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士卒通称“湘勇”，其名湘乡团练百勇之士，最早见于咸丰三年湘乡知县唐逢辰《加谕百勇练局条规》。湘勇是湘军组建的基础，又是湘军征伐的劲旅。十余年来，湘勇跟随曾国藩驰骋十八省、作战尤以忠挚，为湘军制胜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湘军之源
湘勇和湘军组建于同一历史时期，都发祥于湘乡这一圣地。两者为同根所生，共脉相通，有着共同的战斗任务，即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各地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就其组建的时间和关系而言，湘勇早于湘军，湘军是在湘勇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恰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湘军原称湘勇，本以来自湘乡县之勇丁而得名”[1]。
早在道光二十九（1849年），曾国潢组织“安良会”，镇压境内饥民起事，为湘乡团练的先声。咸丰元年1851），金田起义爆发后，王珍在湘乡首倡团练，据他后来记叙：“我在湘乡办团练，自咸丰元年中秋后起，至十月初而粗成。其时，贼在广西，谁知团练二字为何物？忽闻此议，莫不掩耳而走。两月之间，悉心开导，只恃此一点血诚，不计成败利锐，不顾祸福生死，任劳任怨，以成此举。”[2]稍后，李续宾也在家乡桥头冲办起了团练，其宗旨“以正人心为主，以固人心为先”；其办法是：“乡人三丁出一报名，团长将其姓名、年貌、箕斗、户邻皆注于册，各备一械，守望相助。有事则团长呜锣以集之，无事则各自执其业。凡事毕，则父老公议其赏罚，其名册则团长收之。所捐之资，以供行事伙食及刀矛炮火等之用。”[3]这是湘乡最早的两支团练乡兵。
咸丰二年，太平军首进湖南，湘乡知县朱孙贻奉旨办理团练，邀请绅员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錱、李续宾、刘蓉等人，共商团练事务。颁布了《合邑绅耆酌议条约》。这是湘乡第一个团练章程，共十款，对团练的宗旨：任务、组编、操练、器械、执警、防守、救援、经费、纪律、处罚都有明确规定，内容周密，举措积极。《条约》规定，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全县各都各坊普遍办理团练。朱贻孙亲自主持团练，讲授武艺，又用官府名义颁布告示，制订了三条纪律，对勇丁的行为进行约束，内容为：
“如有不遵号令约束，造谣惑众，奸淫虏掠，泄露军情，损坏人民房屋、坟墓及身体，犯此者死。如有聚饮赌博、吸食鸦片、遗失器械，喧呼斗殴，犯此者杖革。如有点名无故不到，操练不勤，出入不告，吹弹歌唱，争先恐后，犯此者责罚。”[4]
经过精心调教，湘勇团练初露锋芒。当太平军进入湘南地区时，绅员王錱、赵焕联、王勋、朱兰桂、张清如、赵福元等率团勇，前赴衡、永、郴、桂一带防剿，克复城池，肃清南路。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湘勇被调至邻县宁乡边地布防，“贼踪畏避”，湘乡“获安”。[5]
是年，曾国藩因其母亡丁忧在籍，他从家乡团练中看到了希望之光，为之撰写了《保守平安歌三首》，这是对湘乡团练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孕育了他组建新军的思想理论。曾国藩身居朝廷高位，担任过兵部侍郎，对清代制军八旗、绿营的垂暮之势和腐败无能有深刻的认识。咸丰元年（1851年），他向朝廷上了《议汰兵疏》，指出：“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而生其新肉”。[6]此时，曾国藩便有了整顿八旗、绿营之念，其后，清军在和太平天国的较量中节节败退的事实，更坚定了他改弦更张之念头。他决计以湘勇团练为基础，移木栽花，组建一支新式军队，以适应当时形势的急需。
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奉旨出任督办湖南团练大臣，他上奏曰：“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7]次年初，曾国藩调集罗泽南、王錱所部湘勇，以及湖南其他几支著名的团勇到长沙“束伍练技”，编练新军。曾国藩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议，以罗、王湘勇为基础，将各地团勇编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珍和邹寿章任营官，统称“大团”，又称“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直接指挥，官发口粮。这是曾国藩筹办新军的第一步，是湘军最初的队伍。这支队伍从初建之始，即按曾国藩的建军思想，以湘勇为基础，由湘乡文人任主将的新式军队。
湘军兵卒
曾国藩组建湘军，仿照明代戚继光之兵法，又汲取湘勇团练的成功经验赤地立新，彻底改革兵制，废除世兵制，实行募兵制。
清代八旗、绿营实行世兵制，即父辈加入军籍后，其子孙后代世袭为职业兵。这种世兵积久而染恶习，嗜烟嫖赌，武备废驰，缺乏战斗力。曾国藩决计改革兵制，实行募兵制，由湘军营官亲募兵卒，自成一营。以后，又对兵卒定期更替，吐故纳新，以永葆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为之拟定《招募之规二条》：
“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父母、兄弟、妻子、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
募格须择技艺娴熟，身强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8]
第一条是讲募兵制度，取具结保，造具名册，是为了保证兵卒的纯洁性，并加强对兵卒的控制。凡招募者须由原籍审定，不收用无根之子和游荡之徒；凡遣散者则按册归籍，由县都坊和户主收而察之；凡私逃者按册禀告原籍，追而捕之，从严究办。
第二条是讲募兵标准，这是仿效戚继光募兵之法和湘乡团练募勇之法。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专论募兵标准，认为选兵“第一可用之人”，乃“乡野老实之人”，这些人“黑大粗壮，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色”，具有农夫气质。湘勇团章规定，“团勇必选身力精壮，素常安分有家室者，断不可滥收无赖匪徒及老弱无能者。”[9]曾国藩认为，山农朴实少心窍，勇毅有血性，是理想的募兵人选。
湖南是一个汉蛮杂居的地域，地形以丘陵为主。翻阅湖南地方志，关于湖南人性格强悍的记载，诸如：“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率多劲悍”、“任性刚直”、“刚劲勇悍”、“其民尤当力气，好武少文”……比比皆是。曾国藩以湘乡人为兵，看中的就是湖南人不怕死，霸得蛮，勇往直前的果敢作风。他募兵不仅以山农为标准，而且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所以以本籍人氏为主体，利用同乡、同族和亲友等裙带联系招募兵卒。湘军将领大抵如此，曾国荃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些土著人氏有竹马之交，故土之情，血缘之亲，平时如手如足，战时相援相救，富有很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种私人之间的裙带关系，是湘军组建的坚实基础，也是战斗的力量源泉。
因此，湘军组建初期，士卒全是湖南人，尤以湘乡人居多。据同治湘乡县志记载，湘乡邑人参军极为踊跃，或一乡一地合群入伍，或一家一族几代从戎，至咸丰六年，湘乡参军者已逾两万之众。以后湘军出省作战，湘乡籍将领又多次回乡募兵，湘勇人数骤增，出现了众多的同乡军、家族军，遂成湘军劲旅。
湘军劲旅
在湘军兴起后的三十多年间，湘勇转战各地，战功颇著。“南逾百粤五岭，东暨全楚、三吴、两浙、七闽，转战关陇、齐、豫、燕、晋，西迄三峡、滇、黔，又西北薄雪山戈壁、五戎百狄之域，固无不一仗湘人师武臣力，挈已失之疆土以还之朝廷”。⑨据曾国荃统计，此间从军的湘乡人，先后有20余万人。同治湘乡县志对湘军的战功和湘勇的作用，有一段简明 的概述：“咸丰初，粤匪首祸，乱者四应，蔓延几遍天下。曾文正公奉命督办湖南团练，创立楚军（即湘军），而湘勇尤以忠挚。……将士一心，募朝夕发，天戈所指，几乎无役不服。”[10]湘军的战功，当然不只是湘乡一县将士所能。但是，诚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所云：湘乡“兵勇朴诚敢战，为他处不能及者。”他们“在家则为良民，临阵则为死者。急公家之难，不以小挫而损声威，不以屡胜而形骄悍。”[11]
以上所述的湘勇“忠挚”、“朴诚”、“敢战”，乃是湘乡邑人的地方性格，也是湘乡将士的血性精神。忠挚则深明大义，忠于国家，忠于将领，忠于职守；朴诚则淳正厚道，安分守纪，服从指挥；敢战则以克敌战死为荣，以畏难苟活为羞。湘勇的血性豪情，既是他们立身的精神支柱，又是他们临阵的物质力量。
下举数例说明之：
先看湘乡邑人从军之激情。王定安《湘军记》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当湘军初起，山农柔懦者亦颇畏远征。及援江西，士人轻死陷阵，叠克县城。国藩闻而乐之，益以忠义激励将士。而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肖启江之伦，皆崇纪律，重廉耻。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于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12]上述的七名湘军将领除塔齐布为 满州人外，其余皆为湘乡人氏。正是因为以曾国藩为首的湘邑将领以礼治军，才使湘人皆服，乐于从军，争出效命，死无怨心。
再看湘勇作战的忠挚。所谓忠挚，即兵对将以忠心，将待兵以诚挚，仅举三河之役一例说明之。咸丰八年，湘军将领李续宾、曾国华与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鏖战于安徽三河镇，太平军以10万之众包围湘军5000之卒，湘军苦战数日，其参将和士卒伤亡惨重。众将劝李续宾退守图存，续宾曰：“军兴数年，皆以退走损国威，长寇志。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义当死战以报国，诸君可自图生也。”诸士卒皆曰：“誓与主帅共命，愿从公死。”续宾具衣冠望阙叩首，取所奏延旨及批摺焚之，曰：“不可使之落于贼手也。”续宾怒马驰入贼阵，往来奋战，毙贼数百，血战而亡。是役，文武官弁死亡数百人，士卒数千人。将为卒着想，卒与将共命，相争以死报国，这是何等忠挚，何等悲壮！
三看湘勇为湘军付出的代价。同治湘乡县志《义勇》篇，专记湘勇英烈，以阵亡时间和地点为序，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殉难湘勇的名单。笔者统计，从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1851-1871），湘乡阵亡于战场的士卒共有21335人，平均每年有一千余人，其中战死者15706人，占74%；病故者5624人，占26%。从大江南北至西南西北，从东南沿海至中原大地，全国十八个省都留下了湘勇的血迹。
据旧志记载，湘勇在各省死亡人数：湖北6538人，安徽4095人，江西2055人，广西1881人，湖南1745人，四川734人，江苏466人，浙江336人，河南269人，广东216人，贵州213人，福建137人，陕西104人，甘肃56人，云南17人，山西13人，山东12人，直隶8人，还有大批为死亡地点不明者。
上述大量病故，多为瘟疫流行。瘟疫流行速度快，地域广，死亡率几乎为100%，其危害仅次于炮火，甚至大于炮亡。咸丰八年，湘勇在江西战死者256人，而病故者达358人；同年，在广西战死者417人，病故者729人；同治元年，又在江西战死者114人，病故者竞达353人，为战死的三倍多。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湘军的战功堪称奇迹，作为湘军劲旅的湘勇，以“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13]他们在“我不知兵，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的信念驱使下，与太平军、捻军浴血战场，维护清廷统治，书写了一幕兄弟阋于墙的世间惨剧，同时，在西北、西南、东南战场上，收复新疆，抗击法军、日军，舍身逐敌，保疆护土，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当然，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惨重的。
最后，笔者还想说几句题外话，看了旧志《义勇》篇大为震惊。该志编篡者费尽心血，不辞烦琐，不惜笔墨，把两万多名义勇一个不漏地列入史志，实在难能可贵！这些义勇绝大多数是无名声、无地位的小兵小卒，按照传统惯例，他们是名不入经史的。然而，湘乡旧志却这些小人物，与盛名显耀的名臣、名官、儒林、文苑等大人物，一并编入《人物志》。旧志总算对这些小人物有个历史记载，对后人有个交待，可谓是震古烁今的史册。这对现今修志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别忘了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小人物啊！
参考文献
[1]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51页。
[2][3][4]皮明勇：《湘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5][10][11]清同治刊《湘乡县志》。
[6][7]《曾国藩全集》（1），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1、40页。
[8][13]《曾国藩全集》（14），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465、304页。
[9]《曾国荃全集•文集》（6），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6页。
[12]王安定：《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74页。
作者简介
刘铁铭（1964—— ），湖南湘乡市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院长助理，教授，从事高校“两课”教学和乡土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