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十五岁即离开家乡湖南湘乡从军，成为一名湘军将领；他担任过歼灭阿古柏叛乱、抵御沙俄入侵的前敌总指挥，并且成功收复新疆，使这片在中国版图面积上占了六分之一的国土免遭沦陷，历史上功劳如此巨大的民族英雄有几人？他在收复新疆后，一直致力于新疆的战后重建和筹建行省工作，并成为新疆第一任巡抚，在治理和开发新疆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样的国家建设者，特别在目前西部大开发热潮掀起时，我们是否应该记取？他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坚决主张抗击侵略者，直到临死犹“口中喃喃呼将士，指述边事”，这样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不值得我们尊敬？他曾经捐献5000两白银，促成了东山书院创建，推动了湘乡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样一位慈善者，难道我们不应该怀念？
这位湘军将领就是刘锦棠。拨开历史的烟云，解密尘封的档案，面对辉煌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同时，他也是家乡教育事业的推动者，情系故土的慈善家；对于他的第二故乡新疆，他不仅是收复者，更是开发者、建设者，他敢于任事，清正廉洁，淡泊名利却贡献巨大，是新疆史上不可或忘的人物。他是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情系家国的楷模。他短暂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省湘乡县城江（今属山枣镇）人。其父刘厚荣、叔父刘松山均是曾国藩所辖湘军将领。刘锦棠十岁时，也就是咸丰三年（1854），其父在与太平军作战时阵亡，不久母亲因生活所迫改嫁，刘锦棠由祖母抚养，此时被迫辍学。五年后，他进入叔父刘松山的“老湘营”当兵。“老湘营”（后称“老湘军”）是曾国藩麾下一支精锐部队，原为王珍创建，王珍死后由刘松山统领，因刘锦棠作战勇敢，且为人机灵，故深得叔父刘松山赏识，经过几年历练，即让其总理“老湘营”营务。同治七年（1868），“老湘军”被调往陕甘清剿回民起义和镇压土匪武装，此时起，归陕甘总督左宗棠节制，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被回民义军击中，坠马而亡。刘松山死后，左宗棠命刘锦棠接“老湘军”总统一职，并奏请赏给刘锦棠三品京卿衔。从此，刘锦棠在左宗棠的统一指挥下，独当一面，率“老湘军”转战于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
阿古柏是邻近新疆西部的一个中亚汗国军事首领，同治三年，阿古柏越过边界进入新疆，直抵喀什噶尔回城，又派兵攻占了英吉沙尔回城，不到一年，便成为这一带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同治五年，阿古柏侵略军攻占叶尔羌。年底，侵入和阗。当地人民与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抗战，阿古柏屠城五昼夜，五万余和阗人死于其屠刀之下。同治六年初，阿古柏自称“毕条勒特汗”，悍然宣布成立伪“哲德莎尔”汗国。这年夏天，率军东侵，夺取了乌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等地。同治九年，先后攻占了达坂城和吐鲁番，接着进攻乌鲁木齐，成千上万的回民被侵略者活活烧死。不入，侵略者又派兵攻占玛纳斯，之后，阿古柏返回南疆阿克苏新建的宫殿，以全疆统治者自居。同治十二年，陕西回民武装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到新疆，投降阿古柏，成为侵略者的鹰犬，进行危害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
阿古柏政权在南疆的出现，自然引起了英、俄两个当时的大殖民地国的关注，它们都力图把这个政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下，阿古柏为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国和沙俄。但是，英国和沙俄都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拉拢阿古柏的，因此，新疆也就成了英俄争夺的对象。我国西北边疆危机更显严重。同治十年，沙俄正式攻入伊犁地区，夺取了鲸吞整个新疆的第一个桥头堡。英国也与阿古柏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入阿古柏所占领的任何地方，同时，向阿古柏提供军事、政治顾问。在这帮外来侵略者的血腥统治下，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盼望着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支援。驱逐侵略者、收复新疆，成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清政府某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员最关心的问题。
光绪元年（1875），刘锦棠受左宗棠之邀，率“老湘军”出关，挺进新疆。当时，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此时的左宗棠已值暮年，然老当益壮，为了祖国的统一事业，毅然抬棺西行，誓与侵略者决一死战。这年八月，左宗棠奏请委任刘锦棠为总理行营事务，也就是说，除指挥本部“老湘军”外，其他入疆部队均归刘锦棠节制。左宗棠坐镇兰州，“前路进止机宜，由刘锦棠相机办理，不为遥制。”
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刘锦棠身先士卒，每战必亲临前线，同时他使用“缓行速战”的策略，步步进逼，逐个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各城，攻克了阿古柏重点设防的胜金口、达坂城和吐鲁番一带，然后出兵南路，先后收复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东四城，收复了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和阗等西四城。在这场战争中，刘锦棠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信任并善于利用维吾尔等族人民的情报，善于分化瓦解敌人营垒，他优待俘虏，安抚难民，兵不血刃而使敌军自行瓦解。他极善于捕捉战机，及时调整军事部署。随着西征清军的节节获胜，阿古柏大势已去，于光绪三年四月在库尔勒自杀。随着收复新疆战役的结束，刘锦棠一生的戎马生涯也告结束。不久，通过外交谈判，清政政府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给沙俄，俄兵退出伊犁九城。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第二年清军进驻伊犁。新疆一系列善后工作，直到新疆建省等事务，都责无旁贷落到了刘锦棠身上。
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虽然从汉代开始，我国中央政府就开始对它进行了统治和管辖，但一直没有将它设立为一个单独的行政省区。到清朝时，龚自珍、魏源等著名思想家先后都提出过新疆设置行省的主张。左宗棠也是新疆建省的积极倡导者，他数次上折，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置郡县，图久安长治。刘锦棠也就新疆建省的议案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他根据自己在新疆亲历的实际情况，认为新疆现在所设的厅州县太少，地广人稀，且与甘肃形同唇齿，应该仿照江苏建置大略，让甘肃新疆连一片，设置甘肃新疆巡抚。关外不受甘督遥制，巡抚驻扎乌鲁木齐，管辖哈密以西各道厅州县，统辖全疆官兵，督办边防。清政府经过反复的征求意见和讨论，觉得刘锦棠主张可行，终于在光绪十年十月初二日（1884年11月19日）正式宣布建立甘肃新疆省，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加兵部尚书衔，督办新疆军务，统一指挥全疆各军，筹办边疆防务。至此，历时几代人所追求的新疆建行省的愿望，终于在刘锦棠手里实现了。
刘锦棠50年的人生旅途中，前后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祖国西北的新疆度过的。他担任了首任新疆巡抚后，竭尽全力经营，为开发建设新疆、促进新疆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制定了新的《新疆屯垦章程》， 在安置难民、兴修水利、推广水稻种植及渔业养殖、兴修道理桥梁、清丈地亩并改革赋税制度、禁烟禁赌、植桑养蚕、发展商业贸易、改革币制、兴办义学、整军经武、改革官制与整顿吏治、改革人犯审判制度与军流安置办法等方面，均作出积极的努力，并且收到了不可低估的效果。他这一系列改革，对于新疆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巩固西北边疆的安全，对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以后，新疆以其独立的省级行政建置呈现在世人面前，它在西北边疆的重要地位也不可动摇地被确立下来。刘锦棠为人朴实，在新疆期间，勤政廉洁，关心人民疾苦，他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深受当地人民钦佩，以至他请假离开新疆回乡探亲人们都恋恋不舍。时至今日，许多熟悉新疆历史的人都对他深为怀念。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刘锦棠在新疆的积极作为，对当前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光绪十五年（1889），刘锦棠在湘乡老家的祖母已经是85岁高龄，她思孙情急，中风倒地，危在旦夕。刘锦棠于这年请假回到了湘乡老家，回乡路上，“因沿途感受暑淫、触动旧便血及手足麻木诸证”，他自己也病倒了，于是，他上折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家终老。但是，朝廷因为新疆事务离不开他，没有答应他的请辞，只肯延长假期，并接连对他进行封赏，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著赏加太子太保衔”。同年九月，赏给刘锦棠祖母匾额一块，绸缎若干匹。并指示：“俟假满后启程赴京陛见”。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正当刘锦棠准备启程赴京时，其祖母病逝。按照清朝惯例，父亲先故于祖父母，应由嫡长孙代行守制，于是，刘锦棠正式请求开缺，得到了朝廷了的批准。以后的几年，刘锦棠一直在家乡，身体未见好转，病情不断加重。但朝廷一直没有忘记他，光绪二十年又加封他为一等男。
刘锦棠是一个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清官，他的廉政品行非常值得称道。早在任“老湘军”总统时，他经过一年苦战攻克金积堡，缴获敌军银钱19万两有余，全部交公；克复乌鲁木齐时，缴获敌存粮100多万斤，亦全部归公。他在克复阿克苏等新疆各城时，共缴获敌存银70153两8钱6分，他全部上报交公。这种节操在那个时代是极为难得的。收下凭自己打拼而来的敌营物品似乎算不上贪污，社会舆论也不会太关注。许多将领将缴获物据为己有而致富，如曾国荃、李鸿章等人，即是明证。像刘锦棠这样不贪不取廉洁奉公的人，确实非常少见。到他终老时，他已身无余财，但他对社会公益活动却非常热情。刚从新疆回到家乡时，湘乡的士绅正在酝酿建立一所新的书院，他闻讯后，带头募捐，自已捐款5000两白银，还积极动员自己的部下捐献。在他的倡导下，很快建起了东山书院，也就是现在东山学校的前身。该院首开湖南学校教育西方科学文化之先河，特别重视新式教育。后来，培养了毛泽东、萧三、陈赓、谭政、毛泽覃等领袖人物和革命家、军事家（他们都出自这所学校）。可以这样说，刘锦棠倡导捐建东山书院，不仅推动了湘乡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其遗泽还惠及中国革命。
十九世纪70年代至二十世纪初，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1884年6月，法军进攻清军驻地北黎，制造了北黎事件，8月上旬，又进攻我台湾基隆，8月下旬，侵袭我福建马尾军港，面对侵略者的武装挑衅，刘锦棠义愤填膺，他当即向朝廷上奏《请率师与法夷决战折》。在折中，他声明绝不妥协退让，坚决请求与法一战。因当时新疆刚收复，刘锦棠尚不宜离开，朝廷未同意他的请求，但他不久又上了一道《遵旨酌度仍申前请折》，坚决要求与法一战，因为他手中握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他本人又是一位为中外倾服的将军，所以他的这种态度，对当时形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壮大了主战派的队伍。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开始对朝鲜和中国进行挑衅，妄图更进一步侵略中国。当时刘锦棠因守制和养病在家，他在湘乡县城听到了日本即将入侵的消息，连忙召集旧部，准备进京陛见。他准备上前线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鲜进贡的使臣连忙回国告诉国王，说有刘某负责东征，尽管放心了，足见他当时的声名远播。朝廷也在此时多次传旨，想让刘锦棠别练一军，开赴抗日前线。他“闻命之下，即治装扶病启程，自谓年力未衰，一息尚存，自当勉济时艰，力图报称”。可是，他空有杀贼之心，此时已无力回天了，病体中风多年，油尽灯枯，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死之前，他将儿子和旧部召集床前，口授遗折，说：“死不瞑目，伏愿皇上圣谟坚定，激励将帅，扫荡夷氛……”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呼将士，指述边事”，大呼“公辈好为之”，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只可惜时运不济，英年早逝，夺去了他再一次为国血洒疆场的机会。一个直到死时犹关注着民族利益和国家责任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纪念他。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早已进入繁荣富强的一页，但是对于历史，尤其是充满创痛和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忘却，近代史上那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奋斗的先驱们，也值得我们讴歌和记取，诚然，他们当中，许多人已走进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比如冯子材，比如刘铭传，他们都是刘锦棠的战友，这些人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续奋斗。但是，对于刘锦棠，这位伟大的爱国者，这位功勋卓越的民族英雄，我们似乎有所遗失，这种遗失，暴露了我们缺乏的人文精神，也给我们提了醒：有些人，不应该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