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有署名为梦残的《癸卯四月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一册，不知为何人之作。今受友人之托，考述如下。

 

一 《日记》的外表特征

 

《日记》系线装本，黄纸，长、宽为200mm×120mm,凡60页（未写页码）。《日记》系事先印好之薄册，一天的记事又分为12直栏格，依次为：月日、读书、静坐、属文、作字、绵绵穆穆之室日记（页中之标识）、办公、课子、对客、回信、习劳、游艺等项。

 

“绵绵穆穆之室”系曾国藩的书斋名之一，曾氏在咸丰元年七月初一至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之日记，就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亦是统一印好之簿册。但仔细比较两者，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曾氏的簿册“回信”栏目后印有“自戒惧而约之，以至於至静之中无少偏倚……”共104字之“座右铭”，梦残之簿册中即没有印此文。二是梦残之簿册中在“回信”栏目后多出了“习劳”、“游艺”两栏目。

 

粗略翻阅《日记》内容，多系梦残记载“大学堂”之事，曾国藩没有在“大学堂”任过职，且《日记》中之墨迹，亦非曾国藩手迹。因此，《日记》不是曾国藩之《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但据其内容中涉汲的有关人事，很有可能为曾氏后人所为。

 

二 癸卯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

 

《日记》四月初一载：

 

大学堂□课监试。

 

初四日载：

 

是日，学堂以东三省事，学生鸣钟演说，议论庞杂。

 

廿三日载：

 

午刻，学堂公祭吴挚甫於陶然亭，停课一日。

 

笔者谨按：

 

从书院到学堂之变，起源于清末。当时称“大学堂”的首为“京师大学堂”。据《北京大学校史》载（摘录）：

 

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为京师大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是年12月开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三日，西太后下令停办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又得以恢复。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1903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发起了“鸣钟上堂”的声讨大会，控诉沙俄侵占我国东三省的罪行。吴挚甫先生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

 

综上所述：

 

梦残在《日记》中，其四月初一日、初四日、廿三日所记的人和事，与北京大学校史所述完全吻合。因此，《日记》中的癸卯年，指的是清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

 

三 《日记》之作者“梦残”即曾广镕

 

1、“梦残”为“广”字辈人

 

检《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以下简称《族谱》），曾氏家族五兄弟之后人中的纪、广、昭（宝）三代数十人中，仅见曾国荃之孙广河又号梦荪。其它竞无人用“梦残”作名、字、号或别号之记载。但检《日记》初三日有：

 

岳松叔寄银千两来，以二百赠余兄弟

 

之句。“岳松”即曾纪寿，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之子。“梦残”称曾纪寿为叔，由此可知：“梦残”当为“广”字辈人。

 

又检《日记》廿二日记有：

 

询敬怡补缺事，亦已定矣

 

之句。廿九日记有：

 

接南京信二件，敬弟信一件之句。检《族谱》：曾广铨，字靖彝，号敬怡，曾纪鸿四子，过继给曾纪泽为子。“梦残”称敬怡为“敬弟”，又曾广河又称梦荪，亦可为佐证，“梦残”为“广”字辈人无疑。

 

2、“梦残”即曾广镕

 

检《日记》廿日载：

 

为黄淑人立主，自行写好，文曰：

 

皇清诰封淑人曾母黄淑人神主 男宝楞 昭万奉祀

 

宝楞虽殇子，仍书名者，拟存其后也。新小孩命名昭万，本日为淑人生辰，故择□之。本日接女儿信，请立主也。

 

再检《族谱•卷十三》载有：

 

纪鸿三子广镕，字理初、号远行、行亨六……署理湖北按察使，辛亥归田。

 

配黄氏。安化黄自元女。清诰赠淑人。清同治七年戊辰四月二十日未时生。年三十一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正月二十七日戊时没……。生子一昭楞，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初三日丑时生，幼殇。生女一，宝菱，从善化姚源伦。

 

据《日记》与《族谱》之载，由此可知：

 

1、曾广镕元配黄氏是清末榜眼、大书法家、安化黄自元之女，皇清诰封淑人。

 

2、《日记》（四月）二十日记“本日为淑人生辰”与《族谱》中“清同治七年戊辰四月二十日未时生”相吻合。所以曾广镕选择黄淑人生日这一天为亡妻立神主牌。

 

3、《日记》中“本日接女儿信，请立主也”，从《族谱》中得知，黄氏另生有一女儿宝菱。再据《曾宝荪回忆录》考订：宝菱时有15岁，随祖母郭太夫人在南京念书，她就是曾任延安鲁艺戏剧系主任、解放后任中央戏曲学院院长的张庚先生之母。女儿写信请求父亲为自己亡母立神主，合情合理。

 

4、《日记》载：“宝楞虽殇子，仍书名者，拟存其后也。”《族谱》载：昭楞“幼殇”。昭楞死于黄淑人前，故曾广镕在黄淑人神主中将男宝楞用长方框以示区别。“新小孩命名昭万”，查《族谱》知：广镕继配为长沙周明远女，其长子“昭亿”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三月十六日午时，至立主之日出生仅三十余天，故广镕称其为“新小孩”。

 

5、《日记》涉及的“大兄”、敬弟、季弟均系曾纪鸿之子。“大兄”即曾广钧（号重伯），敬弟即曾广铨（号敬怡，出抚给曾纪泽），季弟即曾广钟（号季融）。

 

至于《族谱》中曾广镕没有“梦残”别号之载，文人中笔名有多达数十个的，不可能全部登录。

 

黄淑人之子，《日记》称“宝楞”，《族谱》中称“昭楞”，曾氏“昭”与“宝”即一辈人，“宝”字辈多用于女性，但曾国荃的男孙曾昭六，别名即“宝慈”。笔者引用之《族谱》，系曾约农先生1945年在乡所修。离1903年有42年了，想来是修谱时统一了。但曾国藩家族第6代孙辈至今有用“庆”字，也有用“倩”字作辈份的，“庆”与“倩”即一个辈份。

 

曾广镕称之为“新小孩的”、《日记》中叫“昭万”，《族谱》中却叫“昭亿”，“万”与“亿”都是中文的数字，也应该是大了以后改称吧。

 

总之，据以上主要材料考证：“梦残”即曾广镕。

 

四 《日记》发现之意义

 

曾广镕（1870——1929）字理初，号甄远，行亨六。清特赏员外郎、选授刑部员外郎、花翎二品衔、湖北补任道、湖北牙厘局总办、简授湖北施鹤兵备道、署理湖北按察使。辛亥归田。

 

曾广镕与其兄曾广钧、其弟曾广铨、曾广钟均系辛亥归田的“国家高干”。对曾国藩孙辈的研究，目前尚是空白。他们的著作，仍然沉没在有关图书馆。据笔者所知：曾广钧有数学著作手稿数种、曾广镕的往来书信有上百封，都收藏在湖南图书馆。据上海地方志载：曾广铨是清末著名的翻译家，他首创“蒙学公会”，创办《蒙学报》《时务日报》，《昌言报》所载国外新闻，都是由曾广铨译英文。他还翻译有小说《她》（即《长生术》）等文艺作品，并和章太炎译述《斯宾塞尔文集》。曾国荃孙曾广河即为维新变法而死。曾纪泽之子曾广銮即“自立会”之人。曾氏家族广字辈之人，大都为维新党人。这与研究曾国藩思想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曾广镕在京师大学堂工作始于何时、止于何时？目前尚不清楚。但其一个月的日记，却记述了京师大学堂许多人和事。例《日记》中有七日（次）记述了与邹沅翁（新化先生）之交往。其中：初九日，有“至学堂晤新化先生……邹先生拟移入编书局”之句；十一日，有“晤新化先生，约后日来学堂编书局”之句；十八日，有“至编书局晤沅翁，商酌地学会事”之句。经考订：新化先生邹沅翁即著名的舆地学家邹代钧字沅帆，（1854——1908）。其祖父邹汉勋即湘军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好友。邹代钧于光绪十二年（1886），曾经两江总督曾国荃推荐，随刘瑞芬出使英俄等国。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京，后任京师大学堂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湘乡曾氏与新化邹氏三代世交。上述曾广镕三天日记中提到与邹沅翁的交往，似乎邹沅翁入编书局、创办地学会都与曾广镕有极大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日记》廿八日载：“下午至邹沅翁处，晤杨皙子、梁壁源、皆湖南之开通者。”杨皙子即杨度字皙子，（1874——1931），他的祖父杨礼堂是李续宾湘军部的哨官，伯父杨瑞先也在湘军。三河之役杨礼堂阵亡。杨瑞先（杨度10岁时过继给伯父为子）却死里逃生，后因军功曾任归德镇、朝阴镇总兵。1903年，杨度是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进士考试的，取一等第二名。

 

梁壁源即梁焕奎（1868——1930）亦湘潭人，湖南宪政公会建立的发起人，湖南实业学堂首任监督。

 

《日记》中还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曾广镕与同事数十人的往来、京师大学堂因“东三省”事件发生的学潮、吴汝伦（挚甫）逝世的追悼会、曾氏家族的活动等多有略记。《日记》的发现，对曾氏家族的研究、湘军集团及其人物的研究、北京大学校史的研究都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