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场历时14年的战争大悲剧在中华大地、在三湘大地拉开。当国难来临之际，湘剧艺术家们演绎了怎样一出气势恢宏、慷慨悲壮的“悲吟苦调”……
父亲《血溅沈阳城》儿子上海捐躯
当国难来临之际，长沙市戏剧业抗日救国会成立；湖南《国民日报》专辟副刊《长沙戏剧界》宣传抗日。一篇题为《苦调中的悲吟》的发刊词登载在显著的位置：
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救国，我们要把抗日救国的苦调，使在暴日武力压迫下的中国民众，慷慨悲壮地哀吟。朋友，起来吧！努力吧！我们是时代的反抗者，我们是感情的共鸣者，在这个苦难的悲吟中，共同跃起，抗日救国！撞着倭奴的丧钟，唱着倭奴的葬歌，把它们——倭奴送到自掘的坟墓中去！把我们所悲吟的苦调，变成欢乐的高歌！
这篇刻意雕琢的短文，却不经意地将湘剧的本质和美，概括成四个字——“苦调悲吟”！
果然，一部气势恢弘、慷慨悲壮的“悲吟苦调”——新编抗敌湘剧、连台本大戏《倭奴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元月29日在新舞台首演第一本《血溅沈阳城》。
《血溅沈阳城》又分三出、分三晚演出，因此，至31日，这出戏安排在新舞台、湘春园、寿春园等九家湘剧院依次上演；所有湘剧名艺人王华运、陈绍益、吴绍芝、朱菊云、罗福芳等悉数粉墨登场。可谓阵营强大，盛况空前。
《血溅沈阳城》取材于报纸新闻，核心的戏剧事件就是震惊中华的《田中奏折》、“中村事件”和九一八战争。
第一出《田中奏折》，写的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上奏，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计划，奏折开章明义：“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实现这一阴谋，日军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惨案等，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
第二出“中村事件”，写的是日本关东军情报二部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军事情报；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奸策应日军进占。后被我军逮住处死。日本即以之为口实，发动了侵略战争。
第三出就是日本关东军攻陷东北，进行血腥屠杀，我爱国工人、青年学生奋起反抗，壮烈牺牲……
湘剧表现这一历史，自有自己的特色：戏曲特有的圆场跑马、自报家门等程式，在新戏中演绎得得心应手；湘剧高亢的唱腔伴奏，也将时代的风云、人民的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
《血溅沈阳城》演出，长沙万人空巷。报刊评论：是剧内容丰富，穿插极佳，演出效果，感人至深！
感人至深的戏剧首先来自剧本。
编撰这个剧本的艺人名叫罗裕庭。罗裕庭（1888-1944），湖南宁乡人。出身梨园世家，曾读私塾四年，后随父亲在长沙河西学唱皮影戏。二十余岁到长沙同春班，正式登上湘剧舞台学唱净行，后成为著名紫脸，湘剧“八大锤子”之一。罗裕庭深知自己非科班出身，便避开功架之短，运用天赋浑厚的边嗓，以唱见长。唱腔圆润，悠扬动听，更能运用声腔塑造人物，深受观众喜爱。
罗裕庭生平不积蓄，慷慨好义，乐善好施，有“罗财神”雅号。1935年长沙《大公报》仿照水泊梁山排座次评选湘剧名角108将，他被尊为排行榜上第一人——“天魁星呼保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罗裕庭还是一位剧作家。他主张戏剧要“面向社会”，因此，他的戏紧扣时代脉搏，呐喊大众心声。早在《血溅沈阳城》之前，他已编演了《袁世凯逼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蔡锷》等剧；在其后编撰的《卢沟桥事变》、《生死关头》、《讨学钱》则与抗日宣传紧密配合，深得民众好评；其中《讨学钱》一剧发表在田汉主编的《戏剧春秋》创刊号上，是湘剧艺人剧作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剧本。
罗裕庭的《血溅沈阳城》正在演出之际，他的儿子罗汉超已经随同十九路军从赣州进驻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抗战呼声，响遍中华。十九路军驻扎江西时，红军的标语、传单传递着有识之士和普通百姓上下一致的心声：“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正义的呼声，震撼了十九路军三万余官兵的心。他们在赣州立下誓言：反对内战、团结抗日!调防淞沪一带之后，在上海人民抗日救亡宣传的影响下，十九路军更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
“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如若不抵抗，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
“我不自救，谁敢救我！要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这就是十九路将士们发出的誓言。
大难辨忠奸、风雨识懦雄。在战事临近的日子里，也有一些远离家乡的“兵油子”偷偷开小差回家。战即死，逃离或许是唯一的生路，面对这生与死的抉择，罗汉超也有些犹豫。于是，他写信给父亲罗裕庭，问他是不是同意自己回家。然而父亲的回信明确而又坚决：“不可回来，打鬼子要紧，都回来了谁打仗，失地谁收复?”
元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袭击。我军依照军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笫二项“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规定，当即给予还击，还展开了激烈的巷战。2月下旬，战事进入更加残酷的阶段，十九路军的兵士多是湘人，湘军士兵在进入战地时都对周围的人说：“来世再见!”29日，日军再度开始新的总攻，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都展开激战。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八小时。我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敌军全部向狄思威路退却。就在这一役，罗汉超不幸中弹，为国捐躯……
万里续唱悲歌苦调
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
6月17日，50多位湘剧艺人聚集在河西白若铺的吴绍芝家中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众人相约：“誓不作顺民，不为敌歌舞。”长沙一旦落入敌手，艺人们都要撤离长沙！
这天，长沙失守，吴绍芝即带领着十余人冒着枪林弹雨开始向南逃亡……
吴绍芝（1902-1945），湘剧生角。少时艺名“小玲珑”，是湘剧百年来内、外行一致公认的“小生泰斗”。20世纪30年代，湘春园和吉祥大剧院为了争夺这位名角，竞相开出高价，导致吴绍芝为合同之事遭警察局拘押，引得老郎庙会出面调停，最终以吴绍芝在两个戏院之间“跑场”——时称“两边跳”——双方和解告终。观众叫座，专家也叫好：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先后到长沙看过他的演出后，无不由衷钦佩。程砚秋认为，吴绍芝的造诣不在俞振飞、叶盛兰之下。
如今，国破家不保，何去何从？大家都愿意听从吴绍芝的意见。
吴绍芝想：自从1919年梅兰芳到日本演出之后，日本人上上下下均对中国戏曲如痴若狂；如今到了中国，他们仗着飞机大炮、钢枪利刃，哪有不强迫戏曲名伶们为他们演出的呢？
走！是吴绍芝和湘剧艺人们在抗日战争中最后的选择。
一路辗转，吴绍芝一行来到了湘中重镇邵阳。
湘剧名净范元义正率团在邵阳演出。范元义工净行，但生、旦、丑诸行样样精通。抗战开始之后，受省会抗敌宣传队的影响，范元义将义华班更名为义华抗敌湘剧团，排演了《卢沟桥》、《骂汉奸》等剧，在邵阳城乡巡回演出。
吴绍芝来邵，范元义悲喜交集。喜的是名伶搭班，湘剧演出顿现生机；悲的是民族存亡，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长沙、湘潭的艺人们不断来到邵阳，范元义尽自己的全力为他们筹措资金，向在重庆的田汉先生写信救助，组织艺人们继续向后方撤离……
中日衡阳会战打得十分惨烈，邵阳也临近战场。范元义、吴绍芝商议决定，剧团向湘西转移。
另一班人马——福如湘剧团的120余人，先是逃往衡阳，后又往西南方的零陵迁徙……
不少湘剧艺人是举家结伴而流亡，但更多的艺人却是在兵荒马乱中被冲散，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欧元霞，生行演员，被当时媒体评为湘剧“十大名靠”之一，是“湘剧泰斗”级人物。长沙沦陷后，他与一些艺人一起逃往湘桂边境，1944年夏，病故于广西宜山。
陈绍益，唱工须生，唱腔极佳，道白清晰，极善悲剧，一切难演之戏，在他演来哀感动人。抗战初期，他曾参加湘剧抗敌宣传队第二队。1944年，在流离中被日军抓去服苦役，受尽折磨，含恨辞世……
吴绍芝在流亡途中也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加上爱子罹难，痛彻心脾，一代名伶屈死在溆浦县龙司潭……
另一位“湘剧泰斗”罗裕庭，比其他湘剧艺人们死得更为壮烈！
自从淞沪抗战失去儿子之后，国恨家仇比海深，罗裕庭更加坚定了自己抗日的信念。1944年，当长沙、湘潭等地失陷之时，罗裕庭正带领着原抗日宣传湘剧二队的艺人们在郴州、耒阳一带演出。
耒阳，曾是湖南省临时省会；长沙会战后，又做过第九战区司令部驻地。长沙沦陷不久，日军立即向耒阳发起了突然袭击。
此时，罗裕庭一行正在耒阳涌金戏院演出。日军突然袭来，剧团冲散，罗裕庭一家未及走脱，被陷城中。先是他的妻子、侄媳因病得不到医治而死；接着他的侄儿、湘剧著名老生罗洪元惨遭日军杀害……
罗裕庭被俘之后，被湖北籍汉奸王六幺告密，日军得知他曾经编演抗日戏剧，将其关押在涌金戏院隔壁的财神殿，严刑拷打。罗裕庭没有屈服，横眉怒目，严词骂贼，并以绝食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直到以身殉国。
黑夜总有尽头！
黄元和领导的原抗日宣传湘剧三队——春和湘剧团，仍然顽强地战斗在湘中一带。
黄元和(1887-1956)，湘剧著名教习。他7岁入科学小生，后改丑行，因资质聪慧又勤勉刻苦，因此生、旦、净、丑皆能，唱、做、念、打俱精。20世纪20年代，他就在湘剧戏班负责湘剧教学，可谓桃李满三湘。l938年11月出任抗日宣传湘剧三队领队，演出于湘南桂北一带。1944年“湘桂大溃退”时期，三队全体艺人团结一心，辗转于湘中城镇乡村，他们一如既往，“撞着倭奴的丧钟，唱着倭奴的葬歌，把它们——倭奴送到自掘的坟墓中去!”
1945年，日军投降。黄元和怀着昔日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那种豪情与喜悦，回到了长沙。他抱着满腔的热忱重建湘春园，先后组建了精精剧社和群力湘剧团。
1949年6月，按田汉同志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筹办湖南军区洞庭湘剧团。原湘剧抗敌宣传队的老战士大多成为了她的成员，团长由田洪担任，副团长是黄和元。
湘剧从此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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