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金榜题名。以后，他在京师生活了14个年头。此间，他因立志读书而有目的购书收藏。旨在”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京师期间，曾国藩是一个为读书而收藏的藏书家。然而，他的藏书活动却是始于道光十六年会试落第返乡途中的金陵城。
一 金陵城典衣买书
道光十四年八月，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中举，于是年十一月第一次来到京师。十五年三月，曾国藩会试落第，即寓京师长沙郡馆读书，以便来年的“恩科”再考。“穷研经史，尤好昌黎韩氏古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①十六年“恩科”试罢，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于是，他怏怏离都，绕道东去，沿大运河而下，作江南之游。
曾国藩本系借债赴京赶考，此时囊中早以羞涩。经过江苏睢宁县时，得知同乡易作梅前辈为睢宁知县，因而前去拜访、求援。易作梅，字春谷，湘乡大坪易氏，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湖南乡试举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曾官江苏宿迁、江都等县知县。家乡读书子弟的到来，易公甚为热情。当国藩诉说出自己的难处时，易公急人之困，慨然相借银子百两。国藩得此盘费，即经清江、扬州，然后溯长江西上而归。
船过金陵，国藩上岸游览这六朝古都。在书肆，他看中了一部《二十三史》，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果买书，即无归乡之盘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踌躇之余，国藩想到自己所带的四季衣裘可以典当，终将其送进当铺，《二十三史》于是得之。
回到白玉堂家中，国藩出示《二十三史》，父亲竹亭公问其所来，国藩如实相告。曾竹亭且喜且诫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偿还，你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②国藩听在心里，决心圈点一遍，并说：“间断不孝”。从此，清晨起读，夜半而息，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终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功夫不负苦心人”，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会试成进士，终于步入翰林院。
曾国藩典衣买书的故事，他在自己的日记、家书中，曾多次提到“丙申年”（道光十六年）买《二十三史》之事。其弟子黎庶昌所撰的《曾文正公年谱》载：“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处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益之。”
曾国藩未点翰林之前收藏的书籍，有文字记载的就是进京赶考返乡途中所买的《二十三史》。“典衣买书”拉开了曾国藩一生酷爱藏书的序幕。
注释：
①《曾国藩年谱》道光十五年
②《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38页
二、无愧词臣 文章报国
曾国藩会试成进士后，八月请假返湘。次年十一月初二日，国藩在家起行，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达京师，备官翰苑。此间，他与同年进士、湖南茶陵人陈岱云等”联课作诗赋，馀每日写散馆卷”。四月十七日散馆，十八日出单，国藩取二等第十九名。二十二日，道光皇帝接见了他。国藩说：“同年仅两人改部，三人改知县，馀皆留馆，可谓千载一遇。”封建社会，读书士子以能留在翰林院为荣之喜悦，尽在字里行间流露。
曾国藩留翰林院以后，不觉松了一口气。因而“日日玩揭”，“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40余天。六月初七夜，他回忆自己曾在道光二十一年改号涤生，幡然悔悟。他说：
涤生，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因知勉行，期有寸得，……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词臣即翰林。封建社会应试士子梦寐以求之地，首先就是步入翰林院，然后得差做地方行政长官，或成为文学巨匠。曾国藩早年读的是五经四书、八股文之类的应试之书，通过科举考试成秀才而举人而进士，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今三十而立志读书，一是要对得起“词臣”这个光荣的称号，二是想以文章报国。由此看来，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想得差做外官。当夜（六月初七夜），他就拟定了“日课”：每日早起，习大字一百；辰后，温经书；日中，读史；酉刻至亥刻，读集；学习心得载《茶馀偶谈》。次日，国藩即习字数纸，夜阅《二十四家古文》，记《茶馀偶谈》六则。
读经、读史、读文集，就必须有自己的藏书。第三天（六月初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日中，看正史，……午饭后去琉璃厂，将所买正史约换《易知录》，又买《卷葹阁稿》一部回。……回寓翻阅《卷葹阁集》。
《易知录》即《纲鉴易知录》。这是一部纲目体通史。上起盘古，下迄明末，编者取朱熹《通鉴纲目》体编历代史，于“纲目” 、“通鉴”中各取一字，谓之“纲鉴”。该书脉络清晰，述事简明，读者一看就明白，故称“易知录”。曾国藩初官翰林，囊中不免羞涩。他原有正史全套《二十三史》，故将新买的单套正史换回《易知录》。为了读史，他可谓千方百计。
《卷葹阁集》，一名《洪北江诗文集》。洪北江名亮吉，江苏阳湖人。卷葹阁是洪亮吉的书斋名。洪既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官吏，又是著名学者，以诗、文知名一时。其《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考订、校讎、收藏、鉴赏、著述诸家。日后，曾国藩藏书诸家皆兼之一身，不能不说深受洪亮吉《北江诗话》影响。
洪亮吉在地理、方志学等方面的成就也很大，编著有《乾隆府厅州县志》等方志、地理志及其它著作30余部。曾国藩读集，首选洪氏《卷葹阁集》，可谓其买书有所选择。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初官翰苑，五月以前忙于应试散馆，六月初立志读书，却于七月至九月大病一场。是年，他的日记，仅十一、十二月较为完整。但在他这些简、缺的日记中，却有十多次记述了去琉璃厂书肆购书的情况，可见，曾国藩立志读书，因而开始了藏书。初时藏书的动机，只不过是想做到无愧于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按他以后的表述是：”早年有志于著述”、”欲有所钻于作者之林”。
三 癸卯使蜀书目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七》上有一份曾国藩亲笔著录的《书目》，共8页。它虽然只著录了各种图书100余部，如论卷数却万卷有余。其中的《二十二史》《十三经注疏》《文献通考》《子史精华》等四部书，就有四千余卷。经笔者考证：这份《书目》不是曾国藩京师初期全部藏书的目录，当时是一份”装箱书籍的清单”。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首次得差，奉旨典试四川，充乡试正考官。七月初八由京赴蜀，十一月二十日回到京师，历时四个半月。行前，曾国藩清理了自己的部分藏书，又借了数种书籍，写下了“装箱书目”,准备随身带往四川成都。说这份《书目》是一份装箱清单，我们可以从《书目》中的内容得到肯定：
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的日记中有“旋买《淳化阁帖》一部”、“是夜始读《诗经大全》二十页”、“是曰，始批《归震川文集》”之句，这些书均没有录入《书目》中，由此判断亲笔《书目》写于道光二十四年以前。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的日记，三月二十日有“新买《斯文精华》《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之句；十一月二十八日有“至琉璃厂买《周易折中》《庄子》《大学衍义》”之句。其中，《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庄子》等书未列入《书目》。又道光二十年的日记中，有阅小说《绿野仙踪》及《龙威秘书》等十数种书的记载。这些书不可能全是曾氏借别人的，也未列入亲笔《书目》。由此可知，亲笔《书目》不是他京师初期全部藏书之目录。
亲笔《书目》中的《王刻十子》等四部书注明是借纽松泉的；《文献通考》是借周华甫的。借别人的书，没有必要列入自己的藏书目录中去。因此，亲笔《书目》也不是代表曾氏部分藏书的目录。
《书目》中著录：“《十三经注疏》十六套，留《易经》在京，京钱二十五文。”“留《易经》在京”表示曾国藩将要离开京师。为什么《十三经》独留《易经》呢？因《书目》中已列“《周易》南寄”，不必重复了。《书目》中有《周易》《经世文编》怀诒堂《四书》等注明了“南寄”，这是什么意思呢？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禀父》信中有：“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怀诒堂《四书》《周易》各一部”之句。”南寄”，即湖南家中所寄。
这份亲笔《书目》，在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中，是与曾国藩典试四川所带的衣物装箱清单等排列在一起的。综上所述：亲笔《书目》确是曾氏典试四川随身所带书籍的一份装箱《书目》。
从京师到成都往返万余里路。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曾国藩初次得差出京，充四川乡试正考官，一路春风得意，为显示钦差正考官的学问，带万卷书随行，也是正常之事。因他亲笔所为的第一份《书目》是他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年）典试四川随带书籍的目录，并非他京师初期全部藏书之目录，本文便把它简称《癸卯使蜀书目》。
《癸卯使蜀书目》有一个显著的的特点是大部分书籍注明了当时的书价。如《朱子全书》二十四本，四千文。古时，最小的货币单位是“文”，有所谓”一文不值”之说。一文钱即一个缗钱。“缗”是古代穿铜钱用的绳，铜钱中心有个小方孔，故钱又有“孔方兄”之雅称。将一千文铜钱穿在一起称“一串钱”。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清初，一串钱（一千文）可换白银一两。但它因时而变，据钱泳《履园丛话》称：“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 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至嘉庆十七八年，银价每两九百文内外。道光中、晚年，银价又上涨。《朱子全书》四千文，当时大约值白银三两多一点。曾国藩当年注记的书价，是道光年间书价见之于记录，极有考订价值的资料，在古籍研究中有它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久居北国，在京师已有6年之久。此次得差，初睹“五千里秦树蜀山”，畅怀之游，诗意盎然，他在读万卷书之余，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联语。九月二十一日，曾氏《日记》曰：
由省城起行，行四十里住新都县。县令张宜亭招游桂湖。徘徊观眺，极饶野趣。
次日早，张令又招国藩在桂湖饮酒。曾氏作《题四川桂湖》联。自注云：
癸卯九月，使旋过新都县。张宜亭大令邀游桂湖。湖为明杨升庵旧址，约广三百亩，皆荷花，绿堤皆桂树，张君修葺不俗。酒罢，因题联语。
五千里秦树蜀山，我原过客；
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
读罢此联，如诗、如画，余味无穷。
国藩二十三《日记》又曰：
早起，行五十里尖德阳县。五十里，住罗江县。在途中作《游桂湖五章》。夜，书寄张宜亭大令。
国藩联云：“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或是诗人诗意未尽，故途中又作《游桂湖五章》，其第三首诗曰：
十里荷花海，我来吁已迟。
小桥通野港，坏艇卧西陂。
曲岸能藏鹭，盘涡尚戏龟。
倾城游女盛，好是采莲时。
诗清逸秀丽，真乃“极饶野趣”。
九月二十七日，曾氏作《早发武连驿忆弟》，诗中有句曰：
疲马可怜孤月照，晨鸡一破万山苍。
雄浑之气，实乃得山川之助。
十月十一日，曾国藩33岁生日。曾氏是日《日记》曰：
三十三生日，作七律二首（笔者按：实三首）行五十里，尖观音堂。又五十里，住宝鸡县驿。馆后有平台，俯临渭水，对岸为南山。六日由褒城至宝鸡山之东西也，南北则绵垣万里，不可穷极矣。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白，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读万卷书，不行万里之路，岂有雄文传世？
四 京师初期的藏书师友
曾国藩在京师初期的藏书活动中涉及的人和事较多。本节仅以《癸卯使蜀书目》中记载的人事，略作介绍。
周华甫：湖南人。曾氏日记中有“饭周华甫处”，“至周华甫家拜寿”等句之记载。道光二十八年曾氏《致陈岱云》曰：“同乡周华甫、李梅生之逝，同在一月，亦省运之否也。”时，周华赴当官京师。周氏既借书给国藩，又有赠送之举，此间，他们相从甚密。
纽松泉：籍贯不详。道光二十六年，曾氏《致刘传莹》曰：“顷接纽松泉复书，知已在彼畅谈一切矣。”刘传莹与曾氏为藏书之友，曾氏借纽松泉之书甚多，由此可知，纽、刘、曾都是藏书之友。
胡咏芝：即胡林翼，湖南益阳人。光绪年间，曾国藩、左宗堂、胡林翼被誉为“咸同中兴三大名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氏日记有“胡送余《陶文毅公集》二部”之句，陶文毅即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道光十一年至十九年任两江总督。陶澍与左宗堂为儿女亲家，胡林翼却是陶澍的女婿，曾国藩尝讥其“辈分不合”。曾国藩与胡林翼相交甚密，但对胡的岳父大人及其家人却并不恭维。咸丰初，曾国藩为筹湘军饷项，劝安化陶家捐钱三万两，陶家仅出二千两。曾氏大为不快，他在《复郭嵩焘》云：
陶文毅之宦囊，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李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为我受冤也。
曾氏《复骆秉章》也云：
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
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影响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咸丰年间，他们继续互赠书籍，先后开局刻书。胡林翼死后，曾国藩为胡氏“箴言书院”捐款，并亲自开列了《箴言书院藏书目录》。
唐鉴：字镜海，长沙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江宁布政使，入为太常寺卿。咸丰元年致仕，后曾主讲金陵书院。曾国藩初入翰林院，即拜唐鉴为师，唐鉴送其《畿辅水利》一部。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至唐鉴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答曰：“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曾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唐鉴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唐鉴之教，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极大。道光二十三年，曾氏《复贺长龄》云：“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道光二十五年，唐鉴撰《国朝学识小案》一书，曾国藩为其校字付梓，并作《国朝学识小案序》。咸丰元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由此可知，曾国藩为学，确由唐鉴引导入学，为钻研“四学”，京师期间，曾国藩大量购书，就是为读书而藏书。
钱振伦：字仑仙，又作楞仙，浙江乌程人。仑仙在京师“文名一时”，国藩与其互有诗赠，为文字交。
同治五年，钱振伦著《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嘱国藩为序。曾国藩请吴汝沦起草，经自己核改成《钱愣仙姘文序》一篇，其中文曰：
始余在京师，与君连棚而居，日相游从，酣嬉跌宕而不厌。咸丰改元，与君执别，忽忽近廿年，仅一再遇君袁浦。
由此可知在京师期间，曾、钱相从甚密。钱振伦曾赠《李安候四种》与国藩，两人又为藏书之友。
王少崖：即王延长，少崖（岩）其字。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曾氏日记有“拜王少崖”之名，这是他们交往的最早记载。
咸丰八年，王少岩官江西南城县令。是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南城，十二月初四日，少岩尽地主之谊，陪同曾氏至南城东乡上塘村李甲芸家，观看了李家藏书。战火之余，曾、王对幸存的李家藏书之富，感叹不已。咸丰十一年，王少岩入曾国藩幕，以候补知府衔与隋藏珠共同管理“东外粮台”。同治四年十一月，曾氏在安庆设立“报销总局”，王少岩“专司勾稽”。曾国藩去世，王少岩挽曰：
尽瘁武乡候，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五 管理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经10年始成的一部大型丛书。共收书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称四库，它保存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另仅存书名而未收录的尚有6819部，94034卷。全书手工抄成七部，分别贮在京城宫内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所以又有“四库七阁”之说。
文渊阁是清代宫廷收藏《四库全书》的地方，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管理，故可称为国家图书馆。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曾国藩典试四川刚刚回到京师，就被授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充任文渊阁校理，主要做图书的注册、点验之事，并侍班于文渊阁，陪伴皇帝读书。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九月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十二月以侍讲学士身份，充任文渊阁直阁事，主要负责《四库全书》的保管，与校理官轮番值日。每逢春秋之时，《四库全书》必须在阳光下曝晒，直阁事则亲自经理一切。
清代，为了管理好宫廷藏书，文渊阁设提举阁事一人，以内府大臣兼任，率领内务府官属管理阁事，即内府藏书的实际负责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馆长”。曾国藩充任直阁事，是文渊阁的具体负责者，可称为“馆长助理”。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他在《禀父母》的信中说：“直阁事四缺，不分满汉，其职司则皇上临御经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咸丰九年，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一文，追述了管理国家藏书的这段生涯。他说：
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从侍讲学士骤升为内阁学士，超越了四级。从文渊阁校理到直阁事，曾国藩在文渊阁工作了四年。同治三年，曾国藩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时，曾委托翰林院刘崐在文渊阁抄出王船山未刊著作数篇。由此可知，曾国藩对《四库全书》熟悉的程度。文渊阁藏书的组织管理，从明代起就是按“千字文”排次的。以后，曾国藩在家乡富厚堂藏书楼的藏书的组织管理，也是照“千字文”上“天地元黄……”排次。
《四库全书》之富，诱发了曾国藩对书籍的嗜好。而参与文渊阁藏书的管理，对其一生酷爱藏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六 同文堂巧买《二十一史》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见同文堂书铺有北监版《二十一史》一部，即“视为至宝”。因此书系（明）北京国子监刻印，以其精古著称于世。故乾隆初武英殿刊二十四史，即照北监本模样。但殿本中的辽、金、元三史人名有改译。曾国藩因此说：
虽三朝诸臣最熟之名，亦使人茫然莫辩，故殿本虽佳，犹以三史为憾，善读书者，往往以北监本为善本而苦其难得。①
千载难逢，自己欲购，则苦于无富余银钱。恰好此时，江西吉安知府陈岱云（国藩同科进士，儿女亲家）寄来1400两银票。曾国藩代其处理诸事后，尚存银百余两。曾氏认为：“零碎用去，不若办一整件”。决计为陈岱云购买《二十一史》。然“又恐其在外已经置买”，但“其价颇廉”，更因”同人皆眈眈此物“（国藩藏书好友刘传莹曾就此书与书贾还价为银九十五两），即以百金代陈氏购定。并请郭嵩焘、冯树堂、江忠源诸人“逐页翻查”。当即发现此书缺《南史》，其它《二十史》则“无一缺页，尤为可爱”。同文堂书铺老板解释说：“《南史》二函，被他人借去未还。”曾国藩误认为老板是嫌卖价太便宜而故意这样说，马上表示：“虽无《南史》，吾亦买之。”此时，国藩心生一计，待书捆扎好，即交同来的张芸阁先行带走，嗣后交银与书贾时才说：“暂交七十金，待《南史》到时，再补三十可耳？”书贾无奈允之。嗣后，国藩屡次催问，书贾说借书者已经出京。
岁月悠悠，不意一晃两年又半。《南史》二函仍然“泥牛入海无消息”。此时，国藩反而极为冷静。他说：
以七十金而买北监版《二十一史》，即缺《南史》二函，已觉价廉而工巧矣。如贾人能将《南史》取回，收成完璧，计之得也；如不能取回，则借抄两套，不过费银数两，亦计之得也。②
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同文堂书贾终于将《南史》二函送到。国藩亦将银三十两在中秋节送去。并书告陈岱云说：“待台驾到京，即以书奉呈，斯为完璧”。③然国藩仍在叨念：“此书细看，实为难是之品”。“书痴”之态，跃然纸上。
巧买《二十一史》，却使曾国藩付出了较沉重的代价：同文堂书贾由此对国藩存有戒备之心了（详见《痛谈买得宋版（广韵）》一节）。
七 流连厂肆 自称“书痴”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起源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中提到的书铺就有30多家。
李文藻，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 李文藻系乾隆辛巳进士。“好聚书，每入肆，见异书，辄典衣取债致之，又从朋友借钞，藏书数万卷”。由此可知，“典衣买书”，古来有之，也因有如此“书痴”，才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琉璃厂书肆记》这一珍贵史料。
琉璃厂位于京师南城，本名海王村。明清两代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故名。旧书肆在此形成后，读书士子到此购书，俗称“逛厂”，或说“浏览厂肆”。琉璃厂是京城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曾国藩供职于文渊阁，管理的是国家藏书，他自己的藏书却是靠遍访琉璃厂书肆而初具规模的。
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国藩到京散馆，咸丰二年六月出都（中间仅充四川乡试正考官出都四个半月），在京整整生活了12年有余。在这12年中，国藩断续记有的日记，目前发现刊刻的，合计只有3年零8个月（国藩连续不断的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这些在京的、断续的、内容简短的日记中，却有60多次记载了逛琉璃厂购书的活动。
道光二十年（全年日记仅80天）六月初七日夜（到京后开始记日记），国藩补记了上半年到达京师的大体情况，初九日的日记载：“午饭后去琉璃厂，将所买的正史约换《易知录》，又买《卷葹阁稿》一部回。”由此可知，国藩六月初九以前就到琉璃厂书肆购买过正史。他到京不久，就是琉璃厂的常客了。
曾国藩逛书肆，常常是流连忘返。见到好书，还免不了与人争购。
去琉璃厂买寿屏纸，买书，日旰方归。……是日在厂肆流连太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日记）
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曾国藩藏书渐入佳竟，但尚能反省自己过分的行为。他整天泡在书肆寻觅，在他的日记中也经常出现。
已正至漱六家早饭，与同游厂肆一日（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早饭后，漱六来，约同逛厂肆，酉初归（咸丰二年正月六日）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致陈岱云》信中说：
国藩近日一无寸进，唯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
国藩流连厂肆，穷日不倦，自称为“书痴”，倒也名副其实。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与琉璃厂书肆老板之间的关系，更能进一步说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书痴”。
夜间龙威阁书贾客来，耽搁一时。（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早间文秀堂书贾来耽搁（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
书铺老板早晚来会曾国藩，多半是呈送样书或通报书籍信息。然曾国藩关心书铺老板儿子读书一事，则说明他与某些书贾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在《致刘传莹》信中说：
文华堂以数示我，阁下所买毕刻《通鉴》与《五礼通考》共百千。渠意作两半之，则《通鉴》直五十千矣。……文华堂有子读书，渠现将南归，意欲为其子择师附课。按期批改诗文，仍时至彼居中抽查工课，渠每年送修金三十两。将以上溷阁下，而深恐见拒，托国藩一为探询云云可否？阁下面告渠知道可也。又竹汀老人丛书买过否？直几何钱？乞示。④
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老板中是极有名声的。他流连厂肆，穷日不倦，因购书而关怀书肆老板儿子的读书。确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痴”。
注释：
①②③《曾国藩全集•书信》第51、52、61页
④《曾国藩等往来书稿影印件》
八 曾国荃“行同贩竖”
京城的旧书籍大都是从外地贩进，相对来说，书价还是昂贵的。“穷翰林”远不如外官富裕，曾国藩也不例外。因此，他常托在外地做官的同年好友购当地所刻之书。特别是添置大部头的书，这样，能够节省不少钱。他曾托人在扬州购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书。他听郭嵩焘说“江西买《皇清经解》仅二三十千”，即托杜兰溪、陈岱云、代购。由此，却引出了国藩与九弟国荃之间的一场误解。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托杜、陈代购《皇清经解》。次年，杜兰溪为其购得，即托陈岱云转交，陈即以此书赠与曾国藩。曾氏在《致陈岱云》的信中说：
蒙惠《皇清经解》，极感极愿！望交舍弟，并嘱其路远繁重，即藏家中，不必寄京。
曾国荃在陈岱云处取到书后，并未搬回家去，即请郭嵩焘查看此书，郭却把此书带回了湘阴。曾国荃信告国藩说：
陈岱云兄云，兄托杜兰溪所买《皇清经解》一部尚在渠处，嘱弟等带归。闻此书最富于考据，惟弟辈未暇涉猎及此，负兄买书之意多矣。
曾国荃好象并没有心思去翻阅这部巨著。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多次写信给国荃，催其将《皇清经解》取回家去。七月初八，曾国荃《致伯兄》说：
郭筠仙兄弟尚未来省，去年之《经解》一部，拟作书取还。
十月初四，曾国藩即复信说：
《皇清经解》一书，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专人去取。盖此等书，诸弟略一涉猎，即扩见识，不宜轻以赠人也。
然而，直至咸丰元年八月，《皇清经解》仍在郭宅，已经渡过了四个春秋。由此引起了曾国藩的猜疑：他认为国荃弟无意阅读《皇清经解》，而将此书卖给了郭嵩焘兄弟，并将这种行为，斥责为“行同贩竖”。曾国荃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他复信辩解说：
《皇清经解》一部，六兄在湘潭已面晤意城，云乡试时定教老三带来，后因筠仙兄弟遭大故，未来观光，故书亦未来。兹已有信去，今冬定可取回。缘此书之所以至筠仙手者，一非我卖也，二非渠借也，系我请渠翻阅一遍看错误耳。我即不肖，何至于卖书？何至于卖家中所无之书？又何至卖与筠仙以自彰其鄙吝？既卖矣，又何不取筠仙一文钱？再四思维，不特我足以自信，谅兄亦当信我。来书云“行同贩竖”，兄诬我也。
“兄诬我也”，国荃认为哥哥是捏造罪名，无中生有。说出这句话，国荃也算是出了口气。此书具体是何时从郭宅取还，不得而知。但咸丰八年，曾国藩在《先大夫置祭费o图书》一文中记述说：
《皇清经解》三十六套[函]，三百六十册（1440卷-引者），陈岱云太守所赠，国荃装订成籍。
整整一个世纪以后，收藏在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富坨村曾富厚堂“公记”书楼元号一号（装180册）、元号二号（装180册）书架上的这部《皇清经解》，被湖南省文管会接收，此为后话。值得一提的是，大概是认为曾国荃将《皇清经解》卖掉了，道光末年，或咸丰初年，曾国藩在京师又买了一部《皇清经解》。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安徽太湖小池驿闻母丧，次日在小池驿给在京的儿子写信说：
此外，我所不带之书，惟《皇清经解》六十函（乡下家中的为三十六函-引者）算一大部，我出京时已与尔舅说明，即赠送与寄云年伯（我带两函出京，将来仍寄京）。
此信说明，国藩咸丰二年六月出都以前，曾国荃已从郭宅讨回了《皇清经解》。国藩也相信了弟弟所述之言为实，兄弟之间的误会至此消除。
九 《通鉴纪事本末》最为称意
曾国藩搜藏书籍，最喜“字大如钱”、“天地宽长”的初印本。字大如缗钱的初印本“赏心悦目”；版心上下空处宽长，便于批注。因此，每每觅得佳本，他都要与书友们分享喜悦。道光二十八年夏，他在琉璃厂书肆觅得《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兴奋地信告远在汉阳的刘传莹说：
国藩近所购书有《通鉴行事本末》最为称意，宋宝祐中赵节斋与筹所刊板，故称宝祐大字本。每板二十二行，行十九字，共四十二卷，卷为一册。每卷多者百馀页，少者九十馀页。幅广长与尊赐《乐书》等。去京钱五十千。较陆东渔所得者更少讹字。惟“真”“慎”等字，间缺未点，而不缺者多，岂宋版而康熙间刷印者剔去未点乎？抑翻宋版者乎？容俟考核。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江宁知府袁枢（1131-1205）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改编的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资治通鉴》卷帙浩繁，纪一事而隔数卷，首尾难稽。袁枢乃出新意，以一事一编，分类排纂，“尽事之本末”，开纪事本末体史书之先河。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刻成二百九十卷，世称“淳熙小字本”。南宋宝祐五年（1257），严陵郡守赵与筹“重并卷第”，刻成四十二卷，每卷为一册，世称“宝祐大字体”。
曾国藩初得此书，误为宋刻初印本。但他又发现书中的“真”“慎”等字，只有少部分字缺最后一笔未刻，大部分则不缺末笔。因此，他就怀疑这是一部宋版而清康熙年间刷印之书，或为翻刻宋版的书。原来，宋朝刻书相当发达，但也是避讳最严密的时代。所刻书中，不仅要避当代帝王之讳名（即”避圣讳”），还要避皇帝历代祖宗之讳名，并且还要避与历代祖宗名字同音之字。“宝祐” 是宋朝第15代帝理宗赵昀的在位年号，“真”“慎”虽与“昀”字无讳，但宋王朝第4代帝仁宗赵祯的讳字有祯、贞、侦、桢、徵、真等；第12代帝孝宗赵 的讳字有蜃、慎等。因此，宋宝祐年间所刻之书，“真”“慎”等字的末笔均缺不刻，以“避圣讳”。曾国藩发现书中的“真”“慎”二字的末笔“不缺者多”，于是说“容俟考核”。今天，我们可从他的《求阙斋藏书目录》（长沙民间藏本）“三宙字三号”中得知：此书最后鉴定为“大本明版《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本”。笔者在湖南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见到有“《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宋袁枢撰，宋宝祐五年赵与 刻，元明递修本”之著录。由此可以判断曾国藩当年觅得的确是一部宋刻而明代递修本之书。当然，湖南图书室所藏的《通鉴纪事本末》并不是曾国藩当年所得之书。因为1950年冬，湖南省文管会在曾氏故宅富厚堂藏书楼清理接收时，所抄的接收本《公记书目》“宙字三号”中，没有此书名。这部明板书和其它宋、元刻本，曾氏后裔早已另藏它处了。
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觅书已久，自称“书痴”。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知识，具有一定的版本鉴别能力。所购之《通鉴纪事本末》虽不是宋刻初印本，但此书“字大如钱”“天地宽长”，可谓赏心悦目，且仅去京钱五十千，也当是“最为称意”之事了。
十 痛谈买得宋版《广韵》
藏书贵宋本，明、清学者大都用宋版书来校勘所刻之本，因而相争宝藏。乾隆、嘉庆年间，宋版书就“以页论价”了。叶德辉《书林清话》载：”至乾嘉时┈┈。近日书价昂贵，闻无锡浦姓书贾持残宋本《孟冬野集》，索直每叶元银二两，故余戏以叶论。”
曾国藩的《求阙斋书目》著录了他收藏的宋元旧椠只有10部、240册。但考究他的藏书历史，在京师时，在江南，他还买过多部宋版书，并显示其丰富的版本目录知识和治学严谨的态度。然能表示他“书痴”之态的，莫过于买得了宋版的《广韵》。他日记中道：
自署归，至同文堂看得宋版《广韵》，托张廉卿买得，漱六来，夜深去。①
傍夕李春甫来，夜漱六来，痛谈买得宋版《广韵》。②
《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北宋初年，陈彭年等在《唐韵》的基础上加工增订而成，简称《广韵》。这是我国现存的最完整也最流行的一部古代韵书，也是研究古代声韵的一部重要工具书。
曾国藩自己在同文堂看中了宋版《广韵》，为何要托张廉卿（即武昌张裕剑，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去买归？原因就是道光二十七年，国藩在”同文堂巧买《二十一史》”时，显示过于精明，同文堂书贾对其有所戒备了。”痛谈买得宋版《广韵》”，既因是托张廉卿买归，绕过了与同文堂书贾之间的麻烦，也因为与其共同欣赏《广韵》的有自己的四川弟子李春甫，藏书好友袁漱六，更因曾国藩对宋版书的笃爱。“书痴”之态，在“痛谈”中又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
注释：
①②《湘乡曾氏文献•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十一 乞求《藤峡》一书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曾国藩诏授礼部右侍郎（正二品）；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次年二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是年十月，曾国藩又兼任兵部左侍郎。身为兵部副长官的他，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这场战争风云。
咸丰元年七月，国藩京师旧友汪元慎从广西给他寄来了《紫荆山》《浔州东北境》二图、《兵事杂录》一纸。太平天国起义的金田村，即位于桂平县的“紫荆山”中。浔州府时辖今广西桂平、平南、贵县等。浔州东境为梧州等地，靠近广东；北境为桂林、永安、全州等地，靠近湖南。曾国藩得到这些资料后说：”至感至感无已！”但是，他仍未满足。于是，他又复书汪元慎说：
阁下以洪伟之才，专精地学，若逐为《藤峡》一书，而以粤西全省形胜附著其后，则后日留心兵事者，必将取法乎此。教之《河套志》《三省边防》等书，尤为切要。……前代如王伯安、孙高阳，其初亦不过讲求地利耳，其后遂为儒将，岂不贵乎阅历哉！图中唯北路与修荔、永安攘接之区，尚多未尽，而粤西要害，尤在邕州，尚乞细为考订教我不逮。
“藤峡”即贵平县内的“大藤峡”。西临邕州（南宁），南靠玉林，是黔江切割大瑶山而成的一道天然险隘。它自横石矶至弩滩，长约18公里，两岸崇山峻岭，旧有大滕横越江上，当地居民赖以渡江。明代广西瑶、壮族人民起义曾以此为中心。明英宗正统年间（1430-1449），韩雍断藤后，亦称“断藤峡”。
王伯安即王守仁，伯安其字（1472-1528），明代浙江余姚人。守仁系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累官两江总督、兵部尚书，死后谥“文成”。王守仁反对宋儒朱熹“外心以求理”，提出“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说。世称姚江学派，以其曾筑室故乡阳明洞，学者称阳明先生，也称阳明学派。
王守仁十五岁时，访客居庸关、山海关。纵观塞外山川形胜。故曾国藩说“其亦不过讲求地利耳。”谁知，这有明一代大儒，竟是镇压“大藤峡”瑶、壮族农民起义的总指挥。《明史·王守仁传》曰：
断藤峡瑶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诸洞蛮，盘亘三百余里，……守仁欲讨之……尽平八寨。
孙高阳即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又字恺阳，号维城。明代河北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累官兵部尚书。《明史·孙承宗传》曰：
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村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
孙承宗初为秀才，在边塞教书，讲求地利山川形胜。金榜题名做官时，清兵攻克了沈、辽，承宗代为兵部尚书。“练兵屯田，修筑城堡”，为一代儒将。清兵入关，攻克高阳城，承宗战死于故乡，故曾国藩称其为孙高阳。
汪元慎字少逸，籍贯不详。咸丰元年，汪元慎客广西巡抚邹鸣鹤幕。曾国藩《复严正基》信曰：
邹公幕府有汪君者，与国藩善，熟于舆地，亦能属文，盖军中有用之才，阁下试引与深谈，亦足助韬铃之万一。
是时，严正基因曾国藩、吕昌贤基推荐，由江南淮扬改赴广西治军需，授右江道。所以，国藩特向严正基推荐汪元慎。后国藩组建湘军，汪元慎即入曾幕。咸丰六年四月，汪氏病逝于曾氏南昌行营幕府。
曾国藩乞求汪元慎写作《藤峡》一书，并要求以广西全省山川形胜附著其后，其目的是为了熟悉以金田村、大藤峡为中心的广西全省地理情况。他身为朝廷命官，兼署兵部侍郎，关注广西兵事也是份内的事。他称王守仁、孙承宗为一代“儒将”，是他们年轻时就讲求地理山川形胜，并说：“三则日后留心兵事者，必将取法乎。”谁知，一年以后，曾国藩即与这场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最后，曾国藩也以书生将兵，成为所谓“中兴第一名臣”，这多少有点巧合吧！
十二 身在京师 购书天下
京师琉璃厂书肆的各种书籍虽说是“汗牛充栋”，然天下之大，许多书籍在此也无法寻觅。曾国藩在京师生活了十四个年头，除为买《皇清经解》等书求之于做外官的朋友外，在他道、咸之际存世不多的书信中，还有许多反映他求之于京师以外师友、不遗余力藏书的一些故事。
道光二十二年，《船山遗书》在湖南刻竣，国藩通过湘潭友人欧阳晓岑购得此书。道光二十七年，他又得知湖南续刻王船山《读通鉴论》一书，马上信告知欧阳勋说：
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来？告为代觅一部，行纳价付意诚处也。
国藩将王船山先生尊为大儒，他还将所得《船山遗书》赠与书友刘传莹。
湘阴郭嵩焘，字筠仙，一作云仙，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二十八年，郭嵩焘客江西吉安知府陈岱云幕时，国藩托郭购得李星耆所刻的《星图》一书，他兴奋地说：
近因郭云仙寄到李星耆先生所刻《星图》，数载积渴，一旦得之，遂涉其藩篱，稍一窥仰，手摹一图，粘令为浑仪。
李申耆，名兆洛，嘉庆十年进士，官凤台知县。工诗古文，精于考订，著述甚富，尤精天文星相、舆地之学。曾国藩得其《星图》，即“手摹一图”，并做出浑天仪，以观天相，可见国藩对于知识的渴求，学习态度的认真。
道光三十年，叙浦严正基官江苏淮杨道。国藩致信说：
闻潘云阁河帅辑有《续行水金鉴》，若有羽便，幸购一帙以赐。其为笃惠，何可胜竟？倾仰私怀，匪书所罄。
潘云阁名锡恩，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时官江南河道总督。潘因治理河患有功，死后谥“文慎”，人祀乡贤祠。“行水”即治水。清乾隆年间，傅泽洪曾主编《行水金鉴》，是按河流分类，综述我国水利史的一部著作。上起《禹贡》，下迄康熙六十年。潘云阁续其书，包括康熙年间以后黄河、长江、淮河、运河和永定河流域水系的源流、变迁和施工经过等。《续行水金鉴》为一代有用之书。咸丰元年，国藩得到此书，即在《复严正基》信中说：
三月之末奉到赐书，辱惠《续行水金鉴》及他珍物，嘉贶盛怀，感喟不既。
国藩时兼工部侍郎，其购书素以讲求经世致用。
长沙冯树棠，字卓怀，在京师曾为曾纪泽的老师。道光三十年，冯在河南，国藩致信说：
《河南通志》为我购一部，好致京师。又河南金石最富，如偃师、洛阳、登封三县，尤碑版之渊薮，倘有好缘，无甚烦人力者，为我购数十种。自唐以上能购得者，尤可贵也。其直行奉酬，不必以惠我，盖亦不贱矣。
收藏碑贴，为曾国藩京师期间藏书一大特色。咸丰二年七月，国藩典试江西途次闻母丧，他在安徽小池驿致信在京的儿子纪泽时说：
大厅书架后有油木箱三个，内皆法帖之类，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
三箱碑贴,应有数百册之多。日后，曾氏父子均为晚清著名的书法家。
湘潭黄廷赞，字麓溪，一作麓西。道光进士，旋于二十五年分发苏州府。三十年，国藩致信黄氏说：
闻足下以制府保荐,行当入都，果尔，乞为我惠购数事：一、武进李申耆先生兆洛《历代地理志图》八函，六十四册；一、《江苏通志》
所谓《历代地理志图》，包括《历代地理志韵编今译》《历代舆地沿革图》《皇朝舆地韵编》《皇朝一统舆图》等。李兆洛综列正史《汉书》以下各史《地理志》中的地名，按韵编排，并注明历代所属州县，相当于清代是何州县。至今，此书仍是考正古今地名沿革变迁重要工具书。
湖北陆建瀛，字立夫，道光进士。道、咸之际，陆官两江总督，国藩向其求购郝懿行注释的《尔雅义疏》。咸丰元年四月，国藩收到此书，即复信陆建瀛说：
蒙颁到郝笺《尔雅》，五月又承惠函。……灌塘之敞已极，而清水为之反高。惟湖身唯高，有心同虑，……第工筑地形，东西丈尺，言者不一，不审绘有成图，可以寄一二否？近阅水部奏牍，似欲操之一切。
《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训释字义和词义的百科词典。历代注释《尔雅》的著作很多，而以清代郝懿行著《尔雅义疏》的学术价值较高，用处也较大。郝氏嘉庆四年中进士之前，一度居山东烟台乡间。此时，他留意各种药草、树木、爬虫以及鱼类的生长习性，不解之现象，则求教于人，记其行态，随之考订于书籍。因此，他注释的《尔雅》二十卷，多基于实地观察而得，没有照抄书本之说。国藩求取此书，可见他也有”不唯书”而只求务实的精神。
国藩得到《尔雅义疏》后，又向陆氏索取江苏水利及漕运之图册，这表明作为工部右侍郎，他对国家水利事业极大的关注。道、咸之际，曾国藩在京师向做外官的师友，上求天文星相，下求舆地图册，经史子集，百科全书无所不包。“似欲操之一切”。他以礼部侍郎先后兼署兵、工、刑、吏五部，充分说明他为读书而藏书，讲求经世致用而藏书的指导思想。
十三 仕宦十年 有唯书籍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他即将“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唯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也，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阉均分。我所有的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之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 。
曾国藩的衣服有多少呢？12年以后的同治元年五月，他说：
我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
看来，国藩当差的衣服也并不多。“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京师期间，他到底收藏了多少书籍呢？咸丰五年（1855）九月，曾国藩在江西南康府屏风水营闻弟国荃考取优贡，即信告国荃说：
各省优贡朝考，向例在明年五月，沅弟可于明年春间进京。……吾有书数十箱在京，无人照管，沅弟此去，可以经理一番也。
“有书数十箱在京”，即40余箱。每箱约150-200册，共约7000余册，2-3万余卷。这批书，咸丰二年，曾国藩离开京师后送人数箱；咸丰三年曾纪泽带回数箱法帖字画；其余30多箱于咸丰七年由国藩亲家袁芳瑛（漱六）专人取出，带至松江府署。咸丰九年开始，这30余箱书分三次才回归曾氏（详见《曾国藩与中国晚清著名藏书家•袁芳瑛》一节。
曾国藩京师藏书的质量，我们可从他充四川乡试正考官随身所带的书籍清单，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安徽太湖写给在京的儿子纪泽的信中，关于处理京师藏书的训示，以及他给友人的书信、自己的日记中略知大概。他收藏的碑帖，既有数量，质量也很高；宋元旧椠书籍，亦有见之于著录。
曾国藩12年的京宦生涯，其“终身大规模”就是藏书。以后，他从政、治军也没有丢掉“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这一宗旨。京师期间，曾国藩还和许多藏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之间的藏书故事，为了便于叙述，本书另辟《曾国藩与中国晚清著名藏书家》一章予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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