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记》是魏源的主要历史著作。
魏源（公元1794—1857年）是清代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乡人。公元1808年考取秀才。1813年考取拔贡。1823年考中举人。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魏源进士未中，遂在北京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内阁是清廷贮藏典籍档案材料的地方。魏源在此接触并搜集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使他熟悉清代历史掌故，为日后他撰写《圣武记》打下基础。道光十一年，其父去世，魏源居丧三年。其间鉴于淮北盐政积弊日多，魏源提出实行盐票的办法，改革了盐政，收到一定的效果。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满怀激情从扬州奔赴浙江前线，当时应朋友之邀，在宁波参加审讯英军俘虏安徒德之事。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任参谋。道光二十五年，魏源考中殿试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出任东台知具。道光二十九年任兴化知县。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魏源任海州分司运判。次年爆发太平天国革命，魏源在高邮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逝于杭州。魏源一生著述颇丰。除《圣武记》外，还有《老子本义》、《大学古本发微》、《孙子集注》、《皇朝经世文编》、《诗古微》、《书古微》、《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古微堂集》、《清夜斋诗稿》等。
魏源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衰亡腐朽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日益没落、解体，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辛上会急剧转变的历史时代。这样时代的思想家，必然是心境复杂，思想充满矛盾与撞击。魏源思想既有维护封建制度的因素，又为清末社会腐败，江河日下深恶痛绝；既有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精神，又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愿望。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腐朽无能暴露无遗。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24年）中英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魏源为此而痛心疾首，遂把注意力从改革内政转向反对列强侵略。魏源羞于清廷腐败，痛愤时事，然而又怀念清朝昔日的盛世雄威，沉迷于清初的卓著武功，怀旧思潮翻滚，遂撰写《圣武记》，聊以“告慰”国民，自我陶醉。
魏源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学术界一般予以褒论。如肯定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主张，肯定他的“及之而后知”的认识论原则。学术界把魏源誉为“鸦片战争时期进步思想家的代表”。（钟肇鹏《魏源》）《圣武记》是魏源研究当代史的名著。学术界评价甚高。说“《圣武记》的编撰，是魏源以史为鉴思想的集中体现”，（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写这部书的目的在以清初武功来激发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辛冠洁等主编《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笔者纵观《圣武记》全书，以为《圣武记》除有史料价值之外，其思想观点糟粕甚多，当以贬议。
《圣武记》撰于公元1842年7月。全书共十四卷，为纪事本末体。凡四十余万字。内容是：
卷一：开创 开国龙兴记一，开国龙兴记二，开国龙兴记三，开国龙兴记四，开国龙兴记五。
卷二：藩镇 康熙戡定三藩记上，康熙戡定三藩记下。
卷三：外藩 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国朝绥服蒙古记二，国朝绥服蒙古记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卷四：外藩 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
卷五：外藩 国朝抚绥西藏记上，国朝抚绥西藏记下，西藏后记，乾隆征廓尔喀记。
卷六：外藩 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俄罗斯附记，国初征抚朝鲜记，乾隆征缅甸记上，乾隆征缅甸记下，乾隆征抚安南记。
卷七：土司苗瑶回民 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乾隆湖贵征苗记，嘉庆湖贵征苗记，道光湖粤平瑶记。
卷八：海寇民变兵变 国初东南靖海记，康熙戡定台湾记，康熙重定台湾记，乾隆三定台湾记，嘉庆东南靖海记，康熙武昌兵变记，嘉庆宁陕兵变记，乾隆临清靖贼记。
卷九：教匪 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卷十：教匪 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六，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嘉庆畿辅靖变记，嘉庆川湖陕乡兵记，道光夷艘征抚记补刊。
卷十一：武事余记 兵制兵饷
卷十二：武事余记 掌故考证
卷十三：武事余记 事功杂述
卷十四：武事余记 议武五篇
总之，《圣武记》是一部关于清代历史的专著。从目录可以看出，《圣武记》所记述的范围甚广。前十卷是叙事，主要是叙述清初建国、平定三藩、开疆拓土、外交活动以及镇压许多农民起义、教民起义的史事。后四卷是《武事余记》，讨论有关兵制、兵饷和攻守策略等问题。纵观全书，是以战事贯穿始终。既较详细叙述清初一连串杀伐征战事件，又讨论战略战术的兵法原则。寓政治思想于记战事之中。另外，书中附有“臣源曰”之类的评议，直接表达了作者魏源的史学思想。
《圣武记》反映了魏源的哪些史学思想呢？
其一，消极抵御外侮的思想。
清末中国封建社会腐败不堪，以慈禧为首的一批昏君奸臣当道，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英国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上升，外国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魏源生活在这个剧变的时代，目睹社会黑暗及列强的肆虐。他满腔热血，反对列强侵略中国。中英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作法痛苦万分。因此，当时想振兴中国，反对外国侵略是魏源的主要思想。然而，怎样才能做到振兴中国，抵御外侮呢？魏源不是积极号召与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抗击外国的侵略，而是采取撰写《圣武记》的办法以发泄心头的愤慨，想召回历史亡灵，借清廷往昔的盛世雄威来唤起民众的美好回忆，减轻心里的压力与不平衡。这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阿Q精神。面对外国侵略，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魏源不是用革命斗争手段去改变它，而是自我麻醉，消极态度处世，自欺欺人。追忆昔日的雄威能赶走眼前的列强侵略吗？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只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由此可见，魏源的抵御外侮的思想是消极的。因此，笔者不敢苟同魏源“写这部书的目的在以清初武功来激发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说法。在侵略者的屠刀面前，只有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才能有效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中国才能得救。不是以所谓清初武功，召回历史亡灵所能凑效的。它绝不能激发什么爱国主义思想的，只能是散布对清王朝的有害幻想，寄希望于腐朽无能的清王朝的复苏上。这种病态思想是绝不能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
诚然，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魏源触动很大。但是，魏源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把清末社会腐败，屈服于洋人的时弊居然归咎于缺乏人材问题。在《圣武记叙》中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认为当今的国家衰败不是因为国家贫穷，而是缺乏人材。先王不怕财政拮据，惟独考虑的是人材。有了人材就会国强政修。显然，魏源本末倒置，没有切中要害，舍本求末。人材固然说是重要的，但国家盛衰，尤其当时清朝的腐败，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什么缺乏人材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与政策问题。清代也是人材济济，不乏有识之士与栋樑之材，然而这些人材都无用武之地，反陷囹圄。只有生机勃勃的社会制度，实行好的政策，自然人材辈出，社会昌盛。人材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不是人材制造社会制度。日暮途穷的社会制度，执行反动的政策，那么纵使有一大堆能人贤士在那里，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无力回天，挽救、阻挠不了旧社会的灭亡。在这里，关键不是人材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问题。魏源撰写《圣武记》时，用意在于“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圣武记叙》）就是说用意在于回顾清代盛衰荣辱的历史，说明人材风俗演变的情况。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屠刀面前，大谈人材问题，这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令笔者怀疑。不去触及封建社会制度，不去谴责卖国投降政策，若无其事侈谈人材，这只能是为清统治者效劳。我们不能文过饰非，不能替魏源写《圣武记》的动机与效果唱赞歌。应当说，魏源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替腐朽的清王朝贴金，为卖国投降政策遮羞。魏源在民族危难之际高谈人材问题，客观上起了转移视线的作用，模糊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性质，有维护没落的封建制度之嫌。所以，魏源著《圣武记》的用意应予以贬议。
总之，魏源面对腐败不堪的清王朝与外国列强的侵略是悲愤交加的。固然有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但在如何进行反侵略的问题上，选错了办法。幻想清王朝能起死回生，恢复建国初的光彩，寄希望于清廷的复苏上。不愿走与人民群众携手为盟的积极抗击侵略的道路。魏源存在着消极抵御外侮的思想。
其二，仇视人民革命。
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矛盾斗争尖税复杂。人民革命运动前扑后继。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湘贵两省的苗民起义算起，中经川陕等省的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爆发的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疆的回民起义，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湖南的瑶民起义，直到咸丰元年（分元1851年）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农民起义达到了高峰。面对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魏源是十分仇视的。他不仅办团练，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且对明末清初历史上的人民革命运动也是切齿痛恨的。在《圣武记》书中诬蔑李自成起义为“贼”，以满意的心情叙述镇压李自成起义的史事。“明年正月，我师大至，自成亦出关逆战，三千骑从中起，表里夹攻，大破之，复败其连夜劫营之贼”，（《圣武记•开国龙兴记四》）“袭破贼张有曾于灵宝，尽收关外地。李自成盛兵潼关，遣其将刘宗敏据山为阵。我军大礮未至，遣前锋三千距关三十里据堡为营。宗敏围之，三日夜人马寂然，贼莫测所以，不敢击。”（《圣武记•开国龙兴记四》）在这里，魏源详细地描述镇压李自成起义事件，并都以“贼”来称呼起义军。更有甚者，魏源以李自成起义为鉴例，告诫清政府镇压起义者时务必剿尽杀绝，不留后患，“是一贼不尽，皆足滋蔓”。（《圣武记•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魏源对起义者的仇恨达到何等的地步。正因为魏源对农民起义抱敌视态度，注定他对清王朝有浓厚的幻想，从而抵御外国侵略持消极态度。地主阶级立场决定了魏源的思想与行为。在《圣武记》书中，许多篇章诸如第八卷《海寇民变兵变》，第九、十卷的《教匪》都大量谈论清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的事件。魏源每每称这些起义均为“寇”、“贼”、“匪”、“盗”。等。“嘉庆十年，有会匪李崇玉与艇贼通，官捕急，逸于海舶”，（《圣武记•嘉庆东南靖海记》）“土盗狡又有内应，每暂遁而旋聚”，（《圣武记•嘉庆东南靖海记》）“川东群盗皆聚开县、东乡间”，（《圣武记•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而闽省商船无定制，一报被劫，则商船即为贼船，愈高大多礮多粮，则愈足资寇”，（《圣武记•海寇民变兵变》）“十月，有德至衡州，遣兵败寇于燕子窝，而自击永州之寇，破贼数万”。（《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五》）书中类似这些“寇、盗、匪、贼”之类的侮蔑农民起义的辞句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魏源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咒骂农民起义的，表露他仇视人民革命的心态。在清末，封建制度是行将就木的垂亡制度，人民起义是件大好事，打击封建统治阶级，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荡涤社会的污泥浊水，能促成新社会的诞生。革命者对此应当是热忱欢迎的。魏源如此仇视人民革命表明他不是封建制度的摧毁者，而是人民革命的反对者。
其三，鼓吹神命史观。
神命史观在中外上古社会的史学著作中普遍存在过。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都宣扬过神命史观。这些是上古社会不可避免的时代通病。神命史观是把历史事件附以灵性，赋予神命来解释。无疑，这是落后的唯心主义史学思想。
可是，时至十九世纪的魏源都依然存在着神命史观，用神性解释历史，这不能不说是魏源史学思想的落后性。魏源在《圣武记》中说“时蚩尤旗长竟天，慧星见东方，星陨地震，识者皆知其必败”。（《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二》）这是用所谓“慧星见东方，星陨地震”的天象来解释战争的胜负。又说“是年，慧星东提辉发国，太祖征之，辉发以亡”。（《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一》）这也是用所谓慧星指向辉发国，因此辉发国最后就被清太祖所征服的无稽之谈叙述史事。魏源在描述清太祖打败明王朝时说：“天人协应，迫时而动，遂以天命三年兴师伐明，以七大憾誓告天地堂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二》）这里用天意干预人事来解释历史，流露崇天心态。魏源多处在叙述清军作战关键时，都以突然天象大变，助清取胜的手法，宣扬神命史观。“方战，大风走石扬沙尘，敌营目不得开，火嚣皆反击，我军乘势冲入其■”。（《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二》）“明兵恃火礮，甫战日未昃，忽大霾晦，咫尺不相辨，明兵列炬以战。我兵从暗击明，万矢雨集，发无不中。而明兵从明击暗，铳礮皆中柳林，我兵无一伤者”。（《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二》）“时黑云起，风从西来，襄军乘势纵火将逼我阵。忽大雨反风，襄营燬，先走。”（《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三》）“及午，尘沙山起，怒若雷鸣，兵贼不辨。我军大呼者三，风止……”（《圣武记•开国龙兴记四》）运用这种叙述法，旨在喧染天助大清取胜，给人以神秘感。从而也表达了魏源的神命史观。
魏源的神命史观是浓重的，书中宣扬天命是不胜枚举的。“物盛难继，始必有终，天数所极，佛法不能违，而况人事欤？”（《圣武记•外藩》）用所谓“天数”、“佛法”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又说“策凌在途，所乘马忽人立，嘶风而蹏，俄，飞骑报警……”（《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之二》）这是用天人交涉的手法述史，体现神命思想。魏源还相信占卜术，说“阳被阴伏，则为瘴疠。阴随阳解，则山泽之气不得不上升，升则不得不为缦空五色之祥云。其占曰：圛圛升云，半有半无，万物昭稣，臣谨以鸿范五行对。”（《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在这里，魏源以阴阳五行，用占卜来解释自然现象。魏源十分崇尚苍天，顶礼膜拜。“忠臣义士，动执人定胜天之说，欲与兴王争天命，岂知祈天永命，当在承平积累之时，其可转移于大运已去之后耶。”（《圣武记•事功杂述》）这是魏源批驳“人定胜天”唯物观，神化上天，宣扬宿命论。总之，这部《圣武记》乍看起来，似乎是纯客观叙述清初武功史事，没有更多的议论。然而，在字里行间却画龙点睛式的夹进议论，以显示天命思想。旧式落后的天命史观在魏源身上顽强地体现出来。时至中国资本主义业已萌芽之际，还死守天命观，说明旧的意识形态是何等的顽固。天命思想是商周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他们用天命解释历史与说明现实。魏源残守天命观表明史学思想的倒退。清末西学业已传入中国，新学兴起，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开始萌芽。“社会进化论”“因果论”等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已经风行。因此，魏源的神命史观是逆历史潮流的复古思想，是遁世的消极思想，反映他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魏源目睹社会腐败现象，又害怕人民起义，然寄希望予清廷复苏也深感渺茫。左右为难，思想苦闷且矛盾，神命史观乃是他自我解脱的一种办法。魏源的神命史观是他企图超脱现实的避难所，一剂精神鸦片。
其四，歪曲历史事实，为侵略者提供口实。
在中国历史上，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炎黄子孙在那里繁衍生息。同样中国东北广大领土也是属于中国的疆土，这本该是历史常识。可是，魏源在《圣武记》中却奇谈怪论，认为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东北许多地方原不属中国疆土。说：“台湾自古不属中国”，（《圣武记•康熙重定台湾记》）“台湾本非中国版籍”。（《圣武记•康熙戡定台湾记》）又说“自郑氏（郑成功之父芝龙——笔者）以前，中国人无至其地（指台湾——笔者）者，皆生番据之”。（《圣武记•康熙戡定台湾记》）魏源认为，只是在清初，在郑氏父子占据台湾之后，经康熙二十二年克台湾，“台湾平，时康熙二十有二年秋也。”（《圣武记•康熙戡定台湾记》）嗣后复经康熙、乾隆三定台湾，此时台湾才划归中国。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严重歪曲。事实上，台湾自古就已属中国。隋朝以前，台湾称为夷洲，此称一直沿用到宋元时代。早在三国时期，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卫温、诸葛直曾率甲士万人至此。明改名为台湾。公元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康熙23年（1684年）在台湾设置府。所以魏源在《圣武记》中对台湾历史进行了歪曲的叙述，应当予以纠谬。
魏源不独对台湾的历史进行了歪曲，而且对中国东北的广袤辽阔的疆土也进行歪曲。俄罗斯东部人罗刹，经常骚挠中国东北边境。明崇德四年，清顺治十一年，中国都出兵驱赶。康熙十五年，罗刹又来侵扰中国东北。“罗刹复东略人畜于赫哲、费雅哈地，薮我逋逃，阻我索伦貂贡，将割据黑龙江东北数千里的瓯脱地”，（《圣武记•国朝俄罗斯盟聘记》）意思是说，康熙十五年时，罗刹又来侵犯，掳掠赫哲、费雅哈等地人畜，庇护追捕的逃犯，阻挠索伦朝贡，占据黑龙江东北数千里的瓯脱地。所谓“瓯脱地”就是不毛的洼地。魏源在此把本属中国的领土说成是无主的荒无人烟的不毛洼地，把侵占中国领土说成是仅仅占据无主的荒地而已。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另外，中国根据尼布楚条约，确认本属中国的土地划归中国，魏源却说成是中国获得大片新土地。“（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始与我大臣索额图等会议于黑龙江：一循乌伦穆河上游之后，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罗斯；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呼纳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属俄罗斯；乃归我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尔喀东部之库伦；而立石勒会议七条……于是东北数千里化外不毛之地尽隶版图”。（《圣武记•国朝俄罗斯盟聘记》）把本属中国的领土说成是“尽隶版图”，可见魏源是不顾历史事实而信口雌黄的。魏源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记述影响很坏，为帝国主义侵华提供口实。这应当说是魏源史学思想的严重缺陷。
其五，主张纪实，以史为鉴。
史书的求实与垂训作用很早就提出来，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思想。魏源也很重视史学的求实与垂鉴作用。他在《圣武记》中说：“功则功，罪则罪，胜则胜，负则负，纪事之文贵从实，所以垂法戒也”。（《圣武记•掌故考证》）意思是说若是有功劳，就记叙其功劳，是罪恶就书其罪恶，是胜利就讲述其胜利，是失败就讲其失败，记叙史事贵在实事求是，用来以史为鉴。在这里，魏源既强调史学的真实性，体现求真精神，又强调史书的垂鉴作用。他还说：“沿习不察、积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诒误于国家，”（《圣武记•兵制兵饷》）意思是了解掌握事实的重要性，从而说明史以纪实的重要性。又说：“物恥足以振之，国恥足以兴之”。（《圣武记叙》）说明史事的垂鉴功用。因此，《圣武记》反映出魏源的求实垂鉴的治史态度与史学思想。
如前所说，魏源这种求实与垂鉴的史学思想不是什么创新，乃是中国史学传统的沿袭与保持。究其优劣，史学的求真与垂鉴思想充其量只有中性的功效。求实、垂鉴的史学思想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成为史学的最基本原则，应当说是史学家的史德集中体现。然而，求实垂鉴史学思想不是先进的史学思想。历史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忠实地记录史实，而在于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探讨历史事件的因果规律性关系，在于史学理论的创新与开拓发展。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解释历史上纷繁复杂的人与事。好的历史学家善于从历史事实中得出正确、新颖的观点与结论，开创认识人类历史的新途径，启迪读者，这才是治史的要务。因此，求实仅仅是低层次的治史要求。至于垂鉴史观更是陈腐的。史学的要旨在于揭示新的认识，创建新的史观，启示读者，一味强调垂鉴作用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实用主义泥潭。为着垂鉴作用有时会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去迎合某种政治需要或某个人的旨意。这种现象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其实，能做到扬善惩恶，那么史学的效用就应当说发挥得不错了，一些史学作品连这点起码的作用都没能做到。垂训问题不能宠统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垂鉴有个正确值的问题。就是它所示的史事是否真正值得鉴戒。有许多史事，本该否定，但由于历史家的立场观点或客观条件所局限，反而作为鉴戒后代而加以宣扬，这种垂鉴作用就起反作用。古罗马历史家塔西佗就是这样。他站在贵族元老共和立场上，大骂帝国时代的皇帝，认为应当把皇帝的丑事作为殷鉴而垂示后代，把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尼禄皇帝骂得一钱不值。这种垂鉴作用只能体现历史家的保守反动思想。因此，垂鉴有个立场问题，有个正确与否即正确值的问题。我们不要迷信垂训史观，不要过分强调史学的鉴戒功能。魏源在《圣武记》中的鉴戒观不值得太多肯定。如前所说，他从维护封建制度出发，崇尚圣君明主统治，主张镇压农民起义，这些史事值得鉴戒吗？因此笔者认为，魏源主张以史为鉴的纪实的史学思想只能稍作微词褒评，不宜弘扬。
本文不是对魏源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作全面的总评价，而仅就《圣武记》中所反映出的魏源史学思想作些分析。魏源还有许多其它著作，里面所表达的魏源思想可能与本文观点大相径庭。这也无妨，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观点不影响其它结论。
《圣武记》一书资料宏富，是研究清史的很有价值的资料之一。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圣武记》一书的撰书目的与作用，所反映的思想都值得怀疑与探讨。魏源撰《圣武记》绝非能做到“以振国威，以雪国耻”的目的。恰恰相反，他给垂死的清王朝贴金、打气，无益于振国威，雪国耻，不利于动员与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反侵略斗争。只有揭露、抨击清王朝的腐朽，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才能完成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任务。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振国威，雪国耻”的目的。在列强烧杀抢掠中国的时候，魏源埋头撰写《圣武记》，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魏源在着力美化、歌颂清王朝的“光荣史”，这能“激励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吗？在社会变革的时候，评价历史家的史学思想很重要的是考虑他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对旧制度抱什么态度，对人民革命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都是社会变革时期的至关重要的大事。清末社会内忧外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处在大变革时期的魏源，在《圣武记》中恰恰反映出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美化与维护封建制度，仇视农民起义，这种史学思想可颂呼？这就是本文提出来与史学界同仁商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