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初二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在金陵任上病逝，黎庶昌挽曰：
救斯民于危难之秋，火热水深，克安庆，复金陵，赈山西，功德盖寰区，岘首同悲，岂让羊公碑堕泪；
撑大业于门庭以内，乾旋坤转，兄文正，弟靖毅，侄惠敏，勋名齐日月，长城又坏，只余漫叟颂中兴。
其“克安庆”、“复金陵”是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时曾国荃立下的赫赫战功，众所周知。“赈山西”又是一宗怎样的功劳，能与“复金陵”相提并论呢？这就得说到中国近代史上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了。其时，曾国荃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政“丁戊奇荒”重灾区山西，“焦劳三载”，活饥民六百万。
一 曾国荃二抚山西
同治三年（1864）元月，曾国荃率湘军攻克金陵，以功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七月，曾国荃遣散所部湘军二万五千人，以伤病未愈，请假回籍调理。是年底，抵老家大夫第。
同治四年（1865）七月，曾国荃补授山西巡抚，着“迅速启程，毋稍迟延”。仍以病难速愈，疏请开缺，但朝廷“着无庸开缺，赏假六个月”，“一俟病体稍愈，即行迅速北上”。
同治五年（1866）初，捻军进击湖北。曾国荃调补湖北巡抚，率军赴鄂剿捻。因此，曾国荃虽授山西巡抚数月而实未到任。
光绪二年八月九日（1876年9月26日），由于“山西巡抚鲍源深因病乞休”，时任河东河道总督曾国荃改任山西巡抚。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荃以病赴汉口就医，请求开缺回乡。十一月，在汉口接上谕：赏假两个月调理，无庸开缺。是月，至长沙医治调理。十二月，曾国荃在长沙洪家井曾宅奉上谕：山西地方紧要，着即驰赴新任。
光绪三年（1877）二月，曾国荃自长沙启程，于四月二十三日抵达山西省城太原，接篆视事，开始了为期三年多的赈灾生涯。
二 “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自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年），中国北部持续大范围干旱，晋冀鲁豫陕各省80%以上的州县亢旱两年以上，赤地千里，几无收成。相邻诸省均发生严重饥荒，灾民流离失所。灾荒初期是饥民塞道，向后发展则饿殍遍野，受灾饥民达两亿人口，占其时全国人口的半数，死于饥荒、疫病者千万以上。其中，山西一省一千六百万居民中，死亡在五百万以上。灾情的严重程度超过中国近代历史上任何一次旱灾。这场灾荒以1877、1878年最为严重，这两年分别为农历丁丑年和戊寅年，因而，史称“丁戊奇荒”。
而曾国荃入晋之时，山西地方更是已大旱两年，民间灾象遍布。前任巡抚鲍源深上奏云：
以目前荒状而论，太原、汾州、平阳、霍、隰为最甚，蒲、解、绛稍次之。……原冀春雨依时，可接麦熟，讵意亢旱日久，官民捐赈，力均不支，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岁。树皮即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成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伤心，兴言欲涕。
光绪三年，曾国荃上任后，多次向朝廷这样描述山西的灾情：
晋省去年秋收本歉，冬雪又稀，入春以来，雨泽延期，粮食昂贵，贫民挖草根树皮。
由春至夏，未得透雨，麦收无望。省南荒芜尤甚。
自夏徂秋，天干地燥，烈日如焚，补种之苗出土，仍复黄萎，收成无望。
现在节临霜降，透雨未沾，宿麦难以播种。
本年灾区既广，为日又长，省南灾重粮缺，不特无树皮可挖，抑切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
瞬届冬临，饥寒交迫，立见转乎沟壑。
他于三月二十三日《请饬拨西征军饷疏》中感叹：
各属亢旱太甚，大麦已无望，节序已过，不能补种秋禾。其业经播种者，近亦日久枯槁。至于民间因饥就毙情形，不忍殚述。树皮、草根之可食着，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隰州及附近各县，约计每村庄三百人中饿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此，数目大略相同。甚至有一家种地千亩，而不得一餐者。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到了光绪四年（1878），山西的灾情更加严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受上海赈灾委员会之命赴山西赈灾，亲赴灾区考察。他所记下的日记对山西大灾荒有写实性描述，读来令人毛骨悚然：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沿途见到四具尸体，见一男子在地上爬行，已无力站起。遇一送葬队伍，仅有一位母亲双手抱着一个十岁的死孩子在行进，她是唯一的抬尸者、祭司和送葬人，把孩尸抛在城墙外的雪堆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了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为运煤者的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三 受命于危难之际
山西的空前旱荒，造成了人口的大量亡失。据光绪《太谷县志》记载：全县道光年户三万八千五百八十六，口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五万，咸丰年户四万六千六百三十一，口三十三万三千八百八十七，光绪年户三万五千九百八十三，口十六万零三百二十二。由此可见，由于灾荒的侵袭，光绪年间大量人口死亡，导致人口数量骤减。另据记载，太原府灾前人口100万，灾后人口5万，死亡率95%。洪洞灾前人口25万，灾后人口10万，死亡率60%。平陆灾前人口14.5万，灾后人口3.5万，死亡率75.86%。
然而，大灾初期，灾情虽已紧急，山西的地方官却仍向朝廷瞒报灾情。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内阁御史张观准奏：
山西太原等府本年夏间亢旱，秋禾收成歉薄。而汾阳府属之介休县、平遥县尤为甚。该地方官并不详报，贫民糊口为艰，亟应妥筹抚恤。
同时，大旱引发的饥荒即属天灾，亦为人祸。“丁戊奇荒”发生之时，山西的鸦片种植非常普遍。山西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有60万亩好地种植鸦片，占九分之一强。为了确保烟片的收成，农户甚至不惜荒废其它农作物的耕种。曾国荃指出：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
大灾侵袭之下，产烟最多的地方，饿毙者亦最多。
曾国荃前任鲍源深虽下令开仓放赈，但由于粮储空虚，粮食很快就发放殆尽。赈济贫困灾民，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严重的饥荒面前，鲍源深未能采取有效的赈灾措施，百姓饥馑相望，嗷嗷待哺，山西地方到处是凄惨的景象。他不得不在此危机时刻急于求退，奏“旧疾日增，陈请开缺”。
山西处京师之翼，为畿辅要冲，其稳定事关满清统治大局。因此，清廷郑重选择以平定太平天国名闻天下的湘军名将曾国荃为山西巡抚。
曾国荃亦不愿接晋抚一职，朝廷以“山西地方紧要”未准。他不得不临危受命，于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从长沙出发，经湖北襄阳、河南、河北进入山西，经过泽州、潞安、沁州、太原各属，四月二十三日抵达省城，沿途察访受灾情形。
四 “竭力救护三晋孑遗”
曾国荃到任后，命各州县开仓放赈。但由于山西府库空虚，仓储有限，没有多少可用的财力和粮食来赈济灾民。光绪三年五月十三日，曾国荃抵太原刚刚二十天，疏请“准留丁丑年本省应解亲饷划扣银二十万两，赈济百万生灵”。鉴于山西荒灾严峻，曾国荃接受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外国人的赈济援助，并依靠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的支持，付诸实施了具有近代社会特点的赈灾计划。
一是减赋、放赈。
光绪是三、四年间，曾国荃连续上疏四十余道，使朝廷充分了解到山西灾荒的严重，争取朝廷减负蠲免，大大减轻了饥民的负担。山西榆次地区自康熙年间每年向朝廷上贡600多颗西瓜，在此次大灾后也予以免征。榆次县志中记载有百姓因减负而倍感喜悦的情景：
大祲后，村落萧条，物产凋敝，即正赋犹多缺额。宫保曾抚悯念民困未纾，物力维艰，奏请永远如数豁免。奉到谕旨，士民抃舞，莫不感戴皇仁。
曾国荃还令各地分设粥厂煮粥，救助贫困饥民。如在晋南：“（光绪）五年春两次奉文拨东糙米一千五百石，按村散给并设粥厂十余处。又拨棉衣三百件并将米包改作棉衣于粥厂散给。”又如晋中：“（光绪）四年戊寅，冬设立粥厂，每日领粥者约千余人。”
二是广筹钱粮。
曾国荃联络李鸿章等人，为山西赈灾辗转呼救于朝野内外，筹集到相当数量的粮款。从史料记载看，灾荒同样的河南、山西两省，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山西得到朝廷赈银二十万两，未解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二十四万赈银。同时，朝廷给山西八万多石粮食，给河南仅四万余石。之后，朝廷再次下拨二十万两赈银，明确七成解晋，三成解豫。曾国荃利用朝野上下各层面的关系，尤其是在洋务派的帮助下，为山西筹集到较其他受灾省份更多的朝廷拨款与赈粮救济，实为山西地方及百姓的一大幸事。
光绪三年九月，曾国荃以赈数不敷需用，请朝廷重开捐纳之路，“饬发虚衔、实职空白实收执照二千张”。在山西及直隶、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设局推广捐输，集资办赈。此卖官鬻爵的捐银竟达一千零二十九万余两，极大地弥补了赈灾粮款之不足。
在重开捐纳的同时，曾国荃在富庶之地开展义捐，筹集绅商资金，“旬月之间捐银近十万两”。他认为：“责任即专，集款益速，由是合数省之普捐，救晋民于垂毙。一粥一饭，全仗邻省之仁；一滴一涓，皆出自圣朝之赐。”其时山西各票号也积极捐钱助赈，蔚字号财东侯荫昌捐出一万两，曾国荃给他送了一块“乐善好施”牌匾，乔家“在中堂”捐银三万六千两，曾国荃书写“福重琅环”大匾相赠。曾国荃在李鸿章的鼎力援助下，京外各省努力为晋省官民捐赈助灾，山西赈捐局先后收到京外各省捐助赈需钱粮，至光绪四年七月十五日止，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一千五百石。李鸿章还委派丁日昌派人在潮州绅商中劝募，并在香港及南洋各埠华商中募捐，此次海外华侨和香港同胞捐得赈款二十余万。
山西饥民“万众环跪求食，哀号之声数百里不绝”，曾国荃身为晋抚，“不忍坐视三晋之民即于流离死亡而莫之或拯”。他筹赈筹捐，“竭力救护三晋孑遗”，经过三年多的赈灾抚恤，在山西先后放“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余万石，活饥民六百万人”。榆社县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曾氏抚晋赈灾的高度评价：
大中丞湘乡威毅伯曾公疏请颁币拨漕，并呼救于各直省。和天下之全力，及中外之捐输。挽输分济，计户散放，不遗余策。焦劳三载，始有转机。
五 焦劳三载，三晋留声
随着山西旱情的逐步消减，曾国荃认为大灾之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病疫盛行，如何搞好灾后重建，发展农业生产，挽回浩劫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他把禁种鸦片、整顿吏治、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视为灾后四大要务，期望从根本上加强和提高受灾地区的防灾备荒能力。
光绪四年初曾国荃即上疏朝廷颁布禁烟章程，规定：“所有栽种罂粟者，责令甲长族长押令拔除，改种五谷”，“州县官吏私征罂粟亩税，立予参撤”。他在奏疏中说：
民间宗族房亲，乡约里社，自相钤制庶免，……花户人等意存梗化，准该管族长甲长禀官究治。如族甲长知情徇隐则罪其族长甲长，……现已刊刻告示，分颁各属，遍行张贴。
禁烟政令的实施，对禁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效果。光绪四年，禁烟措施初见成效，据统计：“（山西）种罂粟者，较去年约减十之六七”。他还利用大灾之年粮贵物贱的时机，因势利导农民多种植粮食，可谓用心良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鸦片的种植，增加了粮食种植的面积，为灾后重建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赈济灾荒过程中地方官吏相互勾结、捏造虚产、冒名领钱、贪污钱粮、克扣赈粮等现象，曾国荃铁腕整肃。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国荃上疏特参吉州知府段鼎耀，漠视民生，扣留赈银4000两，中饱私囊；荣和县知县王性存，侵吞1000两，从中谋利；河东解粮委员试用县丞郭学海赴河南周家口解运采买粮食，私扣高粱八十一包，并私自夹带贩运粮食，为己渔利谋私。请求朝廷对此查办。光绪五年奉命将侵吞赈款之山西吉州知府段鼎耀即行正法，其他两名官员也免职查办。光绪四年三月，发现阳曲县仓书李林儒、孙毓树，利用给南关赈民粥厂送米之便，盗米五十石，审明案情，就地正法。至光绪五年十二月，曾国荃上疏参劾并予以处置的地方官吏达四十余人。
灾荒发生之后，饥民外出觅食，致使土地荒芜。开垦荒地，发展粮食生产是善后重建的根本。曾国荃饬令各地官员清理田亩，分清新旧荒地。对老荒地，“缺粮，奏请恩施永远豁免”。对新荒地，全部停征三年、四年不等。并筹备钱粮经费，广购工具粮种，以助耕犁。牛犁农具，分拨农户进行耕种。因灾后牛马、粮种缺少，不能迅速筹备的，就按各地灾情的轻重程度，分发银两：“灾重者分别按亩给银三四五钱不等，灾轻者亦分别按亩给钱一二三百文不等。”“息民之力，尽地之力。”“（光绪五年）十月，拨到官马六十匹，按村分散，每匹定价银八两。所得之银复作籽种匀散。合计籽种官马外，每极贫一人共得谷米三石，群黎赖以赡养。”政策即定，号令一发，荒地即逐渐开垦，流亡之户闻风而归。到光绪六年六月晋省各州县荒地已不及十分之一二，收效颇丰。
正当曾国荃在大灾之后的山西致力于发展近代工、商、交通业时，沙俄增兵新疆伊犁，并以兵船游弋海上，威胁东北。光绪六年（1880）八月，清廷命曾国荃驰赴山海关布防，为侄曾纪泽虎口索食，与俄国签订《中俄改订伊犁条约》作军事后盾。
“丁戊奇荒”中，曾国荃在山西三年零三个月，“殚精竭虑，备尽图维”，采取多种措施，降低了灾害的危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相关文献记载中，我们也能看到时人对曾国荃赈灾的赞许和认可：
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晋抚曾沅甫爵帅，由晋启程北上。晋人大有去思之感。绅商士庶以及农工行户满汉营兵皆公送。长生录位，万民衣伞，不计其数。公即出城，经过街市，绅民则攀辕卧辙，铺户行商民等皆步送出城。四乡百姓来观者，数以万计，恫声雷动。宫保亦喜气迎人，南门外香案摆至十里之遥。非深得民心，何能若是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