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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胡林翼
作者:陶用舒
【摘要】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逝世,左宗棠作《祭胡文忠公文》:“交公幼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左宗棠为知交好友的早逝,而“有泪如丝”、恸痛异常。

    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逝世,左宗棠作《祭胡文忠公文》:“交公幼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左宗棠为知交好友的早逝,而“有泪如丝”、恸痛异常。

    第一、左宗棠、胡林翼既是同年、同学,同为湘军将帅;又是世交、姻亲、执友。

    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同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胡林翼于六月初六生,左宗棠则于十月初七生,小胡林翼四个月。胡林翼家在湖南益阳县泉交河胡家湾,靠近资江;左宗棠家在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弆,靠近湘江。故左宗棠说:“我生于湘,公产于资。岁在壬申,夏日、冬时。詹事、文学,读书岳麓。两家生子,举酒相欢。”“詹事”,即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字云阁,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文学”,指左宗棠之父左观澜,字春航,以教书为生。左、胡二人出生之年,左观澜、胡达源同在岳麓书院读书,均师事罗典。故胡林翼对左宗棠说:“林翼之先与先生之先贤交最厚”。左宗棠亦说:“胡云阁先生乃吾父执友,曾共麓山研习者数年。”可见,左胡二家乃是世交。

    左宗棠出身贫寒,“从他的祖父起,累世以耕读为生,他们虽如一般读书人有志功名,但都没有成就,曾祖逢圣公以县学生员老死,祖父人锦亦只博得国子监生的头衔,父观澜公以县学生廪生,贫居教读二十余年。”平时勉强可以维持一家温饱,但灾荒之年要以屑糠、菜根为食。左宗棠曾有诗回忆幼年困苦生活:“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五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胡林翼则是书香门第,祖父以上都有诗文著作传世,父亲兄弟四人,均通过科举进入官场,“联翩腾达”。家境富饶,“有田数百亩”。“以力田起家,子妇内外,下逮工作恒数十百人。”雇工如此之多,当是大地主之家。

    左宗棠、胡林翼均曾入赘岳家。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二十岁与湘潭周诒端结婚,因家贫苦,了无生计,只得入赘周家。他曾有诗说:“九年寄眷住湘潭,庑下栖迟赘客惭。娇女七龄初学字,稚桑千年乍堪蚕。不嫌薄笨妻能逸,随为齑盐婢尚谙。睹史敲诗多乐事,昭山何日共茅庵。”胡林翼则早于道光十年(1830)十八岁时,“就婚于桃花江陶氏别墅”,娶两江总督陶澍之女陶静娟为妻。所不同的是,左宗棠是家贫无依,被迫入赘,对于自视极高的左宗棠来说,内心很不平衡,进一步锤炼了他倔强而又高傲的性格。他说:“宗棠早岁孤贫,失时废学,章句末技,且鲜所归。每观古今蓄道德、能文章,卓然为时论不可少之人,天地不数生之才者,即其英妙之年,类皆能坚自植立,不为流俗所转移。”决心以诸葛亮、贾谊为榜样,发奋为学。胡林翼则相反,以官僚富豪家公子入赘名宦之家,成为总督家的乘龙快婿。陶澍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及全面系统的教育培养,为其成为“综核之才、冠绝一时”的名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左宗棠、胡林翼定交于道光十三年(1833)。是年正月,胡林翼“偕夫人自江宁入京”。二月,“湘阴左文襄以会试至京,公(指胡林翼)一见定交,相得甚欢。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左宗棠也曾回忆说:“我甫弱冠,获举于乡。见公(指胡林翼)京师,犹踬文场。纵盲阔步,气豪万夫。我歌公号,公步我趋。”两个满腹经纶的同龄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论学评政,以天下为己任,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友好交往。

    第二、左宗棠科场失意,官场顺畅;胡林翼科场得意,官场坎坷。

    左宗棠、胡林翼均幼承家学。左宗棠三岁开始随祖父识字、读诗,六岁时学习《论语》、《孟子》。七岁跟着父亲学习制艺、书法,“春航先生教子严,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数年之间,从学者日众。”二十岁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师从贺熙龄。次年参加湖南乡试,中第十八名举人。胡林翼亦从小随祖父学习,六岁时由“乡贤公授《论语》,教之识字、读书,亦有法度。”以后又师从贺熙龄、蔡用锡,亦曾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二十四岁参加湖南乡试,中第四十名举人,比左宗棠晚了三年。

    胡林翼中举的第二年,即道光十六年(1836)赴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而中进士,可谓科场顺利。左宗棠则相反,从道光十三年至十八年的六年中,三次入京会试,均落第。左宗棠从此绝意科场,专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他向贺熙龄表示:“宗棠近仍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陈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稍后,左宗棠到安化小淹,以教学授徒为业。

    胡林翼中进士后,为翰林院庶吉士,旋任编修。道光二十年(1830),胡林翼“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因失察正考官文庆携带举人熊少枚入闱阅卷,降一级调用。”次年,胡达源逝世,胡林翼被迫离开官场,丁忧守制。至此,胡林翼对官场前途深感失意、灰心,表示:“内度之己,则才力不能有所树立;外度之世,则河海之患濒仍,庙堂之忧曷释?既无济于用,徒自危其身。况慈母在堂,终鲜兄弟,门祚单寒,世味淡泊。愿且耕且读,衣食裁足,为乡里马少游足矣。”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36)胡林翼才花银子按陕西捐输例,署理贵州安顺府知府。后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于咸丰五年(1855)任湖北巡抚。却身体不济,于咸丰十一年(1861)早逝,年仅五十岁。左宗棠则直到四十一岁、即咸丰二年(1852),才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咸丰十年(1860),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两年后授浙江巡抚,旋封一等伯爵,升总督,晋大学士,入值军机,任总理衙门大臣,掌管兵部。光绪十一年(1895)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第三、左宗棠、胡林翼先后得陶澍赏识,并受陶澍经世思想的深刻影响。

    左宗棠、胡林翼由相交到相知,和陶澍大有关系。嘉庆二十四年(1824),陶澍以给事中观察川东,“取道益阳,馆歧市,往谒乡贤(指胡律臣)。见公(指胡林翼),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贺夫人之女妻之,行问名礼,公方八岁,夫人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主讲醴陵书院,恰逢陶澍回乡省亲,路过醴陵,“乃蒙(陶澍)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第二年,左宗棠到金陵拜访陶澍,又结儿女之亲。这样,左宗棠、胡林翼又多了一层姻亲关系,胡林翼称左宗棠为“季丈”。

    此后,左宗棠到安化小淹,为陶澍理家课子长达八年。胡林翼则多次到小淹看望,“林翼与先生风雨联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前后十余年。”左宗棠亦说:“润之前此会葬,盘桓十日而别,深信宗棠相与之诚,而以论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宗棠戒,切中弊病,为之欣服不已。然其‘出言不宜着边际’之说,似又不然也。”又说:“润之丁艰归里,昨来此间区划陶宅各事,因得联床夜话,纵论古今大政,以及古来圣贤、豪杰、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无所不谈,无所不合。”可见,左、胡之交,无话不说,共商家事、国计,品评人物品性,相互争议攻错,交相激励鼓舞。

    陶澍对左宗棠、胡林翼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在思想方面。陶澍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领袖,萧一山说;“胡林翼、左宗棠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也,”张之洞和张佩纶讨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其中一派是“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认为左宗棠、胡林翼是以陶澍为“源”的三派中的一派。左宗棠得陶澍赏识后,声望大增。又在陶澍家中“遍览文毅公所藏本朝宪章,重订往岁所绘地图,”学识大增。后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曾为陶澍建祠,称陶“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表示“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以陶澍事业继承者自许。胡林翼更从小得到陶澍多方面的教育和培养。胡曾因年青得志,是总督乘龙快婿,沾染了不少公子哥儿劣习,“常恣意声妓。文毅一日大治筵宴,迎公(指胡林翼)上座,纵谈古今豪杰。微讽之,公由是折节读书。”傲荡之气顿改,“一生谨守文毅规戒,而不负期许。”后来,胡林翼多次谈到非常钦佩陶澍的“心术度量”,是自己的榜样。

    第四、胡林翼的多次荐举,是左宗棠事业成功的一大关键。

    左宗棠一生,位极人臣,功存千秋。其成就的取得,和胡林翼不遗余力地荐举,有着极大的关系。在社会上、在人群中,人才是处处存在的,正如古人所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魏源说:“国家之有人才,若山川之有草木。”但是,人才能否为社会所发现、所承认,能否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贡献,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历史上有许多人才,终生默默无闻,无所作为,“人才埋没”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压抑了、扼杀了、蹂躏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大批天才,这些天才在穷困屈辱的压力下毁灭了。”因此,人才的发现和作用,有待于伯乐的荐举;对于左宗棠来说,胡林翼就是他的“伯乐”。

    道光十五年(1835),胡林翼首荐左宗棠于两江总督陶澍。左、胡在北京订交后,胡林翼回到两江,向陶澍举荐了左的学问人品,“称为奇才”。胡林翼的荐举,为陶澍两年后赏识左宗棠奠定了基础。

    道光二十八年(1848),胡林翼二荐左宗棠于云贵总督林则徐,左宗棠因事未能成行。左回复胡林翼说:“得执事岁杪急步所递手书,敬悉一切。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次年,林则徐“自云南引疾还闽,道湘上,遣人至柳庄招公(指左宗棠),公谒之长沙舟中,一见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可见林非常看重左宗棠。

    咸丰二年(1852)初,胡林翼三荐左宗棠于湖南巡抚程矞采。荐称:“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当为近日楚才第一。”但程随即调湖广总督,左宗棠未能应招。

    咸丰二年(1852)七月,胡林翼四荐左宗棠于湖南巡抚张亮基。说“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三次荐呈夹袋中,未蒙招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义肝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宪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并将左宗棠比作林则徐一类的人物,“左公高隐,尚不知雄才大略,是文忠公一流人物。”因此张亮基曾两次备书礼聘左宗棠,并派快差到山中专程催请。左宗棠终于出山,协助张亮基防守危城长沙,使其转危为安。此后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实际主持全省政要,巡抚衙门所有“批、答、咨、奏皆公(指左宗棠)一手主之。”左亦因功,奉旨以知县任用。

    咸丰六年(1856)七月,胡林翼五荐左宗棠于咸丰皇帝。胡林翼在奏折中称:左宗棠“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关心。”说左在湖南抚衙办事,“其才力兼及江西、湖北之军,而代臣等为谋……该员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荐左宗棠为将帅之才,咸丰对左赏加四品卿衔。

    咸丰十年(1860)初,胡林翼六荐左宗棠。先是,因上年的满人总兵樊燮事件,湖广总督官文和清廷欲拿左宗棠治罪。为此,胡林翼多方活动:一是以情稳住官文,声称“湖南左生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处,久在山海包溶之中。”并说左宗棠“系林翼私亲”,要官文放手。二是与京中郭嵩焘、王闿运及曾国藩、骆秉章等人联系,多方活动,共同营救左宗棠。三是派专人截住正在北上的左宗棠,留在自己军营中加以保护。故史称:“因胡林翼力解之,(左)才免于难。”此事左宗棠在《祭胡文忠公文》中说:“我方忧谗,图隐京门。晤公英山,尊酒相温。”

    咸丰十年(1860)五月,胡林翼七荐左宗棠于咸丰皇帝。胡林翼在《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中称:“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已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太戆、宽铙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并建议“令其速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土。”咸丰接受了胡林翼意见,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从此,左宗棠结束了幕府生涯,正式领军,东征西战,遂渐成为有清一代名臣。

    第五、信奉经世实学,倡言改革,是左宗棠、胡林翼共同的思想基础。

    首先,信奉经世实学。左宗棠、胡林翼成为知交的思础基础,是共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左宗棠从小在农村中长大,对现实社会的腐败和农民生活的困苦,深有体会。曾有诗云:“世事攸攸袖手看,谁将儒学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自难。”因此,他一直专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一是研究地理学。每日“左图右书,以日以夜,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稍有头绪;俟其有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即制作全国及各省、府地图,以及历代地图,二是钻研农学。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强调农事是世间事物中最雅、最可恃之事。“耕田有数善,岁入之数较多,山泽之利并得。”曾亲自从事农耕,他认为“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而古代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辅。”他在全面考察农业的基础上,撰成《朴存阁农书》,是对农业科学的一大贡献。三是重视荒政。左宗棠曾亲自参加道光十八年(1838)的赈灾活动,深入到长沙、宁乡、湘阴、湘潭等地劝捐放账。此外,左宗棠对盐政、漕务、兵防、河工、水利等,也十分关心,深有研究。鸦片战争发生,他又钻研战守机宜、攻防策略、敌情敌势、海战海屯、器械船炮、调兵布阵等,并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建议。

    胡林翼从小究心经世之学,有“经世志”,“毋一时一刻不以民生为念”,所著《读史兵略》、《奏议》、《书牍》,“皆经世精言”。在思想上,胡林翼推崇朱熹、司马光,提出“当以紫阳、涑水为师”;“穷义理之精微,考古今之事变。”和左宗棠一样,属理学经世派。在政治上,胡林翼主张用儒家学说、纲常伦理作为治国安民的手段。强调强化统治,镇压反抗,“乱者必斩”。但又指出社会动乱、兵祸连年的根本原因,在于吏治腐败,“民乱必由官贪”。因此,强调整顿吏治,提出“政贵安民”,主张禁止苛捐杂税,罢斥庸劣官员,给人民以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在经济上,胡林翼重视财政,认为“财用如人身之气血,周行肢体,有疾如痛疽、疮瘠之类,病在一肢一胫,而周身之血脉皆阻。”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整理财政,统一货币,制止通货膨胀;严禁在漕务、盐课、厘金、税赋征收中的贪污肥私;在保障正供的条件下,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此外在军事、经济、用人诸方面,胡林翼均能将经世之学用于实践。特别是非常重视人才,提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并在湖北设储才馆,网罗天下人才。郭嵩焘评价说:胡林翼“生平以天下为己任,语时事艰难,慷慨自誓,明于天下大计,乘机赴会,断行无疑。”

    其次,提倡改革。左宗棠、胡林翼为政领军的共同行动,是大力实行兴利除弊的改革。

    左宗棠长期领军,在招勇、选将、作战、行军、筹饷、筹运等各方面,都能突破陈规,扫除弊端,推行改革,创建新制,任陕甘总督时,大力推行改革,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设赈局、招流亡、垦荒地、给牛、种,兵屯、民屯,交错其中,且战且种。”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又改革甘肃茶务,“以票代引”,实行“商贩并招,正课照定额征收,杂税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商贩领票,先纳正课,并添设南柜,招徕湖茶。其无票私茶,设卡盘验,令补领官票。”又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开采煤铁,更定货币。这些措施,促进了西北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边防的巩固。

    胡林翼从实际出发,实行军事改革。指出八旗、绿营“承平日久”,“已不可恃”。主张另辟新径,招募勇丁,在贵州办团练,建立黔勇;在湖北裁汰绿营,建立楚军,加强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又根据实际形势提出了“以水道为纲”,“力争上游、节节东下”的战略决策。在湖北,胡林翼亦大力推行改革,采取革浮费、禁贪污、设捐纳、增盐课、抽厘金、铸钱币等措施,每年增加财政收入几百万两。

    再次,爱国的思想和行动。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左宗棠、胡林翼都是爱国主义者。

    左宗棠是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坚决主张禁烟,在西北曾大力开展禁烟活动,严禁吸食、种植鸦片。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对清廷关于“借洋兵助剿”的决策,他是有看法的,强调要掌握主权、军权。洋务运动中,他强调独立自主,认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处理对外关系,主张既待之以礼,又示之以威,强调“存国体”,即不能丧失主权。在中法战争中,坚决主张抵抗,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取得了可喜的胜利。特别是左宗棠以古稀之年,率军远征,一举收复新疆。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的蹂躏,彻底粉粹了英、俄殖民主义者的梦想,为祖国保卫了一片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它不仅是左宗棠伟大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体现,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壮举!

    胡林翼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左宗棠是一致的。他在贵州和湖北都主张禁止吸食、种植鸦片。当他看到英轮在长江追风破浪,耀武扬威时,即认识到西方侵略者将是强大的敌人,开始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胡林翼和左宗棠、曾国藩并称湘军三巨头,是所谓“同治中兴”的名臣,又是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洋务派;但是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曾、左、胡是有区别的。曾国藩基本上是妥协派,左宗棠、胡林翼则是主张通过改革和学习西方,达到民富国强目的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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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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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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