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从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封建国家逐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传统士大夫，例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他们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感、所知，为挽救清王朝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奋斗不止。

    在清朝中前期，学术界的风气是一片死气沉沉，只专究考据文章的“汉学”和清谈“心性”的“宋学”占据着当时知识界的主流；科举考试的内容尽是八股之文，完全扼杀了有创造力的社会贤达之人，这样的学风只能带来腐朽不堪的社会政治氛围。“莫谈国事”和尊崇祖宗之法成为社会的通病，这也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的悲哀之事。不过，早在清初就有顾炎武提倡“通经致用”的思想，经学与政治就已经开始密切结合了，在中后期有常州学派所阐发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提倡事功的业绩。到了龚自珍和魏源时期，他们二位继续沿着今文经学的路子，利用今文经学中变革的思想，猛烈地抨击腐朽的封建政治和昏暗的社会状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危机的加重，到了康有为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充分发挥了今文经学的能量，以重新填入西方的先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来变革维新，达到改造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目的。这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也是一条学术与政治充分结合的道路。同时，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发展，中国也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的局面。具有变革思想的今文经学家们一直在前赴后继地利用和发扬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批评社会弊端、倡言维新变革，期以王朝中兴、民族富强。这里仅以魏源、王韬和康有为这三个人为代表，具体研究近代的今文经学是如何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发生联系的。

    一

    魏源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诗人，又是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今文学之健者”，是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学大家，同时又是一位愤世嫉俗、提倡“经世致用”的有志之士。魏源生活在清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时代，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深深地影响了他，再加之，外国列强的侵略又加重了清王朝的危机，这些促使魏源产生变法图强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我们知道魏源以前是学习和研究王阳明的“心性”之学的，直到1814年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时，有机会接触到今文学经大师刘逢禄，从此跟其学习《春秋公羊传》，专研今文经学，并且于此也认识了龚自珍。这是其开始研究今文经学和其思想转变的重要时刻，也是其成为今文经学大家的开始。

    魏源有关今文经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诗古微》和《书古微》等书，这两本书同时也是他对近代今文经学发展的重大贡献。魏源公开声明他作《书古微》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西汉的今文经学：“予则更廓其噎蔀，穷其阃奥，以尽发马、郑之覆而阐西汉伏、孔、欧阳、夏侯之幽，使绝学复光大于世。”而他要恢复的“绝学”是什么呢？就是西汉的今文经学，即是要发扬它的“微言大义”，即是要用之加以倡言变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在业习的是尽是“汉学”和“宋学”，一些脱离实际、不堪使用的陈腐学问，这些不能解决现实社会危机和改变国家衰落的局面。他说“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二君惟六书、三《礼》并视诸经为闳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郑氏旁释《易》、《诗》、《书》、《春秋》，皆创异门户，左今右古。……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从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出，魏源是赞赏西汉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变易的观念）的，对于当时的“今世言学”、“以东汉之学胜西汉”的说法表示反对，他认为西汉的经学是“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之学。而他在《诗古微》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义，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作乐之用心于来世也。”换句话是说，他要摒弃了“饾饤为汉，空腐为宋”的学说思想，而直追周孔的学说，直接阐发他们的微言大义，重视经术政事，达到复古革新的目的。而梁启超深感于此，“此深合‘为作文艺而作文艺’之旨，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又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为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实为不刊之论。

    我们可以看出魏源阐发今文经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变革，而他的变革思想的来源也是今文经学家的“变易”思想，即“今文‘三统说’，是魏源变易思想的主要来源”。魏源接受了公羊学家的“三统说”即是要求变革的思想，且又继承了因革损益的思想和穷变通，大变大益，小变小益的思想，同时吸收了崇尚简易和顺乎人情、审时乘势的思想。他激烈地抨击黑暗的腐朽政治和社会状况，正可以说明他“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魏源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故而，他提倡变革。但是魏源的变革思想中并不是没有复古的实质，他只是囿于汉宋之学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而借助于复古的名声，以追求变革的。因此，他利用经今文学批评那些鼓吹退化论的传统士大夫，提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观点，提倡“通经致用”的主张，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的这种思想是一种历史进化论的思想，是他关注现实、关注西方和国家命脉的思想表现。因而，我们可以说魏源是借助于恢复今文经学的名义而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观点，他的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说过：“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这是不夸之论，正是他们开启了人们从经今文学中去寻找救国之道路，追随着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和变革思潮，宣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二

    魏源虽然比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走得较远，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道路或方法，满清王朝的大厦将倾，“一木”（即指传统文化）怎么能够支撑得住。不过他却掀起了更大的向西方学习和揭露清王朝弊端的风气和潮流。在魏源之后，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是王韬，他虽和魏源都是今文经学家，但他更多地是宣传西方的先进思想。王韬早年所接受的知识也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知识，早期忙于仕途和科举考试，可惜的是他终生没有考中。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走上了抨击科举、揭露社会腐朽、宣传学习西方的道路。王韬有关今文经学方面的著作有《国朝经籍志》、《皇清经解校勘记》、《周易集释》、《礼记集释》、《毛诗集释》等作品，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注释，他阐发了今文经学的变革思想。但是使王韬真正关注今文经学的原因则是他的特殊经历和巨大的现实危机压力。落第后的王韬，来到上海充当外国人的翻译，开始接触西方事物，而周游西欧诸国的经历更增加了他对西方的了解，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这些认识深深地刺激了他：中国不变革不足以强大。因而，他从历史上说起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追求变革的国度。他说到：“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盖孔子固圣之时者也，观其答颜子之问为邦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这里，王韬主要向我们传达的是“变易”的思想，他从传统中找到了中国应当变革的根据。他认为中国历来是一个追求变法革新的国家，现实的内部危机重重，外部列强虎视眈眈，即使是孔子活在当时也是会提倡变革的。这是他和魏源用的同样的方法：抬出传统士大夫尊重的孔子，以孔子来作为变革的代表，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变革的阻力。但是，由于王韬对西方的了解超过了魏源等人，加之王韬生活的时代面临的危机更为严重，例如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等。因此他更多地是关注如何去变革，如何使中国强大起来。他主要是通过办报纸来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及军事思想等方面，不再仅仅局限于魏源时期的器物层面，更多的是涉及政治文化层面。应当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三

    但是，让我们感到可惜的是，王韬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变法思想，例如“兴利”、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等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大遗憾。但是，挽救时代命运的志士是前赴后继的，当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燃起时，中国的惨败使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思欲变革、争相奋发有为。这时康有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利用自己的天赋，充分发扬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和变法的精神，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支撑他变法的理论是，今文经学的学说，是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等思想学说。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彻底地搅乱了当时及以后的学术界，被称之为“火山大喷火”、“思想界大飓风”，是其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作品。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对古文经学进行根本性的打击，指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直接攻击古文经学为伪经，以便确立今文经学的地位。在《孔子改制考》中，他把孔子视作为“制法之王”，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的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这时康有为所宣传的“三统说”，已经加入了西方进化论的学说，所宣传的“张三世”学说，被附会了西方的民主思想，比如他糅合了以上各学说，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据乱世”（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民主共和时代），这种“装在‘公羊三世说’陈旧的套子里发展的历史观是康有为思想体系的主要脊梁”。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按照这三个顺序进行的，由低到高，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因此，康有为强调中国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就必须进行变革，要救国就必须“因革改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的进步，才能达到太平盛世，从而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

    而康有为所作的有关今文经学的改革，只是继承了今文经学的“变易”精神，至于所倡导的变法内容则是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理念。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了王韬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康有为是晚清时期集经学与变法于一身的大家。他改革今文经学是为了给变法做理论铺垫；他倡导学习西方，是为了效法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达以自强富国目的，以实现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度的目的。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维新人士“主张向西方学习，带有浓厚的激进反传统的全盘欧化的味道”。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康有为等人是“卖国的”，“当康有为大量引进西方思想时，他的真正用心也是要对抗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如攻击他的人所说的，康有为是要把中国出卖给西方帝国主义者”。这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

    四

    晚清时期，随着中国危机的不断加深，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许多志士也在努力地为改变当时的被动局面进行着改革。而中国的变革思潮大致经历了三个阶层的变化，即从学习器物层面到学习工商业层面再到学习政治制度层面，就像剥洋葱一样，越来越接近中心，越来越达到完美的理想的境界。而与之相对应的代表性人物或思想家分别是：第一层面的是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第二层面的是王韬、冯桂芬、薛福成、何启、郑观应等，第三层面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不论是哪一个层面的思想家或改革家，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革的人，都深深地受着中国和西方两重思潮或文化的冲击，他们在危机的压迫和中西思想的比较中，捡起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合理有效的今文经学思想，加之把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内容注入到其中，使它们充分糅合后，变成了指导中国近代化改革的风气和浪潮。这三个层次同时也是一脉相承的，前一个层次为后一个层次做了铺垫，他们面对着西方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冲击并没有退缩，而是充分结合了中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精髓，为开辟新的中兴场面而奋斗不止。所以，虽然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上各有所偏颇，但其方法的策略性是值得肯定的。

    利用今文经学家所尊崇的孔子变革思想，作为他们变法的形式，而填充西方先进制度来拯救中国是其实质，这不失为一种正确的策略。而变革步骤的逐步推进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中华民族的危机正在逐步地加深；二是变革或维新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