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曾宝葹是曾国藩第四代曾孙女，即曾国藩的二子曾纪鸿，纪鸿的二子曾广金容的女儿。我妈妈一共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不幸刚出生不久就得了肺炎早殇，后来就生下我们姐妹二人（我姐姐于均华，我叫她毛姐）。我于1941年初出生在重庆，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我爸爸在英国大使馆做翻译，所以我们全家都住在那里。因重庆经常遭日本飞机轰炸，很不安全，我十个月时，母亲又带着我们姐妹和安华姐(我的表姐，我姑妈的女儿，帮我妈妈料理家务和带我)到了长沙。后来因我妈妈有病，爸爸也辞去重庆的工作到了长沙，我们在长沙又住了两年，而我来到这个人世间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却遭遇了两次几乎丧命的险情。

一次是在重庆，我出生才几个月，奶妈抱着我正好遇上日机轰炸，一个弹片朝我们飞来，奶妈赶紧用手抱住我的头，可是弹片却打到她的手臂上，把她的手臂划伤，如果不是她用手臂护我，弹片落到我这个才几个月的孩子的头上，后果可想而知，是奶妈救了我。还有一次是我们到了长沙以后，我和姐姐在后院一口长方形的井边玩耍，我跟在她后面在井口上跨来跨去，毛姐在前面跨过去，我就跟在后面也跨过去，她再跨过来，我也跟着跨过来，她再转身跨过去，忽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我就掉到井里了。这个井很深,还好里面有少量的水，如果是枯井，我就要被摔死，如果水很深，我就要被淹死。我们租住的是左宗棠的故居，院子很大，住了很多房客，院内还有防空洞，正好那天有很多人来躲警报，有人听说有小孩掉到井里了，于是大家赶紧过来帮忙想办法，总算我命大，是集体的智慧和行动把我救了上来(我姐姐的回忆“岁月如梭”中有详细生动地描述，此文刊登于曾国藩研究导报第11期)，众多出主意帮忙的人和从井里抱我上来的那个年青人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时局紧张，长沙也很不安全，加上又发生了我掉到井里的事，于是我们全家又一次来到富厚堂(在我出生以前，爸妈和毛姐就来住过一次)。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曾氏后裔为了躲避战乱，也都纷纷搬到富厚堂来，若大一个侯府庄园顿时被曾家的人住得满满的，来晚了的没地方住，就住到文吉堂去了。在富厚堂大舅(曾宝荪，因终身未婚，我们以舅相称)和二舅(曾约农，也未婚)掌管着曾家全族的各种事务，住在八方门。他们二人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在长沙办了艺芳女中，全力投身于教育事业，是曾国藩第四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海内外知名人士。

我和姐姐是曾家的外孙，所以曾家的长辈们我们都叫舅舅和姨妈，同辈的都是我们的表兄妹。我妈妈的大排行第九，所以曾家的孩子都叫她九姑妈，而她自己的亲姊妹就有九个，四男(七舅曾昭亿，九舅曾昭楗，十五舅曾昭棉，十六舅曾昭楝)五女(大姨妈曾宝菱，六姨妈曾宝芝，伯妈曾宝蘅，妈妈曾宝施，十姨妈曾宝莎)。我家住在正堂(摆祖宗牌位的堂屋)的后进，左邻右舍都是舅舅姨妈、表哥表姐，非常热闹。爸爸到富厚堂以后曾在附近的白果镇中学教英文。我爸爸于熙俭有兄弟三人，我的伯父娶了我妈妈的姐姐曾宝蘅，所以我们叫她伯妈，叔叔娶了我妈妈的堂妹曾宝苗，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三兄弟娶三姐妹。

我到富厚堂正好三岁，我的阴历生日是腊月初八，过完生日不久就过年了。这里过年有个节目，就是小孩们举着自己的生肖灯笼在八方门走一圈。我是属龙的，举着一个龙形的灯笼，安华姐抱着我也走了一圈，从此开始了我在富厚堂的快乐的童年生活。我从四岁到六岁一直住在这里，富厚堂依山傍水、山清水秀，又有众多表兄弟姐妹玩耍，所以这三年的富厚堂童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留恋，也最无忧无虑、最快乐的日子。这三年中记录了多少故事，多少童趣……

每年过年从三十晚上一直到正月十五，全富厚堂的人都聚集在正堂，先拜祭祖宗，然后一起吃年夜饭，我们小一辈的都在一桌，共十个人。当时我们把第一个吃完饭的叫走头一枝笔，第二个吃完的叫走二做皇帝，第三个吃完的……一直往下排，有一首顺口溜，歌曰：走头一枝笔，走二做皇帝，走三骑白马，走四马鞭打（赶马的），走五一枝花，走六呷粑粑......后面记得不太清楚了，大约是，走八坐桥子，走九呷甜酒，走十点状元。每次第一个吃完的都是沅姐(曾宪源)，果然她是我们晚辈中学习最好的最聪明的，后来考取了北大数学系，而最后吃完的都是我和芸妹。后来我常想，从这首歌谣中反映出这样一个理念：读书是第一位的，而做皇帝倒排在第二位，可见曾氏家族对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重视，所以出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实际上曾家也是做学问的人多，做官的极少，只有曾国铨的后代曾宪植因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当上全国妇联副主席。

富厚堂的小辈中我和芸妹(曾宪熙)是最小的，芸妹比我还小几个月，我的小名叫么妹，这是重庆的奶妈这样叫我，于是后来就成了我的小名，富厚堂的大人小孩都叫我么妹(只有佣人叫我三小姐，因为我在于家的排行是第三，我叔叔也有两个女儿，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毛姐是老大)，可是我的性格却像个男孩子，调皮胆大爱动，而且我一直是剪男孩子的头发，可芸妹倒是温和秀气得多。在我们两人之间我叫她芸妹，她叫我么妹，因为我们俩个最小，所以玩得最好，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干什么都在一起，哥哥姐姐们还有读书、学习的任务，而我俩太小不要读书，所以一天到晚就是玩。

富厚堂的东头有个思云馆，后面有一座后山，山上还有炮台、石桌石椅，这座后山是孩子们经常去玩的地方，尤其我和芸妹每天都去，我们在山上捉迷藏、爬树、采野果、捉蝴蝶……尽情地玩。后山有很多很粗的楠竹，我们就爬到顶，再滑下来，我当时虽然只有四、五岁，却也能自如地爬到顶，大一些的孩子还能从这棵竹子爬上去，够到另一棵竹子的顶尖后，再从那棵竹子滑下来，非常危险，不小心就会摔下来，但孩子们却觉得很好玩，一点都不怕。山上还有一棵大白果树，到秋天，熟了的白果就从树上掉下来，满地都是，大家就在地上捡白果，当地上的白果都捡完了，我们就跪在地上向白果树叩一个头，然后等一会，如果听到哒哒的响声就到处找，常常能找到几颗白果，就高兴得不得了。山上还有很多枇杷树，秋天枇杷熟了的时候，八方门就专门派佣人到山上摘枇杷，把摘下的枇杷分成许多份，每家每户都分一份。等大人们摘完了，我们小孩就来劲了，又是爬树，又是用竹杆打，把树上还剩下的一些零星枇杷摘下来吃，这里的枇杷又大又甜，特别好吃。

思云馆有一个很大的荷花池，里面种有荷花，池中还有一个亭子，两边有两口水井，这里也是我们常玩的地方。思云馆还有两棵大茶花树，开花季节满树茶花又大又红，特别好看。但是八方门管理极严，谁都不许乱摘，只许观赏。如果谁家摘了就要挨罚，以前似乎发生过这样的事。

富厚堂有东西两座藏书楼，平时不许小孩随便进去，只有沅姐经大舅特许可以进去看书。可是有的孩子也想进去看书，书楼外面有一棵树，有一根粗枝正好搭在藏书楼外面的走廊上，于是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就爬上树，再爬到枝杆上到走廊，于是就可以到藏书楼里看书了，如看西游记、三国等。

除了在后山和思云馆玩以外，富厚堂的宅内宅外都有非常宽广的场地，这都是我们游玩的地方。玩得比较多的是跳房子、踢毽子、跳绳等，谁先开始就以划拳来决定，双方举起手口里喊着：铜拳(握拳)、剪刀(食指和中指伸开)、布(五指都伸)，其中的含意是：铜拳砸剪刀，剪刀剪布，布包铜拳，如果我出剪刀你出布，我的剪刀剪你的布，我就赢了，于是赢的先跳。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所以富厚堂有许多缴获的刻有“太平天国”四个字的铭钱，但这种铭钱不能当钱用，我们就用它做筹码来赌输赢。另外我们还演三国演义和山大王的游戏，大家最愿意做的是赵子龙，最不愿意做曹操。另外春天到菜园捉蝴蝶，夏天晚上捉萤火虫，我当时很不明白萤火虫身上为什么会发亮。离富厚堂一里多路有一个杂货铺叫肖家塘，有时大人给我们几个铭钱我们就到肖家塘买片糖（红糖）吃，吃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件乐事。

比我们大的孩子都有学习任务，他们要学古文，写作文，还要学数学，学英语。我的五舅(曾昭桓)早年留学美国，他数学特别好，但有头痛的毛病，可是他一做数学题头就不痛了，一些哥哥姐姐在他那里学数学，他非常高兴，头也不痛了。五舅妈从长沙寄来一大罐巧克力糖，他为了吸引孩子们去学数学，凡是去学的孩子学完后都可以分到一小块巧克力。我和芸妹虽然还学不了数学，但为了想吃糖也常常去那里，五舅见我们来了，也分给我们一块巧克力，所以只要我姐姐他们去，我们就跟着去。我和芸妹还常常到八方门，大舅他们在那里打麻将，我们就去给大舅二舅捶背，大舅知道我们的来意，就说：“×姑娘，给么妹芸妹拿块糖!”我们达到目的，拿了糖高高兴兴地走了。

五舅不仅学有所成，回国后曾在几所有名的大学(如复旦、交大)任教，而且还和七舅(曾昭亿，毕业于南洋大学铁路管理科)参加过陇海线和京汉线的设计建设。我的太外公曾纪鸿是近代有名的数学家，他的后代中很多都是很有数学才能的人。我虽然不是搞数学的，但在高中时我的数学却特别好，我并没有花什么功夫，可是每次数学考试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一、二，学数学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遗传吧，有点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专业学数学。

大满舅(曾昭绵，我们也叫十五舅)会装收音机，留声机，他不住在富厚堂，住在金塘湾满舅妈家，有一次他坐桥子带着他装好的收音机、留声机到富厚堂来，把收音机打开放给这里的孩子们听，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小盒子会说话、唱歌，尤其是放留声机，一块黑色的大园盘，上面有很细微的纹路，中间还有一圈红色，唱片放在一个能转的盘子上，上面放一根固定好的针，唱片一转，针磨唱片就放出歌来，我们很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孩子们纷纷议论，后来芸妹偷偷跟我说：“你不知道吗，这是杀了一个人，放在唱片里面做成的，要不然怎么会唱歌，你看这唱片上还有血！”你指着唱片上中间的红色说。我听了以后非常害怕。后来我去问我爸爸，爸爸很好笑，于是跟我讲唱片会唱歌的原理，我根本听不懂。

曾家家规很严，只有每年过年从三十晚上到正月十五可以掷骰子压宝，搞搞赌博外，而平时绝对不许，那怕舅舅们打打麻将也要瞒着八方门。还有不许信迷信，不许求神拜佛，请巫师，所以富厚堂没有神龛。至于嫖妓，男女之间的不规之事，更是不用说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有一些美国联军到了中国，正好到了白果镇，于是我爸爸就把几个美国士兵带到富厚堂来参观，跟他们讲富厚堂的历史、背景，他们竟然发现这里的很多人能用流利的英语和他们交谈。后来爸爸跟我们说，这几个美国士兵非常吃惊，为什么在这穷乡僻壤会有这么多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真不可理解。我爸爸还把富厚堂的小孩们召集起来，和这些美国士兵集体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我印象很深，一直保留到上世纪60年代。

抗战胜利了，这是全国最大的大事，富厚堂的大人小孩都欢呼庆祝，敲锣打鼓，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都举行各种庆祝会，曾氏家族也在大夫第(曾国荃的庄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上大家表演节目，其中有一个小品“小红帽”又叫“狼外婆”，由我姐姐演小红帽，敏哥(刘敏安，我十姨的儿子)演狼，安华姐演外婆，大家特别爱看。我也有一个节目，唱一首歌，我在家里练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台上一紧张全忘了，一句也唱不出来，安华姐看到我在上面唱不出来，都快要哭了，于是赶紧把我拉下来。我回去以后，非常难过，我说我在家里练得好好的，怎么到了台上就忘了唱不出来了呢？这是我第一次上台表演。

抗战胜利了，国土收复了，国家安定了，曾家的人于是陆陆续续都走出了富厚堂，大舅二舅又到长沙恢复艺芳女校，其他的舅舅们也都先后到各自要去的地方，我爸爸在1946年到南京恢复了英国大使馆的翻译工作。爸爸在南京的工作稳定了，于是就来信要我们到南京去，1947年春天妈妈带着我和姐姐还带了一个保姆雷嫂，从富厚堂出发，坐桥子，坐汽车，坐火车，坐轮船，辗转颠波了一两个月终于到达南京。途中有几件事我还记得清楚，我们叫了两顶桥子，我妈妈坐一顶，我和毛姐坐一顶，把桥子后面的布廉打开，我俩背靠背坐，我是倒着走。过铜梁山时很陡，有一条小石阶路，桥子爬山时桥夫把桥子横过来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往上爬，我印象很深。到山顶后下山，再走一段就到湘潭了。雷嫂就跟着桥子走路，到走平地时我妈妈怕她太累，就雇了一辆独轮车让她坐，她坐了一段后就下来，赶到我妈妈桥子跟前说：“太太，我不坐车子，我情愿走路，坐那个车头发晕。”于是雷嫂还是跟着走路。

我们到了南京也有一件与曾家有关的事，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她的儿子俞大维是当时国民党的交通部长，所以他们也住在南京。曾广珊是我妈妈的姑妈，我们叫姑外婆，到南京后我妈妈常常带我们姐妹去看望姑外婆，后来她有病住在医院，有一次妈妈又带我们去医院探望，见到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我妈妈鞠躬叫一声姑妈，我跟在后面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叫一声：“姑妈!”毛姐看了我一眼，然后妈妈和姑外婆聊天。回家后毛姐马上就跟我说，妈妈叫姑妈，你怎么也叫姑妈，你应该叫姑外婆！这件事以后就成了大家的笑料。姑外婆的儿子俞大维解放前夕辗转香港到了台湾，后来在台湾当了国防部长，她女儿俞大慎（俞大维的妹妹）还留在大陆，在北大任教。1956年我们一家到北京后，俞大慎和她的女儿彭鸿远(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一家也都在北京，彭鸿远的丈夫曾宪涤是曾国潢之后，因这些关系我们两家经常来往。

1947年我们刚到南京时，这里是国民党的首府，一个完全不同于富厚堂的环境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一家住在一个三层楼的楼房里，这是大使馆给雇员安排的宿舍，我们住在第二层两间不大的房间里。这里地方又小，又没有人玩，我非常不习惯，时刻想念着富厚堂那依山傍水、又大又美的庄园，那里后山的竹子、白果、枇杷、茶花，荷花池还有众多小兄妹玩耍的无忧无虑的欢乐生活，经常做梦还在富厚堂玩。我总是跟爸爸妈妈说，这里不好，还是富厚堂好玩，有一次我甚至正式提出要雷嫂带我回富厚堂去。爸爸妈妈见我太痴迷，而且不断得知富厚堂的人陆续离开那里的消息，于是就跟我说，你现在到富厚堂也没有用了，大家都走了，都出来了，你现在回去根本就没有人玩了。这样我才渐渐收了这颗心，开始了我在大城市的完全不同的童年、少年新生活。在南京我们搬过几次家，后来大使馆的一些中国雇员（大约有五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爸爸的同事们也都有孩子，于是我们在新的环境又和新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也有很多乐趣。我慢慢长大了，于是母亲仍按曾家传统教我写毛笔字，每天写一张，还教我背唐诗，以致后来我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爸爸开始教我们姐妹学了一点英文，this is a book,this is a circle,爸爸念一句，我们跟一句，这样生活一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

解放后我在南京上了小学和初中，1956年全家又迁到北京，我父亲先在印尼大使馆工作，后来仍到英国大使馆当翻译，姐姐考上了戏曲学校(后改为戏曲学院)。我在北京上了半年初三，然后又上高中、1959年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1962年毕业，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中央歌剧舞剧院),1964年又服从分配调到湖南长沙，不到半年又调到湖南最边远的山区绥宁县，在毕业后的五十多年里生活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曲折、艰难、坎坷，直到现在。

我现在已年近古稀，但是我还是怀念着富厚堂的童年欢乐生活，我要再说一遍，富厚堂是我童年生活中最难忘、最留恋的地方，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