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湘军集团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影响
湘军的形成，标志着湘军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其在军事上的战胜攻取，其领袖人物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也就表明湘军集团势力之发展和影响的日益扩张。湘军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数其大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维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造成了晚清“同治中兴”的局面。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清王朝，已经面临十分严重的危机，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族农民起义的大爆发，则使清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其时，清朝的大小臣僚们大多惶惶不知所措，清朝的军队八旗、绿营亦多不能战。而湘军因缘时会，立时而起，承担了为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的使命。
湘军的顽强悍战，很快即被清统治集团和一些地方官员士人所发现，于是湘军的建军原则与方法也推广到其他一些省分，而形成一些新的地方性军队。淮军这一除湘军之外力量最强大的军队，就是李鸿章等一批皖籍人士，奉曾国藩的指示，以曾国藩拨给的湘军六个营为基础，仿照湘军营制招募而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安徽籍地方军队皖军、嵩武军，主要由河南籍人士组成的豫军，由四川人组成的蜀军等等。
湘军与其他在湘军影响下而形成的军队，经过十多年的战争，终于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军队和其他各地的农民武装，从而维护和挽救了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湘军兴起之后所发生的第一个最大而又最直接的作用，从而也就有了清同治、光绪年间清朝君臣所喜闻乐道和日夕盼望的所谓“同治中兴”。
湘军既为清王朝承担了如此重要的使命，成就了如此之巨大的功勋，湘军的领袖人物和其他大小将领也就得到清朝廷的“论功行赏”而“不次拔擢”，成为清王朝的各级文武官员，而其领袖人物则成为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湘军人物中最先成为清朝总督的为曾国藩，时在咸丰十年，任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此后又有多人担任总督这一职务，至同治四年，竟有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杨岳斌、彭玉麟五人之多，其中彭氏辞而未任，其他四人分任两江、闽浙、直隶、陕甘之职。直至光绪元年，仍有左宗棠、曾国荃、刘长佑、刘坤一、刘岳昭五人担负此任。湘军人物中最先担任清朝巡抚之职的为江忠源，时在咸丰三年，任安徽巡抚，但数月之后即以庐州兵败而亡。继之为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在咸丰五年，从此长达七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治二年，湘军人物任职巡抚的多达七人，为左宗棠、曾国荃、唐训方、刘蓉、严树森、郭嵩焘、李续宜，掌控皖、浙、陕、豫、鄂、粤等省军政实权。据统计，湘军人物中，不包括其幕僚人物，曾担任清朝总督、巡抚的，先后有二十五人。至于任至布政、按察二使的省级行政官员，提督、总兵等武职大员，则为更多数。
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对清朝的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长期处于战争区域的江南、中原、两北地区，可以说是赤地千里、杳无人烟、“白骨黄茅”、凄凉满目。担任了地方督抚大员的湘军代表人物，颇能致力于地方军政事务的整顿和经济文化的恢复，从而使各地社会逐渐安定、经济文化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最先得以恢复的为两湖地区，这主要得力于长期任湖南巡抚幕僚、隐操一省军政事务的左宗棠和担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已如前述。江苏、浙江两省亦为战争破坏的惨烈之区。曾国藩在湘军攻克南京之后，汲汲于南京的恢复和整顿。他首先安定民生、招徕流亡，修复贡院，并很快地举行了多年停止的江南乡试；又修浚秦淮河，减免关税，而自己居住和办公的处所两江总督署，迟至七年后才予修复。曾国藩的这一系列措施，很快使南京这一商贾繁华之地得到恢复。左宗棠在攻占杭州、克复全浙之后，“招商开市，奏停杭关税，立清赋局，减杭、嘉、湖税则三分之一。善后事宜，百废俱举，众声大和”。继其任者蒋益澧，亦能萧规曹随，“招流亡，务耕作，停关税，减民赋，储财用，实仓廪……一时翕然称之”。咸丰十年，刘长佑任广西巡抚，“以为欲拯民生当清吏治”，“及简廉能，宽文法，锄奸暴，安善良，蠲逋负，戒驿骚，禁科敛，稽关卡，综出入，于是商货流通，厘税增倍。”
曾国荃可以说是湘军将帅中的“赈灾专家”。清光绪三至七年，山西及邻近数省发生严重旱灾，长达数年，而以山西为最，史称“丁戌奇荒”。曾国荃受命于危难之中，昕夕以从，力 行赈济，经百般努力，申请得朝廷赈款，争取了除新疆、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区甚至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外人士的赈款赈物，共计银一千三百万、米二百万石，分别灾情轻重、灾期久暂，救济灾民六百余万。灾后，他又大力从事善后工作，免赋税、除苛政，蠲徭役，并完成了雍正朝未能完成的摊丁入地改革，使山西民气得到复苏。其后，他任两江总督，又“赈恤苏、皖水灾，兼及浙省”，成绩亦颇可观。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绩，更是为人所熟知而交口称誉。其在西北大乱之后，兴修水利、屯田垦荒、筑路建筑、植树造林以及建置新疆行省的努力，写下了我国西北开发史上的重要一页。“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诗句，即是他当年开发西北的生动写照。
湘军代表人物多为书生出身，自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方面的恢复和建设。所到之处，他们都花费较大力气修复书院、贡院，设立书局，刊刻书籍，编纂方志。如曾氏兄弟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刊刻了《船山遗书》等大批典籍；左宗棠在浙江、福建和西北建了正谊堂等多处书局；曾国荃在湖北、山西设立崇文、浚文书局等等。
湘军人物在各地所推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一度使这些地区政治得以整顿，民生得到安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因而也就构成了晚清“同治中兴”的重要内容，曾、胡、左、彭诸人也成为世所瞻目的“中兴名臣”。勿庸讳言，从本质上而言，诸“中兴名臣”之所为，恢复和巩固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没有也不可能成就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是安定的局面究胜于动乱和饥荒，清官毕竟比贪官好，湘军人物们在各地的政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起和推动洋务运动，也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湘军代表人物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自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海禁大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进入到中国。怎样对待西方文化，在这方面，湘军代表人物的思想是比较开明的。他们敢于承认中国落后，又敢于学习西方，以求“自强”、“自富”，从而开启了学习西方的风气。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进驻安庆，就提出了购买和仿造外国船炮的主张。为此，他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招致了华蘅芳、徐寿等一批技术人员，于次年成功制造出了一台轮船用蒸汽机，同治二年制造出第一艘轮船。安庆内军械所的设立及其机器轮船制造，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其后，他又派遣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与李鸿章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机器制造厂——江南制造局。几年后曾国藩曾说道：“鄙意本在设局制造，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
曾国藩确实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几年后，湘、淮集团人物和一些较开明的满族官僚就随之而创 办了一系列新式企业，制造轮船枪炮、制造机器。其中，湘军人物颇著成绩。如左宗棠于同治五年创建福州船政局，同治八年创建西安机器局，杨昌濬建立浙江机器局、刘璈创建台南机器局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向民用工矿交通事业发展，开矿山、修铁路、设电线，开办机器纺织厂。湘军人物也有所成就，如左宗棠开办兰州机器织呢局、徐州利国驿煤矿，刘坤一架设江南电线等。
在创办新式企业的同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人物非常重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语言文字。他们在各制造局内设立了各类学堂、书局，招收幼童入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同治十年，曾国藩还与李鸿章正式提出了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主张，从而开创了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事业。
湘军重要人物郭嵩焘堪称杰出的洋务运动思想家。光绪二年，清朝面临非常尴尬的外交局面，而人多不耻与外人交道，郭嵩焘毅然出任清朝第一任驻外国大使，前往英伦，打开了局面。他的洋务思想，已经从“造船、制器”发展为“通商贾之气”，发展为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洋务运动的出现，无疑地为清王朝统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他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使中国迈上了走向近代化的历程。
2、改变了清朝的政治军事体制，导致了晚清“外重内轻”和地方“督抚专权”的局面。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将封建专制制度发挥得最为完备和严密的朝代。朝廷控制了全国的兵权、财权和官吏任命权，地方总督巡抚和布、按两使不过办承应、备驱使而已。在中央，一切权力总揽于皇帝一人，原辅佐皇帝的丞相已废除，六部虽存而几成闲曹。凡属重大事务，均由皇帝依靠一个精干的军机处直接处理。但是在湘军兴起之后，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是军事制度上的变化。道咸之时，清朝的军队主要为八旗和绿营，分别驻防全国各重要城镇和战略要地，官佐士兵均为世袭。一旦国家有事征调，即由皇帝命将出师，事毕，官归原署，兵回原营。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之时，清朝这两支常备军已经不能作战。湘军的兴起改原世兵制为募兵制，凡新立一军，将帅挑统领，统领挑营官、营官挑哨长、哨长挑士兵，士兵与营官、营官与统领、统领与将帅之间结成了牢固的隶属关系，如是使军队开始具有私人的性质，即所谓“兵为将有”的局面，迨至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原之绿营“迭经裁汰，绿营之制仅存而已”。代之而起的为湘军、淮军和其他各地方性军队，驻扎于全国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镇，“军事甫定，各省险要，悉以勇营留防，旧日绿营，遂同虚设”。此即所谓防军、练军。
湘、淮军既已成国家常备之军，但又完全遵循其初起时的军制，这样即使国家的军事制度开始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发展到后来，终酿成北洋军阀割据的局面。
其次，为地方政治体制上的变化。清代地方行政，省一级设置总督、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四员，其职掌和级别稍有区别，但相互并不辖制。督抚均为一省之最高军政长官，但各省所设布政、按察二使并非其属员。布政使掌民政、吏治、考试，分别向朝廷之户部、吏部、礼部负责，其与督抚关系为“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报督抚上达”。按察使掌风纪、刑狱，“以听于部、院”即刑部、都察院。这种督、抚、藩、臬四职相互牵制分权的格局，到湘军兴起之后即被打破了。此中缘由即是：太平军兴起后，“朝廷间用督抚董戎，多不辱命，犹复不制以文法，故能霈施魄力，自是权力移于督抚。”担任总督巡抚者一旦督办军务，则境内财权、兵权、人权均归所辖，而主民政、财政的布政使，主司法的按察使，甚至主兵权的提督，皆成其属员。王闿运在其《湘军志》中说：“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很是生动地反映了湘军兴起之后地方督抚专权局面的兴起。
其实，湘军兴起与发展之后将形成如此的局面，早在同治之初，曾国藩即已有了预感。其时西太后在北京政变后，命曾国藩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曾氏惶悚不已，立即上奏：“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一生谨慎的曾国藩，是不愿在一个什么“外重内轻”的局面中扮演什么角色的。
军事制度和行政体制的这一变化，反映出国家在政治、军事上“外重内轻”局面又开始形成。
3、开启了近代湖南“ 心怀天下”、“笃重实践”和“勇于任事”的风气，形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
湘军的成功，在晚清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上至朝廷、下至各省督抚，几无不注目于湘军，凡有征伐调遣、军国大事，莫不念及湘军及其代表人物。而在湘军的故乡湖南，则引起了极大的自豪感和荣耀感，从官僚士绅到平民百姓，无不津津乐道而仰慕之追随之，从而使湘军集团所倡导的学风、旨趣与精神代代相传，形成风气。
晚清湘军集团对近代湖南风气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之中形成了一股“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历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条。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湘军代表人物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前所述，曾国藩、罗泽南等早有“澄清天下”之志向。青年左宗棠尚是一介寒儒，却自撰联语：“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湘军人物的这一思想境界，深深地感染了后来的湖南学子士人，使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于是，他们虽端坐于书斋，想的却是“天下大势”；师友往还，最好议论朝政、臧否人物。谭嗣同青年时代即怀壮志，表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黄兴读书两湖书院时，即挥毫明志：“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青年毛泽东就学湖南第一师范，即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其同学特借左宗棠联赞其“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湖南爱国知识分子这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还可从近代湖南志士的自述中明显地感受到。唐才常曾说道：“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杨度在其著名的《湖南少年歌》中豪迈地宣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曾国藩曾经与友人写信，表示要“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历史已经表明，湘军集团倡行的这一风气确已形成，并已影响到以后的好几代人。戊戌时期著名学者皮锡瑞曾指出：“近日湖南风气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贤之善变也。”而反清志士杨毓麟则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于天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湘军集团对于湖南风气的影响，还表现为湘人之治学行事不尚虚华，而“笃重实践”。湘军人物为实现其“澄清天下”的志向，平生所学，均为国计民生之学，多为“治国平天下”之所需。戊戌时期，谭嗣同、唐才常等全力于推行新政，讲求时务之学，力图改革清朝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时期，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起反清革命，所注重的仍是政治与军事的学问。他自幼受曾国藩影响，主张笃实践履，将“笃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蔡锷十分推崇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选择曾、胡有关言论，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军队的教材。毛泽东曾撰文回忆辛亥时期的湖南学风：“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竟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其时，湖南有一首学生运动歌，其词道：“大哉湖南，衡岳天”，“风强俗劲，人才斗量，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其引湘军为自豪而力欲担当天下大任的豪情跃然可见。
在这一“心忧天下”、“笃重实践”和“勇于任事”风气的熏陶和孕育下，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造成了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繁星的局面。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包括部分湘军人物的后代，继承前人的精神，踵事增华，发扬蹈厉，从而对我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维新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是湘军的历史终结以后，出现的第一个人才群体。谭嗣同出身官宦家庭，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与湘军人物曾有密切交往。谭嗣同本人早年曾入湘军著名将领刘锦棠幕。甲午战争以后，谭嗣同等积极倡行变法，救亡图存。他和唐才常、熊希龄等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密切配合，宣传变法，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中最有生气的省份。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唐才常、沈荩等一批湖湘人士组织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戊戌维新时期，湘军人物的子弟亦颇活跃。左宗棠之子左孝同、蒋凝学之孙蒋德钧等均为变法骨干人物，曾国藩之孙曾广钧、曾国荃之孙曾广河也是极有维新思想，与维新派人士交往密切的人士。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又出现了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为代表的人才群体。黄兴是与孙中山并称的辛亥领袖，他与孙中山共同创建了中国同盟会，并直接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创立民主共和建立了不朽功勋。而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蒋翊武、杨毓麟等也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
湘军后代中也有不少人参加了辛亥革命，有的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湘军名将黄万鹏之子黄铖，领导甘肃秦州起义，并担任了甘肃军政府都督。湘军名将孙开华之子孙道仁在福州反正，担任福建军政府都督。湘军名将魏光焘之子魏肇文、田兴恕之子田应炤、湘军提督唐星照之女唐群英等亦为同盟会员，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人才群体更为宏大，这就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湖南近代人才之盛，至此达到巅峰，令人叹为观止。这更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晚清湘军集团这一历史现象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当年的“丰功伟业”现已成为点点陈迹。但是，研究和总结湘军集团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及其发展过程，探索他留在历史上乃至今天的影响，应该说仍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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