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晚清今文大师，深谙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他酷爱史学，传承“浙东学派”实用精神，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他是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受渗透在三湘四水间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影响颇深。
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
今文经学是与古文经学相提并论的一门学问。始皇当政时期，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等遭秦火而残缺。汉初休养生息，重新重视文化教育，立五经博士。经书内容则由老儒凭记忆口授，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整理，这些儒家经典被后人称为“今文经”。《春秋谷梁传》和董仲舒所研究的《春秋公羊传》即是用隶书写成的“今文经”。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在西汉一代是占统治地位的官学。而在武帝末年，鲁共王刘餘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西汉末年，刘向，刘歆在秘府校书时也发现了用古文（大篆，俗称蝌蚪文）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后来又发现古文《毛诗》、《逸礼》、《尚书》等，这些称为“古文经”。古文经学认为用古文写成的经书更能反映前儒的真实思想，认为六经都是古代史料，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加以整理传授而已，所以该学派解经注重名物训诂。而今文经学的经书来源于口耳相传，故记载经学容易加入传授者对经书的独特见解和看法。今文经学解经时注重经文的“微言大义”，为了满足自己主张的需要，不惜牵强附会，进而认为“五经”是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段，把孔子视为一位具有改革创新思想的政治家。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具有明显的政治学彩，以“用”为目的，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细申“微言大义”，力主改革。清代庄存与接续了西汉董仲舒和东汉何休的公羊学说，使这一独特的儒家古代学说重获生命，并在其外孙刘逢禄的弟子魏源和龚自珍手里，清代公羊学说得到了巨大飞跃。
魏源是晚清今文学派的主将之一，尽得刘氏真传并发扬之。他赞扬潜心公羊学的刘逢禄是“潜心大业之士”，认识到刘氏所阐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能“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他针对当时的学风指出：“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籍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认为清代学术不尚空谈，力主征实的考证之学，恢复东汉许慎、郑玄的学术，使典籍的许多疑问得以晦而复明，是清代学术的一大进步；但学术发展的趋势，必须从训诂考据进而转向阐发西汉今文学的微言大义上来。把儒家典籍中的正确道理加以发挥，与解决现实的迫切问题密切结合，救治社会的严重积弊，“以经术为治术”，这才是学术风气更有意义的飞跃。魏源把公羊家法主要归结为两点：其一，孔子修《春秋》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提出匡扶天下、经世治国的主张，“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以俟后圣”。其二，公羊三世说，其第一层含义，是指《春秋》对不同时期书法的不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更有第二层含义，指时代是变化的，历史是向前进化的，“于所传闻之世见拨乱致治，于所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魏源对公羊学微言大义的阐发在当时很具进步意义。嘉道之际，清朝已从“康乾盛世”逐渐走向衰落，国内外危机四伏，只有改革才能走出困境。而要实行社会改革，首先必须冲破由“乾嘉考据”形成的唯古是从，拘泥保守的正统思想，必须用倡导变革的哲学观点作为指导思想。今文经学兴起的时代意义，就在于它能借助解释“微言大义”，推演和容纳新思想，推动改革的进行和社会的进步。
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无疑正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得以提出的动因之一。“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本就是一种政治主张。主战派大臣林则徐早在广州禁烟时就提出过“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建议。魏氏的《海国图志》一书是也是在悲痛老友谴戍新疆，感慨时事的愤然之作。“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也是一种变革思想，这正如《海国图志》一书的社会震荡作用远超出一般地理著作的原因一样。在中华皇权思想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大清应是地球的中心，世界的主宰，“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几千年来，儒家的“春秋大义”、夷夏之辨”是非常严格的。《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观念在封建士大夫里面更是沦肌浃髓。西方人既是夷狄，自然他们只应该向天朝看齐；而天朝绝不应该，也不屑于向“夷”们学习什么东西。“师夷长技”对于那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的迂儒来说不异于纲纪颠倒，与昔日传统迥异。但正是这种“师夷”主张把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让近代中国得以虚怀若谷，取长补短，敞开国门，走向世界。魏源能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革新思想，今文经学的变易大义功不可没。
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浙东学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吾国学术思想至北宋末造以一番融贯之后，大起变化。儒、释、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为之一新，各成为极有条理之派别。释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陆王一派之心学。道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朱子一派之道学，而儒家本身则因程頣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东之史学”。程氏学说以无妄与怀疑为主，他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把所学知识用于实践。因传承并发扬他这一观点的学者多为浙东人，故称为浙东学派。这一学派以治史为主，注重实用。
魏源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源头亦可上溯到北宋时的程颐。魏源是晚清经世致用论的代表人物，既著书立说，宣扬经世主张，又身体力行，参与致用实践。“有清三百年，学术风气凡三变……。至道咸以来，变乱叠起，国渐贫弱。学者又好言经世，以图富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此学风之三变也。其代表人物为魏默深先生”。魏源早年治王学，并喜读史书，他吸收了浙东学派的理论主张，由经入史，以史鉴世。史学历来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重要工具。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示其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魏源也以著史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和抱负。
魏源对于当时崇尚考据与性理的汉学与宋学，不惜加以猛烈攻击，认为其“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他对于经世致用之学有其独到见解，“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道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乌乎！古此良策，今亦此良策，古此学校，今亦此学校。宾宾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谓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国家何？”在魏源眼里，治经不能只是搞些纯学术的文字研究，不可不“益已”，不可不“验诸治”。学以致用，“以经术为治术”，方可通经致用，经世致用。
魏源还代贺长龄编有《皇朝经世文编》一书，此书收集了清朝以来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各方面问题的具有“经世致用”价值的文章，把士大夫爬梳经卷的注意力引向社会实际事务，推动了晚清实学的发展。此外，魏源还亲自参与“经世致用”实践行动，替幕主贺长龄、陶澍等封疆大吏出谋划策，为晚清海运、盐政等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实际上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具体问题上的一种运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之类先进技术，有很多顽固派大臣出于民族虚荣心作怪，不肯也不愿承认西方已大大领先中国的现实。仅视其为“奇技淫巧”，还沉浸在道德至上的天朝上国美梦当中，妄想大皇帝能够恩泽四海，威服四方。事实证明，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并不能阻挡那些拥有现代化武器的“礼仪之邦”进攻中国的步伐。只有从实用角度出发，不计面子上的得失，以学高者为师，致用为目的，去“师夷长技”，才能够“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湖湘文化爱国情怀的熏陶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当鸦片战争的硝烟在中华大地弥漫之时，他坚定地与民族英雄林则徐等站在一起，同仇敌忾。面对国势日衰，英夷日炽的局面，他忧愤满胸，万感交集。在与虎门销烟、广州退敌却被贬职的挚友林则徐于江苏京口会唔时，竟发出了“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的愤慨。为了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曾亲临定海前线，替负责定海防务的两江总督裕谦出谋划策。鸦片战争失败后，以笔墨为矛戟，写下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著作，激励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批判侵略者的丑恶行径。更著有《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张，鲜明地高举起“制夷”大旗，指引着一代代中华志士转变观念，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制度，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安宁和平前赴后继。魏源的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离不开湖湘文化的熏陶。
湖湘文化在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从学术思想上讲，她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为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胡安国曾受学于二程弟子谢桹佐，胡宏承继父学并光大之。建炎战乱后，胡氏父子隐居湖南衡山，创建碧泉书院、文定学堂，授徒讲学，形成湖湘学派。胡宏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物，在其弟子张栻手里湖湘学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形成规模。张栻是著名抗金将领张浚之子，公元1150-1158年进入胡宏文定学堂学习，成为胡宏高足。他对湖湘学派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学术传播上，贡献都是最大的。他曾主讲岳麓书院，在那里曾与远道前来拜访的朱熹辩论切磋。他培养了一大批岳麓书院的学生，让他们把湖湘学派的精神传播三湘四水，对湖湘文化影响极大。
湖湘学派有着自己明显的学术风格和政治倾向。在学风上“多留心经济之学”，提倡经世致用，要求关心民众疾苦，改革弊政；重实际，兼容百家，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胡安国作《春秋传》曾指出这是为“圣王经世之志”，他为学以“康济时艰”为已任。在政治上，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非常关心国家民族大事，具有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南宋偏安东南一隅，常受北方金元侵扰，国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张栻深受其父张浚抗金爱国思想影响，从幼年起随父参与军机，始终“与金虏不同天日”。曾以一儒生参与军戎，参赞军务，筹划北伐。其弟子赵方亦为抗金名将，“以学问任大事”，多次大败金军。岳麓书院的历代弟子深受此风熏陶。在南宋面临元军覆灭的危险情势下，当时的岳麓诸生纷纷投笔从戎，谱写了一曲曲为国捐躯和为信念赴死的壮烈凯歌。在长沙保卫战中“十亡其九”，其余则亦多有在抗元中壮烈牺牲者。只有极少数湖湘学者留存下来，依然传递着湖湘学派的思想与学术，把湖湘学派的信念之火扎根在不屈的三湘四水之间。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氏，该地民风刚烈，民族意识较强。1813年入岳麓书院学习后，湖湘学派的忧患意识及爱国精神，通过书院的学规、箴言、训令为载体在魏源身上留下深深烙印。“愤与忧”是魏源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愤”是对外国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愤怒；“忧”是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他很重视“愤与忧”这种爱国情操的激励作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其中的“寐”指的是对世界大势及中国处境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虚”指的是自我感觉良好，空发“夷夏之辨”，只会“画饼充饥”的虚骄习气。他对这种妄自尊大的虚骄习气及当权者如在梦寐的愚昧无知深恶痛绝。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国人以为时局已定，外夷臣服“仍复恬嬉”之时，他率先感悟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步伐及潜在的危机。警醒人们只有“师夷长技”，从中国事实落后这一最大现实出发，赶上甚至超过外国先进科技，才能达到永久“制夷”之目的，“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