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对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对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和军事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研究曾国藩的军事变革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我们认识曾国藩的整个思想活动，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和军事近代化的历程和经验。

　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暴露了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教育训练、军事理论和作战方式方法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变革思想，但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了变革军事、走向军事近代化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的军事变革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是由武器装备的变革开始的。之后，军事教育训练、军事制度、军事理论和作战方式，也相继发生了变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的30余年中，武器装备的变革是中国军事变革最主要的内容。

曾国藩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变革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此时，西方国家军队已普遍使用新式火器，而中国仍处于冷兵器和旧式火器并存的时代。武器装备的落后陈旧，是中国军队在历次作战中失利的重要原因。

1853年曾国藩奉诏组建湘军，领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即开始向国外购置新式枪炮。1854年，他通过广东当局向国外购买了6000尊“真正洋装”的火炮，并在湘潭、岳州两地与太平军的作战中“赖洋炮之力”（1）而获胜，加深了他对洋枪洋炮的认识，促进了他以西方新式火炮更新中国军队装备的决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忧心如焚，认为和约签订后，中外“和好”的局面是暂时的，必需尽早谋求御侮之方。针对当时中国军队的实际，曾国藩认为，“自强御夷”最主要的是购买外国新式船炮，改变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

曾国藩认为，要实现“自强御夷”，必须革新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由于西方国家侵略日渐扩大和深入，“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防遍各口”，面对“数十国联成一气”（2）的西方列强，必须以新式船炮装备中国军队，改变中国军队武器落后的状况。这是中国“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3），无论是眼下和太平军作战，还是将来抗御西方强敌，都是十分必须的。将新式船炮“据为己有”，就可以作为“自强”之本，达到“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4）。

曾国藩认为，变革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能仅向国外购买，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西方长技的基础上实现自制。强调中国军队武器装备革新的正确途径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只有“师夷智造炮制船”，才“可期永远之利”（5）。这是中国军队实现武器装备革新的可靠保证。

曾国藩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统治当局中对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思想接受最早、认识最深的人物之一。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清廷，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恭亲王奕忻、大学士桂良等对曾国藩这一主张极为重视，1861年初总理衙门成立后，就迅速奏请批准了曾国藩的奏议，并要求曾国藩设立新式兵工厂，聘请洋人“教导制造”，并以兵分关税雇佣购买外国兵轮，表明“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已得到清朝当局的认同，成为清政府的决策。“师夷长技”的思想已由鸦片战争时少数有识之士的呼声，成为清政府的实践，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是林则徐、魏源师夷制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军事变革思想主张。它对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促进了近代中国新式军事工业的建立。

“师夷智”就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明了并掌握其用器和制器的原理，探索其中奥秘，在中国实现造炮制船。曾国藩身体力行，于1861年创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制新式船炮。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由此开端。在曾国藩影响下，李鸿章率淮军到达上海后，也于1862年冬开设了上海洋炮局等近代兵工厂，自行制造枪炮弹药。1863年，曾国藩委托容闳前往美国购买“制器之器”。1865年，这批机器运到上海后，与李鸿章购买的上海美商旗记铁工厂合并，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制造枪炮。曾国藩随后又提出，“制造兵轮实为救世要策”（6），于1867年起，以江海关一成关税作为制造兵轮费用。1868年，近代中国第一艘新式兵轮“恬吉”号在江南制造局建成下水。曾国藩十分振奋，认为“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7），如“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即可以为中国自强之本”（8）。

在江南制造局之后，福建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新式军事工业相继创建。至甲午战争前，中国新式军事工业先后创建了近３０家。虽然曾国藩在中国最早一批军事工业诞生后不久即去世，但他“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思想对中国新式军事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影响是长远和深刻的。

第二，促进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变革更新，曾国藩变革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思想和实践，不仅直接促进了湘淮军武器装备的更新，而且推动了整个清朝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军兵器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传统的冷兵器，如刀矛弓箭等，二是明代流传下来的火炮枪械，如前装炮、鸟枪、抬枪等。火器的性能同明代相比并无明显提高。

由于中国新式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由于大量引进西方装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中法战争前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军队实现了第一次装备更新。

这次装备更新，主要是用西方前膛来复枪和单发后膛枪换下了传统的大刀长矛和旧式鸟枪，用新式前装炮和后装线膛炮换下了旧式前装炮。冷兵器的淘汰和后膛枪炮的采用，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次历史性革新。

甲午战争前后，清军装备又实现了第二次更新，淘汰了前膛来复枪和单发后膛枪，装备以后膛连发枪为主。这样，清军的武器装备进入了近代化行列，同西方国家武器装备的差距大大缩短。

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革新，是中国实现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国藩作为武器装备变革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对促进中国兵器的近代化，功不可没。

二

军事制度的变革，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最重要最深刻的内容。这项变革真正深入全面的开展，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创建新军开始的。但是，对清代兵制实行变革的发端，却源于曾国藩创建的湘军。

八旗、绿营是清朝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两支重要武装力量，是清政府的经制兵。随着清朝统治的衰败，这两支军队也日渐没落。曾国藩奉诏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军时，针对清军的腐败状况指出：“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9）所谓“改弦更张”、“别树一帜”，就是革除绿营腐朽的“营伍之习气”和陈旧的“调遣之成法”，从兵制上进行变革，建立一支有别于绿营的军队。为此，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在兵制上进行了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募兵制取代世兵制。

清军八旗、绿营，一直实行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兵。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兵勇的招募按照“儒生领山农”的原则，采取兵弁亲选，原籍招募的办法，主要招募山乡朴实无华的农民，凡当过营兵、差役、胥吏的人，以及有市井习气的人，概不招募。各级将弁统统由上一级选募，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进退取舍皆由上一级长官决定。统领更换或阵亡，其所属部裁撤，由新统领重新选募官兵。这样的招募方法，将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使湘军兵弁的来源与绿营彻底区别开来。这是对当时清军兵役制度的重要变革。

第二，以营为湘军基本作战单位，变革清军的编制体制。

原来绿营编制，分为标、协、营、汛４种基层单位，各基层单位没有统一的级别和人数，兵数多寡不一，指挥系统不明确，号令不一，遇有战事，临时抽兵调将组成部队，完全打乱原有建制和指挥系统。曾国藩认为，这是造成绿营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重要原因。因此，组建湘军时，决定摒弃绿营编制体制。确定以营为湘军基层单位，每营级别划一，人数固定，一营４哨，一哨８队，共500人，每营用长夫180人。营官以上设分统，分统以上为统领，统领受大帅指挥，从而建立了比较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这样的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部署。曾国藩还在湘军统帅部建立了较完善的指挥机构营务处和后勤保障机构粮台。同是建立后方基地，设有船厂、子药局、捐局、船炮管理支应和兵员招募训练等机构。曾国藩针对绿营兵权分割的状况，主张“事权专一”，将湘军兵权、财权、人事权、赏罚权都集中于将领一身，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使湘军达到了编制统一、人员固定、武器装备有序、指挥保障体系健全。湘军建立的编制体制，对当时清军绿营的编制体制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变革。

第三，明确规定湘军的职能。

曾国藩规定，湘军的任务就是作战，免除任何杂役。这就将湘军与绿营职能多重、杂役繁重的情况区别开来，从而使湘军成为一支功能单一的机动作战部队，在体制上具有野战兵团的性质，而不像绿营那样，主要是作为维持治安的地方部队而存在。

曾国藩针对当时清军兵制的弊端，在创建湘军时所进行的革新，虽然还不是对绿营兵制的根本性否定，其指导思想也没有突破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范畴，变革的性质和深度与甲午战争后中国兵制的变革相比，也有着重大的差距，但它毕竟冲破了清朝兵制僵死的局面，并且对尔后清朝兵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个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练军”的建立。

清朝兵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是八旗、绿营制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湘淮军的勇营制度；甲午战争后则是近代新式陆军制度。在由八旗、绿营兵制向新式陆军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湘淮军的勇营制度处于过渡性地位，起着枢纽转换的作用。

1860年，清朝经制兵八旗、绿营遭到两次重大失败。一是以绿营为主体组建的清军“江南大营”在这年５月第二次被太平军击溃，绿营精锐和主力，达到了解体状况，再也难形成战斗力与太平军作战了；二是八旗主力在这年１０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作战失利，溃不成军，北京失陷。这两件大事对清政府整军练兵思想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政府决定对八旗绿营进行整顿。在几种整顿绿营的主张中，清政府最终采纳了用湘军营制改造绿营，另建“练军”的主张。湘军制度成为清政府改造绿营的样板。

最早依照湘军营制改造绿营的是直隶总督刘长佑。1863年，经清政府批准，刘长佑挑选绿营精壮，按照湘军营制编成，以500人为1营，5营为1军，共建成７军（后改为６军），进行训练。1866年，他又参照湘军营制饷章，制定了“练军”营规15章150余条，对“练军”的营制、器械、操练、行军、纪律、粮饷等都详加规定，初步形成了练军制度。

1868年，清政府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并命其将直隶练军的整训抓好，务期化弱为强，一洗从前积弊。曾国藩即在刘长佑所定练军章程基础上，进一步按照湘军营制和治军精神改造直隶练军。1870年，他制定了新的练军营制饷章，使之更接近湘军制度。不仅采取湘军勇营营制，而且采取勇营集中屯驻的办法，对绿营实行“化散为整”，改变绿营长期分散布防的状况。军饷比绿营也有明显提高。所以，练军制度实质是依照湘淮军勇营制度去改造绿营。

曾国藩等创造直隶练军初见成效后，各省纷纷开始仿效，清政府也力图在全国推广。于是，“练军”的编练在全国普遍展开。甲午战争前，按照湘淮军勇营制度编建的“练军”以及由湘淮军勇营留防的“防军”，成为中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勇营兵制则是这一时期清军的主要兵制，这一制度虽然还不是对清朝兵制的根本性变革，但它是中国旧兵制在甲午战争后向新兵制转变的“枢纽”。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勇营制度在近代中国兵制变革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由此可见。

三

创建新式海军，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国藩是晚清倡导改造旧式水师，建立新式轮船水师的重要人士之一。

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清朝统治当局“内忧”缓解，开始将主要注意力转向抗御外侮方面来。在清政府筹办洋务，实现“自强”以抗御外侮的活动中，曾国藩提出了改造旧式水师，建立新式轮船水师，加速海防建设的主张。

曾国藩认为，中国旧式水师在规模和装备上都难以担负抗御西方列强海上入侵的重担，只有通过造船制炮建立新式轮船水师，才能抗外御侮。他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10）“将来御外之具，总需俟轮船造齐，操练得法，方有把握”（11）。强调建立“外海水师极为当务之急”（12）。1867年，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草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应根据中国海域宽阔、绵延万里的自然特点和海防任务要求，设立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水师。这是中国最早建立新式海军的蓝图。曾国藩十分赞同丁日昌建立三支新式水师的方案，认为此方案“实属体大思精”（13），主张山东、直隶水师建于天津，江苏浙江水师建于吴淞，广东福建水师建于南澳，各支水师分别装备轮船10艘，艇船20艘，

曾国藩还认为，中国水师应“略仿西洋之法”，“酌改营制”。1868年，他向清政府提出：“现于上海船厂制造轮船，又于芜湖等处试造广东艇船。俟船成之后，仍须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14）就是说，要变革中国旧式水师的一些制度。“略仿西洋之法”，“酌改营制”的具体做法，在曾国藩为湘军水师制定的新章程中已经体现出来。新章程规定，水师将弁应常住船上，改变旧式水师将弁常往衙署之习；取消旧式水师战兵、马兵、守兵之分，仿照外国兵轮设立舵工、水手；水师兵员招募应以熟悉水性人员为主，不习水性者不征用；水师专以管船为主，无船之兵，皆须裁撤。这些，都是对当时中国旧式水师营制的重要变革。

1870年，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都分别建造出几艘新式兵轮。曾国藩即奏请清廷，任命官员统带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建成兵船进行训练：“兹当闽、沪两厂船成之时，即当于两处选立统将，慎择船主，出洋操练。无论有警无警，穷年累岁，练习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终有可以即戎之时。”（15）再一次表示了他组建新式轮船水师的思想。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沈葆桢的建议，将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建造的新式兵轮集中起来，分别任命了轮船统领，率船进行训练。为后来南洋海军和福建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四

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变革中国军事教育，其主要举措是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对外派遣军事留学生。曾国藩不仅推动促成了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制造学校的创办，以培养新式兵工技术人才，而且首开派学生赴美留学的先河，推动了中国军事留学制度的建立，是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的重要开创人之一。

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江南制造局视察，容闳向他提出“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培养兵工技术人才。此建议得到曾国藩赞许，在曾国藩的支持和推动下，“不久遂得实行”（16）。这是中国最早一所兵工技术学校，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培养出一批早期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还不能称之为军事学堂，但却和军事有着密切联系，直接为兵工生产服务，是一所具有军事性质的学校。因此可以说，它的创办同福建船政学堂等新型军事学堂的创办一道，标志着中国军事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走向近代化的历程。

1870年，容闳又向曾国藩提出：“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名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若学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17）。曾国藩十分赞赏容闳的建议。很快，曾国藩就同李鸿章、丁日昌一道，奏请清廷“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諳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8）。得到清政府批准后，曾国藩即在上海设立一所预备学堂，委任其幕僚刘开成负责，选拔培训赴美留学生。1872年8月，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幼童由上海前往美国就读，随后又陆续派出三批幼童赴美留学。这四批120名幼童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中国军事、政治、外交、教育、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人才。

曾国藩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之举，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开创了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先河。此后不久，李鸿章、沈葆桢又奏请清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先后分３批前往英国和法国学习舰船驾驶和制造。李鸿章还于1876年派遣淮军中下级军官７人到德国学习陆军。这些，都是变革近代中国军事教育的重要举措，开启了中国军事教育的一代新风。

近代中国军事变革，道路艰辛漫长。曾国藩去世较早，不像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那样，参与和领导了清政府的许多重大军事变革实践，但是，他作为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重要倡导者和推进者之一，其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１.《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1页。

２.《曾文正公全集•未刊信稿》传忠书局，第290页。

３.《曾国藩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03页。

４.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页。

５.《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70页。

６.《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传忠书局，第70页。

７.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丛刊，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

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传忠书局，第42页。

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传忠书局，第35页。

10.《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七，传忠书局，第66页。

11.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页。

12.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6页。

13.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页。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六，传忠书局，第90页。

15.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从刊，二，上海人民出版煽动1979年版，第276页。

16.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煽动1981年版，第85页。

17.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煽动1981年版，第86页。

18.《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下，传忠书局，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