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五四”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历经百年耻辱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开始探寻中国的方向，开始救赎国家的艰辛道路。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漫延，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国内的实业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民族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得以快速发展，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形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晚清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曾国藩的外孙聂其杰就是其中之一。
聂其杰家世
聂其杰（1880-1953年），字云台，湖南衡山县东乡（今属衡东县）人。近代著名实业家。父亲聂缉槼（1855-1911年），字仲芳，官至苏浙皖三省巡抚。母亲曾纪芬（1852-1942年），曾国藩满女，咸丰二年（1852）出生在北京贾家胡同曾国藩寓所。
聂缉槼家与湘乡（今双峰县）大界曾氏仅一山之隔。父亲聂亦峰以咸丰二年翰林，散馆拣发广东知县，历宰剧邑，累官至高州府知府，补用道员。聂亦峰为官勤恤民隐，卓著循声。聂缉槼长得一表人才，生平好经世之学，虽无科举之名，然秉公办事，乐善好施酷似其父。1869年，曾纪芬由叔父曾国荃做媒，与聂缉槼订婚，其《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同治八年（1869年）记载：
余之姻事即定议于此时，忠襄公作伐之函今犹在也。纳采回聘等事皆忠襄公代办。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继续看好聂缉椝的才干，在晚年两次举贤不避亲，以“才大心细，精檄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等语，向朝廷保奏这位亲侄女婿。
1875年，曾纪芬嫁入聂家。她一生由侯门千金，而巡抚夫人，而工商巨擎的太夫人，起居八座，子孙绵继，寿登耋耄，既贵且贤，世人谓其“福寿全归”。这一切皆因她秉承父亲的勤俭美德，严格以父亲的修身治家之法来教育子女。曾纪芬对后人的教育从不放松，即使对已经成年的子女，仍随时耳提面命，管束查察从不疏忽。她说：
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
曾纪芬生育子女11人，除长子因病早逝，其余子女个个成才，尤以三子聂其杰不再步父辈入仕途，而是经营工商业，从事纺织，开办银行，经营航运，开发矿产，凭经营之才，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商界领袖和大财阀。
聂其杰于1880年出生在长沙，三岁时随父迁居上海，生活在江南制造局内。江南制造局是他的外祖父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创办，是当年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科技与管理方法而“洋为中用”最活跃的窗口，长年聘请了一大批外国科技人才和翻译人才。1884年，聂其杰的父亲任该局总办，母亲的好朋友、傅兰雅的夫人教他学习英语，在洋技师的指导下，他又自学了电气和机械等课程。这种中西结合的环境，对他来说是得天独厚的，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下，他的“洋务细胞”异常活跃。
聂其杰与恒丰纱厂
聂其杰的企业经营活动，是从参与复泰公司工作继而主持恒丰纺织新局开始的。1904年，父亲聂缉槼任江苏巡抚，命组织复泰公司，由亲信汤癸生任总经理，聂其杰任经理，从事纺织工业的发展。后又租下华新纺织新局，聂其杰任董事。华新纺织新局是官商合办的企业，系由当时的上海道台龚照瑗呈请李鸿章奏准设立，创办人除龚照瑗外尚有惠通官银号负责人严信厚和华新轧花厂主人汤子壮、苏葆元堂药铺主人苏葆生及士绅周金箴等人。华新纺织新局于1891年正式开工。在正式开工后的最初六、七年间，业务情况比较好，并有一定的资金积累，生产规模也有了扩大。但是自甲午战争以后，外资纺织厂商大举来华设厂竞争。华新情况转恶，连股息也发不出，最后终至失败，不得不出租给复泰公司经营。
1905年春，汤癸生病故，聂其杰继任复泰公司总经理。其后，华新开始连年盈利，经济效益显著。1909年，聂家以31.75万两银价，将整个华新盘下，取消复泰公司，改组为恒丰纺织新局（聂缉椝亲自命名），即恒丰纱厂，成为聂家独资经营的产业。
为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聂其杰紧跟国外的新技术，在恒丰引进新设备，积极进行技术改造。恒丰使用的动力是华新沿袭下来的蒸汽锅炉，由于蒸汽锅炉的热度不稳定，引擎运转的速度不一致，影响到纺织品的均匀度。而且锅炉煤耗大，常常需清除水锈，费用较高。1912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正谋推广营业，奖励各厂家使用电气动力，所需电力马达可以出租，租费低廉，较之使用蒸汽锅炉，便宜得多，而且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别人尚在观望之际，聂其杰断然决定采用电动机，使恒丰成为华资纺织厂采用电气动力的第一家。恒丰改用电力马达，先由纺部开始，继即推广至织部。自此以后，不仅生产成本减低，而且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至1915年间，16支锭扯，据说已达到0.9磅左右，棉纱的品质也有很大的改进，其所出16支云鹤牌棉纱，且成为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标准纱。而且，从厂方到工人中间多一重包工头对工人的剥削的包工头制，也因机器采用电力马达而废除了。
同时，他又对厂里的设备做了大胆的除旧布新，将旧车售出，购进新式机车。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又花大本钱聘用洋员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他特约瑞和洋行为厂里装配零件，请光裕洋行派技师来厂教练润滑油添加方法，又聘请德商瑞记纱厂英籍工程师雷达蒙（Redmond）为工程顾问，随时来厂视察机器保养和指导修理工程
当时恒丰生产技术与管理制度的改革，得力于聂其杰的倡导。聂含章在其回忆录中说，聂家独资经营恒丰的初期，“真是百废待举，又没有懂技术的工程师来协助，苦闷之极，云公乃下决心，投身入车间，努力研究技术，先从动力传动等入手，渐渐得到纺织之原理。”
聂其杰主持复泰时期，就感于纺织技术人才的缺乏，拟自行训练培养。恒丰成立以后，他从企业乃至整个纺织业的长远利益考虑，即着手筹办技术培训班。首期训练班开始于1909年，由聂其杰亲自主持，从英算入手，并学习金工，车间内则聘有英籍工程师教习实地平车等工作。训练班共开办八期，中间曾委托南通纺织工学院代办。这些早期受训的技术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纺织界的精英。其中傅道绅先是任纺织厂厂长，解放后担任西安纺织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任尚武(任弼时的侄子)，解放后先在恒丰当厂长，后调北京，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的院长；黄炳奎、廖泰松都是恒丰的主要技术骨干，后来也担任了某纺织厂的厂长。后来，聂家后人常常自豪地说：“1949年后许多纺织厂的厂长都是从我们恒丰培养出来的。”
由于聂其杰在技术和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又使西方列强无暇来控制中国市场，使恒丰在10多年间有了大的飞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盈利逐年增加。随着国内振兴实业、抵制洋货和实业救国运动的兴起，恒丰更有了发展的社会基础，于是聂其杰锐意进取，积极拓展事业。1919年6月，聂其杰发起创办大中华纱厂。大中华纱厂的规模和设备，在当时来说都是第一流的，故有“模范纱厂”之称。这家规模宏大的纱厂的创办，足以标志聂家经济的发达和聂其杰的企业活动的高峰，同时也是标志着中国民族纺织资本发展的顶点。1920年4月，由聂其杰、王正廷、吴善卿、李柏葆、张英甫、李国钦等人所发起组织华丰纱厂，厂址设于吴淞蕰藻浜，占地100余亩。1921年，又联合张骞、荣宗敬、穆藕初、徐静仁、薛文泰、刘福森、杨翰西等人，发起创办中国铁工厂，专门制造纺织机器，是我国最早的纺织机械制造厂。董事长为被称为“状元实业家”的张謇，总经理由聂其杰兼任。在此前后参与发起和创办的企业还有：中美贸易公司、大通纺织公司、中华劝工银行、上海纱布交易所、恒大纱号、长沙协丰粮站、维大纺织用品公司、泰山砖瓦厂、益中福记机器瓷电公司等。
1920年8月，聂其杰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继而又被推选为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走出聂氏企业和家族的聂其杰，登上了上海工商界领袖的地位。
聂其杰与“五四运动”
早在1912年，刚过而立之年的聂其杰被邀任工商部顾问，受民国初期国内振兴实业热潮的鼓舞，根据自己素抱的“实业救国”主张和治厂经验，撰写《拟办中国模范棉工厂说略及其预算》，认为民国初立，正是振兴民族实业，夺取产业经济主导权的良机。
1917年，聂其杰与蔡元培、黄炎培、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临时总干事。这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后专门开设职业学校，推进职业教育，以培育职业教育人才，这是他开始走出恒丰，以实际行动改造社会的第一步。他还写了一本仅10余页的小册子《大粪主义》。书中说，在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当世之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体面，三为娇懒，四为奢费。这四毒，只需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一切就化为乌有了。其理论虽显荒诞，却有着最朴素的民本思想。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学生运动。6日，上海城内同济等校联合商界致电声援：“若一二日内大局未决，随即罢市”。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举行，有80余所学校派代表参加，选举产生了组织机构，瞿宣颖（后成为聂其杰妹夫）被推选为秘书室主任。大会通过通电全国各地学生，拥护支持北京学生的主张，反对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罢免卖国贼，并电请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继而通知全市学生罢课，号召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同时出动宣传队上街演说，将日本的无理要求和北京政府的卖国意图以及要求政府拒绝签订对德和约的经过告诉民众，请求爱国民众积极抵制日货多用国货。
在上海的学生声援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上海工商界也开始声援学生，抵制日货的行动。6月5日，上海纱厂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其后三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参与工厂43家，工人总数约6万，这是开埠以来上海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罢工活动。此时的聂其杰，不仅完全不顾自己纱厂的正常生产，支持、协调纱厂工人的罢工，还积极为涉世经验不足的学生出谋划策，提供开会场所。当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部长的李玉阶先生回忆：
老实说：我们这群天真无邪的青年负责学生，除潘公展为市北公学教员年纪有27岁外，年龄最大者不过25岁，都是初出茅庐，未见世面，经验有限，安能担当中国历史上这样空前的救国运动的责任！我们当时深恐走错一步影响全局；幸承各方响应爱国运动的《申报》社长史量才，上海市商会会长聂云台，广东商会会长汤节之，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仕绅贾季英、沈信卿、穆藕初、及《大晚报》社长沈卓吾先生从旁协助，共商大计。当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最紧张的时候开始，每天晚间上述各位先生均能抽出时间，和我们学联会负责人在《申报》社长办公室或在聂家或在黄家一起会谈研商应变办法。及今思之，当时苟无这许多位老成持重的爱国长者策划指导，其后果将不堪收拾。
在上海的示范下，抗议很快席卷全国，武昌、九江、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浪潮波及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记录到这段历史时认为：“工人发动罢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象征中国的历史发展迈向新的转折。”正是在聂其杰等为代表的工商力量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五四运动”才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谱写了全民族爱国救国的崭新篇章。
聂其杰与上海总商会
在“五四运动”这场全民运动中，一向以担当“领袖众商”自任的上海总商会的表现并不是光彩的。1919年5月4日后的几天内，上海总商会的负责人静观事态发展，不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至5月9日，正当学生游行被镇压之时，上海总商会内一些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老派商人发出“佳电”，主张先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然后再与日本交涉归还青岛。“佳电”在5月10日《民国日报》刊载报露后，立即引起公愤，一时间舆论大哗。上海工商界也群起责难，指责上海总商会违反民意。
随着抗议之声渐成主流，上海总商会内部传出“改良总商会”的呼声，认为现在的总商会“一味与官僚派接洽，暮气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必须重选明哲之才。73岁的朱哲三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之职虽长达四年，也不得不迫于压力辞职。
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原有的33名会董中有31人落选，新当选的会董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还不到40岁，一批有现代商业背景的年轻的民族实业家迅速登上舞台。41岁的聂其杰众望所归，被选为总商会会长。经历“五四运动”的上海工商界，成为上海总商会新旧更替的重要推动力量。
聂其杰上任后，提出总商会在新形势下要承担新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人类处世，历一时代有一时代相应之生活，故新时代即有新生活，匪惟新其生活之法而已，更当新其生活之资。”所谓“新其生活之资”，就是“经济改造，革新工业”。他认为：“时势推移，吾国亦既不能保守固有之旧态，蓦然进入新时代矣，则起以图新生活之所资，如改造经济，革新工业等，乌可再缓。”他又说：“近今三十年中社会之改革，学术思想之变迁，为历史上最关键之一时期。今后三十年中此种新思潮之发展，即西方化与东方化相见作战酝酿之重要时期也。”旨在提醒上海工商界要把握住今后三十年中“新思潮之发展”的历史契机，振奋精神，急起直追，不可再错失时机。
在聂其杰这种思想指导和支配下，上海总商会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业家的力量，成立了财政、陈列所、图书馆、出版部、交际、公证、调查、华商道契八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商会的职能；他还兴办工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习学校，创办《上海总商会月报》，培养商业人才和发布商人声音；他提出“立国之道以振兴实业为先，振兴实业以推广国际贸易为要”，不仅在上海开办商品陈列所，从1921年起连续三年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还积极组织国货工业品出国参赛，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上海总商会在聂其杰的领导下，掀起了一股气势磅礴的革新潮流，推动了上海工商业的较快发展。聂氏家族所经营的纺织、机械制造、电力、商业、金融等一系列企业，也因取得成就而名声大噪。
但遗憾的是，1923年起外国资本侵入，华资棉业惨遭打击。聂其杰也未能幸免，所经营的各企业都有巨大损失，恒丰纱厂负债达六十万银元，大中华纱厂甚至不得不忍痛出售。1924年7月，上海总商会届期改选，虞洽卿当选会长。1926年，聂其杰在恒丰纱厂交出领导权，以退休名由退居幕后，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