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者，被誉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之父”。他著作等身，2004年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计20册，共1100余万字，其学术理论，涉及到政治、经济、经学、哲学、文献学、文学、史学、语言学、教育学、军事学、外交学、新闻学、佛学、蒙学、地理学、旅游学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魏源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集装箱式的文化巨人。清末学者李慈铭，称誉他“体大思精”，“博学有霸才”。张维屏佩服他的“学问渊博，才气纵横”，甚至认为“使之得位持权”，“亦宋代王安石也”。龚自珍则誉之为“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齐思和认为他“集前修之大成，继往而开来；守先而待后，系乎百余年学术之升沉。”但魏源不是坐以论道的书生，而是坐言起行的改革家。他不仅在陶澍和贺长龄幕府期间，积极进行水利、漕运、盐务等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成效，而且在《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中，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主张。梁启超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侯外庐认为《海国图志》“类似一种变法宣言”，其中许多议论，是“最早的变法维新思想”；而《圣武记》则是“富国强兵的政纲”。事实上，魏源的“师夷”、“款夷”、“制夷”思想，对后世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今天的改革开放，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和借鉴作用，套用一句刘勰评屈原的话，魏源可算是“衣被国人，非一代也”。如果他的后继者能够全面理解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真领会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赞美；如果洋务运动不局限于“器物”，而是引入观念和制度的更新，历史是否走上另一条路，世界是否会演绎另一盘棋局，是很难预料的。可惜历史没有如果！由此可见，作为中古时代的最后一位人物和近代最初的一位人物的魏源，对他的思想怎样评价都不算高。对他的研究，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我们可以称之为“魏源学”或“魏学”。

    一百多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同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同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有鉴于此，2007年成立了湖南省魏源及湘西南文史研究基地，由邵阳学院主持。基地自成立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学校领导的具体指导和亲切关怀下，以本院专家为主体，组织和动员全省有关学者，对魏源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魏源思想纵横谈》，就是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之一，全书收文39篇。本书的突出特点，一是在现有魏源研究的基础上，向纵深方向进行探讨。也就是说，对学界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的问题又有新的深入。例如熊焰教授认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能把“长技”仅仅理解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还应包括思想文化，如对戊戌变法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思想文化和制度上。黄红华先生认为魏源的经济思想中已有富民思想、商品经济思想和发展民营企业的思想，这对当前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夏剑钦先生等对魏源生平和思想研究的领域有了新的拓展，在很多问题上，发前人之所未发。钱毅博士的有关论文，可以说是对魏源语言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刘兴豪博士的两篇论文，是魏源新闻思想研究之滥觞。黄建军博士的论文，以充分的论据，批评了章太炎对《圣武记》所谓“媚虏”的错误指责，厘清了当今学界认为魏源此书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错误结论，论证了该书是在鸦片战争外侮严重之际，魏源满怀爱国热情之时，为了重振国威，把康熙等人的治国、平乱的方略，作为“救时方”提供给当局和国人。刘放鸣教授将魏源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联系起来，刘平、陈丹对魏源游学思想的论述，都富有新意和创见。此外，本书还对魏源的地理学、旅游学、佛学、蒙学和环保思想都有开创性的探讨，对新发现的有关魏源的文献，对魏源的故居、亲属、师友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不仅有助于对魏源的全面认识，而且为魏源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此外夏剑钦编审和傅治同教授对当前魏源研究的现状和发展，作了综合性的论述，对今后的魏源研究，无疑有很大的启迪。

    根据上述情形，我愿意将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和致力于魏源研究的专家学者，希望对他们有所启发，从而推动魏源研究的不断发展，使“魏源学”能在我们这一代真正建立起来，是我的最大心愿。

    傅治同于邵阳学院李子园无求斋之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