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他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创建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同盟会，主办了开展革命宣传的《民报》，策划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把革命一步一步地推向高潮。经过7年的奋力拼搏，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统治，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由于他的出色贡献，在当时就和孙中山并称“孙黄”，被誉为“开国二杰”。他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和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他曾在日本受过新式教育，长期以日本作为策划革命活动的基地。他的革命活动得到了许多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
一、黄兴首次赴日时间考实
黄兴何年何月首次前赴日本，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概括说来，过去有三种说法，即：1899年秋说，1901年冬说，1902年夏说。笔者根据黄兴1912年11月8日《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和田伏隆主编的《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一书中首次刊载、汪谦写的《黄兴留日与上师书》，否定了上述三种说法，认为黄兴首次赴日是“1900年4月15日以后的事，决不可能是1899年秋，更不会是1901年或1902年”。后来，苑书义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张之洞全集》，其中第5册第4004～4005页载有《札〈湖〉北善后局垫发选派各员生赴日本游历游学费用》（附单），里面明白载有‘黄轸’（黄兴原名），进一步证明笔者的推断。由于这份札文署明的日期为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公元1900年5月2日），因而他的启程日期应在5月2日之后。2009年9月，武汉举行了“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张遵逵、张厚珕与李细珠等提供的论文都提到黄兴这次出国考察是在1900年5月初。特别是李细珠从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保存的张之洞档案中，查到了一份与黄兴一道赴日考察的游击刘水金回国后禀报张之洞的赴日考察报告，翔实记载了出国经过，更进一步证明了黄兴此次出国的日程如下：
四月初六日（5月4日）晚上，乘太古公司鄱阳商轮东下。
四月初九日（5月7日）中午，抵达上海，因候船小住数日。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上午，经小田切通告，乘日本三棱公司博爱丸商轮东渡。
四月十六日（5月14日）半夜，抵达日本长崎，拜见中国驻长崎领事、湖北候补知府张桐华。
四月十八日（5月16日）至神户，拜见中国领事、内阁中书欧阳述。
四月二十日（5月18日）中午，抵横滨。换乘汽车，一小时后抵东京，租住麹町区。
由此，黄兴首次赴日的确切时间应是，离开武汉是1900年5月4日，12日离上海东渡，18日到达东京。
至于黄兴此次赴日何时回国，则有待进一步考查。因为黄兴一行出国不久，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国内局势骤然吃紧。张之洞于是急电总兵吴元凯、游击张彪、刘水金等武官提前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返国。黄兴等是两湖书院学生，任务是考察学务，仍然留日继续考察。他的《上黄绍箕师书》写于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估计即是托提前于五月二十四日回国的武官带回的。按照原来计划，此次考察时间定为四个月。但黄兴1912年11月8日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回顾此次回国情况时说：“既至湖北，适唐君才常密谋起义，友人因以相告。兄弟以北方虽乱，而南方之势力尚坚，且军队未及联络，实不可冒昧起事。谈论之间，意旨不合，兄弟遂回湖南举办团练。乃未几得武汉之恶（噩）耗，唐君竟败致死。”查唐才常等密谋起义被清朝当局破获，时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即1900年8月21日。据此可以推定，黄兴在8月21日以前已经返国，时间很可能在8月初。由此可以推断：黄兴首次赴日考察学务，具体时间是1900年5月初至8月初，为时约三个月。
二、黄兴十次进出日本及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在黄兴42岁的短暂一生中，究竟进出日本多少次？过去的说法也不一致。日本学者中村义在1988年所写的《黄兴与日本》一文中说：“自1902年春黄兴被派留学首次来日，到他逝世前1916年5月至7月最后一次再作短暂停留，共计来日8次，前后住了六年多。”南开大学俞辛焞在所编《黄兴在日活动秘录》的《绪论：黄兴与日本》中则说，黄兴在15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国外八年两个月，其中在日本五年半左右，在美国一年九个月，在南洋十一个月。”共计进出日本九次。中村义和俞辛焞两先生皆没有提到1900年首次赴日考察。如从1900年首次赴日考察算起，到1916年7月4日最后一次离开，共计应为10次，留日时间约为5年半。其简况如下：
第一次：1900年5月～8月初，考察学务，兼习军事。
第二次：1902年6月～1903年5月，入宏文学院肄习师范教育，参加大量爱国活动。
第三次：1904年11月末～1905年11月（或12月），因长沙起义失败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和孙中山结合，组织了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主办了宣传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策划在国内各地发动反清起义。
第四次：1906年9月11日～1907年1月5日，和孙中山、章炳麟等商讨革命方略，派人回国策动萍浏醴起义，主持《民报》周年纪念，扩大革命宣传。
第五次：1907年2月15日～同年4月，继续和孙、章商定革命方略，为国旗式样与孙中山发生争议；在留日士官生中组织“丈夫团”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宋教仁等赴东北运动马侠起义；
第六次：1907年5月～同年6月13日，筹集军事经费和军械，准备发动两广和云南的边疆地区起义。离日时带走手枪300支，日本军刀70把；
第七次：1908年夏天～1910年1月23日，在东京成立大森体育会，培植军事力量；抵制陶成章等的“倒孙风波”；《民报》被日本当局封闭后，谋划异地出版；创立“勤学舍”，延请法学家住舍指导，研习政治法律；召集同志，到东京郊外试制炸弹。
第八次：1910年6月7日～同年7月17日，和孙中山、赵声等秘密聚会东京，商讨新的起义计划；
第九次：1913年8月9日～1914年6月30日，因为“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浩然庐和政法学校，着重研究军事和政治，培养军政人才；因总结革命失败经验教训和组织新党，和孙中山发生严重分歧。
第十次：1916年5月9日～7月4日，为了护国讨袁，重新由美国抵达日本，表明决心，要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向日本当局筹借军费，拟招集军队，因为袁世凯暴毙中止；动员国内各种力量，一致倒袁。
在黄兴从事革命的16年中，在日本居留时间共约5年半。由于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下，国内无法从事革命活动，日本因此成为策动国内革命的基地。日本是黄兴在国外居留最久、进出次数最多的地方。他以日本为基地，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其中主要的是：
1.形成了民主革命思想。黄兴在湖北两湖书院肄业期间，因为读了一些西方书籍，已萌发了民主共和思想，但毕竟有限。到了日本，他既亲眼看到了日本因社会变革而带来的巨大进步，更广泛接触到西方的民主思想，眼界为之大开。由此，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正式形成，并决心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奋斗终生。
2.形成军国民教育路线。1902年至1903年间，黄兴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师范教育。他的军国民教育路线与他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紧密相连。他早年的“投笔方为大丈夫”的志向，是他形成军国民教育路线的思想基础。到了日本以后，他深受日本尚武精神的感染，竭力提倡军国民主义。早在1903年，他就与其他爱国者在日本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宣传军国民路线，以后又在日本创办了各种军事培训组织。直到去世，他仍念念不忘对全国人民实施军国民教育，主张“自小学以上，于普通教科中加入军事教育，则国中多一就学之儿童，即多一曾受军事教育之国民。一旦有事，征集令朝下，夕可得国民军在千万以上”。“中学而上，令学兵学二年，俾军事教育普及全国，则不待养兵而全国皆兵矣。”
3.建立中国同盟会，实现全国革命力量大联合。同盟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起点。这一建立过程是在日本完成的，而且得到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比如孙中山和黄兴两个主要领导人的结合是经宫崎寅藏介绍的。召开筹备会和成立大会的会场，都是由宫崎出面借来的。而且宫崎寅藏、末永节、内田良平也参加了筹备会议。萱野长知在同盟会成立不久也加入了同盟会。由于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实现了全国革命力量的大联合，革命组织得到大发展，就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4.创办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革命宣传得以顺利展开。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黄兴及时提议，将他参与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民报》创办的过程中，同样得到日本友人多方面的支援。《民报》的印刷人就是末永节。宫崎寅藏等还创办《革命评论》，配合进行革命宣传。
5.筹款购械，招聘军事人员，策划各地武装反清斗争。自从中国同盟会成立起，黄兴即把策划武装反清起义作为主要任务。他在策划武装反清起义中，曾得到日本友人多方面的协助，无论是筹款购械，还是招募退役军人，开办军事学校聘请教官，以及研制炸弹等，都曾得到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黄兴的战略战术，以及各种军事技能，大多是在日本学到的。1900年考察学务期间，他就参加射的会（即练习打靶），练习各式枪法，并考查了陆军各校书籍。1903年，他只要有机会便去观看日本士官联队的操练，还请日本军官给以军事战略方面的指导。
三、日本友人对黄兴和辛亥革命的帮助
黄兴接触的日本友人，范围比较广泛。和他接触最多，并建立起深厚友谊的，是一批具有崇高理想的民权主义者。他们以振兴亚洲为己任，认为要抵制欧美侵略，振兴亚洲，日本太小，必须扶助中国，使地大物博的中国强大起来，才足以和欧美列强抗衡。因此，像宫崎寅藏兄弟，由于深受民权主义的影响，早在19世纪后期，就在努力寻找中国的杰出领袖。他们先是找到了孙中山，后又找到了黄兴，并努力促成孙、黄两人的结合，共同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们在协助中国革命中，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梅屋庄吉是和孙中山最早结识的日本友人，他一生在财力方面给予孙中山以巨大支持。孙中山去世后，他还特铸4座孙中山铜像送给中国，作为永久纪念。同样，他和黄兴也有较多接触。黄兴的革命活动，同样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与掩护。比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黄兴赶赴前线督师。因为急需日本友人相助和接济军火，在赴汉途中，即电告萱野长知，请他招集一批军事人才前来相助，并请携带炸药前来。萱野长知接到电报，即从梅屋庄吉那里拿了七万元，并带领金子克己等一批日本军人前来。梅屋庄吉还派遣摄影记者同行，拍摄了不少汉阳前线战斗实况。
又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相继流亡日本。当时日本当局拒绝其入境。由于梅屋庄吉的多方疏通，孙中山不但得以入境，而且被安排住在梅屋庄吉的家中。同样，黄兴也是由于梅屋庄吉的精心安排，才得以顺利登陆。据日本门司海关长古田忠德记载，在黄兴乘坐的云海丸预定入港的前一天，他的旧友河原林君忽然带了两个浪人秘密来到办公室访问，“他们是为了拯救黄兴来请我帮助的。”古田也对黄兴表示同情，毅然放弃自己“取缔下关自由出入”的职责，“违背了法律，怂恿云海丸（按：云海丸系外籍船，按规定不许在此入港）驶入下关停泊。”带着犬养毅、头山满的介绍信的那两个浪人就是梅屋庄吉派遣的萱野长知和菊池良一。准备隐藏地点的那个人是宫崎滔天。由此可想而知，没有梅屋庄吉的鼎力相助，黄兴与孙中山都不可能那么顺利进入日本。
萱野长知是一位少时受过民权思想影响，毕生从事民权运动的日本友人。黄兴的反清革命活动，曾得到他多方面的协助。特别是在军事方面，黄兴倚靠他如左右手。1910年初，黄兴应邀赴广州主持新军起义。当时他经济上极端困窘，连旅费都无法解决。萱野长知乃致函神户的友人太田信藏。可是，当时太田也是赤贫如洗。无奈，只得去求援他的哥哥中岛胜次郎。中岛慷慨解囊，不但给了黄兴旅费和若干军费，还设宴款待了黄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黄兴即电告萱野长知，托他采购炸药，带往武昌相助。后来，萱野长知带了多位日本友人抵达。黄兴和他同床共寢，聘请他为军事顾问。这批日本友人有的深入汉口，刺探情报；有的参与战略决策，有的在反攻汉口时指挥架桥，为保卫汉阳费了大量心力。汉阳失守之后，他们又随黄兴东下。“二次革命”后，孙、黄在政见上产生分歧，萱野奔走于孙、黄之间，做了不少的调解工作。萱野长知所著《中华民国革命秘笈》，刊有革命党人手迹80多件，其中黄兴就有12件。
至于宫崎寅藏和黄兴，称得上是“异国兄弟”。宫崎寅藏除了在中国各项革命工作中给予黄兴以全力支持外，还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照顾。根据《宫崎滔天全集》的人名索引，《全集》中提到黄兴的地方多达82处；在新编《黄兴集》（一）（二）中，收有黄兴致宫崎及其夫人信函和题词等共27件，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黄兴称赞宫崎寅藏是“血性男子”、“儒侠者流”。黄兴成年奔走革命，流离不定。其13岁的长子黄一欧在国内无法安身，1905年冬流亡到日本后，有好几年都是由宫崎代为教养。当时宫崎家中经济拮据，常常靠吃糌粑饭（豆腐渣）充饥。黄一欧当然也只能过同甘共苦的生活。可是，黄兴来到时，宫崎仍然要另外做特别餐供黄兴吃。黄兴对待宫崎及其一家，也十分特别。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南北和谈尚未达成协议。黄兴身为陆军总长，正在筹划北伐，和谈一旦破裂，就准备亲自率兵出征。在当时南北军力悬殊的情势下，胜负难料，生死未卜。那时正值黄兴全家迁往南京团聚。黄兴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以利一心一意投身北伐，曾进行了一次家庭析产，“核计粮值可达国币一万余元，划分五股，分与夫人及一欧、一中、振华各二千元，……其余一股分赠宫崎，由其夫人代收，因其不断协助发难之故”。黄兴这个析产分家方案，可说异乎寻常。一是男女平等，夫人和女儿振华各得一份；二是分给宫崎寅藏一份，借以答谢他多年对中国革命的全力赞助。这样的分家方案，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足见他对宫崎的深厚情谊。
“二次革命”后，黄兴全家流亡日本，和宫崎寅藏一家都住在东京。1913年12月，黄兴得知宫崎穷困潦倒，曾慨赠日金200元。后来，宫崎为了养病，需要迁居郊外空气清新之地疗养。黄兴又助他在郊外营造新居。黄兴待宫崎胜过兄弟。宫崎对黄兴也视如至亲。最足以表明他们之间深厚友情的是，黄兴去世后，1917年4月举行国葬。宫崎为了送别故知，提前于2月14日即赶到长沙，协助料理丧葬事宜，直到5月14日离开，整整待了三个月。这也是天下少有的。凡此都表明黄兴与宫崎之间，具有无比深厚的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