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既是晚清治政领兵的帅才，也是善于理财的高手。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凭借高超的理财能力，使他创建的湘军度过了一次次财政危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战后开创“同治中兴”局面奠定了基础。

　成立专门机构　任用能人负责后勤保障

咸丰二年（1852），在家守制的曾国藩接皇上喻旨“墨绖出山,帮办团练”。他先是在长沙练兵，后来转到衡州（今衡阳市）,招募湘勇一万人，按照戚继光的训练方法严格操练。曾氏实行一套高薪、高抚恤的养兵制度，兵勇薪饷高于当时的正规军绿营三四倍，使当兵的平时能靠薪饷养家糊口而安心训练，打仗时能舍命作战，还能通过战功升官发财。曾国藩要将这支湘勇训练成为能与太平天国一决雌雄,以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威武之师。其困难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千难万难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筹集军饷。由于朝廷腐败落后，外有列强轮番入侵掠夺，内有农民起义硝烟四起，生产力衰退，大量白银作为赔款流入外国，财政状况每况愈下，朝廷供给战争的经费十分有限，而其时湖南省仅有1000人的军饷额度。这就决定了湘军军饷来源主要靠的是自筹。战争期间,曾国藩最头痛的不是打败仗，而是筹不到军饷。在某种意义上讲，湘军筹集资金的能力决定了湘军的规模、装备水平、后勤保障能力及战争的最终胜利。

在湘军成立之初，曾国藩在军中建立粮台，设内外两个银钱所?负责经费筹措和物资后勤保障。他请出好友郭嵩焘负责筹集资金，请出“外圆外方”、精于理财的李瀚章主持粮台。后来?随着湘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长沙成立东征局，大规模筹集湘军东征之饷。湘军进驻江西后，在境内设牙厘总局，指派彭寿颐负责设置厘卡抽税。以后还在广东办理厘局。这三大机构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基地。

多管齐下　多渠道筹措军饷

战争是一部血腥的机器，也是一部吃银子的机器。咸丰十一(1961)年，曾国藩称“统兵五万，每月没有银饷30万两无法维持”。两年后因湘军规模扩大升至“月饷需50余万两”。仗不得不打，钱却没有，清王朝只好同意开一个就地征收厘金的口子。所谓厘金是一种专为战争开征的税种，即派兵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向过往商人按流转额征收一定比例的税金。按通过流转的货物计收的称活厘，向参与交易的坐商收取的叫板厘。随着战事的发展，湘军水师后来逐渐控制了千里长江，其时粮、盐等国计民生重要物资流转主要通过水路运输，凡湘军所到之处均设置关卡征收厘金。厘金成为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在江西作战是曾国藩最艰难也最狼狈的时期，既为连打败仗而苦恼，更为军饷接济不上弄得焦头烂额，而江西巡抚陈启迈却扣着20万饷银不拨，曾国藩痛下决心罗列数条罪状上奏朝廷，参掉了这位湖南同乡的巡抚之职。后来，正在准备攻克金陵的紧要关头，曾国藩上奏“饷需奇绌，朝不保夕，安得不以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可又是这个原系曾氏幕僚、被曾国藩举荐升官的江西巡抚沈葆桢，竟然又将５万厘金全部截留，还与倭仁联合奏称“曾强解赣金，广揽利权，贪得无厌”。曾国藩气愤极了，但没有再用上次强硬的办法，而是耐着性子上奏说明原委，朝廷裁决江西厘金一半归湘军，一半归赣，并另自上海“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以解湘军的燃眉之急。

组织社会捐款,是湘军军饷的重要渠道。湘军在衡州血祭出师前夕，曾国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捐款活动。为争取当地豪富杨江数万银两的捐款，他冒着风险为杨死去的贪官祖父、原湖北巡抚杨健向朝廷上奏入祀乡贤祠，朝廷不仅未予准奏，还给他“降二级留用”的处分，弄得灰头土脸。在此期间，郭嵩焘自湘阴募集军饷２０万银两来营，可称得是雪中送炭。后来在江西作战，曾国藩通过请出在籍前刑部侍郎黄赞汤出面，向朝廷申请空白部照，按捐银多少发给捐献者相应品衔的部照，也就是出售空头官衔。当那些捐款的富豪穿戴八、九品顶戴威风八面之际，湘军又有了十数万银两的进项。

相邻省份协饷,则是湘军饷源的一个方面。对于对付太平天国，相邻省份的命运捆绑在同一战车上。协饷范围有劝捐、厘金、盐务、关税、漕折等。但协饷没有强制力，易受到各省制约，很不稳定。自咸丰三年至六年底，曾国藩曾在奏折中称计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协济饷银，并臣行营劝办捐输等项“共收银289万两”。同时，通过争取朝廷支持拨款，为军饷起到补充作用。盐务、地丁与关税，是清政府的三大财政收入，是中央严格控制的款项。曾国藩多次上奏朝廷请拨，朝廷或允拨，或议驳回，或被地方截留，很难如愿以偿，权且作为补充。

缜密理财 成就宏图大业

战争期间变化多端，开支浩繁，筹资困难，如何理财显得到极为重要。曾国藩在理财上坚持：

一是取之于商，征收适度。清朝吸收明朝末年崇桢皇帝采取“三饷加派”、过份加重农民负担激起反抗加速灭亡的惨痛教训，坚持“病民不如病商”，采用间接向商人收税的方式。厘金虽然也是取之于民，给经济会造成一定困难，但比较容易被接受，商人可以通过加价转嫁负担，比直接向农民征税较为隐蔽，反抗情绪要轻，停征也比较容易。

二是统筹兼顾，保证重点。从衡州练勇开始，曾国藩便想到太平军处于长江中下游，今后作战必须有一支水师，在组建陆师不久，斥巨资购置船泊洋炮，招幕水勇5000人组建水师。这支水师在后来的战事中屡战奇功，几年后便将千里长江控制在湘军麾下，切断了太平军的水路补给通道，最后使天京围困成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孤城。这支水师也成其为中国海军的前身。安庆攻克不久，曾国藩立即办起了“造船制炮，亦可其永远之利”的安庆内军械所，自行制造武器。天京尚未攻克，曾国藩便谋划着要做“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派容闳携银68000两赴美国采购“制器之器”（工作母机），采购回来后将其投入新组建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开创了我国机器制造业的先河。这些举措，高屋建瓴，不仅使湘军的武器装备规模和水平处于明显优势，并打开了封闭国度通向世界的窗口，开启了“学习西方科技，徐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巨幕，使之成为后来欣欣向荣的事业，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三是以身作则，严格管理。曾国藩常以“不爱钱，不怕死”来教育部属和自勉，早期他对各营开支细项皆要逐项审查，后期因事务繁杂和湘军分为楚军、淮军等几支难以做到，但对发现贪污中饱私襄的行为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同时，曾国藩以身作则，十分清廉，他的“八本家训”中有“做官以不要钱为本”，他称“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发誓决“不取军营钱财以肥私”，晚年曾国藩在自检中称“所幸平生未负当初之愿”。

四是分期付费，化解危机。战争期间千头万绪，军饷供给不上是家常便饭，支付三五成、三四月甚至半年领不到饷是常事。天京攻克后，曾国藩奏请朝廷批准裁减十余万湘军，但仍拖欠大量军饷未付，其中曾氏之弟曾国荃的吉字营欠饷达百万银两之多，甚至发生鲍超霆军部分兵士哗变，曾国藩奏请户部同意，采用两条办法解决拖欠军饷问题。一是以票抵饷，发放二十年期分期兑现的期权银票，撤勇回籍后可于20年内在当地领取本息。二是以盐抵饷。那时湖南盐价比产地高出10－20倍，撤勇把抵饷的盐运回去还有赚头。这样，缓解了集中支付的压力，使撤军行动迅速得以实施。

五是培植财源，立足长远。江苏、浙江一带是富裕之地，上海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海关，天下豪富皆聚于此。曾国藩派门生李鸿章进入上海组建淮军，既扩大了湘军地盘，亦控制了重要财源，增加了稳定的税收来源。农业是国家之基，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曾国藩提倡“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战后对遭受战争损害最为严重的地方，豁免在战争期间的民众积欠，在恢复期间减免一两年税赋，让农民休养生息，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天京攻克后，曾国藩及时停征厘金，降低税负，同时采取了加固运河、恢复考试院、发展生产等措施。这些为保持社会稳定，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与“同治中兴”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同时，曾国藩在国家大局的问题上，能够权衡得失，信守原则?求本舍末。清政府为攻打天京和加强国防的考虑计划组建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委托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购买船炮，李擅自作主签订合同，将舰队指挥权用人权交给英海军上校阿思本。同治二年九月当舰队开抵上海时，阿思本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指挥，曾国藩认为如此后患无穷，理直气壮上奏朝廷，主张宁可扔掉银子，也不要这样丧失军权的舰队。在曾国藩的坚决反对下，清廷只好将舰队退回。购船的数百万银两虽打了水漂，却挫败了外国势力攫取中国海军大权的野心，避免了国家主权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