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铨（1871-1940），字靖彝，号敬怡，行利二，笔名“餐霞主人”。
清同治十年（1871）正月二十六日，广铨出生于金陵（南京）两江总督署。广铨本系曾纪鸿第三子，因曾纪泽之子广铭半岁即殇，纪鸿之妻郭太夫人怜长兄嫂悲哀过度，愿听择一子暂为抚养。俟异日得子再行退还。曾国藩闻之即说：“即行过继，照李少荃家之办法，何必言日后退还语。”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广铨即抱归长房。次年九月，曾纪泽夫人刘氏生一子，名广銮。纪鸿夫妇仍伸前议，欲将广铨退还，并说“不应以小宗乱大宗”。纪泽不允，云“文正公前以分示， 岂尚有他辞？”由此，曾广铨就一直由曾纪泽夫妇抚养成人。
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大臣，曾广铨随同出国。据曾纪泽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一日之《日记》载：
未正，偕清臣乘火车，送铨儿至城外塾中稍学英文，女师名嘉本德尔，清臣之二子皆从授读，铨儿与之同塾，较方面也。
此时，广铨已有8岁，半年之后，曾纪泽与广铨通信，即“写一西字函谕广铨儿”。至光绪七年九月，曾纪泽日记中，仍有“写英字函言广铨儿”之句。曾广铨从嘉本德尔学习英文，当有二年以上。
在英、法、俄，广铨随父出入上层社会，游览风景名胜之区。曾纪泽不仅教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并“教铨儿舞棒”。在父亲的培养下，曾广铨在异国不仅接收到了西方的文明教育，国学基础知识也一并相应的提高。
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奉召回国，年仅16岁的广铨即已精通英、法、德文及满洲方言。
曾纪泽回国后，历任兵、户、刑部侍郎，又兼管钱法堂事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衔门大臣、同文馆事务大臣等数职，曾广铨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曾纪泽去世才承荫出仕。《曾氏族谱》载其履历为：
清正一品荫生、特赏主事员外郎、兵部武选司、兵部主事、兵部员外郎、四五品京堂加赏花翎二品衔、钦差出使韩国大臣、钦差出使德国大臣。历任福建兴泉永兵备道、云南逾西兵备道、云南粮储道，辛亥归田。
其实，曾广铨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初时叫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官名为“总办”），为我国早期有名的《蒙学报》《昌言报》《时务报》等的创办人，时为著名的翻译家，但至今仍鲜为人知。
创办蒙学公会
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曾广铨、汪康年、叶翰、汪仲霖在上海创立蒙学公会，宣称“端师范、正蒙养、选成才”，11月23日，办《蒙学报》创刊，登载适合五至八岁、九至十三岁儿童的两组文学、数学、智学、史事、舆地读物，旨在对新学堂和向新学堂靠拢的学院、私塾所开国文、数学、博物、史地诸科予以辅导补充。主笔由叶翰、汪康年、曾广铨担任，《蒙学报》为旬刊石印线装。[《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13）1897]
担任《时务报》英文翻译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于上海英租界
四马路石路。创办初期由汪康年担任社长，梁启超任主笔，章太炎、王国维等分任各栏目编辑。另聘曾广铨、张坤得及日本人古城贞吉为翻译。
《时务报》为旬刊、册报。每册32页，约三万馀字，连史纸石印，线装书格式，最大发行量达17,000余份。
《时务报》创办之际，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之时。推动这场运动最主要的舆论工具即《时务报》。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时务报》因官方要接办，从第69期开始，被迫改《时务报》为《昌言报》。
任《昌言报》英文编辑及接办《昌言报》
《昌言报》总理仍为汪康年、梁鼎芬为总董，章太炎主笔，翻译仍由曾广铨担任。
《昌言报》对“戊戌变法”失败采取观望态度，故前五期不载“论说”，改刊曾广铨翻译、由章太炎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从第六期起刊登了一系列同情光绪皇帝的文章及译文，旗帜鲜明支持维新变法，反对慈禧执政。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总董梁鼎芬害怕受到牵连，从第七期起，公开刊登了脱离《昌言报》的启示，说《昌言报》已交“餐霞主人”经理。“餐霞主人”即曾广铨的化名。曾广铨也怕受到牵连，但又碍于梁鼎芳的面子，于是二人合计，先转交曾广铨，然后由曾广铨推脱出去，以化解当局的注意力。故曾广铨也顺手在《昌言报》封面上登刊《启示》曰：
启者：昌言报馆已由前经理人与捐款诸君议妥，盘与鄙人接办，业经登《申报》暨《中外日报》亮承公鉴。惟鄙人现因诸事冗集，照料难周，故暂托日本安腾虎雄君代办。此后馆事，鄙人即不与闻。
曾广铨实际仍为《昌言报》的负责人，只是总监由安腾虎雄出任。日本人不在乎保守派那一套，第八期、九期仍登曾广铨译文《伊侯觐见时间鉴》《李傅相与日本伊藤侯问答》、康有为《蒙古盛衰论》《回教盛衰论》等文，怂恿国人还得谋求变法之路。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对变法后的舆论十分观注，于是发表了查禁全国报刊之谕。1898年11月19日，《昌言报》第十期刊登了禁报之谕后，随之停刊。但昌言报馆并未停止其它业务活动，光绪二十五年，昌言报馆还出版了曾广铨的译著《长生术》等。
创办《时务日报》
汪康年在创办《时务报》（旬刊）的同时，一直有办日报之意。光绪二十四
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5.5），始由曾广铨、汪康年及其堂弟汪大钧联合创办了《时务日报》。
该报宗旨是“转环时务，广牗见闻”。所登新闻“重在条择西报，凡紧要新闻及有益之论说章程，悉行摘录”。
《时务日报》也为避免《时务报》要被改为官报、恐被一同被接收，只出了103期，而改名为《中外日报》。
曾广铨与《中外日报》的关系
《中外日报》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9年8月17日）创刊。初由汪
康年、曾广铨、汪大钧3人合办，后由汪康年单独经营，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广铨似乎没有作为股东参与。但《中外日报》出版刚好一个月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戊戌政变”。该报为了避免清廷当局追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关系，经曾广铨公诏，于是年八月二十九日（1898.10.14）聘英国人杜德勒为发行人，属英商公茂洋行产业。
次年，汪氏兄弟又从英商手中赎回《中外日报》，然而因经济拮据，只能求助于张之洞，《中外日报》实际上成为了官报。该报于1911年2月25日停办。
担任“两广独立”密谈翻译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际，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太后在“剿”与“抚”
之间摇摆不定。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提出了“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的主张。此时，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外日报》社社长陈少白献策说：“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并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深表赞同，立即告诉孙中山。刘学洵即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说：“傅相有意罗致”，即可让孙中山“来粤听命”。
其实，李鸿章、孙中山双方都没有底，是有意诱捕？还是互摸底细。1900年6月17日，然所谓“两广独立”密谈还是进行了。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去迎接，邀请孙中山、杨衢云二人“过船开会”。然孙中山担心诱捕，仅派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去赴会。当夜10点多钟，宫崎等3人被接至刘学洵的公馆。李鸿章因孙中山未至也没有出面。密谈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3点。曾广铨担任了此次密谈的翻译，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事后，宫崎在其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一文中仅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
出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
光绪二十七年（1902）十二月，京师同文馆被奉旨归并入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1902.3.16），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咨呈外文部，清侯补五品京堂曾广铨到大学堂协助办理交涉事宜。同年十一月，张百熙先奏请改并之同文馆为大学堂翻译科。同月十九日，奏定变通方法，于华俄银行余利项下，拨四万馀金作经费。十二月诏以曾广铨为翻译科总办。是年十二月初八日。曾广钧之女儿曾宝荪在南京写信给其父说：
五叔（即广铨——引者）在京得大学堂之差事，为同文馆总办。
由此可知，京师同文馆刚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初叫“同文馆”，后称“翻译科”，初时的官名即叫“总办”。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京师大学堂在北河沿购宅一区，将翻译科改名为译学馆（即“外语学院”，分英法德俄文四科，区别于译书局等），曾广铨任译学馆监督（即外语学院院长）。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曾纪泽夫人刘侯太夫人丧。曾广铨因“丁母忧”，开缺回长沙料理丧事，由开州朱启钤代任译学馆监督。曾广铨在京师大学堂工作仅年馀时间，其中还赴日本等地考察，但其作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开办人，在现北京大学外语学院的校史上应留下了闪亮的一笔。
充任韩国、德国出使大臣
曾广铨回长沙料理刘太夫人丧事毕，并没有守孝三年。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一日，上谕曾广铨充出使韩国大臣（《清史稿》第950页），次年十一月初六日回国，任期刚好一年。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戌午，上谕曾广铨以三品京堂充出使德国大臣（《清史稿》第956页）。
此外，曾广铨还充任福建兴泉永兵备道、云南迤西兵备道、云南粮储道，辛亥归田。
病逝香港
民国年间，曾广铨生活在北京、长沙、香港等地，对曾氏家族子弟多有教育、帮助。曾广铨夫人李氏，系李元度第四女，有《筱吟斋诗钞》行世。其子曾约农先生，留学英国归来与曾宝荪创办长沙艺芳女校，继而为长沙克强学院院长，湖南大学创办人之一，是湖南五大教育家之一（民国）。1950年曾约农去台湾，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等职。
曾广铨因心脏病于1940年在香港去世，其侄女曾宝荪曾挽曰：
幼继大宗，长承庭训，缟带使重洋，不辱君亲，暮年心痛破裂河山，荆棘竟能戕永寿；
既失庭辉，又燔杏苑，寄尘来百粤，更倾诫命，今日目睹飘零屦仗，竹林从此有馀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