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进步学者和爱国诗人。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沦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在政治上积极要求改革时弊，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在文学上反对桐城派宣扬的封建“道统”、“文统”，主张面向现实，自抒胸臆。他的诗文大都是感时愤世、经世致用的篇章，特别是诗歌，笔力雄浑，感情激荡，具有“包孕时感，浑洒万有”的特色。对晚清的思想界、文学界，他是深有影响的革新人物。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湖南邵阳之金潭（今湖南省隆回县境内）。父邦鲁，字钟毓，一字春熙，历任江苏嘉定、吴江、荆溪等地巡俭和宝山县水利主簿等职。魏源小时极聪明，九岁时应童子试，县令某公在唱名时，指茶盅中画的太极图说：“杯中含太极”，当时魏源带着两个麦饼，就随声答道：“腹内孕乾坤。”使县令大为惊异。嘉庆十三年（1808）魏源年十五，补县学弟子员，开始究心于阳明之学。二十岁始为拔贡。嘉庆十九年（1814）春，随父入都，遂得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从姚学塽问宋儒之学，又向刘逢禄学《公羊春秋》；并结识龚自珍，两人都有救国救民的宏愿，议论相得，益成挚友，世以“龚魏”并称。
道光五年（1825），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请，选辑《皇朝经世文编》，次年仲冬辑成。这部书问世后，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传到日本后，也为“日本的学者文化人”所“争读”，认为这部书引起了他们“思想上的革命”（见日本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道光八年（1828）入赀为内阁中书舍人，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闻，学识更为丰富。道光十一年（1831），父邦鲁卒于宝山任所，魏源南归居忧。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入浙江镇海裕谦幕府，数月辞归。同年六月，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与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途中，于京口与魏源相晤，林以撰著《海国图志》相嘱。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扬州寓所絜园撰成《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五十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入都应试，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因试文稿草率，罚停殿试一科：直到第二年，始得中乙巳恩科三甲九十三名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后相继知东台、兴化等县事。咸丰元年（1851），补高邮州知州。三年，大平军攻克扬州，魏源在高邮任内，组织地主武装，“亲督巡防”，“企图抵抗。不久，因“迟误驿报”而被奏劾革职。后虽奉谕复职，他却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为由，辞官不就。从此侨居兴化、杭州等地，潜心佛学，整理生平著述。咸丰七年（1857）三月初一日，卒于杭州，终年六十四岁。生平著述有《诗古微》、《书古微》、《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老子本义》、《皇朝经世文编》、《淮北票盐志略》，以及《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等。
魏源，作为一个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他和龚自珍、林则徐等人一样，都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他既有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又有丰富的阅历和对社会底层的了解。所以他能从专事繁琐考证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中解脱出来，着眼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实际问题，并提出解决社会危机的建设性方案。他的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主张除弊兴利、实行变革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上。这些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前进的脉搏，在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了重大的启迪发蒙的作用。
魏源的哲学思想是比较复杂的，究其本质而言，是以心为本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彻悟心源，万物备我，则为大知大觉”。（《默觚•学篇五》）他认识到历史是无时不在变化的，所谓“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治篇五》）但他又认为“其不变者，道而已！”他在《老子本义》第一章注中说：“老子见学术日歧，滞有泥迹，思以真常不变之道救之。”又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卒复归于虚静。”（同上第十五章注）魏源的这种“不变之道”、“有动归于虚静”的观点，显然是形而上学的。但是他认为历史是进化、变动的，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默觚•治篇五》）的变革主张，却是进步的历史主义观点。综观魏源的世界观的构成，是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基础，而又深受道家、法家和兵家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兼黄老申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斯治国之庖丁乎！”（《默觚•治篇三》）
由正于魏源的思想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封建义化中的优良传统，使他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现实。而本着今文经学讲求“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选了《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是将入清以来有关政治、经济，以及思想各方面的资料汇编而成。其目的在书前的“凡例”中说：“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时人陈忠倚在该书三编卷首题辞中称赞说：“其时英人犹未乱华，在当时已为经国杰作。”接着他又以这种济时经国的精神研究历史，参考英国人的材料及元人文集数百种，著《元史新编》九十五卷；研究地理和水利，著有很多关于西北地理和长江水利的著作；研究清初以来典制掌故，著有《圣武记》；针对当时漕运、盐政的积弊，作《筹海篇》、《筹鹾篇》，提出改革的办法。他接受林则徐的委托，在林编《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一百卷，这是魏源的诸多撰述中特别值得称道的一部著作。
《海国图志》一书集中地体现了魏源致力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划时代的论著，它反映了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清醒认识和根本上抵制列强侵掠的基本对策。他亲历目睹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惨痛失败，痛心疾首地说：“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者所宜讲划”（《海国图志序》）。他在书的“总序”里特地说明编纂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一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的主张，在一百四十多年前第一次被提出来，确实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现代化进程要求的卓越见解。他主张认真学习和掌握西方国家的长技，认为只要“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只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就能创造出一种“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崭新局面。这种既不妄自菲薄、又非奴颜屈膝的爱国主张，不仅影响了我国近代史上许多要求变法图强的思想家，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的躬亲履践的变节主张和强调珍惜人才、选贤任能的政治观点上。他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同时又说：“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这是他变法主张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筹醝篇》）又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默觚•治篇五》）。在变革中，他特别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圣武记序》）又说：“人材进则军政修”，“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同上）同时，他又极其重视人材的培养与使用，强调要使人才“所用必所养，所养必所用。”（《默觚•治篇一》）而且要把真正的人才放到实践中去锻炼，“破浪乘风洵壮哉！逆风狂飓亦见柁师才。”（《观往吟》之九）这些思想在我国近代历史的大转变过程中，都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
魏源除了著有《海国图志》、《圣武记》以及《古微堂内•外集》等阐述其治学、论政和哲学思想的大量论著外，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诗篇，收在他的《清夜斋诗稿》和《古微堂诗集》中。他的诗歌也和他的其他政治思想论著一样，始终跳动着鸦片战争前后急遽变化的时代脉搏。它们不仅艺术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而且还能够为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生活道路、升沉得失，以及蕴含于内的细密深微的思想情感。他的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寄慨身世、讽谕现实的政治诗，一类是描摹自然、赞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山水诗。前者多近体、乐府，后者主要是五言或七言古诗。由于作者对诗歌有深湛的造诣，所以这两类诗都有相当的成就。他不仅能以文入诗，以史入诗，而且能以画入诗，以俚辞译语入诗。他用诗揭示了列强的觊觎和清廷的昏聩，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切身的感受；他又用诗歌倾诉了对祖国河山的挚爱和眷恋。他的诗是他的爱国主义热情的集中表现。
诗人早在年青时代乡居之日，就非常重视和关心农耕，在《村居杂兴》组诗中的“良农望甘泽”、“金风老黄云”两首，就初步显现了作者的农本思想。在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的途中，他审视了中原地区的山川形势，目睹水旱连年、兵燹相继的情景，于是在《北上杂诗七首》中，一面抒写伤今吊古之情，一面描绘出人民饥不择食的惨状。在“千里河南北”一首中，他面对黄泛灾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设想兴修水利，表达自己的心志：“旅客有奇梦，梦游古华胥。手持水利书，副以沟洫图。拜献神禹前，“冀免斯民鱼。”正因为诗人具有这种“冀免斯民鱼”的心志，所以在他的经世文章中，留下了大量通过实地查勘所设计的兴修江河水利的蓝图。在“滑台阻运河”一诗里，魏源更借助星象以表达年青时就已具备的忧国忧民的政治立场。“我欲叫闾阖，闾阖苍莽垂。匏瓜不可摘，高舌挂南箕。”这正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生于末运的时代苦闷。
魏源善于以白居易的《新乐府》体来叙写衰颓的时事和悲惨的民情，揭示统治者的腐败荒淫。如《江南吟》十章，其一《种花田》反映农税太重，农民被迫只得将稻田改作花田，从而指出城中豪奢、城外艰苦的贫富不均现象。其八《阿芙蓉》则以沉痛的心情，揭发、控诉了鸦片的输入，造成白银外流，并严重腐蚀、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都中吟》这组诗，更是集中地暴露了清廷的黑暗与腐朽，它系统地指出了科举的弊端，吏治的窳败，朝政的每况愈下，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具有强烈的激发人们认识现实本质的战斗作用。
在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又创作了《寰海》、《寰海后》、《秋兴》等组诗和《秦淮灯船行》、《金焦行》等长篇叙事诗，它们全画概括地反映了这段历史，集中地纪录了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和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称得上是鸦片战争史诗。在《寰海》、《寰海后》两组诗里，诗人对朝廷听信谗诬，罢黜主战派林则徐，以及由林则徐建立起来的海防设施横遭毁除，义愤填膺，他沉痛地指出：“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刚散六千君子卒，五羊风鹤已频惊。”“安邦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对以琦善、奕山之流为代表的投降派的丑恶行径，他更是深恶痛绝，淋漓尽致地加以揭露和抨击：“揖寇原期寝寇氛，力翻边案撤边军。但师卖塞牛僧孺，新换登坛马服君。”（《寰海》其五）“纨袴例当骠骑贵，绣衣那信吕嘉轻。指挥犹执金如意，棐几湘帘海外行。”（《寰海》其六）“肯借款盟修塞备？犹贤岁币作边勋！”（《寰海后》其七）“百万金缯万虏欢，十年牛酒千夫举。倾得蛟宫宝藏完，保障半壁东南土……但看封豕离大江，依然画鹢出横塘。”（《秦淮灯船行》）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诗人在《寰海》其十这首诗中，热情地歌颂了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人民抗英斗争的重视，同时也揭示了投降派纵敌逃跑的罪恶勾当。它与同时代的诗人张维屏的《三元里》一样，是迸发着爱国主义激情的光辉诗篇，将永远彪炳于鸦片战争史册上。册云：
“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
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
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
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
魏源的政治诗数量虽不多，但其成就很高。不论是揭发时弊，批判腐朽，或者是同情人民生活，抒发先进思想，无不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他这种“包孕时感，浑洒万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诗里莺花稗史情”的创作思想，在清代诗歌史上，是可以跟清初的大诗人顾炎武相媲美的。他们做学问都贵本原、重经史，读书与现实联系，作诗与致用相通；同时他们又都重视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广询博访，调查研究。顾炎武的后半生是在“空山羸马西风路，竹笈双驼万卷书”（史可程《太原赠顾炎武》），浪迹天涯，进行实地调查和致力著述中渡过的；而魏源也是以“駪駪征夫，每怀靡及”（《诗•小雅•皇皇者华》）的精神，奔波南北，亲窥两戒，他为了调查漕运的历史情况，特地走访一百二十岁高龄的太仓水手陈阿三，并赠之以诗：
“百廿年前旧掌篙，自言身阅四朝漕。
只今一舸千金费，当日堪酬四百艘。”
奔轶、遒劲，是顾、魏诗歌的共同特色。然魏源的政治诗更加自然而不雕琢，直率而不古雅。正如林昌彝所说：“虽粗服乱头，不加修饰，而气韵天然，非时髦所能蹑步也。”（《射鹰楼诗话》卷二）
山水诗是魏源诗歌的又一巨大成就。诗人在《戏自题诗集》中说：“太白十诗九言月，渊明十诗九言酒，和靖十诗九言梅，我今无一当何有？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渊明面庐无一咏，太白登华无一吟。永嘉虽遇谢公屐，台荡胜迹皆未寻。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诗人在这里不仅概述了自己耽情山水、以诗歌穷幽极深、探奇抉胜的志趣，而且也正是他着意描山绘水，致力于讴歌祖国山川而付出巨大心力的生活写照。魏源一生游踪所至，几遍及全国，他儿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说：“好游览，遇胜輙题咏，轮蹄几徧域中。有小印曰：‘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纪实也。”魏源自己也说：“半生放浪深山里，日逐烟霞穷不已！”
从我国山水诗发展的客观意义来说，魏源是将山水诗的创作推进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高峰。他笔底下的山水，既没有六朝人的艰深玄远，也没有陶渊明的静谧肃默；既非一般田园景色的描绘，也不是苑囿风光的陶写。而是充满了奇奥的未经人道的大自然的绝妙境界。他是通过山水诗赞美造化的神奇，宣泄宇宙的灵秘。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境界中，他善于捕捉那千姿百态的变相，如《天台石梁观瀑歌》，他不仅写了“震电万车争殷辚”的雨中之瀑和“千山万山唯一音”的月中之瀑，而且又进一步通过山僧之口，刻画出冰瀑的奇景：“破玉裂琼凝不流，黑光中线空明窈。层冰积压忽一摧，天崩地坼空睛昊。前冰已裂后冰乘，一日玉山百颓倒。”真是步步深入，愈出愈奇，使天台石梁瀑布随着天气的阴晴和季节的转换，呈现出变幻莫测的奇异景观，天然情趣横溢纸上。由于长期的广历博涉和细心体察，诗人在宏观对比中对天下名山大岳一一作了总体性的概括，监辨识出它们各自不同的奇秀特点。他说：“山有远秀难跻晤，君山小孤华不注。山有深入始胜远无奇，黟宕罗浮及武夷。远近皆奇恣所乐，庐屋天台及五岳。中藏灵秀外嵯峨，由来奇玉无粗璞。”（《游山后吟》其二）这种从未经人道及的诗句，宛如一篇天下名山导游图。如果没有“半生游山山未了”的实践，是无法作出如此深湛透辟的论证的。也正因为作者有这种细心的体察，所以在他笔下所描绘的自然界，总是山山殊景，水水异色。无论是东岱南岳、天台雁宕，还是深川巨谷，云海瀑流，也不管它们是怎样地阴晴变态、寒暑换姿，诗人在摹写中始终能不失其真，给读者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
在魏源的山水诗中，我们同样会感觉到作者那种考证山川源流，期以经世致用的学者本色。如《洞庭吟》一诗，简直可以说是以韵文的形式，重复了他的《湖广水利论》的主张。从艺术创作的要求来看，这类诗算不上是佳作，似它表明：作者那种“胞与民物”、“痌瘝在抱”的胸襟，是值得我们称颂的。在魏源众多礼赞大自然的山水诗里，始终充溢着一股激发人们积极进取的生机与活力。如《岱岳吟》中他写登泰山观海上日出的奇异景象：
“但觉光芒起东北，万光射处一光升，
万光之下一碧承。此以内外星闪闪，
光以上下潮冥冥。白光尽处火轮现，
草木山河金潋滟。……”
又如组诗《三湘棹歌》写三湘的境界，简直就是三幅充满了勃勃生机和娟秀旖旎的山水小轴，试看其中的“蒸湘”一首：
“溪山雨后湘烟起，杨柳愁杀鹭鸥喜。
棹歌一声天地绿，回首浯溪已十里。
雨前方恨湘水平，雨后又嫌湘水奔。
浓于酒更碧于云，熨不能平剪不分。
水复山重行未尽，压来七十二峰影。
稿篙打碎碧玉屏，家家汲得桃花井。”
这一令人游目骋怀的蒸湘舟行景象，远非尺幅寸楮的画图所能概括的。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楮墨止能图一面，其中层层面面何由写？”（《游山后吟》其二）这里正是作者“宣宇宙灵秘之景，领化工陶铸之妙”所设置的艺术境界。再如《赣江舟中棹歌》组诗中的第七首小诗云：
“峡锁群山十万魂，山花四月未缤纷。
前林晓忽花全放，多为溪雷一夜奔。”
群山十万香魂，禁锁芳春，一旦溪雷突发，万花竞放。这是对“万马齐喑”、窒息一切生机的现实的控诉，也是对迎来蓬勃生气的时代风雷的向往。魏源诗歌中的这些自然壮观和妙境，对照现实人生，很自然地会使读者憧憬向往，急遽要求改变衰颓的现实。我们也可以说，魏源是把他的一切美好的理想与愿望都注进到了自然界中去，一山一水，一泉一瀑，都赋于一种美的形象，从而反衬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卑俗与丑恶。
“诗笔雄浩奔轶，而复坚苍遒劲”（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这是魏源诗歌的基本特色。他那些汪洋恣肆的政治诗，是他从广博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不少社会弊端，从而以诗歌来揭露现实，讽刺和批评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充分体现了一个致力于救国济时的开拓者的识见。但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马恩选集》第三卷405页）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一员，魏源的基本政治立场仍然是站在封建统治一边，维护封建制度的。他抨击朝政，讽刺现实，然而他又忠心于皇室，对清初圣祖康熙、高宗乾隆、仁宗嘉庆三朝为巩固统治，以武力征服国内各民族的“功绩”，不惜一一加以赞颂，写下了共有十四首的组诗《皇朝武功乐府》。作者以祖宗业绩为训，一再告诫“王业艰，可长叹！”“先朝绥服艰”。“谁言守成易，功与创业符！”这是期望当朝的道光皇帝能重温创业维艰，继业守成，并有所作为，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在山水诗方面，魏源无论是摹景还是抒情，大都能写得酣畅饱满、晶莹剔透。他的诗虽然是上承汉、魏，下接唐代李白、白居易的传统，但总的倾向是深受宋诗的影响，所以集中不乏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作品，如上文所引的《洞庭吟》，就不啻是他的水利论文的注脚。在不少七言律诗如《秋兴》、《寰海》诸作中，字字艰深，句句用典，生涩晦暗，冲淡了诗歌的韵味。但总的说来，魏源那种雄奇奔放、气势磅礴的诗风、质朴自然而有解放意味的诗歌语言，以及独树一帜的艺术构思和另辟蹊径的描山绣水之作，对晚清的诗坛的“诗界革命”，都曾经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魏源在散文方面也有较显著的成就。嘉、道以来，桐城派古文风靡一时，继之而起的是阳湖派散文与之相抗衡。一时流风所及，文章皆“以空义相演，以仿摹擅长。”（胡蕴玉《历代文章论略》）而魏源力矫桐城之弊，脱略前人窠臼，纵横恣肆，独来独往，形成他自己特有风格。他的议论文，能够在提出论点的基础上，旁征博引，以史实作论据，阐发事理极其透辟明畅，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与可行性。《清史稿》本传中说他是“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这正是他的文章长于论辩的思想基础。在发抒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见解的札记《默觚》中，更加显示出魏源那种条理通达、新奇骇俗的论辩才能。而短小精悍的山水小品，则是他的散文创作中的又一成就。这类小品，多半是配合他的山水组诗而写的诗前小序，文字优美精致，往往成为衬托原诗红花的绿叶，起到互为掩映、相得益彰的艺术妙用，比起明人的山水小品来也丝毫不见逊色。有的诗序甚至比原诗更富有诗情画意，隽永有味。试举《华山西谷四首》的序为例：
华山中断为二，而苍龙一岭联之。岭左右为东西二谷，东谷直抵漳关，而西谷最胜。登华者皆自此入，即所谓张超谷也。谷口水汇于玉泉禅院，寻涧而入，双峡壁立，麓趾互错，地深天高，石奇泉养，凡百十曲而至水帘洞。瀑自绝壁万仞飞下，即谷水之源也。洞居半壁，一石凹出受瀑，倒入洞腹，将至涧底，复穿石出，下汇寒碧。而两峡松各数十万，绿天翠海，涛满虚空，光响灵幻，非复人世，宇内断无第二。而自来游华者，皆半途即舍涧登青柯坪，从无一人穷源至斯者。洞天咫尺，不许问津，何必桃源，始迷前路。
仅仅一百字左右的短文，不仅写出了峭壁曲涧、幽洞奇石、清泉飞瀑、以及峡松的光响，将深邃杳渺的西谷胜景，一下子推进到读者的眼前，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作看游华山西谷的过程，登临时的所见所闻，以及他自身对自然美的感受，也全都包孕其中了。文章的遣词造句又如此的清新简洁、冷隽警拔。在近代散文作家中，魏源也真正称得上是一位为数极少的才士。谭嗣同在《论艺绝句》中曾对有清一代的文章作者，特别是对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等人的成就作过这样的评价：“千年暗室任暄豗，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