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代人物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湘乡（今湖南省双峰荷叶）人，道光十八年中进士。他是晚清诗歌散文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赢得了“桐城派中兴明主”^1Ｐ87的美誉。无论在其求学科举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官场沉浮戎马征战的中晚年，曾涤生始终未间断过学诗和写诗。他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而且屡次在家书、日记、书信中阐明自己的“学诗”理念，同时也应验了他“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与我相质证也”^2Ｐ80颇为自负的宣言。但由于曾国藩学诸家诗风时，亦步亦趋，故未能自成一家。

　　（一）

　　“学诗”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季氏》云：“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又《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³^Ｐ16这些“学诗”一语都是指学习《诗经》三百篇，从中接受那“兴”、“观”、“群”、“怨”的思想影响，用以“事父”、“事君”，并且附带增加一些动植物常识，而更重要的是学着背诵一些篇章，以备于从政或游说时为应付外交场合，断章取义来赋诗而用。但由此而导致汉儒的“诗之为学”的儒家学诗的出现可以认为是中国诗学一个重要的源泉。梁代钟嵘《诗品》，每指某人“其源出于古诗”，“其源出于陈思，……。”“欧阳公诗学退之，又学李太白。王介甫诗，山谷以为学三谢。苏子瞻则学刘梦德，学白乐天，晚而学渊明。鲁直自言学子美。”^4Ｐ452“学诗以子美为诗，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也。” ⁵^Ｐ304“学诗”一词的经常使用，大抵始于苏黄一派的诗人，而流行于其后宋、元、明、清各代。其“学诗”是指学某时代、某家诗的风格、格律、写诗的基本规则及声律音韵、章法等艺术技巧方面的种种问题。曾国藩的“学诗”属于此类。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的遗绪，而曾求阕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6Ｐ85钱基博也认为曾国藩“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７Ｐ²¹钱鍾书在《谈艺录》中说：“曾涤生定惜抱七律为有清第一家”，“曾氏称惜抱诗，非出偶然，曾诗学亦本桐城，正如其古文耳。”^８Ｐ¹⁴⁷陈衍《陈石遗集》也认为：“桐城自海峰以诗学开宗……惜抱承之，参以黄涪翁之生崭，开阖动荡，尚风力而杜妍靡，遂开曾湘乡诗派，而所谓同光体者之自出也。”^９Ｐ^2168－²¹⁶⁹ 由此可知，桐城派的诗学理论是曾国藩学诗的重要渊源。

　　人人皆知，桐城诗派在文学史上远远没有桐城古文的辉煌成就。“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８Ｐ¹⁴⁵而姚范很推崇黄庭坚的诗风，从而奠定了桐城诗派大体的诗学风尚。钱钟书又云：“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为诗者，莫不欲口喝西江。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生，以至近日之吴挚父、姚叔节皆然。且专法山谷之硬，不屑后山之幽。”^8Ｐ¹⁴⁶ 曾国藩亦趋桐城诗派的传统，推重山谷。学宋诗的人学黄庭坚，是道咸间诗坛上的新风尚，而推波助澜影响较大者是曾国藩。《石遗室诗话》云：

　　“诗极盛于唐，而力破余地于两宋。眉山（苏轼）剑南（陆游）之诗皆开（开元）、天（天宝）、元和之诗之变化也。自明人事摹仿，而不求变化，以鸿沟书唐宋，东坡且无人过问者，涪翁（黄庭坚）无论矣。坡诗盛行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曾国藩）出而诗学皆宗涪翁。……” ¹⁰^Ｐ882

　　曾国藩的《求阙斋读书录》评论黄庭坚的诗多至143首，曾国藩的《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其二云：“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女复扬其波，拓兹疆宇广。”^11Ｐ25这些诗句体现了曾氏颇有力学黄庭坚而希望引领晚清诗坛之意，且也符合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 ²^Ｐ54的主张。施山《望云诗话》曾云：“黄山谷诗，历宋、元、明褒讥不一，至国朝王新城、姚惜抱，又极力推重，然二公实未尝学黄，人亦未肯即信。今曾相国酷嗜黄诗，诗亦类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直十金。”^12Ｐ379道出了曾国藩宗黄对当时风气的影响。同时曾国藩宗黄更有其政治目的。当时，太平天国革命被血腥镇压之后，熟谙统治者意图的曾国藩深知要巩固事业，惟凭武力还不行，需要“文治”。而黄庭坚主张消除诗歌的斗争性，提倡闭门苦吟，从学问中求诗，或寄情山水，怡情悦性。这正是曾国藩力主学黄庭坚，即引导诗人们脱离现实的一剂“良药”，这其实就是曾国藩推行“文化统治”以达到“文治”的目的。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新之功。”^7Ｐ21曾氏推重黄庭坚的同时，亦很崇尚韩愈。他看重韩愈的作品，推赏韩愈的语言俯拾皆是。《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平生企高遐，力徽不自量。树德追孔周，拯时俪葛亮。又兼韩欧技，大言足妖妄。夫子不予讥，和高越初唱。”^11Ｐ16他在家书中写道：“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句奇崛，” ²^Ｐ15曾国藩崇尚奇崛的诗风与他的坚韧倔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联。

　　“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２Ｐ¹⁰⁸的曾国藩也很喜欢杜诗，主要是因为“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蕴于胸而未发者，殆十倍于世之所传；而器识之深远其可敬慕又十倍于文字也”^11Ｐ207（《黄仙桥前辈诗序》）。同时他也喜欢有“金石之乐”的苏轼的诗歌。曾国藩还比较喜欢李商隐的诗歌。他亲自编选的《十八家诗钞》选了李商隐七律一百一十七首，仅次于杜甫，其中评义山诗三十余则。

　　不同的人生历程，诗人会有不同的诗学观。曾国藩前期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意气风发，锐意进取，故崇尚气势雄伟充满阳刚之气的诗风；后期宦海风波，人生无常，时虞颠灭，忧谗畏讥，正如其《赠吴南屏》诗中所曰：“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11Ｐ68故喜欢闲适恬淡的诗趣。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致沅弟曰：“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2Ｐ959“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七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２Ｐ¹³³³其同治六年《与李眉生书》中又说：“诗中有一种闲适之境，专以胸襟着工夫，读之旧觉天机与百物相异相悦，天宇奇宽，日月奇闲，如陶渊明之五律，陆放翁之七绝，往往得闲中之真乐。白香山之闲适古调，东坡过岭之五古，亦能将胸中坦荡之怀，曲曲传出。” ¹³^Ｐ5371在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曾氏写道：“夜阅陶诗全部，取其闲适者记出，初抄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14Ｐ1925这些都可以看出曾氏晚年颇好闲适恬淡的诗趣。

　　（二）

　　曾国藩深受黄庭坚的影响，亦十分重视学诗的方法和门径，强调要用经典。曾国藩论学诗，侧重于读。

　　第一，入门须正

　　严羽《沧浪诗话》云：“学诗者当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15Ｐ1他在给六弟的一封信中说：“学诗从《中州集》入亦好。”^2Ｐ66《中州集》是元好问经过10余年努力而编成的金代诗歌的大型选集。南宋遗民家铉翁对《中州集》作了很高的评价：“（予）自燕徙而河朔间，稍得与儒冠缙绅游暇日获观遗山之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节士、巨儒达官所谓诗及生平出处，大致皆采录不遗。…… 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荦，过人远甚。…… 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氵幸下风矣。…… 必有谓予言为然者。”（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见《四库全书本》《遗山集•附录》）。元好问的艺术眼光高且独特，诚如《四库提要》云：“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且文集中对金诗的具体评价亦有真知灼见，对初学者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第二，学诗宜“专”

　　朱熹说：“人做文章，是仔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15Ｐ2979就文学史上众多的作家而言，要求先盯住一个作家精心阅读，这样读才能更有成效，才有利于个性，反之，则很容易汩没个性。曾国藩阅读诗集时亦主张“专”。曾国藩曾在书信、日记中屡屡谈到此点。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温弟》的家书曰：“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不翻西阅。”^２Ｐ⁶⁶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诸弟云：“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选读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２Ｐ¹⁰⁸咸丰九年八月初四日的日记中写道：“作文作诗，皆宜专学一家，乃易长进。”^14Ｐ406初学者如果在初学诗之际对各种诗歌走马观花地浏览，就会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消化不良。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写道：“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文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出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11Ｐ251《斋诗谈》云：“要学某一家，此即我家之常饭，每日要口契。然亦须估以五味菜肴茶汤之类，如参看他家诗是也。”^17Ｐ⁸¹⁴ 曾氏亦认为专一二家的同时，“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14Ｐ731

第三，依据个人性格、爱好、禀赋择书而读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为理学大师的曾国藩深谙此理。他认为读书应提倡以人为本，以好为学，读时选择与自己的性格、爱好、禀赋相似的。“诗之为道，各人门径不同，难执一己之成见一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与元遗山相近。……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 ²^Ｐ108“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2Ｐ809曾国藩根据纪泽的性格，把曹阮陶谢鲍谢六家的诗作为纪泽应读的书。另一方面，他还认为读书应该对症下药，择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在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给纪泽的信中说：“尔禀气太清……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曰刚，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读书需且大量，看陆诗以导闲适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2Ｐ196曾国藩希望通过阅读陆诗以改变纪泽性格中的柔弱、刻薄。他认为纪泽的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需要开拓心胸，扩充气魄，就叫他读“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的诗歌，认为它们是“文学中之尤物”。^2Ｐ87

第四，学诗须读，“高声朗诵”与“密咏恬吟”相结合

　　《清诗话续编》曰：“李杜诗，苏韩文，但诵一二首，似可学而至焉。试更诵数十首，方觉其妙。诵及全集，愈多愈妙。反覆朗诵至数十百首，口颔涎流，滋味无穷，咀嚼不尽。乃至自少至老，诵之不辍，奇境愈熟，其味愈长。” ¹⁷^Ｐ135清代著名诗论家沈德潜《说诗语》云：“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18Ｐ416清代桐城派也提倡吟诵，姚鼐强调阅读理解当以“声音征入”，他说：“大抵学古文者，必须放声疾读，又缓读，只欠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耳。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耳。”^18Ｐ449由姚先生启之的曾国藩也强调读的功能：“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²^Ｐ406“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可，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锻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能在声调上下功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2Ｐ⁴¹⁸ 曾国藩的“高声朗诵”法亦影响了纪泽。曾纪泽谨遵父训“读书宜放声歌诵，以引其情韵”，^14Ｐ1056他常朗诵古诗文，致使曾国藩亦情不自禁地随声唱和。一次，他恬吟苏轼《狱中寄子由》七律二首及苏辙的《彭城别东坡两绝》，在旁的曾国荃竟“凄然欲涕”。曾国藩的“密咏恬吟”的读诗法实际就是亦读亦思，读思结合，这是前人智慧的总结。金代元好问有诗曰：“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19Ｐ40朱熹也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15Ｐ152清人崔学古也说“得趣全在涵咏”。^18Ｐ515“密咏恬吟”－－让读者面对文章，边缓缓朗诵，边慢慢思考，反复体味，就能得诗之精髓，并有所创造。曾国藩的这一读诗方法，既是对前人方法的继承，又对后世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五，学诗应积累词藻

　　“问渠哪得清如水，唯有源头活水来。”朱熹重视知识的积累，曾国藩也不例外。他论学诗，强调积累。曾国藩曾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时积累既富”，行文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无镌刻字句之苦，不须求之于字句”，避免“荡然失其本旨”。^{14Ｐ130－131}他曾在家书中谕纪泽云：“尔作文时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2Ｐ480心到，口到，还应手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曾国藩还主张其亲手抄录，“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2Ｐ480

曾国藩论学诗，除了“读”以外，还强调写。

　　首先，曾氏论写重视基础。在写作方面，基础很重要。曾国藩认为基础要在二十三岁以前打下，亦叫“立定规模”，只能这样，运用才会自如。其家书中写道：“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字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日不试为之，则居此弥不肯为矣。”^2Ｐ405

其次，曾国藩作诗主张摹仿。曾氏在日记中写道：“拟作诗寿树堂，不成，仅得十句。饭后，作诗数刻，不获。因翻《太白集》……因作诗而翻名人集，有剽窃的意思。”^14Ｐ¹⁷⁹ 曾氏模仿《太白集》的《将进酒》而写下了风格极似李白的《反长歌行》。曾国藩认为“《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 几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并告诫儿子纪泽“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2Ｐ469曾国藩玩弄所谓“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技巧，实则是改头换面，偷梁换柱而已。

　　第三，写诗还需要同别人切磋诗艺，向别人求教。“贵于得师”，在学诗的过程中向别人虚心求教，请人指点门径，再加上自己用功，进步才快，这样能避免走弯路和错路而劳而无功，也便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诗若只“闭门造车”，即使也会有进步，但总费时费力收功见效慢。若名师指点，自己再主观努力，就会事半功倍。

　　曾国藩钦点翰林，以求不失词臣体面着意诗文之时，恰时翰苑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师。何绍基，字子贞，是当时名噪京城的宋诗派的倡导者程恩泽的弟子，且那时渐有诗名。曾国藩常登门拜访，切磋诗艺。如曾氏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的日记中写道：“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14Ｐ115在十一月十八日又云：“更初，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者。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14Ｐ131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与何绍基二人切磋诗艺之勤，几无虚日。在何绍基的激励及指点下，曾国藩的创作热情猛涨，且诗艺提高不少。如曾国藩在《致诸弟》中写道：“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2Ｐ40时过两年，曾国藩便感觉诗作大有长进，“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吾发狂言者”了。诚然，这有曾国藩年轻时心气过高而高自标置的因素，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曾国藩诗歌的长进确有何绍基的一些功劳。这也是曾氏在日记、书信、家书中多次肯定的。他也因此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主张诸子弟多向他人求教作诗方法。如曾国藩在给温甫弟的信中特别提到：“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凌笛舟最善于律诗，若在省内，尔可就之求教。” ²^Ｐ66

（三）

　　在曾国藩所标举的诗家楷模中，他备为推崇的不外乎杜、韩、苏、黄、义山诸家。曾国藩的诗歌创作基本是他对学诗见解、主张的实践。

　　曾国藩于诗最崇尚诗圣杜甫。他曾云：“喜读杜集，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2Ｐ66实际上，他学杜诗可谓用心良苦，学得也像，甚至如出一辙。如《里胥》，我们读后明显感觉无论其题材、风格、所抒发的感情甚至字句都有杜甫《石壕吏》的痕迹，且步履的痕迹十分明显。此谓真正的“袭古”。再如《小池》：“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11Ｐ20诗的尾联就化用了杜甫的《君不见简苏溪》中的“丈夫盖棺事如定”一句。另在《反长歌行》中有“柏梁铜爵安在哉？盗跖唐芝俱相矣”^11Ｐ44之句，脱胎于杜诗“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句。《岁暮杂感》十首中的许多情韵之句于杜甫的风格颇为接近。“五律学杜”的曾国藩写的《早发武连驿忆弟》中的雄浑之气多得于老杜，本篇的“瘦马可怜孤月照，晨鸡一破万山苍”^11Ｐ83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颇似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

　　“以书生犯大难而出将入相的军旅生涯和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注定了曾国藩的胸襟气魄远胜于一般读书人，也奠定了他对气势的推崇”^20Ｐ111，这也注定了曾国藩对诗中有一股奇崛阳刚之气的韩愈推崇。纵观曾氏的诗文集，赞叹韩愈的语言比比皆是，如“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杂诗九首》）^11Ｐ4其诗中深得韩愈诗风的也颇多。钱仲联曰：“余颇喜其《傲奴》一诗云云。可见其早期生活之片段，诙诡中亦存兀傲之态，此得昌黎阳刚之美。石遗《近代诗钞》未选，失之也。”^6Ｐ⁸¹ 如《送金竺虔之官闽中》有“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 ¹¹^Ｐ7一句，有一种喷薄而出的盛气，雄奇之韵颇得昌黎之风。其《送凌十一归长沙》五首中其二的“吁嗟世事安可知，干将补履不如锥”，其三中的“王侯将相岂有种，时来不得商进止”^11Ｐ57颇有韩愈雄健阳刚的气势。再如曾国藩的《岁暮杂感》和《杂诗九首》极似韩愈的《红梦诗》，皆可以称得上“磊落骯髒，如见其人”。 ^17P351

　　黄庭坚、李商隐的诗风也极大地影响了曾国藩的诗歌创作。陈石遗曰：“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七言古全步趋山谷，如《题毛西垣诗集后》、《送凌十一归长沙》等篇，盖逼肖者。” ¹⁰^Ｐ⁸⁸²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老杜而后，得其传者为昌黎玉溪。昌黎得阳刚之美，玉溪得阴柔之美。山谷外近昌黎而内实玉溪。湘乡颇窥此秘。《读李义山诗集》云：‘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6Ｐ86曾国藩的七古长篇《嘉筠仙至即题其集》文气奥衍，极似李商隐。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车中看义山诗，似有所得。夜翻《樊川集》证之，亦然，知何大复《明月篇》之有心得。”^14Ｐ149他还模仿李商隐写了《失题四首》。曾国藩不仅自己深受李商隐的影响，而且还教导儿子做诗“步趋义山”。纪泽于光绪元年北上途中所作的《五月五日排州阻风示静臣弟》意蕴隐约，辞采瑰琦，极似义山。曾广钧的《梧州柳枝词》亦极似李商隐的诗风。

　　袁枚《随园诗话》云：“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壤于苏黄。余之此论，因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21Ｐ455曾国藩学黄庭坚的诗歌并非皆“未得其长，诗人之意扫地”，但黄诗刻意追求突兀、奥衍生涩、生僻字词，鲁直、义山好用事且用僻典对曾国藩影响极大。曾氏诗歌中的僻典奇字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故很多诗篇使后学者晦涩难懂，读起来颇为吃力，正如“生僻之典，作诗文者不可用。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²¹^Ｐ17

曾国藩还深受李白、苏轼的诗的影响。“他的七古诗在章法上多仿李白、苏轼，起章突兀挺拔，中段议论纵横，收束感慨联翩。”^{22 Ｐ}¹³⁶ 如《反长歌行》、《傲奴》。另外曾氏的诗中有李白的飘逸豪放之气，如《岁暮杂歌》十首，且此诗歌其四中的“意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不平”就化用了李白的“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名句。

　　“‘学’与‘创’应该是互补为益的两面，而且‘学’是为了‘创’，失落了‘创’的‘学’势必陷入‘因袭’模拟的复古泥潭。创造性才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事业、生命线。”^23Ｐ56遗憾的是曾国藩诗学诸家，缺乏创造性，总喜欢步人之后，甚至亦步亦趋，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而自成一家。故诗歌成就远远不如散文，但学诗的某些理论颇有真知灼见，对后人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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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曾禅芹主编，古代阅读论Ｍ．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19 元好问著，元好问全集（上册）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20 黄伟．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Ｊ．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六期．

　　21 袁权著．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

　　22 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Ｍ．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23 严迪昌著．清诗史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

　　胡清芳（1975－），女，汉族，湖南省双峰县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0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