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屋”——一栋泥砖木料建成的普通农舍，却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它座落在湖南平江西乡石洞山陂村。从这里走出去的向家子孙，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国为民争作贡献。与砖屋相隔仅20多华里的板仓，因杨昌济（又名怀中）、杨开慧、杨开明、杨展的光辉业迹而声名远播。
向家和杨家两代联婚，其中的故事可用“传奇”两字来形容。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进入了杨、向两家的视野，并与杨开慧结为伉俪，为杨、向两家亲情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一、家世渊源
蒲塘杨家，原聚族而居，世代务农，较少读书人。直到清乾隆年间，杨家第十三世祖先——杨怀中的高祖父杨世纶经缜密考虑，并与家人商量后，才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将家搬到板仓，以摆脱家族制度的约束。在新环境中，他鼓励家人大胆与外界接触，接受新的理念，为子孙创造了较好的读书环境。这在当时无疑是明智的。
杨家十三世祖杨世纶、十四世祖杨廷泰、十五世祖杨万英（即杨万田）及杨怀中的父亲十六世祖杨象洛（号书樵）都是太学生。书香门第的家庭氛围，为幼年的杨怀中涉猎群书、敏于思索创造了条件。他七岁发蒙，启蒙老师便是他的父亲杨象洛。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他母亲病逝。过了几年，他父亲也相继病逝。心灵遭受重大创伤的小怀中，幸而有杨家其他成员的照料以及温暖的外婆家的抚慰。外祖母派舅姨们将他及时接到砖屋，使他重获亲情，重享天伦之乐。
在砖屋里，当时居住着他外婆、舅姨等向家一大班子，小怀中的到来，给本来就重亲情的向家带来更大的欢乐。从此，他常在杨、向两家轮流居住。在接受杨家传统的儒学浸染的同时，也实践着自家“明明白白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家训，感受着亲人间的和谐与温馨。亲人们的言行举止，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说起“砖屋”，倒有一番来历。1782年，向家二十四世祖向贤曾（1753—1801，即鲁斋公）在湖南平江石洞山陂村望湖尖下，购地建了一栋大土砖屋。其屋坐北朝南，背靠大山，前方有一口砚池形的水塘。小河从屋前小路旁潺潺流过，环境格外幽雅，是难得的求学之所。此屋名“福来庄”，周围人却习惯叫它“砖屋”。
向贤曾乾隆五十四年乡试中举，乾隆六十年中进士，系平江籍杰出文人，著有《鲁斋制艺》、《爱古堂全集》等传世。据说他曾任嘉庆帝师。当时在湖南乃至全国的诗学界和教育界，向贤曾都享有盛名。其“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训言对其后裔影响很大。所以，杨怀中的先辈们及杨怀中本人，对向贤曾及其后代都非常敬慕。
向贤曾生有四子，分别为贵铨、贵镇、贵铎、贵镜。贵铎又有四子，为国源（1810—1836）、国涵、国鸿、国治。国源爵子泰椿，字淑进，号寿吾。
向寿吾（1844—1925）生有四女四子。四女为原配夫人郑氏所生，长女大贞，嫁钟伯坚。二女振熙，嫁杨怀中。三女江氏，四女黄氏，早年去世，名字不详。原配夫人去世后，继配童氏生三男：振燮、振武、振凡；一个女儿漱虚，嫁王仲植。
向寿吾未入官场，终生在家乡设馆授徒，开启民智，以教育济世。他一生节俭，却不吝以大量钱财资助妹妹出嫁和资助女婿杨怀中出国留学。怀中对此深为感动。1914年，他写的《外大母黄宜人行述》中，就深有感触地说：“自省粗有知识，实本于家庭之教育，祖父之遗传：外大母之余泽，不独荣及本枝，且有以及于其所出，可不念哉！吾考吾母之世系，上溯至鲁斋公（基晌贤曾），又以见君子之泽，源远而流长也。”
在怀中出国期间，寿吾先生又成为女儿向振熙、外孙杨开智及外孙女杨开慧的精神支柱。他着力培养杨怀中，除了他疼爱女婿外，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振兴杨、向两家，让杨怀中任领头人。杨怀中不负众望，在他的带领下，两家子弟更加勤奋好学。寿吾公不曾想到，他死后若干年，从砖屋里走出去的人，竟然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
二、两代联姻
在中国古代、近代乃至现代，两个感情甚笃的家庭结儿女亲家屡见不鲜。杨、向两家数代相知，经两代联姻将亲情推向了新的高度。
清嘉庆年间，杨家十六世祖杨书樵娶向家二十六世祖向国潭之独生女。这就是杨、向两家的第一次联姻，令人称奇的是，杨怀中的祖母和杨怀中的外祖母系同胞姐妹，她们均来自长沙县葛家桥名门望族黄家，系黄澹斋先生之女。
杨怀中天资聪颖，在杨、向两家的培养下。十五、六岁时便长成英武魁伟、知书达理的少年。外祖母家的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一个念头慢慢地在脑中酝酿。
振熙与怀中年貌相匹。小时候他们在一起读书，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总觉得很合得来。而此时的她，已出落成端庄贤淑的青春少女。长大了，女孩的羞涩和男孩的内向时常发生碰撞。他们在一起，有时候居然面对面半天不知说什么才好。幸好心有灵犀，一个细微的表情或动作往往可以叫对方心领神会。
大热天，看到他满脸汗珠，她会悄悄地递上一方手帕。下雪时，她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芝麻豆子茶送到他手中。情感在目光中快速地传递，暖流在胸中悠悠地回荡。久而久之，他们相爱了。
怀中的舅舅最后捅破了这层纸，他将怀中叫到一旁，单独和他进行了长谈，得到他的默认。喜在眉梢笑在心的舅舅，将此好消息传递给屋里的其他人，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888年某一天，杨怀中与向振熙喜结连理，这一天杨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以庆祝杨向两家第二次联姻，欢呼一对新人幸福生活的开始。
婚后的日子是甜蜜的，但17岁的杨怀中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这一切，他决心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价值，振兴家族，以报答杨、向两家的养育之恩。他沉浸在登科的梦想中。新婚第二年，他参加长沙县的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思想极为亢奋。但从第三年起，他接连应举，却屡试不中，郁结愁苦中，愤而写出了“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的诗句。
深爱丈夫的向振熙除了对他好言劝慰外，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让丈夫冷静下来，潜心读书。杨怀中很受感动。慢慢冲淡了对功名的热度。而先哲向贤曾的教育观、伦理观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他逐渐将精力转到自学和招生执教中来。1895至1898三年期间，杨怀中在教学中尝到了乐趣，热情更为高涨。他效法向贤曾躬行实践，因材施教，不断积累和总结教书育人的经验，这为他日后成为教育家、伦理学家奠定了基础。
在《杂感》一诗中，他写道：“松桂一庭绿，雨声凄正繁。诗书从意读，景物未全残。幸有生徒乐，初无风雪寒。胡为常郁郁，天地尚平安。”可见此时他的胸襟开阔多了。然而好转了的心情，保持并不长久。目睹国家积弱，民不聊生，他再也坐不住了。他从书报和人们的议论中了解到时局的急剧变化，决心投人到救国救民的洪流中。但出路在哪里？他感到茫然。就在此时，国内兴起了留洋热，他从中看到了希望。在与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商讨后，他决心出国求学，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从根本上医治国家和人民心灵中的创伤。他了解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增，因此产生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
杨、向两家亲属，逐步理解了他的想法，并尽力支持他。1903年2月，杨怀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日生。寿吾公再卖田产，为怀中置办了行装，并补贴其生活费，同时也留了一笔款项给怀中妻小过日子。
本来就不宽裕的向寿吾家，这一下日子就更紧了。家里人多要糊口，孩子们大了要读书，但他爱面子，极力保持家里表面的繁荣。砖屋周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刻画了向家当时的困境：“门前挂着大夫第，身上盖的破棉絮，锅里煮的红薯蒂……”
为了不负众望，杨怀中告别了妻子和其他亲友，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他一步一回头，眼里噙满了热泪。
在日本学习的六年期间，他夜以继日研读资料，废寝忘食倾听各种讲课和讲座，徒步旅行考察，将中国与日本的国情进行比较，想找出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学成后，他克服思乡的痛苦，紧接着又前往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英国进行考察。在英国三年，他阅历更丰富了，眼界更开阔了。在英国留学三年以后，怀中又到德国考察教育十个月。
1913年，杨怀中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然而眼前的一切，比他以前想象的更糟，因而百感交集。但他不灰心，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和其他忧国忧民之士一起，发愤图强，以教育救国。所以，他谢绝了各方要他做官的邀请，毅然决然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长沙。
三、师生情谊
此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已人才荟萃，成为远近闻名的育才摇篮。这里集合着一批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老师，一批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在课堂和课余的交流中，学生们被杨老师渊博的知识所吸引，为他的人品所倾倒，喜欢上了这位衣着朴素的良师，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在听课的人群中，杨老师发现每次总有一位个子高大，眼光炯炯有神的男生聚精会神地在听课。这位学生时而沉思，时而疾书。下课后，杨老师把他请到办公室，和他热情地交谈，才知他叫毛泽东，湘潭人。毛泽东谈吐不凡，思维敏捷，大气果敢，在杨老师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怀中先生先后在长沙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执教，算起来总共五年。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学校里，他与学生就时局开诚布公地交换观点。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饱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同情和支持师生爱国爱民的思想和行动。他渴望自由和民主，在外力的推动下，内心深处的传统观念开始有了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怀中先生与青年毛泽东之间的师生情谊与日俱增。杨先生不仅用他的伦理学思想给毛泽东以熏陶。而且他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精神，也给了这位年轻人以极大的鞭策。在旧道德、旧文化所统治的社会中，毛泽东等学生能遇到怀中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老师是十分幸运的。
与此同时，爱神也向毛泽东和怀中先生的女公子杨开慧这两位年轻人悄悄走来。刚开始，聆听了父亲与学生间的谈话，开慧只是对眼前口若悬河的毛泽东充满着好奇。但日子久了，她慢慢地被他卓越的见识，深邃的思维，慷慨激昂的言辞和涉及古今中外的引证所吸引。他们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了，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互诉倾慕之情。细心的杨师母早就觉察到这一切，但她守口如瓶。
杨老师慧眼识英才，在众多的学生中，特别看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认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他的教育观很清楚，就是教书育人。他写了一副对联，抒发了自己的情感：“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另有资料载：“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上参天。”）
1918年6月，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杨怀中携妻、女北上，担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不久，他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为爱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师生常在家促膝谈心，纵论天下。毛泽东与杨开慧见面的次数也就更多了，他们间的感情在不断升华。杨先生和夫人默认了女儿与这位学生间的来往。看见年轻人相亲相爱，一股暖流在他们胸中流淌。
1919年底，杨先生积劳成疾，住进了德国人开办的医院。他并不相信自已已经病人膏膏肓，还在计划着五年之后将全家迁往法国，进一步研究世界学术。在他逝世前不久，给好友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泽东、蔡和森两人。信云：“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办完此事，他感到莫大的轻松，在与方叔章等友人谈话时他还说：“吾意甚畅。”说完这句话不久，他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一代宗师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九岁。
正在忙于学运的毛泽东，一边料理恩师的后事，一边赶忙给长沙向家发电报，催开慧的六舅向明卿（向寿吾次子）来北平协理丧事。
杨怀中一生清廉，没多少积蓄。师生们只得四处募捐，才筹措了一笔安葬费。隆重的告别仪式之后，杨夫人、向明卿、毛泽东、杨开慧等扶柩南下。在家乡板仓的棉花坡上，亲人们将杨怀中与其父母杨书樵夫妇的棺木安葬在一起。每年清明，人们从山丛中采来野花，放在墓前，纪念这位为国家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驱和他的父母亲。
杨开慧和母亲回到了板仓。开慧强忍着悲痛，陪伴年过半百的母亲。不久，她来到长沙，入福湘中学读书，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担负省学联的宣传工作。1920年冬，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冬，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从1922年至1927年，她和毛泽东一起赴上海，回韶山，去广州，到武汉，配合默契地工作。
岸英、岸青、岸龙的相继出世，给这个忙碌的家庭增添了欢乐。外祖母来到他们身边。细心地照料外孙们。她很久没舒展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孩子们的脸越来越圆润了，老人的脸却渐渐瘦削了。
四、哲人其萎
杨怀中的去世给杨、向两家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两家人来往得更密切了。开慧母女常带孩子们回砖屋看望，向家的人也相继去板仓慰问。
寿吾公八十大寿时，向振熙、杨开慧等来砖屋贺寿，送来的寿屏上有毛泽东手书“椿树长荣”四字，表达他对老人的崇敬和祝福。
1925年农历1月13日，操劳了一辈子的慈祥老人向寿吾与世长辞。闻讯后，开慧母女即刻赶往砖屋拜祭。湖南各界十分关注，曹典球、陈长簇等社会名流数十人，亲往平江石洞砖屋吊唁。在他们送来的祭奠中。有毛泽东手书“哲人其萎”四字，称赞逝去的老人是一位智慧的先哲。
大爱无疆。寿吾公为庞大的家庭殚精竭虑，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传承了先辈认真做学问，努力做好人的精神，整整影响了好几代人。
五、向钧就义
寿吾公的长孙向钧，少年英俊，博学多才。深受大家的喜爱。杨怀中先生对这位内侄格外垂青，曾耳提面命，对他寄于很大的期望。
二十世纪初，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偏僻的砖屋也能感觉到外面惊天动地的变化。寒暑假后，在各地读书的向家子弟围聚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议论时政。向钧听完众人的发言，心潮澎湃，迫不及特地要去长沙，以投身火热的斗争。
1921年1月，向钧考入长沙岳云中学。透过表姐霞姐（即开慧）的介绍，他阅读了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等许多文章，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毛泽东深邃的思想，风趣生动的谈话，深深吸引了他，他决心象表姐、表姐夫那样投身社会，改造中华。
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帮助和引导下，向钧进步很快。他担任学校学生会代表，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在毛泽东领导的揭露和抗议赵恒惕政府杀害黄爱、庞人铨的斗争中，他和群众抬着黄、庞两烈士的遗体，悲愤地在街头示威，此后，他投入了由毛泽东领导的声援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的大罢工。经过考验，由毛泽东介绍，他于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1924年，他任市学联常委、省学联执委、湖南人民反帝大同盟宣传负责人，参与领导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向钧又组织示威游行大会，带领一批学生到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此后他被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委。再后，他任市学联主席、共青团长沙地委委员、地委学委书记。此时，正临高中毕业的向钧，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投入了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
1925年11月30日，向钧任湖南团省委执行委员、省学运书记，系当时湖南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7年1月14日，毛泽东来到衡山，对衡山农运进行了12天的考察。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衡山的农运，此时向钧任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7年4月27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钧作为湖南的代表之一与会。他坚决拥护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
马日事变后，向钧参与组织了农军攻打长沙的活动。同年7月，他被派往湘潭恢复党的地下组织，随后任该县中共县委书记。3月6日，他任改组后的省委委员，然后任农运部长，积极参与秋收起义。随后又与毛泽东一起来安源，作恢复市委的工作，向钧任市委书记。10月底，他奉调省委组织局，接任该局主任。他无惧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血腥恐怖，奋勇奔波在新化、邵阳、衡山、水口山、醴陵、株洲、安源等地，巡视和布置年关暴动。
1927年的某一天，向钧到长沙参加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和六名与会者一起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用剪刀剪开他手上的虎口。他手上鲜血直流，却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28年1月24日，向钧在长沙教育会坪慷慨就义，时年22岁。
向钧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精神和杰出的组织才能，成为毛泽东早期革命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领导的湖南学生运动、工农运动、武装斗争，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得知向钧牺牲的噩耗，杨开慧代表毛泽东立即赶往砖屋，对烈士的牺牲表示沉痛哀悼，向烈士的父母及其他亲人表示深切的慰问。
192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蔡和森在党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上撰文，称赞向钧是“湖南学生运动中最勇敢、最热烈、最努力、最活泼的一个青年。”
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在致向钧的叔父向明卿先生的信中写道：“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
1982年12月13日，李维汉特为向钧烈士题词：“向钧同志是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模范党员。”
六、虎口脱险
当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时，经常会遇到危险。但都凭借着他们的机智和各方亲友，以及革命群众的多方掩护，才得以化险为夷。
20年代初，毛泽东住在长沙修业学校，从事革命活动。有一天，向明卿的堂弟向振篁，突然跑到向明卿家，小声对他说，有人要抓毛泽东。向明卿二话没说，立即吩咐身边的外甥黄景曾（向理卿的二女婿）跑到修业学校，叫毛泽东赶快走。当黄景曾刚转回到街口时，反动派的军队就到了。黄景曾倒吸了一口气，以为会出事，结果敌人扑了一场空。事后得知，原来毛泽东闻讯后，马上换了一身短褂，什么东西也没带就走了。
1923年春，毛泽东一家住在长沙清水塘一栋平房内。当湖南军阀赵恒惕探知毛泽东在鼓动河西华实纱厂的工人罢工时，便两次派人捉拿他。赵第一次派人捉拿毛泽东时，向明卿事先从杨怀中生前好友杨宣诚处得知消息。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毛泽东处，火速通知毛赶快走，反动派又扑了一个空。赵第二次派人捉拿毛泽东，恰好又是向明卿从华实纱厂一位亲戚处获得信息。他急急忙忙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正在院中看书。听完此讯，毛忙叫向明卿快离开，自己即刻化装离家，反动派再次扑了一个空。
1927年春，毛泽东和杨开慧寓居武昌都府堤41号。有一天，他们专程拜访了在汉口做生意的七舅向定前，并请七舅帮忙找位炊事员。七舅为他们物色了一位忠实可靠的石洞老乡贺子安。
有一天，贺子安听到要抓毛泽东的风声，便匆忙赶回家中报信。毛泽东一听，随即向贺子安借了一套他穿的衣服，并要贺去买火车票，送杨开慧等人回长沙。火车刹那间开动了，杨开慧这才发现毛泽东没有跟上来，心急如焚。直至火车到达长沙时，她才在车上看见毛泽东，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原来毛泽东穿上贺的那套伙夫服，坐在最后一节运煤的车箱里。这时的他，满脸黑乎乎的出现在亲人面前，杨开慧才破涕为笑。
1951年，贺子安来长沙小住，请向定前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还谈及此事。毛泽东回信说：“子安先生，惠书收到，致以感谢。专此笔复，顺颂康吉。”
向家的老一辈还记得，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毛泽东常凭着自己的机智，虎口脱险。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悬赏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才得以摆脱敌人的魔掌。有一次，国民党的官员周南，由汉口乘火车去长沙，接任湖南省省长职务。毛泽东巧妙地穿上周南军队的服装，混入队伍中，才得以搭上末节车箱回到了长沙。又过了几个月，程潜带着军队从广西去武汉，毛泽东又穿上程潜军队的服装，混迹于士兵中，随之去了湖北。
七、开慧牺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部队上了井岗山。杨开慧告别丈夫，带着孩子回到板仓，随后在板仓一带展开地下活动。
此时，她无法与毛泽东直接通信。有一段时间，毛泽东用化名，通过向明卿转信。他把信寄到长沙大西门“生生盐号”。这家盐号是由向明卿的胞弟向定前和堂兄向朗清等联合开的，每当向明卿接到来信，就请板仓一位名叫缪正和的农民来长沙，将信转给开慧。
在给杨开慧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写道：“我在这里做买卖，生意兴隆，赚了钱，堪以告慰。”暗指井岗山革命形势发展，队伍扩大。他要开慧将回信寄到江西某地的一个中药铺。但有一次，毛泽东的信寄到“生生盐号”，账房先生将信搁在抽屉里，忘了及时交给向明卿。几个月后他才发现，将它交给向明卿，后来再将此信转到开慧手中。自那时起，毛泽东再也没有通过向明卿转信了。这样，毛泽东与杨开慧经“生生盐号”的通信联系便中断了。
在杨开慧经济困难时，除了杨家其他人与向家接济外，毛泽东托弟弟毛泽覃每月到长沙下学宫街18号向明卿家交给明卿夫人严嘉一张条子。向明卿凭这张条子往长沙下黎家坡一个钱庄取款。每次取20元。板仓来人时，严嘉就将这20元搭给开慧。有时向明卿出差外地，此款就由开慧五舅向理卿的儿子向复去取。但后来此款也中断了。
1930年8月，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各地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悬赏捉拿杨开慧。何键密令追杀杨开慧，并派密探到板仓一带搜捕。
由于当地群众及时掩护，杨开慧带着孩子多次转移到砖屋其外婆家，得到五舅向理卿夫妇及其他亲友向大贞、向漱虚、向锡芷等的周密关照，才得以脱险。砖屋四周高山峻岭，便于藏匿；向家人缘好，有人通风报信。因此，杨开慧和孩子们在此安全地度过了一段时光。在砖屋居住时，人们发现，她将孩子交给他人照料后，经常只身一人外出，并早出晚归。人们对此纳闷，到后来才知道，她到处访贫问苦，继续宣传和发动革命斗争。
长沙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大批密探在板仓一带窥伺，一发现开慧回板仓，就到长沙县福临铺保安团告密。1930年10月中旬的某一天，杨开慧回板仓不久，不幸被密探发现。次日拂晓，敌人抓捕了杨开慧，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开慧八岁的儿子毛岸英。在监狱中，敌人对她们软硬兼施，严刑拷打，却不能动摇她们的意志。
此时，七舅向定前派“同济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营救杨开慧。
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曾致电何键，嘱其缓刑。何键等深知事久多变，他们一方面把南京政府的电报压下，另一方面制造谣言，策划游行示威，叫嚣说：“毛泽东的堂客（方言，意为‘妻子’）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
向明卿的夫人严嘉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幼女向自冶探监送物，见机暗中传递讯息。
每次探监时，严嘉站在铁牢窗外，只能见到杨开慧的头部和半截胸部。开慧表情乐观，总是亲切地叫严嘉一声“六舅妈”。开慧很机警，她利用严嘉探监送物的机会，写个小条子，托她带出来。有一次她将小纸条揉成小纸团，趁看守不注意时，塞到严嘉手中。还有一次，她将纸条粘在退回来的菜碗底下。纸条上写着：“警方正拷问润之情况和组织名单。”“孙嫂（陈玉英）坚强，我信得过。”严嘉也给开慧传过信息，她写了一张小纸条：“汝母已去南京找章行严等营救。”严嘉事先将小纸条夹在裤腰里，趁人不备，将它拿出塞在开慧手中。
杨开慧从来不喜欢打扮，也不用化妆。但有一次严嘉去探监时，开慧忽然说要买一面小镜子和一点化妆品。当时严嘉就觉得她有点反常，意识到她在作牺牲前的准备。严嘉买好所嘱之物，并将东西递给开慧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开慧安慰她说：“六舅妈，莫难过。杀死我一个，没关系，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她还叮嘱严嘉：“告诉妈妈，不要难过，好好教育几个孩子。”
11月14日，杨开慧被提出监狱。敌人说，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马上恢复她的自由，却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拒绝。执行处长喊遭：“杨开慧既不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又不自首，应立即处决！”
杨开慧大义凛然地走出了省“清乡司令部”特种刑庭。她贴身穿了一件新做的蓝色布衣，衣的外面罩着地与毛泽东分手时穿过的旗袍，脚穿灰色袜子，黑色带边的布鞋。敌人把标子插到她颈上，用黄包车将她拖往刑场。
当时，在监狱署担任会计的向澍霖在路上刚好遇见刑车，闻风尾随而去，然后急往学宫街向严嘉报信。他一跨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六嫂，不好了！霞妹子（杨开慧乳名）已被押解到识字岭执行死刑去了。”噩耗传来，亲友们悲痛欲绝。
严嘉与向澍霖合计：开慧是女的，装殓遗体，要换洗，男的出面很不方便。她们想到身边至亲中，开慧的表嫂郑家娟与杨开慧有过较深的交往，她年轻，手脚灵活，她去最合适。向澍霖和郑家娟等人在识字岭的一处荒草丛中找到了杨开慧的遗体，她面目安详，手紧握着，指甲里塞满了黄土。郑家娟含泪为她轻轻擦洗，然后换上他们带来的衣服、袜子、鞋子。同时他们又从“生生盐号”拿钱购置棺木，决定按开慧生前遗言，将她安葬在家乡板仓青翠欲滴的棉花坡上。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知开慧壮烈牺牲的消息，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寄来30块银元，为以开慧三个儿子的名义立碑。墓碑上刊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杨开慧牺牲后，岸英兄弟先住在严嘉家，后回到板仓。向漱虚、向锡瑞、向锡芷、向佩民等前往板仓轮流照顾。向理卿、明卿、定前、漱虚等为防何键加害岸英兄弟，派杨振湘护送他们去南京，再与李崇德（杨开慧之嫂）一道将他们送往上海。
八、主席情深
毛泽东1927年离开故土，告别亲人。22个年头以后，他带领千军万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摧毁了蒋家王朝，进入北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百废待兴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绝大多数贫苦百姓，然而他也是一个重亲情的人。在日理万机之余，他想念故乡，想念亲人，想念年轻时的朋友。
毛泽东对夫人杨开慧的爱是深沉的，铭心刻骨的。
1957年春节，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将自己怀念丈夫的一首诗寄给他，并请他将过去写给杨开慧的一首诗抄给她。毛泽东于当年5月11日回信，并赠词一首。该词即为人们争相传诵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来，当章士钊请问毛泽东“我失骄杨君失柳”中“骄”字作何解释时，他慨然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好一个“骄”字！它体现了毛泽东对爱妻开慧的无限怀念！它表达了毛泽东对开慧壮烈牺牲的悲痛和对开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的高度赞扬。
在毛泽东想念的人群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和她的娘家人勾起他深深的回忆。这位白发老太太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开慧之母杨老太太。老太太的姐姐、弟弟、妹妹大都健在。毛泽东恨不得立刻回到他们的身边，叙说几十年的变化和他的思念之情。
1949年8月，向复通过人民解放军驻赣南38军军用电台，向毛泽东简要报告了向家照顾和营救杨开慧的情况，以及开慧牺牲的后事处理。毛泽东很快回电，深表感谢。同年11月，毛岸英给向复写信，再次表示感谢。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杨开智将老太太健在的消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欣慰不已，当即回电致意。8月10日，他写信给杨开智：“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京。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念外祖母。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
但到老人逝世为止，毛泽东因日理万机，无法分身。他一直未能来到她身边。他想去看她，但他又不忍去，他不忍心触动老人痛苦的回忆。
于是，他只好委托别人代行孝道。9月，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湘省亲，毛泽东即托朱女士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同时附有一封信：“杨老太太：你们好吧！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皮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毛泽东并托朱仲丽女士搭口信给杨老太太，如她愿意，可自费乘火车去武汉，然后有专人用飞机护送到北京，再由毛亲自服侍，使其颐养天年。终因杨老太太留恋故土，未能成行。
1949年10月，毛泽东又指示湖南省委：“杨开智夫妇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让杨老太太安度晚年。
1949年11月，开慧五舅向理卿的三儿子向三立在岸英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晋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带着浓厚的乡音亲切地问，“你就是向三立同志吧？你家里人都好吧？杨老太太好吗？”他仔细地倾听向三立的回答，不时还插上几句。华灯初上，他们共进晚餐。席问，毛泽东一一问到向家老人，讲话时特别提到向明卿老人，说：“明卿先生忠厚老实，是一个大好人。”
1950年5月，杨老太太八十大寿。毛泽东一直记着岳母的生日，他提前派长子岸英回湖南给外婆拜寿，并捎去两棵人参，让老太太滋补身体。岸英临行前，毛泽东还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由岸英亲自转交。信云：“杨老太太尊鉴：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永祝康吉！毛泽东江青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对外孙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颗平常人的心。”她还说：“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给他做吃的了。”岸英向外婆问长问短，转达其父对老人家的问候和敬意，使老太太获得很大的安慰。
5月26日上午，岸英由外婆、舅父母陪同，来到长沙市一仓里向定前家拜望。在毛家、杨家、向家亲人团聚的家宴上，岸英代表他父亲向亲友们反复致谢。在此之前，岸英在回板仓为其母扫墓后，执意要去平江石洞砖屋看望向家老人，看看他兄弟们和母亲住过的地方。后因向家老人已去长沙等候与他团聚，他才最后改变了计划。
1951年，毛泽东又派次子岸青回湖南探望外婆。
全国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按月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从未间断过，一直到老人去世；有时秘书忘寄了，他便嘱咐秘书补寄。
向大贞系杨开慧的大姨妈。大革命时，毛泽东为筹办“文化书社”所需经费时，曾到她那里借了几十块光洋。这笔钱是她大姨妈纺纱所得积攒下来的。解放后，当毛泽东得知其大姨妈生活有困难时，便派人将老人接到杨老太太身边，使其颐养天年。
1954年，向理卿、向明卿夫妇先后由湖南平江迁居其北京子女处不久，毛泽东就派秘书田家英分别给每家各送去安家费。过了一段时间，向理卿一家按政策享受烈属待遇，向明卿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9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并于6月25日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园韶山，然后返回长沙，下榻省委招待所“蓉园”。在蓉园，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合影留念。
1960年至1962年，当向定前写信给毛泽东告知家里的情况后，毛泽东即刻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两次回函并赠生活补助费。
1960年杨老太太九十寿庆，毛泽东听说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要回家乡，便给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并交钱给她，嘱其代购礼物贺寿。信曰：“开英同志：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毛泽东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1962年春，毛泽东叫岸青、邵华回湖南看望外婆，并为母亲祭扫陵墓。于是，岸青、邵华双双回到长沙，带去了其父亲对亲人的问候。
1962年11月，杨老太太在长沙谢世。噩耗传来，毛泽东十分悲痛，随即发出吊唁函，以表哀悼。并寄上500元，作为杨老太太的安葬费。信云：“开智同志：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大安。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从字里行间，人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这种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恩师杨怀中的尊敬，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他在尽一份人子之孝。
结束语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过从中，杨、向两家同甘共苦，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与毛泽东交往的半个世纪中，杨、向两家的老人目睹了毛泽东、杨开慧、向钧成长的历程，他们为向寿吾和杨怀中的遗愿能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
杨、向两家的老人大都谢世，但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遗训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子孙为家尽孝，为国尽忠。从板仓和砖屋走出来的几辈人，用低调、朴实和勤奋，诠释着他们的信念：明明白白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可以预见，在新的征途中，两家的子孙将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为创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