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规
曾国藩出生在原湘乡县二十四都荷叶塘一个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不算很富裕，没有深宅大院，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都要从事生产劳动；但家里有田有地，鱼肥猪壮，雞鸭欢叫，屋舍俨然，庭院整洁，屋后竹林环绕，青翠欲滴，一家人和和气气。出现这种局面实属不易。据曾国藩说：他家祖先一百多年来天还未明就起床，开始劳作，代代努力，才有这样的家业。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字星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在35岁以前是一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样样都来，邻里为之侧目，家人为之痛心；许多人断言，曾家将要败在他的手里。但自35岁以后，曾玉屏忽然痛改前非，发愤立业，前后判若两人。他有鉴于自己过去的错误，为了防止子弟不肖，同时促进家业发展，制订了许多家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治家、兴家方法，并且身体力行，使曾家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也处得十分融洽。曾玉屏对曾国藩的影响很深，是曾国藩非常崇敬的人。曾国藩将祖父的家规、家教精心整理，综合归纳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读好书、种好菜、养好鱼、喂好猪、早起床、勤打扫、做祭祀、善待人。八个字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读书、耕作、孝友、睦邻。蔬、鱼、猪、早、扫，属于“耕”的范围，是农家应有之义，它的核心是勤俭。曾国藩非常看重“书”和“耕”，在教育子弟家人时，他常以“耕读”或“半耕半读”来概括。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夫人率儿辈在家，须事事立一个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耕读二字看似平常，实则蕴含深刻的道理：耕，使人足衣食，并养成勤俭习惯，砥砺品行；读，使人长知识，并明白道理，懂得如何做人。两者结合，更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对于富贵之家来说，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曾国藩熟读历史，对历史上家国的兴衰洞若观火。他认为一个家庭的兴衰，不在于一两个人做了大官，而在于子弟的贤与不肖；而子弟的贤肖六分稟于天性，四分在于家教。他分析认为：天下官宦人家子孙骄奢淫逸的，一代就享用完了，能夠延续两代的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夠延续三四代；耕读的家庭谨慎小心，能夠延续五六代；孝友的家庭能夠绵延十代、八代。为了促使曾氏子孙贤良，保持家族兴旺，曾国藩不仅总结了祖父的治家方法，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他一生把“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奉为圭臬，自己努力实践，恪守不逾；并且苦心教育曾家子弟恪遵家教，谨守家风，造就了曾家人才辈出的局面。
表率
曾国藩以身作则，慎始慎终践行家规。
曾国藩六岁在家中私塾就学，由父亲曾麟书执教，从此与读书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天资并不很高，但热爱学习，刻苦认真，有一股韧劲。曾国藩八岁的时候，一次，父亲带他和妹妹国蕙出门，曾麟书是一个教育子女见缝插针的人，边走边要求孩子们对对联。路边随处长著一些狗尾草，曾麟书信口出了上联“狗尾草”，妹妹马上回答：“雞冠花”，而曾国藩却答不上来。经过一座桥的时候，曾麟书又出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回答不出来。过了三天，曾国藩找到父亲说：“想出来了，对‘听月楼’”。曾麟书早把这事忘了，这时想起来，对儿子的执著十分高兴，给予了表扬。
曾国藩20岁时离开荷叶塘，到外地求学。先后在衡阳唐氏家塾、湘乡县城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学习过；每处地方学习的时间约一年左右。这些地方的师资和学习环境一处比一处好，曾国藩每到一处，学习都十分用功，学业大有长进。曾国藩原名曾子诚，进涟滨书院学习时，他改名叫“涤生”（国藩之名是后来其座师穆彰阿改的）。涤者，取洗涤尘污的意思；生者，取明朝袁了凡“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话意。这大约是因为他以前三次参加府试均未考取秀才，決心在新的学习环境里勤奋努力，实现科举道路上的突破，故改名以明心志。进入涟滨书院的第二年，他如愿考取了秀才。曾国藩在学习上专心致志，不争闲气，不介入是非。在岳麓书院求学时，同寝室的同学叫王元龄，此人屡试不第，性情古怪，脾气暴躁。一次在寝室里自习，房间光線不好，曾国藩把桌子向窗前移了移，王肆口谩罵，怪曾国藩抢了他的风水；曾国藩没有跟他计较，把桌子搬到角落里。曾国藩成绩好，经常受师长表扬，王嫉妒心重，常借故刁难，曾国藩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显示了大家风范。次年，曾国藩中了举人，而王元龄又一次落榜，有同学取笑他占了好的风水为何又没考取？王悻悻地说：“角落里的风水好，还是被曾涤生占了。”一时传为笑谈。
1834年底，曾国藩赴京参加来年的会试。虽然在1835年的会试和1836年的恩科应试均名落孙山，但他在京认真研读了韩愈的古文和一些著名的经史书籍，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南归途经金陵（南京）时，曾国藩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一部书——二十三史，但此时钱差不多已花光了，他咬了咬牙，找同乡人睢宁知县易作梅借银100两，又典当了衣物，凑足银两买下了这部宝贵的书籍。借了100两银子，对于曾家而言并不是个小数目，曾国藩回家后开始还不敢向父亲稟报。曾麟书得知原委以后，不仅没有责怪，反而予以肯定，并勉励他悉心读书。曾国藩深受感动，“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
曾国藩在科举求取功名的道路上虽然受过挫折，尝到过苦涩的滋味，但总的来说是顺利的。他先后考取了秀才、举人、进士，在朝考中又取得了一等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并由道光帝亲拔为第二名，改庶起士，入翰林院继续深造。对于很多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进入仕途的学子而言，读书赴考不过是敲门砖罢了，“门”一旦敲开，“砖”也就丟了。就是翰林院这样一个做学问的地方，也有不少人并没有多少心思治学，而沉醉于悠游宴饮，或者一门心思考虑升官出任实职；但曾国藩不是这样。他充分利用这个读书养望之地，大量读书，精研学问，在翰林院的八年，成了他读书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固然跟曾国藩热爱学习很有关系，也源于他的远大抱负。他常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万一雉卵变蛟龙”。他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非有经世致用的真才实学不可。他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挂在居室里以自勉：“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的学问博而且精。他是当时桐城派学者的领袖，是著名的理学家，在古文方面颇有建树，古文、奏章独步当世，诗歌、书法作品也属上乘之作。
初入翰林院时，曾国藩在治学的方向和内容上都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只要是名人的著作他都拿来阅读；虽然有收获，但学问难以深化。1841年，他在读《朱子全书》时，对朱熹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苦于缺乏读书方法、治学门径。他虛心向理学界的代表人物、大理寺卿唐鉴和大学士倭仁求教。唐鉴指出，做学问包括三个方面，即义理、考核、文章：要求曾国藩读书治学、砥砺品行，要以《朱子全书》为依据，要熟读这本书，并在“义理”上狠下功夫，因为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在“义理”之中，“义理”明白了，文章也能做得好。倭仁则教给他反省靜思的方法。
曾国藩遵循唐鉴、倭仁的指教，根据自己的实际，制订了一系列必须践行的规章，其核心就是把精研学问与修身养性结合起来，向内圣外王的目标努力。他严于解剖自己，坚持天天记日记，将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动态一一记下来，尤其是把过失都记录在案，连梦境也不放过。时常检点，以云恶从善，日积月累，乃见功效。从下面的两则日记中，可见一斑：
“走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语，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
“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闻，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豔羨，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曾国藩水烟抽得很凶，有“水烟枪”之称，下围棋的瘾也大。为了治学和修身养性的需要，他下決心戒掉了水烟。他本来決定要戒棋的，但有感于围棋亦有养性娛情的功效，只要把握得好，益多害小，所以仍保留这个爱好。
经过数年的努力，曾国藩在理学方面已经卓有成绩。他深知过于专注一家，必受其限制，只有博采眾长，才能促进全面发展。于是，他虛心向在京师的朋友如刘传莹、吴廷栋、何桂珍、邵懿辰、冯树堂等人学习，或向他们讨教专门学识，或探讨学习的方法；这样一来，曾国藩不仅弥补了过去在考据、训诂学等方面的缺陷，古文、诗词歌赋等方面也渐入佳境，在士林中声名鹊起。曾国藩探索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如“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学贵专精”，等等。他十分推崇专心治学，常常说，读书治学有如挖井，与其浅挖几口井而挖下出水，不如坚持不懈地挖一口井，直到挖出源源不断的水流为止。他的这些方法，不仅对他的后人影响很深，也通过他的朋友、学生流传到了社会。
曾国藩从发蒙读书开始，毕生手不释卷，笔不停耕，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一生著述达2500万言，加上日记和阅读圈点的文字，共3000万言。他只活了62岁，期间经历了十多年统帅千军万马对垒于疆场的惨烈战争，又长年担任总督，忙于公务，却如此著作等身，可谓世所罕见，没有惊人的毅力是不可想像的！他坚持记了19年的日记，直到死的一天还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
曾国藩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思想深刻，因而他容易接受新的知识和观念，目光远大。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倡洋务运动，建立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河。设立翻译馆和印书处，系统翻译印行西方科技书籍，延揽科技人才包括国外的人才，奏请朝廷选派幼童留学美英等国。他的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国人学习西方文明，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他自己也努力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科技书籍。他曾以不识天文为恥，经过学习请教，对主要的星系、星星也能指认明白。
10岁以前，曾国藩在荷叶塘读书之余，尽量做一些体力劳动，砍过柴、插过田、喂过猪，在蒋市街上卖过篾货。踏入仕途以后，虽然远离了乡间生活，但他对“耕”有著深刻的理解，认为从耕的目的，就是为了“习劳习苦”，养成“勤苦俭约”的习惯，不忘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以自己的方式践行“耕”的准则，主要表现在“勤”、“俭”、“廉”上。
曾国藩指出：“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他不仅率先习劳，而且要求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战争期间，曾国藩的大营从统帅到士兵都必须早起，六点钟就开早饭。李鸿章初入曾国藩幕府时，很不适应这种作息方式，他喜欢睡早觉，几次赖床没有起来吃早饭。曾国藩对这位学生很器重，为了治一治这位少年翰林的毛病，有一次吃早饭时，曾国藩前后两次派亲兵去请李吃饭，并且明言不等他来不会吃饭。李鸿章十分不情愿地爬起来，草草收拾了一下奔入饭堂，见曾国藩与眾幕僚都停箸等候。吃饭时，曾国藩始终一言不发，李鸿章十分尴尬。饭后，曾国藩严肃地对他说：“少荃，你既入我幕，就要受我约束。”李鸿章从此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后来他多次跟部下谈到早起的好处，对老师的教诲感激不尽。曾国藩的大营在一个地方驻扎的时间稍长，他都要垦地种菜。他不仅于军务倥傯之余，亲手种植蔬菜，还教道将士种菜。他在任两江总督时，接家眷住到了督署，为了让夫人及其他女眷不疏于纺织，特地买了五架纺车，供她们纺纱织布；督署内整日纺织声不断。
曾国藩曾作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他无论是治学、治事，还是治军都是十分勤勉的。
勤与俭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曾国藩十分崇尚节俭，他位极人臣，但饮食却非常简单，每餐荤菜多则一样，少则没有；如果有客人来，则添一样荤菜，时人称其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样荤菜也。曾国藩只穿粗布衣服，不穿丝绵。三十岁那年，他制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时不穿，只在节日和喜庆的时候穿一下，三十年后，犹如新衣。他幽默地说：“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依我看，衣也不如故。看看今天的衣服，哪有当年光鲜啊！”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他规定娶媳妇的用度和嫁女嫁妆不能超过200两白银。当第四个女儿曾纪纯出嫁时，曾国荃正在荷叶老家。他不信大哥只给200两陪嫁银，打开箱奁验看证实以后感叹不已，认为200两实在不敷应用，就送了400两银子给嫂子欧阳夫人用作喜事开销。曾国藩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他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恥，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下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他进一步阐述了不留钱财给子孙的道理：“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且必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发财，決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尽量避免官场应酬。在京师作侍郎，薪金不过400两白银。京官受人馈赠，成了一种惯例。但曾国藩拒绝接受馈赠。他认为所谓馈赠不过是钓饵罢了，一旦吞下钓饵，不免受制于人。后来他当湘军统帅，担任方面大员，一直坚持不受馈赠的原则。
从事实上来看，曾国藩所说的并非虛言。曾国藩过世后不久，小儿子曾纪鸿在京病故了。曾纪鸿病重买药的钱及死后殡敛衣棺还葬家乡的费用，还是由左宗棠资助的。一个位极人臣的大学士的儿子竟穷困如此，让人感叹至深！
曾国藩对待长辈十分孝顺，对待子弟家人十分关心爱护。他写给家人的1380余封信中，充满了拳拳之心，关爱之情。从下面这则信中可见曾国藩对长辈关心的细致和周到：“母亲齿痛，不知比从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如何，务宜慎之又慎。”过年过节，生日喜庆，曾国藩对长辈和亲戚都有馈赠，对母亲、岳母、四位弟媳都由他每年寄给一定的零用钱，数量虽然不多，心意却尽到了。曾国藩清心寡欲，每有余钱都寄回家里，嘱咐曾国潢或曾纪泽均分给所有亲戚，一视同仁，就是做乞丐的亲戚也不例外。凡亲戚有急难，曾国藩只要知道，必有所济。
曾国藩善待邻里，惠及他人，从不计较得失。一些人向他借钱，他都尽量给予支持。虽然其中也有不值得同情的人，但曾国藩认为多数是经济确有困难的；因此，他从不索还，有些困难的人来还帐时，他还要退还给人家，表示不要再还。
曾国藩位居将相，他直接的“睦邻”对象主要是官场人物、朋友和随侍左右的人，无论是谁，他都努力做到以“诚”“恕”二字待人，以德报怨，而不是以怨报怨，更不以怨报德。晚清许多著名的人物，如江忠源、胡林冀、李鸿章、彭玉麟、杨载福、沈宝桢、左宗棠等等，或出于他的门下，或由于他的獎掖；其中有的人虽然也和他有过嫌隙，但他能夠做到坦诚相待，不计前嫌。左宗棠志大才高，但为人刚强，不下于人。他在当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联合向咸丰皇帝告他是“劣幕”，把持巡抚衙门。咸丰皇帝一怒之下要杀他，曾国藩联合胡林冀分别上疏，请求赦免并重用左宗棠。咸丰十年，左宗棠进入曾国藩幕府作幕僚，曾国藩对他十分倚重，不久支持左宗棠自领一军进入江浙，左宗棠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极力保举。三年之间，左宗棠由一个幕僚而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几乎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但左宗棠并不领情。早在曾国藩办理团练之初，与湖南地方大吏发生冲突时，左就参与其中，与曾国藩为难。当曾与湘军将领王錱发生矛盾时，左又偏袒王。左宗棠成了方面大员以后，还多次责难过曾国藩；但曾国藩没有计较他，这种雅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送了一幅挽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可以说，曾国藩的以诚待人，终于让高傲的左宗棠低下了头。
曾国藩对待兵弁仆役等“下人”，也能做到平等待人。佣人陈升因与曾国藩一言不合走了，曾国藩很后悔，特地写了一首诗反省自己，表示今后应当把佣人也当自家人手足兄弟看待，注意彼此之间感情的交流。
督导
曾国藩千方百计教道、约束子弟后人做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世世守之，永为家训。”
曾国藩特别重视诸弟和子侄们的读书学习。他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是一个人立业成才的根本，也是家庭兴旺的基础。同治四年，侄儿曾纪瑞考试取得了好成绩，他十分高兴，写信给国荃和国潢道：“纪瑞侄取得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世家之招牌，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他对于四个弟弟的学习可谓煞费苦心，通过书信往来给予悉心指点，不论是谁，有了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不足的地方也毫不客气的指出。曾国藩在作京官时，先后把曾国荃、曾国潢、曾国华接到京师学习，时时督促他们专心向学。对女婿的读书，曾国藩也十分关心重视。他曾把女婿罗允吉、袁榆生接到军营中，督道他俩读书用功。
对于学习的目的，曾国藩下同于一般官僚士人。他反复要求子弟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不求升官发财，不以优越的地位自居，重在真才实学，自立自强。他说：“凡人多重子女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教道纪泽、纪鸿道：“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尔兄弟努力读书，決不怕没饭吃。”曾国藩不主张子弟为了升官发财而读书，但要求他们要树立远大志向，争取成为有用之材。他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恆。”他亲选了33位古代著名人物，要求曾纪泽将其绘成肖像，挂在房间里，日夕观摩，立志向他们学习。
关于怎样读书的问题，纪泽、纪鸿兄弟受到了曾国藩细致、严格而又亲切的训道。诸如怎样读经典书籍，怎样读制艺文字，怎样作诗写字等，都有具体的指道。在学习的内容上，他不愿儿子汲汲于功名，在科举的道路上埋首穷经，陷在八股文的圈子里走不出来，而希望他们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并鼓励他们学习、了解西方科技知识。1858年9月，曾国藩跟纪泽谈话，他总结了自己做学问的情况，认为平生不懂天文算学，是一大恥辱，要求纪泽吸取教训，雪此恥辱。在曾国藩的教道下，曾纪泽自20岁起，在学习其他知识的同时，下苦功涉猎科学技术知识，如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他都用心钻研过，并能著文介绍推广。与此同时，曾纪泽依靠自学，能用英语交谈，以英文写作。由于曾纪泽学贯中西，且为人厚重，性格坚毅，处事精明果断，后来成了杰出的外交家。他担任第二任驻英法大使，好评纷至。崇厚出卖国家利益，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外譁然，朝野洶洶，清廷不得不宣布废约。曾纪泽受命于危难之际，兼任驻俄大使，肩负与沙俄谈判重订条约的重任。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谈判，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和被崇厚出卖的六万平方公里国土，被称赞为“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沙皇俄国侵略成性，被其侵吞的各国领土从来没有吐出来的，唯有这一次例外，曾纪泽功不可没。曾纪鸿35岁英年早逝，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在科技领域、音律学方面颇有成就。他的作为，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结晶。曾纪鸿8岁的时候，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就嘱咐：“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1858年9月，曾纪鸿才满10岁，曾国藩来信告诫他必须注意科学技术方面的学问。曾纪鸿在父亲的鼓励下，无意科举功名，悉心钻研数学和其他科学知识，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电学举隅》、《炮攻要术》等书。他在数学上的成就尤其令人称道。当时国际上以推算圆周率之位数标志其数学水平，数学家们只能算到小数点后40位就无法深入下去了。曾纪鸿悉心研究，独创新法，反复推算后达到了100多位。
曾国藩经常告诫子弟家人，一定要重视耕种，养成勤劳俭朴的习惯，以继承良好的家风。他要求子孙“半耕半读，以操守祖先旧业，万不可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使喚奴婢取水添茶。拾柴收集粪便之事，须要一一去做；插秧莳禾主事，亦要时时习之。”他对早、扫、鱼、猪、蔬等各项内容，都有具体要求。他在家信中说：“居家之道，以黎明即起为第一要义。”曾纪泽新婚后，他写信要求：“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并率新妇力行之。”他批评弟弟说：各位弟弟不喜欢收拾干淨，比我还厉害，这是败家的气氛。以后务必细心收拾，即使一纸一麻，竹头木屑，都应该收拾干淨俐落，以便作子侄的榜样……，子侄除读书外，教他们打扫房间，擦抹桌椅，拾粪锄草，是极好的事，千万不要以为有损架子而不去做。他在家信中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
曾国藩远离家园，随著自己官声日隆，家族日兴，他也许担心家人难以真正做到亲历劳作，克勤克俭。因此，他常从细微处著手，想方设计督责落实。例如，在种菜一事上，他常常在外选购种子寄送家里，并一一过问生长情况。有感于家里种菜的技术不高，特地要求儿子纪泽请长沙师傅到家里种菜。对此，曾国潢不理解，啧有烦言。曾国藩写信开道他：“乡间种菜全无讲究，比之省中好菜园，何止霄壤！余欲学些好样，添些好种，故令纪泽托人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他认为，大户家庭是否勤俭，只要检验妇女勤劳情况就清楚了。因此，他要求妻子“以勤俭自惕”，“以劳苦自乐”，为各房及子孙做出榜样，新媳妇进了门，要督促其入廚房做饭菜，勤于纺织，勤于针線，自做鞋袜，还要告诉她们做腐乳、干笋、火焙鱼等小菜。并在规定的时间里进行检查。曾国藩要求女儿和儿媳每年要做一双布鞋和若干酱菜、烘鱼寄给他，“各表孝敬之情，各事针黹之工，余亦得察闺门之动惰也。”
曾国藩告诫家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不孝则“立获殃祸”。他说：“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曾国藩兄弟五人，他是长兄，在统帅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四位弟弟都要跟随他带兵以博取功业。他考虑到家里需要有人管理，对长辈尽孝道，并教道督责子弟遵守家规，于是要求小弟曾国潢在家承担起齐家的责任。曾国潢按照乃兄的安排，终生株守在荷叶塘，曾国藩治家的要求，大多是通过写信给他实施的。相对于其他兄弟而言，曾国荃得到曾国藩的指道更多，曾国荃所以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在历任督抚时颇有建树，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外，得益于曾国藩的悉心栽培。而心高气傲的曾家老九对长兄的教道基本上能做到言听计从。曾国藩对弟弟和子侄如何尽孝道，常有具体的指教。例如，他要求儿子在老家侍奉叔叔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叔母要像侍奉母亲一样，对待堂兄弟要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凡事都可以节省，唯独对待各位叔叔家里要处处从厚，对待堂兄弟，要以道理、事业相勉励，对待过失要加以劝诫，使得彼此都有成就。
曾国藩认为，人待人是无价之宝。他要求家人对待亲戚乡邻要以礼相待，“宽待人，严律己”，互相往来，吊丧问疾，周济急难。对待“宗族姻亲，爱之敬之，不可亲此疏彼”，富贵之家不能“敬事远亲而慢近邻”，要做到“酒饭宜松，礼貌宜恭。”他还告诫弟弟：“凡事不可占人家半点便益”。有一次，曾家请了几个乡邻帮助搬家，曾国藩来信要求家里完事后把搬家所用的骡子、车辆等东西送给搬家的人。他常常借用“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来警示子弟善待亲邻，否则家里遇有急难，就会无人相帮。
传承
曾国藩晚年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世事已拋高枕外”，下联是：“春风常在短筇前”。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社会剧烈动荡，政治险恶，官场黑暗，外侮频至，他虽然经过艰苦努力，功成名就，但心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现实的情况与他的政治抱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的心里是比较落寞、失望的，却又无人能诉。官场上虽然已成过眼云烟，但另一方面，他相信必有一些东西会流传下去，如春风常在。这副对联，是曾国藩这种心境的写照。确实，许多宝贵的东西是不会随风飘逝的，例如曾国藩手订的家规，形成的良好家风就得到了传承，不论社会和环境如何变化，曾氏子孙谨守家规，形成了人才辈出、兴旺发达的局面。
曾国藩兄弟的后代都十分重视读书求知，而且秉承曾国藩的意愿，做到读书不为升官发财，而在于掌握真才实学，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因而造就了大批各类人材，尤以教育、卫生、科技界居多。据统计，曾国藩兄弟后人240多人中，仅教授就有90多人，不少人成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如著名诗人曾广钧，画家曾厚熙，著名教育家曾宝荪、曾约农，著名化学家曾广琦、曾昭伦，著名考古学家曾昭橘，还有曾氏后裔中第一位中共党员，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曾宪植等等。
曾纪鸿的夫人郭筠是一位有名的女诗人，在丈夫死后，全力教道儿孙读书。她知识广博，思想开明，具有远见，规定儿孙辈在家塾学习的课程，除了经史外，还有算术、音乐、书画、外文，家塾中聘请过英文和日文教师。为了开阔儿孙的视野，规定每天早晨第一节课为点读报纸上的社论。她的儿孙个个是专门人材，不少还留学国外。
曾广钧是曾纪鸿长子，自小聪慧好学，23岁就考上了翰林。他对做官并无多大兴趣，却爱好做诗，下了很深的功夫，诗作常被人传诵。1900年，他才34岁，就退出政界，专心于学问；梁启超评价他是当时诗界八大贤人之一。
曾家对女子的读书求知也十分重视。有一次，一位家塾先生对郭筠说：“您两位孙女读点女儿经就夠了吧。”她坚定地回答：“不然，须同男的一样地读。”她的孙女曾宝荪四岁就入家塾，在祖母的督道下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先后在上海教会的女子学校、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杭州教会女子学校学习过。1912年，曾宝荪19岁，要求赴英国留学，征求祖母及父母的意见，当时官宦家庭一般都反对子女尤其是女子出国留学，但开明的郭筠和曾广钧夫妇尊重了她的选择。曾宝荪先在伦敦大学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是当时中国妇女获此荣誉的第一人。随后，她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深造。归国以后，她克服重重困难，于1918年7月，在长沙创办了艺芳女子学校，担任校长前后达32年之久。她献身教育事业，终身不嫁，換来了桃李满天下。有一次，曾宝荪到金陵女子大学演讲后回答学生的提问，有学生问：“请问曾先生如何要抱独身主义？如果你结了婚，定是位非常好的母亲。”她回答道：“如果我结了婚，至多只能做数人的好母亲，而我现在则能做无数人的好母亲。”曾氏后代中，像曾宝荪这样杰出的女性人才还有不少，其中许多人都出国留过学。这在同时代的官僚家庭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如曾昭橘是曾国潢的孙女，留学英德主攻考古专业，归国后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国际考古学界很有名望，曾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她对中国考古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仅不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并且极力反对将出土文物运往台湾。1949年4月14日，她还联合其他人士公开呼吁，把运往台湾的文物收回。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曾国藩老家有一座宽敞的藏书楼，总计藏有国内典籍20余万册，西方科技类书籍约6万册，且其中多珍贵版本；私人藏书数额之巨，可称当时之冠。曾国藩“嗜书”，他说，決不留余财给子孙，只有书籍常思购买。因此，他藏书的“求阙斋”书也最多，达10万册。曾家的藏书宝库，对后人的读书求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曾纪泽、曾纪鸿兄弟都没有进入正规的学校，所学知识来自父亲的藏书及他们自己所购的书籍。曾宝荪回忆，藏书楼深深地吸引了她，她常常在课余偷偷躲进藏书楼读书，有时忘记了吃饭。
曾国藩的后人总的来讲，能谨守勤俭的家教，离开了老家，也能做到不忘本。曾纪芬是曾国藩的满女，活了83岁。她的丈夫聂缉椝曾任道台、巡抚，后来弃官从事实业，成了实力雄厚的资本家，儿子聂其杰1920年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在这样的富贵之家，曾纪芬却能一直谨守勤俭家风。她中年随夫定居上海，在老家的纺车没能带过来。听说上海乡下有一种三木锭腳踏纺棉车买，她派人买了一架，并请人教自己纺纱的新方法。晚年针对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的状况，在病中口述由儿子聂其杰整理成《廉俭救国说》一文以醒世人。
曾国藩的后人在求学、事业等方面也能夠互相支持，互相勉励。曾宝荪创办艺芳女校就得到了父亲曾广钧、叔父曾广钟、姑母曾纪芬、弟弟曾约农等人的大力支持。女子大学办起来以后，曾家女子有不少都在这里求学。曾宝荪回忆1914年与曾约农除夕守岁谈心，“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约定互相努力，互相帮助，以求达到这目的。”“他守了这个信约，一直爱护我，帮助我，我办教育略有成就，靠他助力不少。”曾约农是曾纪泽之孙，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理科工程科学学上学位，他也像姐姐宝荪一样终身未婚，献身教育事业。曾约农一直是曾宝荪办学的主要帮手，艺芳女校创校之初，即任教务主任，兼英文、算术、物理和化学老师。他后来担任湖南克强学院院长、台湾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也得到了曾宝荪的支持。
曾约农有民族大义，爱国护邦，善于协调处理关系。抗战期间，湘乡及相邻地区有多支抗日游击武装，由于不相统属，缺乏协调，有时难免发生磨擦。为了促进各派武装攜手合作，一致抗日，曾约农派专人帮助沟通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借以了解敌情，掌握各方面的活动情况。1944年8月，在曾约农的斡旋下，湘乡及周围各路抗日游击司令齐集富厚堂曾家开会，消除了彼此间的误会，增强了信任和理解。曾约农还和从弟曾昭柯、“正义军”副司令屈能伸一起出面，招集湘乡、湘潭、衡山三县的游击队在湘潭龙虎坳会谈，商讨如何互相支持，共赴国难。对驻地的抗日武装，每逢过年过节，曾约农和老家的兄弟姐妹都要设宴犒赏，或赠送锦旗，以激励其爱国抗日的热情。1945年春夏之交，湘乡一带因战乱频频，天災不断，老百姓衣食无著，有的濒临死亡。曾家在富厚堂开仓平粜，帮助乡民渡过难关。曾家的这些做法得到了人们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