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第一次来到双峰，为《曾国藩全集》作曾国藩文献资源的摸底调查，当时就受到过县委会的接待与帮助；最近一次来到双峰，是2006年，专程来参加曾国藩学术讨论会的筹备会。

25年来，我往来双峰的次数，不下50次，与双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一次，我又是专程前来，因为我作为曾国藩研究会的副会长，有责任尽一份微薄之力。更何况，今天是文正公他老人家的生日啊。

今天我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曾国藩研究的阶段性回顾与理想化展望”。下面给大家交流第一个问题：曾国藩研究的阶段性回顾。

首先说明，是“回顾”，不是“总结”。“回顾”是事实层面的，“总结”是判断层面的。称之为“阶段性”，是考虑到某些起伏标志。这些标志，因人而异，也许不是很明显的，再过50年、100年，起伏标志将更为明显。但是，我们作为参与曾国藩研究的一分子，对于某些起起落落，可能看得比较真切，也许能为后人提供一些经验参照。

第一阶段，我想应该是清朝的同治、光绪年间，大体是19世纪60－70年代。这一阶段的的特点是，它不是学术研究，但它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因为它带有比较明显的“知人论世”与“盖棺论定”的意味。

首先说“知人论世”，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应该是他的同时代人看得更清楚。他的朝廷，他服务的政府，他的同僚，应该是比后人看得更真切。这里，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第一个例证，是当曾国荃打下南京，曾国藩红旗报捷，清政府论功行赏、加官进爵的时候，朝廷发来的上谕，那应该看作是最关键的评价。上谕很长，但是前面说的都是父皇圣明、皇太后圣明，用人得当，说到曾国藩的一段话，大意是是这样的：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水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省，东征以来，攻克安徽省会，然后直捣下游。现在大功告成，首恶丧命，实在是由于该大臣筹划周密，有勇有谋，知人善任，调度有方。曾国藩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的荣誉头衔，赏戴双眼花翎，赐予一等侯爵的封号，并且世代传承。

“筹划周密，有勇有谋，知人善任，调度有方”这些用词，看起来好像不大过瘾。当然，这不是最终评价，只是论功行赏，而且打下南京，功劳还要分给曾国荃等人。

但是，有一点也要指出，这是曾国藩生前自己看到的最关键、最隆重的一次评价。在他得知朝廷封赏的等级后，他特意写信给留守安庆的曾纪泽，说求阙斋有《皇朝文献通考》，你去给我查查，看三藩之役封了多少人，平准部封了多少人，平回部封了多少人，给我开个单子寄过来。这表明，他对朝廷的态度，心里是很关注的。

第二个例证，是“勋高柱石”。不少人看到过这幅字，这是同治皇帝的御笔。封建时代，皇上开口，就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这是对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的最高级的评价，也是最精炼、最形象的评价，也就是说，中流砥柱，力挽狂澜。这４个字的评价，感觉是比“筹划周密，有勇有谋，知人善任，调度有方”那16字强多了。这是清政府给曾国藩60岁生日送来的贺礼。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洪秀全不仅造反，自称天王，而且打到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现在曾国藩领导湘军把它消灭了，同治皇帝当然看重这一点。国难思良将，平叛，平乱，是一个政权存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是这个政权的大功臣，也是这个时代的大人物。

再说“盖棺论定”。曾国藩去世之后，朝廷先后发出了三次上谕、三篇谕赐祭文，和一份御制碑文，此外，还有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也就是李鸿章等地方大臣的一封封奏请，为曾国藩表功。

这些重要文件，几乎经常为人所忽略。第一次上谕，说“东南底定，厥功最多”，因此“加恩予谥‘文正’”，并宣布让曾纪泽承袭一等毅勇侯爵；第二次上谕，没有什么新内容；第三次上谕，有一段措辞考究的９０字的整段行文，这应该是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盖棺论定”：

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当湘、鄂、江、皖军务棘手之际，倡练水师，矢志灭贼。虽屡经困厄，坚韧卓绝，曾不少渝。卒能万众一心，消平逋寇。功成之后，寅畏小心，始终罔懈。其荐拔贤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义（荀子：下臣以身事君，中臣以心事君，上臣以人事君），忠诚克效，功德在民。

这90个字的最终评价，是否恰如其分，时代不同，角度不同，不必计较。我们关心的是，这就是他为之出生入死、鞠躬尽瘁的君国对他的“盖棺论定”。

此外，还有御赐祭文，说曾国藩“率长沙子弟以先来”，“挽半壁河山而永定”，，大体是说，是他带领湘军，挽救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御制碑文，则延伸到他的学术本源，即程朱理学。

看了这些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文件，我发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朝廷一直没有说到曾国藩在“自强”与“洋务”方面的作为。看起来，他们的心目中，只有政治，没有经济啊。地方大员的为曾国藩的请功报告，对此也没有涉及。我们大家一起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在清政府的心目中，政权的巩固与完整，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唯一的。

它是不是第一位，我们不去争论，这是需要政治学家无休止地争论下去的事，但是，我们老百姓，大概不会认同它是唯一的标准。民生为本，发展是硬道理，全面小康才是政权稳定的切实保障。但是，清政府对曾国藩推动自强运动的贡献，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洋务事业一字不提，对关系民族振兴的洋务运动一字不提，这里面可能有些说头。总之，可能是清政府的认识有问题，也可能是曾国藩对自强运动的贡献真的不太大，可能还有别的值得探究的原因。

正面谈到造轮船、造大炮等“内图自强”的，只有李鸿章署名的神道碑（吴汝伦起草）。这也是很有意味的。

除了这些官方评价，还有一大批亲朋好友的挽诗、挽联与祭文。这些哭诉文字，更加带有个性化色彩。如曾国荃为“天津教案”鸣冤，王家璧对“天津教案”的反省。同样的，这些追忆文章，也大都是只说消灭太平军，没有提到自强运动的。平心而论，这不能怪他们，我们也是学了十七大报告才提高觉悟。国家强大，经济发展，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才能江山永不倒。时间过了130年啊。怎么能怪他们呢？

总之，第一阶段的评价，除了“天津教案”挨骂，都是正面的。直到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紫禁城养心殿，慈禧太后亲口对曾纪泽说：“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瞻前顾后，缺乏作为的意思）的多。”

第二阶段，大概是19世纪末到29世纪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开始出现否定性的评价。

否定性的评价，有两类人，一类是反清烈士，骂曾国藩帮助满人杀汉人，是汉奸，是民贼。这些话，当时有历史原因，现在不去说它了。第二类，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具体说来，就是黄遵宪。黄遵宪做过驻日外交官，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新政，有比较深入了解；做过驻美外交官，对西方政治体制有感触；还在湖南做过高官，对曾国藩的功业耳闻目睹，耳熟能详。因此，梁启超在完成《李鸿章传》之后，开始着手《曾国藩传》，特意给黄遵宪去信请教，没想到黄遵宪回一长信，大发奇谈怪论：

……仆以为国朝二百余年，应推为第一流。即求之古人，若诸葛武侯，若陆敬舆，若司马温公，若王阳明，置之伯仲间，亦无愧色，可谓名儒矣，可谓名臣矣。虽然，仆以为天生此人，实使之结从古迄今名儒名臣之结局者也。其学问能兼考据、词章、义理三种之长，然此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科学之哲学未梦见也。其功业比汉之皇甫嵩、唐之郭子仪李光弼为尤盛，然彼视洪杨之徒、张陈之辈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此其所以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则朝廷之命，在下则疆吏之职耳，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

……无足怪也。然欧美之政体，英法之学术，其所以富强之由，曾未考求，毋乃华夷中外之界未尽泯乎？……

总之，是说曾国藩有些落后于新时代，没有引导时代潮流的意义。这话说在100年前，这种否定性同时又是放开性的评价，确实发人深省。

第三阶段，大体是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这一时期，一是相继出现笔记小说，记述曾国藩与湘军轶事，野史是中国中下层文人的叙事传统，像刘声木、易宗夔等人、李肖耽、徐一士等人，根据长辈传说，记录点滴细节，也不时插入一些主观评判，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那里面往往给我们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来。如徐一士写靖港之役与铜官感旧图，引用王闿运、李元度、左宗棠等人的描述，把曾国藩战败投水、章寿麟机智救人一事，大加渲染，绘声绘色。谭伯牛把这次战斗叫做曾国藩的“处女秀”，同时也是他的“告别秀”。初战失利，一气自杀，让左宗棠等人好一阵嘲弄。

第二个特点，就是大起大落，一会儿捧到天上，一会儿打入地狱。青年蒋介石、青年毛泽东，都先后对曾国藩极为推崇。尽管范文澜大批曾国藩，解放后的教科书，对镇压太平天国，办理“天津教案”，也是口诛笔伐，但是，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主席，却似乎从来没有说过曾国藩一句坏话。

大起大落，同样说明，曾国藩很重要，曾国藩很有参考借鉴作用。《曾胡治兵语录》，是带兵打仗的教科书，《爱民歌》、《保守平安歌》是军队思想教育、组织管理的成功范例；批判他镇压农民起义，是为推翻蒋家王朝作舆论宣传，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政府。

第四阶段，大体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一时期，一言一蔽之，拨乱反正。起初是扫除一些不实之词，如“汉奸”、“卖国贼”，接着，开始称之为爱国者，到后来，干脆说他是近代化的开启者。翻案文章，“语翻空而易奇”，矫枉过正，是说矫枉不能过正呢，还是说矫枉必须过正呢？反正，自古以来，得其一偏者，往往自成一家；反过来，自成一家者，又每每不无偏颇。

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歌功颂德阶段，第二阶段，是求全责备阶段，第三阶段，是大起大落阶段，那么，第四阶段，则可能是大红大紫阶段。

第四阶段，很难得地出现了文化上的观照、思想上的发掘。这可以举《有本者昌，无本者亡》为代表。在台湾，60年代以后，相继出版了《湘乡曾氏文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等，《湖南文献》上也经常有各类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所一直没有中断研究。90年代，台北召开了“曾国藩先生逝世双甲子纪念演讲会”，余英时先生做了《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的精辟论述。

第四阶段，与一个人的名字可能分不开，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做过报告的唐浩明先生。唐老师主编了一套30册的《曾国藩全集》，为曾国藩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史料；唐老师创作了三部曲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让海峡两岸在曾国藩的认识上大体取得初步共识，让“当官要读曾国藩”成为政坛黑旋风；唐老师还倡议湘潭大学创办了一份《曾国藩学刊》，这是湖南继《船山学刊》、《毛泽东思想论坛》之后，第三份以人名命名的杂志。

第五阶段，应该是21世纪的这8年。这8年，在我看来，也许是下一个浪潮到来之前的短暂波谷。冲浪运动，最令人赞叹的是穿过波谷，跃上新的高峰。我的判断依据，一是《曾国藩全集》即将修订出版，它必将在更加充实的基础上提供更加全面的历史资料；二是湘潭大学成立了“曾国藩研究中心”，它会吸纳一批专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博士；三是谭伯牛的出现，叫我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忍不住有空谷足音的震荡。他的《战天京》，太神奇了。这头牛，不知道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的。要冲出这么一头牛来，真不容易。

而且，也正是这8年，在双峰，曾国藩的乡亲们，一直在努力工作。故居的修复、保护与开发，《曾国藩研究动态》、《曾国藩研究导报》，一直在顽强地生存。胡卫平馆长等人的文章，越来越让人流连忘返。富厚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终于如愿以偿，“乡间侯府”的网站，内容越来越引人注目。所以说，双峰确实已经是曾国藩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曾国藩的乡亲们，成了曾国藩研究的最执着的队伍。曾国藩研究会在这里，曾国藩网站在这里，富厚大讲堂在这里，曾国藩研究的听众在这里。高中生听众，一次这么多，令人感动。再过20年，话筒在他们手上。

接下来，给大家汇报第二个问题，曾国藩研究的理想化展望。说到“展望”，它包含“推断”、“评估”，也带有“预设”的意思。“展望”是一种可能性，也有一种不确定性。这要看大家的共同努力，也要看各人的兴趣。再说“理想化”，一方面是期待，另一方面，也是有些难度的。

理想化展望之一：在基本史料之上，寄希望于建构充分史料。——这话贡献给在座的高校师生，并以此共勉。

《曾国藩全集》出版了，《左宗棠全集》、《胡林翼集》、《曾国荃集》、《彭玉麟集》，也都相继出版了，最让人望眼欲穿的《李鸿章全集》也已经铺天盖地地推出来了，故宫档案，也都在成批次地推出。国家的出版能力空前发达，图书馆的采购经费年年剧增，书店里的新书，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作为研究者，第一步，作书虫，下“死功夫”，啃“大部头”。俗话说得好，猪往前拱，鸡向后扒，自己积累第一手资料。这是原始积累，别人帮不了忙的。

理想化展望之二：寄希望于世界史视角。——这话贡献给在座的专业研究人员，并且希望传达给今天也许不在座的世界史专家。

我所理解的世界史视角，是“１９世纪全球背景中的曾国藩与他的时代及其同时代人”，北京，中国，亚洲，欧美，同时代的国家面临哪些问题？同级别的领导人作了哪些选择、付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果？这些又基于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政能力……在这里，亟须学术视野的开拓、学术条件的完善、学术能力的养成以及文献功底、外语水平、网络能力……国家教委以前有一位很有功力的叶先生，从事过曾国藩与俾斯麦的比较研究，论文发表在《德国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这位叶先生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曾国藩研究的理想化展望，真的有待于世界史专家的支援。

话题再回到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那封长信上来。黄遵宪事实上是要求梁启超把曾国藩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来评价，其实，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就正是这样做的。梁启超自己就把它看作“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开头谈欧洲人东进，结尾谈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之比较，如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李鸿章与李秀成，李鸿章与张之洞，李鸿章与袁世凯，与同时代的外国人比，有李鸿章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李鸿章与德国首相俾斯麦，李鸿章与英国首相格兰斯顿，李鸿章与法国总统爹亚士，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等。并且把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对李鸿章的长篇评价全文翻译引用。

设想一下，如果梁启超用这种体例与框架，来写作一本《曾国藩传》，岂不是大快人心求之不得吗？俗话说，好事成双。可惜啊，梁启超终于没有写出这本《曾国藩传》来。

梁启超都没有写，现在还有谁能写？梁启超都没有写，现在还有谁敢写？不过，梁启超没有做的事情多了去了。梁启超就没有写历史小说《曾国藩》嘛。当然，这是奢望，是理想化展望，寄希望于曾国藩研究会，寄希望于曾国藩研究中心，寄希望于曾国藩研究的第六阶段。

理想化展望之三：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这话贡献给在座的政府官员，并希望传承给一任任的双峰县令、娄底知府以及长潭株的道台与湖南巡抚。

双峰出了个曾国藩，顶多一个中农子弟吧，半耕半读，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了翰林院，有人比作本科、硕士、博士与博士后，那么，曾国藩从翰林院出来才7年，就做到了副部长，带兵6年，当上了总督，不到2年，入阁拜相，再过2年，文人封侯。确实很辉煌。

我有时候总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乡间侯府，它的意义是什么？告诉本地乡亲，告诉外来游客，这里曾经出了个大人物。“曾经”，从语法时态上讲，是“过去时”。是的，“双峰出了个曾国藩”，这是过去完成时；“过去出了个大人物”，与现在的政绩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问：“现在还出得了吗？”“将来还出得了吗？”

让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190多年前，双峰，荷叶，有个穷书生，叫做曾麟书，娶了个江家的姑娘，没多久生了个儿子，后来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生前叫做曾侯相，死后叫做文正公。其实，双峰、娄底、湘潭、湖南，还有更加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曾国藩不带兵，他封不了侯。他的兵从哪里来？从双峰来，从湘乡来，从湖南来。他的水师，他的粮饷，他的军火，他的将领，主要是从湖南来。一个湖南省，太平军就硬是奈不何。

为什么？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因为湖南的人好，因为湖南的官好。没有别原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书生赤手空拳，一声呐喊，群起响应，投笔从戎，上阵杀敌，而且，前赴后继。这种文化使命感，这种保境安民、效忠君国的精神境界，应该是为当政者所欣赏、所鼓励、所培植的，否则，不可思议，也不敢想象。

在座的有些人，可能有过国外考察交流的经历，那些站在国外大街上练功的人，他们的标语口号是触目惊心的。一方面，基尼系数要逐步降低，另一方面，要防范于未然。湘军将领写的那些人物传记，大量地、生动地、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湖南地方政府的作为与功绩，他们面临的出境，他们采取的措施，他们取得的政绩，他们得到的表彰与提拔，值得好好研究。这是比故居开放更为宝贵的地方资源。

山川依旧，民风依然，往事历历在目，往事并不如烟。这些人，这些地方，我们大都耳熟能详，比外地官员，更容易产生共鸣与联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既要开放故居，让别人来取经，同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近水楼台呢？曾国藩研究会，可否选编一本内部资料呢？上级出题目，提要求，下级选材料，找出一些值得警惕、值得借鉴的人和事，做点简单的注释。这叫做未雨绸缪。

现在，我们再来回答“现在还出得了吗？”“将来还出得了吗？”为什么出不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况他还没封到王？贺书记，不是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职位了吗？怎么做，从哪里做起？读书。数百年世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太平时代，学历资本是第一位的。然后是思想品德，这是道德资本。第三是行动，为民造福，这是能力资本。——这段话，奉献给在座的高中生们，奉献给在座的学生家长。学好数理化，学好普通话，考进长沙城，考到北京，考到上海，然后，飞越太平洋，留学欧罗巴，再来报效祖国，报答家乡。

再此，我特别愿意举出曾纪泽的英语学习来谈谈。我这几年，在研究这么一个问题：“曾纪泽的英语学习”。他没有正式的科举学历，他要出来当官，谋得一个比较好的官差，并不容易。为此，曾国荃、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为他费了不少心思。他自己心里也应该很清楚，位子不好，他不愿去，李鸿章等人也不忍心。最后，李鸿章与郭嵩焘、沈葆桢、沈桂芬等人合谋，说他懂洋务，说他会英语，派他出国，作外交官。

有句话，慈禧太后当面问过他两次，一次是“你能懂洋人语言文字？”二次是“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还有两句话，一句是“你懂洋务否”，还有一句是“你既然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于是出使英国、法国，后来出使俄国，收回伊犁。

曾纪泽的英语，哪里来的，完全自学的。在长沙，在双峰，一本字典，两本教材，从26个字母学起，每天规定课程，开始是读6句，后来8句、10句。笨极了，艰难极了。清早起来，一遍遍地整练习，出门会客，轿子上，一个人叽哩咕噜地练习。我参与整理过他的日记，我是深深地受感动。就在长沙、湘潭、双峰、荷叶，湘江上，山路上，真的是见证了他的艰难奋斗。

在此，转接到理想化展望之四，即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多主题的研究。

研究“曾纪泽的英语学习”，意义何在？首先，这也是曾国藩研究。他是曾国藩的大儿子，曾国藩死后，这个大儿子如何进入官场，进入官场的哪一方面，靠什么取得政绩……这些问题，一旦联系到曾国藩，都会有比较重大的意义。想想看，曾纪鸿是怎么死的？几乎是考死的。他的举人是赏来的，他要做官，只能再考，结果考死了。单个研究曾纪鸿，也许研究不出什么来，但是，结合曾国藩，曾国藩的二儿子，如何安身立命，如何一病不起，这就很有说头了。

继续说曾纪泽的英语学习，简单地说，一是主动学习，是个人的自觉行为，不同于同文馆，不同于广方言馆。他学英语的最初动机，是在“天津教案”后，有感于洋人的欺压，翻译的播弄，因此给父亲写信，立志掌握“外国语言文字”，把人家的强国秘诀翻译过来，进而认清西洋各国的国力强弱与利害关系，从而争取为本国一个较好的国际关系。也就是说，他学英语，目的也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便与洋人直接较量。

二是开风气，曾纪泽可能是19世纪中国官场最早的把外语当作进身之阶的人。在此之前，中国人也学外语，但是，那是商业目的，宗教目的，但曾纪泽是为了今后做官用得着。这一点，一位美国的来华传教士、后来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花甲记忆》中一再提到过。说曾纪泽“学习英语，目的是为了参加外交工作”，说郭嵩焘出使英法，“引发了曾对外交的兴趣”，甚至说到，曾纪泽曾经因为出使俄国的任命给了崇厚而生气，丁韪良反过来安慰他，说“俄国酸葡萄不好吃，要俄国熊吐出到嘴的肉极端困难”，并且预言，你懂英语，将会得到出使英国或者美国的任命。

从曾纪泽开始，因为懂得外语而担任外交官的人，这才慢慢多了起来。与他的出身经历极为相似的，就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他也是因为懂得英语而派充参赞，成为公使的。这一点，清朝实在是落后于日本太多了。日本官场的英语学习，时间比中国早得多，力度比中国大得多，获利比中国多得多。

自古以来，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官场，就有外语学习的传统。唐代、明代，学汉语，清代，荷兰人登陆，他们又开始学习西洋语。所以，这才有明治维新的一举成功。反过来看，这也更加证明了曾纪泽的开英语学习之风气的历史意义。第三，通过对曾纪泽英语学习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而研究，英语如何成为一部分人的工作语言、谋生语言、职业语言，近代史上中国官场的外语学习如何成为可能，如何成为时髦，如何成为时代潮流。我们不能总抓着一个收回伊犁不放。

研究了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我们可以研究曾国藩的五个女儿五个女婿，可以研究曾国藩的四个兄弟。举例来说，曾国荃的研究，从研究现状来看，还有很大的空白，那么，从学术信息来看呢，就是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很多的课题，从研究前景来看，还有很大的潜力。

双峰不止一个曾国藩家族，还有其他的湘军将领，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阶级背景，他们的军政经历，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的经济状况，都可以成批次地研究。这一点，曾国藩研究会可以列出选题，分配任务，定期推出。

（本文根据王澧华先生11月20日“富厚大讲堂”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