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谭文有两点长处

    拜读了谭伯牛先生的《叶德辉之死真相》（《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29版），很感谢他，但又忍不住要和他争论。

    感谢他，一是因他而见到叶德辉的照片和手迹。从照片上看不出叶氏“满脸麻斑”，但那眼神确很孤傲。叶氏写给日本学者那张条幅，漂亮极了，这都使我高兴。二是他记述了叶德辉与日本学界的交往和对日本的观感。这点很重要。叶德辉的学术贡献，不止于版本学，还在于中国古代性学的研究。他刻印的《双梅景闇丛书》，包含了中国古代性学五种，都是从日本古医书中辑录的，还有唐人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一篇，则是敦煌出土文物。叶氏在一百年前即敢于出版这类著作，可见他的胆识。后来，荷兰汉学家罗高佩即由此入门，对中国古代性学作了极富成果的研究。推原究始，叶氏功不可没。

    二、叶氏究竟是哪个党杀的？

    我要和他争论，是因为他对叶氏之死，论述多不合事实。

    谭先生引用了胡适一首诗，指责胡有两大错误。胡诗对了解叶氏之死极关重要，可惜谭文未按其原来的面貌排列，而当作散文处理，这就妨碍了读者的理解，现在重述如下：

    郎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

    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淮？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

    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

    胡适的意思很明白，即叶氏死于文字狱。这是自由主义者最反对的。谭先生则批评“胡适犯了两个不能‘小心求证’的错误。第一，杀叶德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的特别法庭；第二，不是德辉能杀康梁，而是启超要借刀杀德辉。”

    有趣的是，他刚指出胡适这“两大错误”，接着写了不到两百字，就举出毛泽东出面作证，恰恰证明不是胡适错了，而是谭伯牛先生自己错了，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怎见得呢？请看谭先生结尾这段原文：

    其一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1968年10月）上，专就德辉之死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不那么妥当。”

    向毛泽东提问的顾孟余，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当过南京政府的铁道部长。他本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中的健将，1939年却力阻汪去当汉奸，因此颇负时誉。如果叶德辉确是国民党杀的，顾孟余为何不去问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而要问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呢？如果叶德辉确是国民党杀的，那么，毛泽东又为何把此事揽在身上，代国民党作“不那么妥当”的检讨呢？可见这段话充分表明：不论是顾孟余，还是毛泽东，都和胡适一样承认叶德辉是共产党杀的。

    那么，谭先生为何理直气壮地批评胡适错了呢？就因为他看到了处死叶德辉的判决书，确实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应负其责。可惜，谭先生不知道，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完全是由共产党员主持的，在判决书上签字的五人，代表省党部的谢觉哉、代表农民协会的易礼容，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也都是毛泽东的密友。谢觉哉后来是“延安五老”之一，解放后长期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易礼容后来虽与党失去联系，但解放后却仍受到礼遇。据《南方周末》前几年报道，他活到九十来岁还升官，由副部级待遇升到正部级待遇（见《原来如此》154—162页）。谢觉哉当时主编的《湖南民报》，表面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但解放后却作为共产党的党报而全部影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小心求证”的并非胡适，恰是谭先生自己。

    三、是“奇谈”，还是真相？

    谭先生还认为：

    叶德辉因何而死？一说，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写对联辱骂湖南农民协会为“六畜满堂”、“一般杂种”，触彼之怒，自取灭亡。一说，他奸污乡间少女，后来，此女参加革命，当了“干部”，遂将叶氏“劣迹”报告省党部，由组织出面，处死叶氏，为她讨回“公道”。二说均属奇谈，并无确证。然而，一直以来流传甚广，读者信之不疑。

    这两说，据我所知，第二说流传并不广。我和许多老友都未曾听说。至于对联一说，则确实流传甚广，距今虽八十年了，还有人记得：

    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

    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

    这副对联，很自然，很工稳，骂得很挖苦，因此激起众怒，酿成杀身之祸。非叶氏之才华，不能有此联；非叶氏之孤傲，不敢为此联。这就是叶氏之死的真相，怎么变成“奇谈”呢？判决书列举叶氏“罪状”，第四条就是“发表封建式之文字，为反动之宣传”，不就是指的那副对联吗？不就是“确证”吗？难道还要判决书把叶氏对联全文列入，替叶氏作义务宣传，才算是“确证”？

    正因为叶氏确曾写了这副对联，所以胡适认定叶氏乃死于文字狱，因而有“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的断语。如果仅凭“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来论罪，则叶氏主要是工商业者，他即或乡间有田产，大概也还未到“豪”的程度；他虽在坡子街可算“劣绅”一个，但如没有这副对联，农民协会何致非杀他不可呢？

    再说，正因为有这副对联，胡适与毛泽东虽然都认为叶氏不该杀，但两人的着眼点是大不相同的。胡适认为叶氏应有其言论自由，决不该杀。毛泽东认为叶骂农协有罪，不过他既是大知识分子，杀了他影响不好，树敌过多，因此，从策略上看，“不那么妥当”。

    至于谭先生指责胡适的第二个错误，同样是信口开河。例如他说康学是“挂羊头卖狗肉”，不但把康有为一笔抹杀，也把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全盘否定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确有牵强傅会之处；但他主张变法救国却是真诚的，大方向也是不错的。如果他真是“挂羊头卖狗肉”，怎么能够带动全国的先进分子奋起变法，把古老的中国从两千年大梦中唤醒起来。类似的荒谬不止一二，对戊戌变法这段历史稍有认识的，不难辨别。这里就不再浪费篇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