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化，促使知识分子从乾嘉考据转向经世致用，“史学经世”成为不可逆转的学术方向。许多学者研究西北史地和元代历史，以为加强边防、抵御外患提供借鉴。龚自珍著有《蒙古图志》，徐松著《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张穆著有《蒙古游牧记》。这些研究成果“既陈古义，又论今事”，注重阐释元明以来的边疆政策及元代在世界上的重要影响，开始将历史研究与睁眼看世界结合起来，从而使元史研究具有了近代意义。《元史新编》就是继《圣武记》、《海国图志》之后魏源自觉把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反侵略斗争联系起来的又一重要成果。正因为此，学术界对该书始终未跳出其“对元代漠北、西域疆域版图的厘定在边疆史地方面的贡献”这一研究视角。而且，由于《元史新编》卷帙厚重，对其进行专题研究者远不如《海国图志》深入。至于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者，就笔者寓目所及，除了上个世纪初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等史学史论著稍有涉及之外，专题论述者仅有童浩《魏源与〈元史新编〉》。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元史新编》的历史编撰学成就作一概要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部在历史编撰学上具有“革命”意义的巨著之关注。
一、寓近代“经世”意识于历史编撰之中
魏源是嘉道时期著名经世思想家，“史学经世”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一贯指导原则。《元史新编》的问世，亦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元史研究领域深厚的积淀和道光年间《元秘史》和《亲征录》校注使元史的全面重修成为可能；从当时社会现实需要来说，清朝和元朝两个王朝在许多方面的惊人相似，探索元朝统治的盛衰，对于清王朝统治者具有借鉴意义；就社会现实而言，鸦片战争后，了解世界，认识西方成为时代潮流，而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广大的政权，其行政设施、对外关系等方面都为后世奠定了不可忽视的基础。研究元代历史对于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列强侵略的危机日益严重，关注边疆问题，寻求御侮之策也成为当时爱国学者的共识。这是以“资鉴”为核心内容的古代“经世史学”所不具有的近代内容。早在1841年，林则徐被贬官流放新疆之前与魏源会面时，就曾经讨论过西北边防的问题，有“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的警惕。其《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开宗明义地说：
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锺立，无一童昏暴缪之主，而又内无宫闱、奄官之盅，外无苛政、强臣、夷狄之忧，又有四怯薛之子孙世为良相辅政，与国同休，其肃清宽厚亦过汉、唐。而末造一朝偶尔失驭，曾未至幽、厉、桓、灵之甚，遂至鱼烂河溃不可救者，何哉？
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著者的编撰宗旨，乃通过考察元朝历史以总结其盛衰的经验教训，为面临内忧外患的清王朝提供借鉴。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元史新编》考察元代民族政策的源流及其演变，剖析元代“内北外南”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弊端，认为元朝开国之初，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相对来说不太明显。如太祖、太宗时期以女真人耶律楚材为宰相，世祖时期以“汉人史天泽始跻首辅，刘秉忠亦以太保参预中书省事，初无内色目外汉人南人之见，诚王者公天下之量矣”。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确立后，却全面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至于进士科举，“罢自国初，中叶屡举屡辍，动为色目人所掎摭”。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则胡越一家，不公则肝胆楚越”。作为经世学者，魏源对元代民族歧视的抨击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目睹鸦片战争中清廷对林则徐、邓廷桢等汉族大臣的打击排挤和对琦善、奕山等颟顸的满族官员的倚重，深感清王朝倾覆的日子不远，希图总结元代因民族压迫而倾覆的教训，告诫清王朝缓和满汉矛盾，以集中全力对付日益加剧的内忧外患。
由于元代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异常复杂，有些史家不能正确区分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或者别有用心地将两者混为一谈。魏源敏锐洞察到，这是一个涉及中国领土和疆域的原则性问题，故在论述元代疆域与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沿革时，鲜明地划清了两者的界限。以大理为例，魏源认为，元代在这一地区“建行省，开郡县，视同内地，并非羁縻蛮荒”，而邵远平《元史类编》“以西域与大理载之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瓜哇间，等之外国”，显然是错误的。为此，《元史新编》立“平服西域、大理传”，并以“段氏《世官大理略》，取其世系，附注传末”。这一处理，体现了自觉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元史新编》在聚焦民族问题的同时，对宋、金、元三朝政治也进行了深刻反思。考察元朝灭金的经过，魏源认为，金朝的灭亡，与统治者任用奸臣有直接联系：“使金无可亡之道，元岂能亡之哉！”金宣宗对胡沙虎、高琪等弑逆之贼“不亟正典刑申大义，反感其援立之私，委用无贰”，听其谗言，“舍中都而南迁，首激乱军之变”，结果“亡社稷于小人之手”。宋的灭亡，同样乃其“自取者也”。因为“自古谋国之舛，未有如宋人之甚者”，在与蒙古的交涉中屡次出尔反尔；且“当建炎南渡之始，舍宗、李、岳、韩、刘、吴名相名将不用，而惟称臣称侄于不共戴天之女真”。至于元朝政治的得失，魏源指出，元代行省制度由“世祖立制，以天下大政归于中书省，任相任贤，责无旁贷”，而武宗“误听宵人以立尚书省为营利之府”，“变法不得其人”，这是其在政治上的最大失误。对于元代的吏治，魏源以世祖时期阿合马为典型分析指出：“阿合马稔恶十余载，苟非毙于王著，竟无劾罢之时，彻里不惮批鳞悟主，而桑葛不逾时伏诛。吾于当时诸贤不无春秋责备焉。彼叶李反称桑葛之才，阶而进之，其无知人之明邪？抑逢迎为容悦也！”皇帝的不辨忠奸、朝臣的尸位素餐、为虎作伥，是奸臣当道的内在原因。而君主“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娱乐无厌”和动辄赏赐宠幸妃子“巨万计”的挥霍荒淫，导致“中书政以贿成，台宪官皆议价以得，出而分巡，竞渔猎以偿债，师不复知纲纪为何物”。为了全面反映元代的吏治腐败，魏源将顺帝时期的御史张桢“陈十祸”的上疏全文照录于《新编》，并尖锐指出元祸起于“一轻大臣；二解权纲；三事安逸；四杜言路；五离人心；六滥刑狱”。
魏源在此反思金、宋灭亡原因以及元朝吏治得失，决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晚清吏治败坏的深恶痛绝和对改革弊政的呼吁，告诫清朝统治者在用人问题上不要重蹈金、宋亡国覆辙，重犯鸦片战争中重用穆彰阿、琦善、迫害林则徐、邓廷桢等抗战将领的错误。以此之故，后世学者称其“系实事求是之作，亦系经世致用精神的落实”，实为公允之论。
二、体例创新的可贵探索
《元史》原有218卷，经过魏源缩减改编成的《元史新编》95卷，其史料来源有《元史》、《元朝秘史》、《元经世大典》、《元典章》、《元文类》以及《四库全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在当时西方的有关史料尚未介绍过来的情况下，魏源尽最大可能引征可以获得的资料，做到广征博引，且记载远比《元史》清晰条贯。
该书编撰体例的创新，以传记部分最为突出，具有开拓意义，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以前的诸史，“诸臣工皆入列传，不分文武将相，不分时代先后”。但是，沿用这种方法作《元史》却不适用。因为“元代臣僚，则名字侏缡，文武交错，自非以事分人，何由一目了然？”因此，魏源在《元史新编》中对列传部分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改变传统的一人一传的形式，采用“于累朝文武将相功臣，俾类相从，以及天历交兵、末年讨寇诸臣，分别部居，皆以各朝为先后”的以类做传的新体例。即划分元朝为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阶段，作为贯穿各传的经线，以事功为纬线，将人物分别归类作传，如开国武臣、开国文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世祖相臣、世祖文臣……治历治水漕运诸臣、平叛藩诸臣、平东南夷诸臣、中叶相臣、中叶言臣、元末相臣等等。“凡名同者，观其时代不同而可辨；名同而时代复同者，观事类不同而可辨”。从而避免了“旧史荒芜颠倒之憾”。这种体例的创新，在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曾给予高度评价：“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章实斋所谓‘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谓魏著无论内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矣”。继魏源之后元史研究方面又有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梁启超认为魏著的体裁较之后两部“实不失为革命的”。他还提出用魏源的《元史新编》的体裁列“丛传”撰写清史列传与改造二十四史的设想：“改造二十四史，别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传方面只须用魏书体裁，就可耳目一新。”可见《元史新编》列传体例的创新，对推动史学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元史新编》体例上的另一变化是纪、传、表、志前后顺序的调整。历代修史，“皆以表志列本纪之后，列传之前”。唐代刘知几《史通》、宋代郑樵《通志》都认为这种编撰体例“隔制度于纪事之间，不便观览”。魏源吸收其观点，并仿照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司天职方考次列传之例，将《元史新编》的表、志部分放到列传之后。
由于史料的缺乏，世祖以前的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的记载几乎空白。旧元史“国初三朝本纪颠倒重复，仅据传闻”；《元秘史》也仅详记成吉思汗伐西夏之前；另外，元代疆域之辽阔空前，但是旧史对平漠北、西域数十部无传，因而无从反映元朝疆域所至；对世祖中叶平定北、东部数世叛藩无一传，无从获知边防情形。《本纪》当中“所书兵事，亦莫测其道里方位所在”；《元经世大典》“于西北藩封之疆域、录籍、兵马皆仅虚列留名，以金匮石室进呈乙览之书，而视同阴谋、深闭固拒若是。是以《元一统志》亦仅载内地各行省，而藩封及漠北、辽东、西域皆不详”。元史学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元史新编》增补太祖、太宗（附定宗）、宪宗三朝本纪，又“创补太祖、太宗、宪宗三朝平服各国传，部画州居，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其方位”，填补了以往元史研究的空白，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元代的盛衰兴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外，由于元代的疆域辽阔，许多地名不见于史传，加以古今地名的变化，地名的辨别就成为元史研究中一个非常繁杂的工作。魏源在这方面作了一定努力，对于西北地名进行了一些考证，从而使“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这豁然得睹，其方位虽间有疏略”，可谓“开榛莽而启津途”。
《元史新编》在体例上的创新，不仅仅属于史著编撰技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体例改造的形式之下，包涵着作者“以旧史明治道”的“经世”之旨，体现了“具才学、识三长”的学术境界。
三、以“求真”为褒贬的“春秋”笔法
《元史新编》中多次强调史家的“春秋”笔法，但与以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褒贬手法不同，著者以寓褒贬于“求真”的客观。
其一，体现在史料的取舍上。如在《平宋功臣》之后附有《宋降臣传》。之所以如此安排，在于“至敌国降臣，自当别为一传，旧史刘整、吕文焕滥厕功臣，而留梦炎、王积翁、蒲寿庚、方回等不为立传，非所以示惩。今别立宋降臣传以昭笔伐”，“以著其罪”；而对于元代功臣和元末遗老，如谢皋羽、郑所南、赵若焕、赵子固、张旻、诸师秀，不“可因其遁世无闷而不表彰”；另外如杨维桢、倪瓒，“虽名见《明史》，而其传寥落，不足以传其志节”。鉴于此，魏源增加了对这些人的记载。元代开国四杰之“赤老温父子保全太祖于孤危，博尔忽脱睿宗、太宗于患难”，“平漠北、战金、战西夏，援拖雷于河南，事功磊落”，“勋冠开国，而事不著于史”，所以他钩沉史料，作《开国四杰》传其事，表其功；将“陈天祥谏征八百媳妇之疏，刘宣谏交趾日本之役”增补到《中叶言臣传》以“惩黩武”；旧史“本纪”未载仁宗贬周王和世之诏，魏源认为此诏是仁宗、文宗不尊正统的一大罪状，所以从《元典章》补入；“周王举兵事，《仁宗本纪》亦不书，据《明宗本纪》补入”。
其二，体现在史实的考证中。旧史列传“既疏冗重复，其大臣数篇则又讳其所短，与他传抵牾。阿里海涯屠江陵，屠潭州，占居户数万为奴。见相威及张雄飞传，而本传则讳之，且叙其保全潭民之德。安童与皇子同陷叛藩中数年，而本传讳不书；完泽力劝成宗征八百媳妇国以继世祖武功，先后亡卒数万，而完泽传亦不书。皆据家状粉饰于本传，而罪案别见于他传”。魏源通过多种史料互证对勘，澄清了这些被旧史掩盖的事实，直书其事，使其罪案昭彰于世，体现了中国史家的直笔传统和求真精神。
其三，体现在旧说的辩诬上。关于泰定帝重臣倒剌沙的事迹，旧史“本纪”天历二年有“翰林国史院请于《英宗实录》著倒剌沙款服”之语。魏源认为，倒剌沙对泰定忠心耿耿，泰定临终托孤。而佥枢密事燕帖木尔谋废太子，另立武宗子图帖睦尔为帝，倒剌沙以死捍卫正统，而不是“奉玺出降，至燕京下狱死”。旧史之所以有上述记载，是由于依据的史料乃《泰定实录》乃文宗时说修，而文宗恰恰是在这次叛乱中入继大统的，因此对倒剌沙的记载“犹建文革除事迹，修于永乐之世，以方孝孺而有叩头乞哀之”，纯属诬词。魏源进一步指出，旧史载倒剌沙“专权逾月，不立君”，也是“文宗所修《实录》诬谤之词，旧史不知而本之也”。另据钱大昕考证，元代诸帝即位“皆必诸大臣毕会，始集议之，距前君之崩或两月或三月，盖其家法如此”，而从泰定帝驾崩到燕帖木尔举事还不到三旬。魏源据此认为，燕帖木尔乃有预谋的反叛，与倒剌沙无关。倒剌沙本为泰定忠臣，而旧元史“反谓其背叛君父，罪当大逆”，“《春秋》作而乱臣贼子喜，是之谓矣”。
四、自觉探求社会历史发展大势，突出元代社会特点
《元史新编》不仅通过体例、笔法以表达强烈的经世意识，而且处处体现出著者探讨社会历史发展大“势”的学术自觉。如，太祖时期与克烈部王罕父子交战中的“誓浑河功臣传”，魏源分析指出，这些“饮河功臣”“未必尽云蒸龙边之材”，他们的业绩是时势造英雄。“亡国之豪杰不若兴王之卒伍，虽有良舟，不如驶流”。在此，他已经隐约认识到时代潮流的不可抗拒，开始不自觉地摆脱英雄史观的束缚，对于清王朝的历史命运也表现某种程度的担忧。关于元代兵制变化，魏源认为，“中叶以后，承平日久，解纽弛防，将骄卒惰，加以中朝抚驭失宜，藩镇拱于北，流贼炽于南，天下势遂不可为，岂祖制之不善哉！”
显然，魏源认为元朝灭亡并非单纯因为制度的不善，而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他将元代的盛衰划分成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阶段以揭示王朝兴亡的规律。应该说，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它的统治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推动，也有倒退。因此，分阶段、分地区地进行分析研究是元史学的基本方法，魏源在这方面的可贵尝试，具有开拓意义。
与以往的《元史》研究不同，魏源企图以此唤起人们对中国以外世界的认识。因此，《新编》在近代史学史上率先运用以外国史事为依据考证元代西北历史地理的方法。作为当时最早了解世界的史学家，他在元史研究方面亦具有世界眼光。在写作《元史新编》时，不仅引征元代的有关记载，而且“更加《海国图志》中所载英夷印度之事”考订元代西北地理。此外，他还把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士《地理备考》有关蒙古、印度等西域地区沿革的内容附录于卷十八《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西域”目之后，以便于考稽。由于条件所限，魏源所能搜集到的西人资料只有上述两种，且其史料价值不高，很难有所突破，但至少启发了后人对外国史料的关注。
为了比较好地反映出元代社会经济的特点，魏源对旧元史的“志”进行了改造。首先删去旧史《五行志》和《天文志》关于灾变的记载，将《天文志》中有关天文仪器的《简仪》、《仰仪》、《灯漏》等科技方面的内容移入《历志》，避免了“穿凿附会”，贯穿了“归简易而崇实政”的原则。其次，《河渠志》“以黄河、运河列前，而捍水患兴水利，以类次庶，若网在纲”，纠正了旧史材料分散、“漫无统纪”的弊病。元朝初年，忽必烈曾派人实地考察了黄河的河源，招讨使都实曾亲至星宿海。1315年（元延佑二年）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的追述写出了《河源祝》一书。魏源对此非常重视，在新志中保留了旧元史关于该书的全部内容。“黄河”一节，将旧史《地理志》（六）所载的《河源附录》移入其中并补入刘郁《西使记》中的有关史料，说明作者充分认识到这一最早记载黄河河源情况的专著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对于元代治理黄河的情况，魏源对旧史记载作了有意义的取舍。元至正九年（1349）关于治河策略的争论中，监察御史余阙认为，由于“中国之地西南高而东北下”，不管如何变迁，黄河“入海者一皆趋于东北古河”，“乃地势使然，非关人力也”。因此他指出，“今诸臣集议，多主濬河故道”，而事实上“今所谓南流故道，非河之故道。使反于大禹北流之故道，由汉之千乘以入海，则国家将无水患千余年”。这一主张的核心是挽河北流使归其故道。与此同时，时任都水运使的贾鲁提出两条意见；一为修筑北堤以制横溃，一为浚塞并举挽河南行，复故道。结果，余阙的建议被丢弃，贾鲁的第二条建议被采纳，使河复南行故道。事后欧阳玄作《至正河防记》，旧史将这篇文章全文照录并加以表彰，而对余阙的建议只字未提。魏源曾写有《筹河篇》，为晚清黄河治理方面的权威性论著，总结了历代治河的经验教训，对余阙的建议给予高度评价，并力主使黄河改行北行故道。他认为，《至正河防记》虽然也谈到疏、浚、塞三法，但是“皆吏卒河工治标束水于堵之法，但图防河，不图治河，视余阙改河北流一劳永逸之策相去天渊”。所以他将余阙治河策补入《志》中。此外，《新编》的《食货志》将元代与前代不同的“海运之功济夫河，钞币之利权夫货”两大经济现象都如实录入其中。同时将刘宣“更钞铸钱”，叶子奇“以货权钞”，危素《浸铜要略》之序篇议论补进《志》中，比旧史更加详实鲜明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经济的特点。
史料的缺乏，语言文字的障碍，加以“涉猎既广，采辑众说，彼此不无或歧”，《元史新编》内容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如赤老温其人，钱大昕在《元史氏族表》中考证有扎剌儿氏的赤老温恺赤和速勒孙氏之赤老温两人，他们分属于两个氏族，被称为“开国四杰”的是速勒孙氏之赤老温。而《元史新编》之《开国四杰•赤老温传》则将两个赤老温当成了一个人。又如，不赛因其人，旧史《文宗本纪》称之为宗藩，魏源根据《明史》以及马礼逊《外国史略》和玛吉思《地理备考》，认为“不赛因”乃太祖驸马；而《地理志》附录的不赛因属地，似属宗藩；《海国图志》的《元经世大典图》又说不赛因是驸马赛马尔罕之祖；等等。
在编撰思想上，《元史新编》的局限主要在其浓厚的正统思想。所谓的正统论，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大宗小宗之别，嫡出庶出之分正统入继皇位等统治秩序。魏源坚持认为，“一代统绪之眨，有正统即有公论”。例如，对元代诸帝的评价标准始终不离正统观念。魏源批评武宗设尚书省，听信宵小，沉溺酒色；但是又称赞他“于授受之际，坚守‘金匮传弟之盟’”，“磊落光明胜宋太宗万万”，因此“不失为一代之英主”。而仁宗虽然有革除尚书省敝政的政绩，有“汉文帝之风”，但未遵守传位给武宗之子和世束的“金匮之约”，引发其后皇位之争，“国统三绝”，“不得谓非仁宗贻谋不臧有以致之也”。魏源还极力辨明泰定帝并非“旁支入继”，泰定太子继位乃“父终子继，名正言顺”。
基于这种正统观念，他一方面赞扬文帝积极接受和推广汉文化，“开一代文明之治”；另一方面又谴责他“篡立”皇位，称之为“逆”，并对旧史“不以躬行推刃之文宗为逆，而反以讨贼之泰定为逆”极为不满。由此可以看出，魏源在某些问题上以“父子君臣”的封建纲常秩序为准绳来看待历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对历史作出真正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但是，应该看到，作为一部近代初期的经世之作，《元史新编》实集道光前清人元史研究之大成，其在历史编撰上的探索与创新，初步彰显近代史学之时代特征，遂成“近代元史之大辂椎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