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于1872年春去世后，为后人留下的十数万宗汇集于湘中双峰县（原湘乡县）荷叶镇家府富厚堂藏书楼之藏品，尤其是曾氏日记、家书、奏折等达1500万字之手迹、与朝廷谕示、朝廷赐予的褒奖荣誉品等成为含金量最高的珍品,成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先人积聚难，后人要永久保存好更难，处在社会变迁、政局动荡、书楼保管设施不是很好条件下的曾氏后裔，为保管保护先人遗墨作出了巨大努力。
曾纪泽：遵父命自京陵返乡，“在家中建楼藏书”
1865年，奉旨北上剿捻即将离职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令子纪泽将在总督府金陵的77大箱书籍档案运抵老家，因南方多雨潮湿易生霉虫，纪泽为那一大滩倾注父亲心血的宝贝无处存放很伤脑筋，他在家书中向父亲诉说：“惟书籍一时难以料检，宅中无宽屋大楼便于藏庋之所……男既出则无人能照管者，此其难也”，并建议修建书楼。其时，剿灭太平天国功成名就的曾国藩感到也是可以修造家府的时候了。于是，他写信谕示纪泽与曾国荃、曾国潢“两叔商议”建楼事宜，并告之 “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然木料非常之难，果能否？”并商询曾国荃“富土宅可移兑否”，通过协商将富土宅原是曾国荃的土地兑换过来，由是展开了为期八年、当地人称为侯府的富厚堂建设工程。
今天人们看到的富厚堂侯府，便是纪泽在其叔父曾国荃、曾国潢支持下完成之杰作，这既为父亲藏品作了安置，也为兄弟尔后收藏预留了空间。在富厚堂近万平方米的建筑中，书楼面积达2200平方米，最大的是南边收藏曾国藩藏品的“公记书楼”，紧相连的曾纪泽自己的“朴记书楼”，北侧则是属于曾氏二公子曾纪鸿与其郭氏夫人的“芳记书楼”。
曾氏故后，其生前曾有家书、奏稿等“不可发刻送人”的遗愿并没有得到执行，满清朝廷命李瀚章、李鸿章两位重臣牵头，由曾纪泽具体负责，对曾氏遗存的墨迹进行整理，编篡出版了长达1500万字的巨著《曾文正公全集》。
曾纪鸿、郭筠夫妇：先父遗产视若珍宝，精心呵护不敢差池
曾国藩离世时书楼建成尚不久，曾纪泽请了彭芳六为书楼管理人，随后相继有彭芳六、贺老头、王子陵与女儿王席珍四任管书人走进侯府书楼，对藏品进行编目、装裱、修复、陈列、服务查阅等日常维护管理。
1877年，曾纪泽承袭侯爵进京，后偕夫人远赴欧洲担任使臣乃至后来朝廷令其“回京供职”，曾氏家府管理重任落在曾纪鸿夫妇身上。曾纪鸿大多数时间跟随父亲读书，不到34岁便英年早逝，青年守节、身体多病且得过瘫痪症、养育四子一女的纪鸿夫人郭筠成为居家时间最长、履行实际管理职能的曾府大家长。这位接受过良好教育、在读书、写信、料理家务、作诗并著有《艺芳馆诗钞》、被称郭太夫人（晚号艺芳老人）的她，循曾国藩之遗嘱家规言传身教，将曾家“管理教导得极其合理”，书楼数十年平安无事，她的芳记书楼还增添了纪鸿与她爱好的诗词、医药、小说、卜占等不少新藏。有书楼作底，曾家诸多后人受其教育濡染，儿子曾广钧成为继曾国藩之后曾家第二位进士，孙儿孙女多人留学国外，回国后在我国科教界建树颇丰，人才辈出。每逢文正公生日与忌日，曾家便将文正公手迹摆出来，供家人祭祀怀念。乃到后来，孙女曾宝荪、孙曾约农姐弟将在长沙创办的女校以艺芳为名以其对祖母的怀念。
曾宝荪、曾约农：国难动荡求平安，解数使尽护遗墨
1916年郭筠去世至抗日战争前期20余年间，因求学从业全数外出的曾家主人对家府基本是“遥控”管理，府内事务基本由管家料理，执掌书楼重任的第三任管书人王子陵与女儿王席珍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为藏品的安全完整立下汗马功劳。在1941年侵华日军大军压境湖南之时，艺校女校被迫停课而离开长沙的曾宝荪、曾约农姐弟，装载文正公手迹等珍贵藏品运抵香港躲避国难，祈愿却没能寻觅到暂时隐藏的安全处所，却偏偏遭遇占领香港、四处搜刮钱物并强迫“捐献皇军”的日军，一行人带着老祖宗墨宝东躲西藏，数番处于危境之中，历尽磨难，饱受国破人亡的滋味苦不堪言。
在日军铁蹄下无法安生，曾氏姐弟只好“申请返乡”由九龙渡到香港。甚好通过余六铁先生介绍“认得一位四川的廖傅亚先生。廖先生答应他先把文正公的手迹－家书家训、手书日记等带入，并说‘我包你一张纸也不会失落’。……正上船时，约农一手拿一只契箱，一手拿一个药箱（都是日本人的禁物）正怕被扣，忽然有一个余六铁先生的日本朋友，代约农接去，直上船梯，未受检查，真是万幸”，曾宝荪记曰：“总而言之，我们在那时，到处蒙上帝的爱护，不然早已没有人了！”
到了广州湾，四人发“天狗热”（称登革热）病，随行的艺芳工友宋增福一病不起死在广州，疲惫奔波的一行人还要为其“办丧事，将他好好的葬在广州湾，并立碑留记”。在坐湘桂火车经桂林往衡阳的路上，又遇日军飞机轰炸。
“我们真象由死里复生一样快乐，这样悲欢离合，也是感人的事。”千辛万苦辗转回到富厚堂、后来用如此言语描述当时情形的曾宝荪当看到家府书楼“一尘不染，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由衷生发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欣慰之情，对比曾国荃府中藏书一本不剩之惨景，感慨亦唏嘘的曾宝荪后来以“负责、勤劳、诚恳”，“看护书楼，亦如自己生命”来评价书楼管理人王席珍与她的父亲”。此时，为逃国难的曾府后裔相继归家，使冷清已许多年的富厚堂再度热闹。
抗战期间，日军曾盘驻永丰一带达一年之多，相距三十余公里外的富厚堂所在地荷叶系湘乡、湘潭、衡山、衡阳四县毗邻之地，成为日军、国军与抗日游击队出没十分活跃之处，曾约农巧妙地与其周旋，保护侯府与藏品免遭不测。一次，一位赵姓军官一定要驻扎富厚堂，曾宝荪得知赵系张灵甫将军部下后与之交涉：“说明我们是司令的好朋友，请格外维护，赵果打电报与张，张回电要赵极力保护，并说到危险时，还要赵保送出境，这样才保全了富厚堂。……连最出名的三十二师，过我们境内也秋毫无犯。”将曾国藩家书列于座右的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也曾电令“就地驻军保护先贤曾文正公故宅”。1945年夏初，一队日本兵到了‘猫坳’的地方，在离侯府不远3公里的贺家坳经过，当地人四散躲藏，幸好日本兵只是过路，没有进府骚扰，富厚堂躲过一劫。在此期间，接待过来富厚堂借抄《李秀成亲笔供词》的广西文史馆人员的曾氏家人，在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的同时不得不倍加小心，轮流跟随监视，须臾不离，唯恐有失。
台湾曾氏后裔：共聚商议图大计，藏品捐赠故宫博物院
解放前夕，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再次将曾国藩手迹等珍藏装于“五大特制铁皮箱”后带往香港，在那里停留一年后转到台湾定居，可惜其中一特制皮箱不知去向。
“自从来台湾后，我们有一件最大的心事”，晚年年事已高的曾宝荪姐弟，想到如何把“千辛万苦带出来的文正公、忠襄公、惠敏公以及祖父母等的手泽。尤其文正、惠敏的日记，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记录，可说不是曾氏一家之宝，乃是国家之宝。我们所住的房子，是木头日本式的，邻舍又近，万一发生火警（曾发生水灾），如何能抢救！有吴相湘、杨家骆、刘国瑞、毛子水等各位先生劝我们先由学生书局影印重要的一部分出版，以便流传世界，万一遭大难把原文失掉，人间还有遗迹可考，我们便欣然赞同。”
1962年，曾氏姐弟将尘封了上百年的《李秀成亲笔供词》原件借出交由台湾世界书局，由该书局主事人杨家骆教授按相近规格的纸张和原版尺寸影印予以出版，将李秀成供词原汁原味地披露在世人面前，从而拨开了关于曾国藩隐藏李秀成供词争讼之迷雾，澄清了是非，还之以事实真相。
“自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国际情形转变，我更觉得保存困难。我与约农那时都近八十，这些文件如何保存？所以在文正公一百六十岁生辰－阴历十月十一日，我们便请了与文正公血统关系的人，来我家茶会，讨论办法。计来有俞大维夫妇，俞大刚夫妇，宝苏及蔡声瑞，十妹及谭季甫，绍杰夫妇，卓贝见 来夫妇，昭承、昭六、昭楠，镇廉、镇洛夫妇、曾周莹，……我们向文正遗像行礼之后，开茶点之前，我就提议保存文件办法，讨论番后，决计寄存故宫博物院，在座的均无异议，于是就决定照办。”
我们今天尚有证可查的那极其珍贵的曾国藩手迹，乃是解放前夕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带往台北的“五大特制铁皮箱”中的四大箱、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书籍。解放后，富厚堂被政府接管，藏书楼存放部分“挑选”出的“两百多担”，如今分存于长沙湖南省博物馆与湖南省图书馆，其余部分散失。而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曾纪泽带往台基厂住地的档案书籍被乱兵抢劫，“台基厂房屋被烧毁，文正、惠敏公的书籍与纪念品等以及当代名人的手迹也跟着付之一炬”，还付出四个工友生命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