈到元朝、明朝无古文选本。邵懿辰在做元文的选编，邵劝曾氏选明文。邵为晚清著名学者，尤以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为大。他自己选元文而劝曾氏选明文，可见曾氏在其眼中的文章地位甚高。这足以证明曾氏早期辞赋之学已取得相当的成效。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江宁藩司唐鉴入京做太常寺卿。唐鉴为湖南人，是当时声望很高的学者型大官。曾氏服膺追随，从唐讲求为学之方。唐治学以义理为主，引导曾氏每日诵读朱子之书。从此时开始，曾氏致力于宋学的研习，直到咸丰二年大变故之前。曾氏这阶段的年龄段为三十二岁至四十二岁，这是他官运亨通的十年。

曾氏拜唐鉴为师，与倭仁及同年同乡陈源兖等人研习程朱，从一开始就将学问与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最终目标。他为自己的修养制定日课和月课。所谓日课，就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所谓月课，就是一个月内要完成诗文若干篇。其日课的内容包括十二个方面，即一曰主敬、二曰静坐、三曰早起、四曰读书不二、五曰读史、六曰谨言、七曰养气、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曰月无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门。若这十二个方面，当日做得不够，或有所违背，则用日记来责备，甚至不惜用很严厉苛刻的语言痛骂自己，以求警醒而改过自新。比如他在日记中常会指责自己浮躁、懒惰、无恒、无器量、可耻、可恨、恋床，甚至骂自己简直不是人，是禽兽。他对那些哪怕是细微末节，或是心中最深处的一闪念中的不合圣教的部分也决不放过，坚决批判。比如他的一则日记中指责自己不经常寄钱唱穷却给妻子买新衣服。又一则日记上说，梦中见别人得利艳羡，醒后痛骂，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这时期内，曾氏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得到“静”的学问。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唐鉴对这门学问的传授：“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功夫要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静字功夫的修炼，让曾氏终身受益。尤其是在后来战争爆发天下大乱的时候，靠静字功夫他得益甚多。静使他有定见、定识、定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攻读程朱之学严格修身带来的成果是仕途亨通、官位节节攀升，直到三十七岁官封二品，为有清一代湘籍官员中空前绝后的惟一者。

咸丰二年，曾氏在湖南遭受战乱，随即奉旨充任团练大臣。曾氏由京师文官变为地方统军大员。随着身份的改变，曾氏所奉持的学理也跟着改变，由程朱之学一变为申韩之学，开始了曾氏一生的第二个转变期，即从咸丰二年到咸丰七年。曾氏此时的年龄段为四十二岁到四十七岁。除开身份的差异之外，促使他这个重大转变的原因，还有当时湖南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造成此种局面的湖南官场长期以来的颓弱疲沓的风气。这一转变的成果，是他训练出当时最富有生气与战斗力的湘军，打下武汉三镇，获得朝廷最大的军事信任；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因为江西军事的进退维谷，让他陷入孤立无援几至不保的处境，以致于得了忡忧之症即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身心憔悴，几近崩溃。就在这时，他的父亲病逝，曾氏借机离开军营，回到家乡。

在守父丧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曾氏通过大彻大悟而完成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转变，即从程朱之学转化为黄老之学。他通过对五年来遭遇的种种不利、挫折、失败的回顾，终于看出自身的弱点及操作上的诸多失误，如不能太自信、太强悍、太霸道、太不顾别人，也不能一味单干蛮干，一味刚强冒进，也不能一人得尽天下功劳美名，从残酷的现实中接受了老庄关于人生渺小只能顺应自然的理念，又从切肤之痛中懂得了柔弱胜刚强的深远意义。黄老之学解开了他心中的疙瘩，帮助他走出困境。同治元年的一则日记，记录了他的这一大转变：“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年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曾氏的这一转变，既让他团结各方力量建立一个反太平军的广泛联盟，最终打下南京，完成清朝廷收复江南的大业，也让他平安度过大胜后的政治险境，保全他本人、曾氏宗族及整个湘军集团的晚节善终。

综观曾氏这一生三变，可见其变化完全是时势使然，而曾氏能够把握时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学理奉持，并表现在操作手法的相应转变，也充分说明了曾氏顺应时势、与时俱进的成功者的品格。曾氏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之中，在完成事功上成就的同时也完成了人生的大成熟。

从人才学的角度来看，曾氏是一个幸运者。他的幸运，典型体现在他是一个中国土地上奋斗经历较为完整的成功人士。说他的经历较为完整，有这么几层内容：一、他是一个没有依傍的农家子弟。二、他是通过科举成功而进入社会的中心地带。这是中国历来的正途。三、他取得的大事业是靠他的双手创建，这是绝大多数创业者所面临的选择。四、他的事业总是在挫折中向前推进。这也是绝大多数事功追求者所走过的道路。五、他从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大智慧中吸取精华，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功，并将人的成功与事的成功合为一体，成为近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典范式人物，留给后人以深远的文化启示。而这一点尤为重要。

所谓文化启示，指的是不受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的限制而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启示。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人类灿烂的文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遭受着严厉的批判，在世界文化中已不再处于中心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文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由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所决定的。自从儒家学说定于独尊，其他学说遭到罢黜，便注定了儒学会越来越僵化，文化拓延的道路会越来越狭窄。其实，文化的发达是的确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正如大江大河的形成必定是善于接纳沿途不断参与来的小溪小流一样，拒绝排斥别的小溪的江河只会越来越枯干。诞生于战国时代的十大学派中有三家学派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即儒、法、道。哪怕是后来官方施行强力推行儒学，道学、法学依旧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重视，这充分证明道、法两家学问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价值也便在其生命力中体现了出来。作为当今中国的有志之士，我们的确必需有着世界文化的广阔视野，但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从小在这块土地上受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熏陶。一个中国人，随他如何刻意地回避它，都是不可能的。要想在这块土地上成功，则必须热爱中华文化，顺应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吸取可以用于今天的智慧。

我们可以向曾氏学习，以经营天下的积极入世态度制定志向、规划，以严格的修炼功夫锤炼意志、人格，以严格的法规制度、严厉的组织纪律，以牺牲局部成全大局等一系列手法来实现目标的达到，以超脱旷达的心情来对待挫折、失败、成就与荣誉，以出世的情怀来思索人生的终极价值。这就是曾氏虽备受摧毁而不倒的根本原因，也是曾氏一生三变给我们的文化启示。当然，这种文化启示，理论上好理解，但要在人的身上发挥具体作用则不容易，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则还要看各人的天赋、经历与造化。

陈学荣：我好几年前请教过唐老师，《曾国藩•黑雨》中曾国藩临死前对自己的检讨，是确有其事，还是唐老师自己的想法。唐老师很实在，说是自己的想法，只不过是根据曾国藩的著作和思想写出来的一段内心深处的独白。我很感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无论是历史使命感还是社会责任感都很累，我今天一边听，一边在使劲地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所有人都遇到的问题：第一，生命非常短暂，再过二、三十年或四、五十年，可能我们陆陆续续都不在了，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现实：在这非常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可能有许多抱负、责任都没有完成。怎么办﹖一是问自然，问自然的时候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一种非常的紧迫感；二是请教于先人，先人他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穷极一生可能悟到的就几句话，最终把他的思想提炼出来。刚才唐老师说曾文正公特别会总结和概括，概括和总结是花很多成本提炼出来的，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回过头来找先人的东西，其实是想得到高人如曾文正公的指点。我们是迷失思路，务实制度，而我们悟的时间又非常少，需要唐老师这样的高人。

李效伟：人生短暂，人生三变，曾国藩之所以在１９２年后还有生命力，还有这么多人来纪念他、学习他，确实有其独到的地方。在座不管是自己搞公司还是干什么别的或是有一定的事业，但是我们经历的也是这么几个阶段，这么几个层次：第一，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出身的，不是农民就是工人、职员、教师。第二都当过学生，是从学校出来才走上社会的。第三，挫折。这个太重要了。我６８年下乡，下乡干了五年，他办团练也办了五年。这五年的下乡生活确实是非常的艰苦，在社会的最底层。我们不光是劳其筋骨，当时还有一个政治压迫。家庭出身不好，找对象都难，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个痛苦磨炼人，太磨炼人！所以我们讲挫折很重要。第四，就是中华文化要善于总结，善于学习。应该说在现在的二十一世纪之后，现代经济我们要学，中华文化好的东西我们也要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曾国藩成一番大事业，最重要就是文化的力量。如果曾国藩没有从儒到法到道，就没有这一番大事业。因为儒、法、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通过与时俱进把每个阶段的精华都给学到，融会贯通到做人做事，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一点非常好。我是非常敬佩学荣。他的企业是办文化?为什么﹖有人说这玩意有点太虚，与企业赚钱、搞利润差得太远。我们是湘财的大股东，往往是盯着利润。但是文化有个文化力的问题，有个精神出产品的问题。没有这种文化维系湘财，湘财没有今天。这种文化从哪里来？他也是做儒商，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而来。为什么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因为从曾氏这里能够学到许多的传统文化的精华，然后做人做事做企业。为什么湘财与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湘财的团队能够保持稳定﹖与曾国藩与湖湘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姚波：我们湘财的事业从９２年、９３年那么几个人几条枪发展到证券业这么显赫的位置，或者说不仅是行业内的位置而是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理念成功的一个典范。湘财的发展也正是像曾文正公那样从先哲、传统文化那里吸取营养，同时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取得重大的成就。正是这种不断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去成就一个伟岸的事业，使我感觉湘财一定会成功，将来的湘财一定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湘财，十年、二十年后，湘财的事业将会更加的辉煌、更加的伟岸。从儒到法到道，我觉得儒是对现成制度和秩序的认可或者是一种推崇。为什么﹖程朱之学是一种显学，是现成的统治或制度达到一定平衡基础上的产物，是对现成制度和秩序的肯定。而法是代表一种强力的变革，治乱世用重典，用一种秩序去规范另一种秩序的颠覆，用强有力的手段去创造一种秩序。因为有秩序的颠覆所以才有法，才有法的规范，就好像现在的以法治国、用法的手段去维护社会的稳定。正如我们对法的探索，总觉得还有些欠缺，总觉得我们的引擎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到道的境界。这种道的境界是结合到现实、结合到自然的境界上来，所以我们这种法的过程虽然有必要但是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取得道上，自然的，取法自然的，符合实际的状态，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或者说当代中国的共同努力。

黄健：我感觉做大人物要做儒，做好官要做法，活得差不多了就去做道。最典型就是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是做法做得好，而做儒做得好的就是数得出来的几个，像苏东坡儒也做不好，道也做不好，结果做道让他名垂千古。那么把这种东西切转到我们现实而言，从做企业的角度来讲，三者的融合是最好的，因为企业不可能每样都做得最好，但是三者融合作为企业怎么走﹖从个人的角度讲，比如像我已经人到中年了，事业也有一点成就悬在半空中，是不是该求一求道了﹖

唐浩明：我觉得人生最后的大成熟还是道的境界。所谓道法自然，道就是自然，就是宇宙间的大道理、大规律。人生这种最后大彻悟的境界，是人生的大成功。其实孔老夫子晚年就是一个悟道的典范，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做到这个境界就是人生的大成熟，也就是道家的境界。很多人达不到道的境界，我们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能够早一点进入道的境界。顺其自然就是道的境界一个很直白的说法。

宋伟杰：有位同仁说曾国藩故居太简陋了，唐老师连声说很好，简单好。这就是由简到繁由繁到简。有句话“由简至繁胜则胜矣，由繁至简圣则圣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也曾听过一个讲座，他的顺序不一样：如果作为个人的奋斗历程来讲是从法到儒到道，他给了一个字，用一个“王”字，对儒、法、道进行了概括。在这里，我恳请唐老师用一句话或一个字?对如何从儒到法到道给我们启示。

唐浩明：道是既可以取得人生的大成熟，也可以取得事业的成功。儒是主流社会所共同遭守的价值观。人在初期的阶段都必须通过系统的学习，具备基本价值观的条件。法是一种操作手法、操作系统。我们所有要做事业的人，很有必要学习曾氏的一些手法。按照他的手法去运作可以取得事功上的进步，最后也能进入道的境界，顺其自然。一个人是很渺小很脆弱的，他必须符合社会、宇宙、自然的大法则、大规律。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儒、法、道的方向行进， 不但能取得事业的成就，而且能得到人生的大享受。

陈学荣：信息社会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感受、感悟很多东西，我觉得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更重要的是经历。技术的进步使我们步入道境界的时间大大提前，生命的价值在增值。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叠加到一起，将所有的时间叠加到一起，我们的事业才有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