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又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与太平天国对峙之时，早已觉悟到中国军备需要仿照西方加以改良。1861年9月攻占安庆后，他就试图兴办军事工业。曾国藩特别重视制造军器，因而决定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招募人才制造洋枪洋炮及轮船。他积极吸收拥有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中有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等，都为最早接触近代科学的中国人之一。其实，细看他们接触西方学问的过程，就可知在上海有一种所谓“新型知识分子交流圈”。本文由曾国藩科技幕僚谈起，试图探讨出那些新型知识分子的背景。
初至上海 切磋琢磨
曾国藩到安庆后虽然决定开设内军械所?但初期却无任何可担任实务的人才。1861年11月曾国藩向清廷上奏保举６个人，其中包括“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徐寿及华衡芳。不久便有上谕命江苏巡抚薛焕访求他们并送至曾国藩军营。如此?他们便为进入曾国藩幕府的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徐寿（字生元，号雪村）1818年出生於无锡。“尝一应童子试，既以为不切实用，弃去”。他反而对“格物致知之学”有兴趣，“博涉天文、历律、算术，皆通其奥，能自造仪器”。后来结识当地文人华翼纶以及其长子华衡芳。华衡芳（字若汀）1830年出生，虽然与徐寿相差一轮，但由于对科学特别有兴趣，与徐寿常常讨论算术、格致、制造等问题，进而成为莫逆之交。1856年，徐寿和华衡芳游历上海，在墨海书馆见担任翻译助手的数学家李善兰。这次访问成为他们直接接触西方科学的开端。
墨海书馆是伦敦布道会（Longdon Missionary Society)设立於上海的分站之名称。1843年11月，上海依据《南京条约》正式开始对外贸易，12月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和雒魏林（W.Lockhart）便来到上海,在上海县城内租屋，展开传教及医疗活动。根据1845年11月公布的《上海租地章程》,上海成立了外国人居留地?麦都思他们也在租界内重新寻找新的据点,1846年4月决定购入一块靠近北门租界西部的土地,将其作为上海站总部。该地就是所谓的“麦家圈”,也就是墨海书馆成立之处。墨海书馆包括了传教士住房、医院、印刷厂及礼拜堂。1847年8月印刷工出身的传教士伟烈亚力(A. Wylie)带新式印刷机来到上海,在他的管理之下,墨海书馆印刷厂展开大量的印刷工作。
墨海书馆出版事业虽是以圣经及宗教宣传文件为主,但亦出版了一些关于西方科学的书籍。在这些书籍的翻译过程中中国助手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其中对天文历数造诣最深的人才莫过于李善兰。
李善兰(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叙)1811年出生於浙江海宁一读书世家。从小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据说９岁即通晓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14岁时读由明末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首六卷而“通其义”，后来作为生员至杭州参加乡试，虽然名落孙山，却毫不介意，借机购得元代李冶的《侧园海镜》以及清代戴震的《勾股割园记》，累积对数学的研究。又结识浙江一带学者顾观光、张文虎、张福僖等，常常讨论数学问题。1845年开始将《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著作付梓。1852年到上海墨海书馆礼拜堂，“将其书予麦先生［即麦都思］展阅，问泰西有此学否”，伟烈亚力见之非常高兴，知道李善兰“固精於算学，於几何之术心领神悟，能言其故”，所以请他翻译西方算学、天文等书。据说，伟烈亚力此时开始向李善兰学宋代中国算学，不久便得知英国Horner19世纪初提出的方程式解法早已被宋代数学者所发现，由此知中国学术水平甚高，因此之后尽力推广西方科学。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在1852年６月开始翻译《几何原本》的后9卷，过两年之后还与艾约瑟(J.Edkins)开始翻译《重学》，“朝译几何，暮译重学，阅二年同卒业”。1857年《几何原本》后９卷以《续几何原本》之名由松江名人亦为数学家之韩应陛捐资出版，《重学》亦有人捐资与《续几何原本》同时出版，然而“无及同毁于兵”。李善兰又与伟烈亚力翻译《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与韦廉臣(A.Williamson)翻译《植物学》，都于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伦敦布道会英国总部特别关注这件事，在该会月报Missionary Magazine上特意介绍韦廉臣1857年４月写的报告，“有趣地提及(中国)本地科学之优越之处”。韦廉臣在报告中提到《续几何原本》及《重学》等候出版之事，并表示，“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之特性者会认为出版那些书为时尚早，其实不然，中国知识分子多数为卓越之数学家”。
李善兰的好友张福僖也自1853年开始在墨海书馆工作，与艾约瑟共同翻译《光轮》。顾观光及张文虎虽然没有从事墨海书馆的翻译工作，但是负责协助李善兰校核《几何原本》。
1856年徐寿和华衡芳访问墨海书馆，与李善兰讨论数学与格致等问题，同时结识了伟烈亚力、韦廉臣等传教士，并接触到合信(B.Hobson)所著的《博物新偏》一书，“甚为欣羡，有惬襟怀”。又购买一些关于物理实验的仪器回家，“遂在家中自制格致器，以试其书中理法，且能触类引伸，旁通其所未见者。一有所得，即笔之于书，将所记者彼此参观，有不明者互相答问”。之后两人便常常访问墨海书馆，保持与李善兰以及传教士们的交流。据说韦廉臣于1857年11月回英国时，曾向徐寿购买其所仿制的墨西哥银元数十个回去，放置于伦敦博物馆中。那些银元工艺精巧，“入市中几无以辨，咸以新板目之”。华衡芳也曾经对朋友表示，“锡山徐雪村[即徐寿]巧慧绝伦，所制新奇之物，可与泰西人相埒，善铸吕宋银钱，混入真者，几不能辨。自鸣钟表及指南针皆极精妙。尝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机捩，即知其造法，可谓明敏者矣”。
聚集安庆 开辟洋务
1861年11月初，华翼纶带其子华衡芳到安庆曾国藩军营，请曾国藩派兵士到江东。曾国藩欲留华衡芳在营中，华衡芳亦遵从其意。曾国藩极可能此时初闻徐寿之名，而向清廷保举华徐两位。1862年3月，徐寿也到达安庆，成为曾国藩幕僚。他们担任内军械所委员一职，专办制造蒸气机以及轮船。当时在内军械所与徐寿和华衡芳一同从事制造还有吴嘉廉、龚芸棠以及徐寿之子建寅。其中吴嘉善(字子登)亦为聚集墨海书馆之知识分子之一。他在1859年4月来到墨海书馆结识李善兰、王韬等人，之后来往频繁。有一次正好与从无锡上来的徐寿和华父子一同“往酒楼小饮”，“抵掌剧谈，各吐胸臆”。吴嘉善治算学，工书画，对摄影亦有兴趣，曾经特意访问艾约瑟，将李善兰所翻译之《照影法》略询疑义。
据说，当时徐寿等人对蒸气机的观念甚为模糊，仅曾在船面观察过轮机之运作。徐寿惟一得力于《博物新偏》中一篇有关蒸气机简述的文章，在此书中汲取蒸汽及蒸气机之原理，搜集国产工具，着手制造模型，约3个月后完成。1862年7月30日在曾国藩面前进行试验，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饭后，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之后徐寿与华衡芳接着着手制造小轮船。
其间，1862年５月李善兰也到安庆，入曾国藩幕府。他带《几何原本》去安庆，向曾国藩表示此书为“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但是安庆军营并不适于出版事业，必须要等到曾国藩克复金陵，即南京，镇压太平天国为止。由曾国藩日记中可知李善兰在安庆时经常拜访曾国藩谈论时局并下围棋，还给曾国藩介绍自己好友张斯桂、张文虎，引荐他们进入曾幕。张斯桂(字鲁生)亦与墨海书馆稍有关系， 他“喜西人格致之学，意欲延西士翻译各书，并将慕维廉(W.Muirhead)之所著《地理[全志]》下编痛加删改，使察地之学 然大明”。李善兰又在与曾国藩谈话时提到容闳，劝他提拔容闳为幕僚。
容闳1828年出生於广东青山县南屏镇。1835年他随父亲至澳门入西式学院，1841年又进入玛礼逊纪念学校。香港割让英国后，该学校迁移至香港。1847年初，主持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勃朗(S.Brown)离开香港回美国，并带容闳、黄胜、黄宽3人同行，让他们在美国升学。容闳在美国寓居８年，耶鲁大学毕业后，1855年回国。当初在香港试学法律，却遇妨碍而放弃，而于1856年夏季前往上海。他在上海曾担任译员、笔译、洋行代理人等等，最后自办茶商。其间，1860年11月时曾访问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南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了政纲。
1863年初，容闳收到老友张斯桂从安庆的来信。容闳与张斯桂在1857年结识於上海，信中张斯桂表达他承曾国藩之命，邀请容闳至安庆，因曾国藩闻容闳名后，欲立即一见。然而容闳以业务繁忙为由回信谢绝。2个月后他接到张斯桂的第二封信，而且此次还附了李善兰之信件。李善兰表示，他曾向曾国藩介绍容闳之经历，而曾亦极感兴趣，而且已有一极重要事欲委容闳专任，并谓徐寿及华衡芳都已应聘前来安庆。看到此信，容闳内心疑惑顿解，回信表示两月后可动身。加上几个月后又接到张李之来信，最后决定涉足官场，于1863年秋季来到安庆军营。
容闳与李善兰於1858年左右在上海透过宝顺洋行买办曾寄甫之介绍相识。据说曾寄甫“文学极佳，人咸敬而重之。因其在公司日久，故信用尤着。其所往来，皆国中名儒硕学，又以身居商界，故凡中国大资本家及殷实之商家，无论在申或居他埠，亦无不与之相识”。由此可知容闳是在上海的实业者和学者的交流圈中遇到李善兰。事实上，曾寄甫与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艾约瑟都有来往，容闳本身亦与伦敦布道会稍有关系，因他为基督徒。他在香港时似乎在伦敦布道会教堂做过礼拜，到上海后亦於Union Chapel(即以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为主所主持的英文教堂)参加过祈祷会，并且1860年访问天京时，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杨格非(G.John)也与之同行。又从容闳还认识徐寿、华衡芳以及吴嘉善等一事推测，可知容闳也属于以墨海书馆为中心形成的人际网络的一员。
容闳至安庆后承曾国藩两次接见，谈论关于建设西式机器厂一事，容闳提出必先有良好的总厂，即设备制造工作母机之工厂，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曾国藩接纳容闳的主张，并决定派他到外国购买机器。1864年初容闳由上海起程，至美国订购工作母机，1865年秋季机器运抵上海，置放於上海郊外一家铁厂。
再聚上海 各自发展
容闳回国后，清廷授予他五品候补同知，还聘他为江苏布政司衙门之译员。1868年容闳通过苏松太道丁日昌向清廷提出选派青少年出国留学的建议，1870年获得批准。容闳奉曾国藩之命，着手筹办事宜，至此他长年累月的愿望，即关于中国学生之教育事业终于获得实现。
至于置放容闳所购买机器的铁厂，后来在李鸿章指挥下成为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开办后不久，徐寿和华衡芳便由金陵军械所转到江南制造局，被委“总理局务” 。
在未调职之前，他们在安庆时已开始试造轮船，1864年１月於长江试航小轮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移驻金陵，在金陵开设军械处，徐寿等人亦迁到金陵继续造船。至1865年底，成功地制造了一艘明轮式木质汽船，命名为“黄鹄”。
调到江南制造局后，徐寿等人首先制造了三十多台机器，还铸炮、造枪即炮弹、炸弹等。至1867年夏季，因地处不便，而且“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所以“於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修造气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厂等等。后来徐寿建议翻译西书，于是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成立。之后约6年的光阴，徐寿和华衡芳等一边译书，一边造船，至1873年为止已造出六艘轮船及兵船。
李善兰亦暂时在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书，与傅兰雅一同翻译《奈端数理》第一卷。在此之前，李善兰曾于曾国藩克复金陵后到该地，获得曾国藩之支持与资助，将《几何原本》15卷及《则古昔斋算学》24卷於金陵重校付刊，又得李鸿章资助重刻《重学》8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李善兰在短暂停留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后，于1868年转至北京同文馆，担任算学总教习。
如上所述，从1860年代末期开始，那些曾国藩幕僚中新型知识分子都各自迈向发展之路。至1872年3月曾国藩於金陵逝世后，幕府便正式解散。
墨海交流圈一瞥
由上述几位曾国藩幕僚中新型知识分子的经历，可看出他们都或多或少与墨海书馆有关系。实际上，在1850年代的上海，墨海书馆为向中国传播西方新知识之一大基地，亦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交流之地。除了成为曾国藩幕僚的几位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墨海书馆致力于新知识之传播。
其实墨海书馆本来是基督教布道站，特别是1840年代中期到1850年代初，为翻译圣经的基地之一。而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最受传教士赞扬的助手就是王昌桂及其子王韬。
麦都思搬到上海不久，王昌桂就开始偕他翻译《新约圣经》。麦都思赞称王昌桂“学识广博，赢得＇活字典(a Walking Library_＇之誉”。后来王昌桂猝然病逝，王韬为其继任人，麦都思称，“据说他(王昌桂)才成年的儿子天资非凡，虽不如父亲之博学，而灵敏活用则有过之，文采优雅而论断充富，于是雇用之，并深庆得人”。王韬承担了大部分的翻译工作，1850年7月翻译完《新约》，至1853年4月亦完成《旧约》的翻译。此版本圣经称谓“代表本”。
王韬于1853年8月左右大病一场后，“决定归依基督教”，并以书面向麦都思要求洗礼，在一年后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他归依基督教后，修订麦都思的旧作《清明扫墓之论》，改名为《野客问难记》，于1854年付梓。洗礼后又修订《养心神诗》，1856年改以《宗主诗篇》之名出版。除宗教文件外，王韬还负责科学方面的翻译。1856年起，墨海书馆出版月报《六合丛谈》，由伟烈亚立担任主编，其中连载的《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皆为王韬与伟烈亚立所翻译。饶富深意的是咸丰丁巳(1857年)四月第四卷《六合丛谈》登载韩应陛(《续几何原本》出版人)所著的〈用强说〉，而同年八月第九卷《六合丛谈》则登载王韬所著之反驳文章〈反用强说〉，此可谓是中文报纸史上首次的论战，显示王韬的辩论家才能之一斑。另外，由艾约瑟主编的历书《中西通书》，墨海书馆从1852年到1861年每年发行一次。该书还在1853年至1858年间登载有关科学之小论文。由后来王韬将它重编成《格致新学提纲》及《光学图说》一事来看，这些小论文似乎都是由王韬所翻译。而且他还参与1859年、1860年的《中西通书》之编订工作，并撰写序文。
王韬在自传中表示，在墨海书馆时与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以及郭福衡，友松，结为莫逆交。尤其是与李善兰、蒋敦复的交往时间较长，经常相聚喝酒纵谈，曾王韬与他们并称“海上三异人”。
蒋敦复(号剑人)1808年出生於上海宝山，尝身蒙笔祸，畏罪而削发为僧，但不久就还俗。1853年初结识王韬和李善兰。由于小刀会占领上海城，于是避居於墨海书馆王韬家中，前后二年。其间通过王韬之介绍於墨海书馆工作，偕慕维廉修改《大英国志》和《地理全志》，还有《六合丛谈》1卷２号(1857年)上也刊登其所著的〈海外异人传 该撒〉。另外，当时有一位居住法国巴黎名叫儒莲(Stanislas Julien)之著名汉学家，他自1850年代初以来”潜心内典，考证禅宗“，翻译《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1853年出版)、《大唐西域记》(1857－58年出版)。蒋敦复透过艾约瑟的介绍，将《大唐西域记》前后序文细加注释。他“颇工诗词”，性情高傲,曾自称“所作诗词骈体，皆已登峰造极，海上寓公无能抗乎”。其后又通过王韬之推荐进入丁日昌幕府，1867年去世。
另外一个与王韬和李善兰成为好友的是出生於江宁(即南京)，秀才出身的管嗣复（字小异）。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他被强迫学书记，８个月后乘机成功逃亡，避难邓尉。1857年6月，艾约瑟第一次访问苏州的时候遇到他，相谈甚久，“极相契合，载之俱来（上海）”。当时伦敦布道会医生合信（B.Hobson）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而撤离广州，暂时逗留上海。管嗣复在上海与合信见面，“谈论医学，因相与商榷”，并开始共同翻译医书，1857年底出版《西医略论》，隔年继续翻译《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另外，1859年3月起偕裨治文，E.C.Bridgman，修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但两个月后就离开上海返回邓尉。1860年应绍兴怀午桥太守之聘至山阴，后又返邓尉，不久苏州陷落，“以忧殒其生”。
至于王韬引荐的最后一名为郭福衡（字友松），因为资料不多，而不详其生平。他是松江人，可能在1850年代初期或中叶一段时间在墨海书馆工作过，后来返回家乡。1860年与王韬互相访问过一次，然而不久太平军再次攻破江南大营，郭福衡见太平军逼近苏州，决心“贼若至云间，即松江，一寸地，必当一死以报国”，其后便下落不明。
其实，1860年代初太平军震撼江南一带，墨海书馆的助手们都受到其影响，甚至有因而丧其命者，也有如李善兰和蒋敦复，乘机发迹，被吸收到某官幕府者，王韬则两者皆非。1862年，王韬上书江苏太平军将领，因此受到清廷通缉，但受到慕维廉和英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麦都思之子）等人的帮助，得於避居上海英国领事馆后，登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后，即受聘於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Legge），协助其翻译中国经书。1867年至1870年，王韬随理雅各赴欧，返香港后成立中华印务总局，1872年进而创办《循环日报》，从此王韬终于以职业文人扬名。
小结：
如上所述，笔者梗概归纳曾国藩幕僚中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面貌，以及他们在洋务运动前夕以墨海书馆为中心所形成的交流圈。在墨海书馆，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王韬等翻译助手与传教士共同翻译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等书，在洋务运动前夕的上海成为近代科学的最初传播者。他们所翻译的书籍都不胫而走，不止在国内流传，还远播日本给予极大影响。其实他们也拥有江南传统士大夫作风的另一面，或往茶寮啜茗，纵谈诗词，或往喝酒狎妓，抵掌雄谈。而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许多读书人与文人，如徐寿、华衡芳、张福僖、张文虎、吴嘉善等等，能短暂接触或暂时停留于墨海书馆，接触到西方新知识。至1860年代初期，有先见之明的曾国藩体悟到中国近代化的必要性，他提拔了聚集于墨海书馆交流圈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担任实务，并延揽至其幕府，让他们推动洋务运动。以他们为开端，之后掌握西方学术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亦纷纷活跃于台面上，且其中不少都是1850年代在此交流圈里所孕育出来的人才。由此可知，当时墨海书馆不仅在传播西方知识方面，还在培养人才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