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所著《诗古微》是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一部重要著作。清末民国的学者，大多认为《诗古微》专主三家《诗》而大力排斥《毛诗》，最为典型的是梁启超，他说：“魏源《诗》主齐、鲁、韩，……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此论可谓抓住了《诗古微》的主要学术倾向，在学术界颇为普遍。但梁氏又说：“《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这一说法则站不住脚，陈其泰先生《清代公羊学》虽然对梁氏论点进行了辨正，可惜没有全面具体论述魏源对《毛诗》与三家诗的态度。建国后学术界对魏源思想的研究，可谓成果浩繁，但是对《诗古微》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魏源《诗古微》古今汉宋的门户观念依旧模糊不清。笔者通过对魏源《诗古微》的研究，认为魏源虽然为三家《诗》辩护，大力彰显三家《诗》说确实可信，澄清历代诗家对三家《诗》之诬，且认为《毛诗》传授源流不可信，《毛序》非子夏所作，但仍能以公允的态度肯定《毛诗》的优点，批评三家《诗》的缺陷，认为三家《诗》是《毛诗》的益友，在《毛诗》与三家《诗》的问题上，没有门户之见。
一、彰显三家《诗》说确实可信，澄清历代诗家对三家《诗》之诬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今文经学的健将，其所著《诗古微》二卷（初刻本）约在1829年前完成，著名学者李兆洛、刘逢禄曾为之作序，盛赞《诗古微》张大三家《诗》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在此后十余年时间里，魏源继续进行修改撰述，直到1840年，《诗古微》二十卷（二刻本）刊行。魏源生活的嘉道时期，是清代学术发生转向的重要时期，乾嘉汉学由盛而衰，今文经学异军突起，表现在《诗经》研究上，就是大规模搜集采择三家《诗》遗说。西汉《诗经》研究分为齐、鲁、韩今文三家与古文《毛诗》，汉魏时期三家《诗》就已经亡佚，《毛诗》千年独传。在清代，经过学者范家相、徐璈、臧庸、陈乔枞等人的辑佚整理，三家《诗》说复现于世，但大多人停留在考订异文的层面上，而对其微言大义的阐发较少，在今文经学复盛的学术大潮中，魏源《诗古微》堪称是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一部重要著作。
由于三家《诗》早已亡佚，《毛诗》千年以来取得了诗经学史上的一尊地位，因此诸多诗经学者对三家《诗》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要想确立三家《诗》的地位，张大其旗帜，就必须澄清这些误解。魏源把历代诗家对三家《诗》的错误认识，总结为三点：“其矫诬三家者，不过三端，曰：《齐》、《鲁》、《韩》皆未见古序也；《毛诗》与经传诸子合而三家无证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无考也。”在古文经学家看来，三家《诗》未见古序，与经传诸子不合，传授无考，而这三点恰恰是《毛诗》优于三家诗的地方。对于这些论调，魏源一一进行了驳正，在他看来，三家《诗》也都有序，这一点与《毛诗》相同；在是否与先秦典籍相合、《诗序》作者这两个方面，魏源的观点与古文家恰恰相反。
首先，在诗序问题上，魏源根据《新唐书•艺文志》“《韩诗》二卷，卜商《序》，韩婴《传》”的记载，认为韩诗有序，且出自子夏。从历代学者对《韩诗序》的称引中，可以看出《韩诗序》“皆与《毛诗》首语一例”；刘向属于《鲁诗》学派，而所著《列女传》中保留了大量的《鲁诗序》，且“视《毛序》之空衍者，尤凿凿不诬”。即使最为残缺的《齐诗》，魏源也从习《齐诗》的三国魏人张揖的《上林赋•注》中找到一个《齐诗》有序的例子：“《伐檀》，刺贤者不遇明王也。”据此魏源认为三家《诗》都有序，并且同出一源。他说：“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规叠矩？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谓《毛诗》不见三家古序则有之，三家乌用见《毛序》为哉？”在魏源看来，三家《诗》同源异流，诗说大同小异，《鲁》、《齐》、《韩》三家《诗》说比《毛诗》出现要早，并且在西汉同立于学官，要说《毛诗序》不见于三家古序还可以，而三家诗序哪里用得着见于《毛诗》呢？魏源这种追本溯源的论证，颇具说服力。
其次，魏源根据《齐》、《鲁》、《韩》三家《诗》的篇次、诗说、四始五际说等方面的例证，来说明三家《诗》说能够与先秦经传诸子之说相符。宋代学者郑樵说：“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行，而先与之合，世人未知《毛诗》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从毛。”魏源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说：“《齐诗》先《采蘋》而后《草虫》，与《仪礼》合，《小雅》四始、五际，次第与乐章合。《鲁》、《韩诗》说《硕人》、《二子乘舟》、《载驰》、《黄鸟》与《左氏》合；说《抑》、《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说《驺虞》乐官备，与《射义》合；说《凯风》、《小弁》与《孟子》合；说《出车》、《采薇》非文王伐玁狁，与《尚书大传》合；《大武》六章次第与乐章合。其不合诸书者安在？而《毛诗》动与牴牾，其合诸书者安在？”魏源认为，齐诗篇次《采蘋》在《草虫》之前，与《仪礼》用乐的诗篇次第相合，而《鲁诗》、《韩诗》所论诗旨与《左传》、《国语》、《礼记》、《孟子》、《尚书大传》所引《诗经》之说相符，而《毛诗》之说恰恰相反，动辄与先秦典籍看牴牾，因此是三家《诗》可信的。魏源为三家《诗》的辩护，证据充分，举例精当，足与郑樵之说相抗衡。由此看来《毛诗》独兴、三家《诗》失传的原因，郑樵之说并无依据。关于《毛序》的作者问题，笔者将在后面详细加以论述。
魏源《诗古微》澄清了历代诗家对三家《诗》的歪曲认识，这一点受到清末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和王先谦等人的高度评价。皮锡瑞全部抄录了魏源为三家诗辩护的论说，认为“三家亡，毛传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魏氏辨驳分明，一扫俗儒之陋”，而魏源的辩驳“可为定论”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也全部抄录了魏源的这些论说，并加案语说：“魏说明快，足破近儒墨守陋见，故备录之。”这足以证明魏源辩驳的学术价值。
二、魏源认为《毛序》非子夏所作
《诗序》的作者为谁，历代聚讼纷纷。通常学者将《关雎》之前的长序称为《大序》，而将《诗经》各诗篇之前论说其诗意的序，称为《小序》。东汉郑玄《诗谱》认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而《后汉书》认为《毛序》为卫宏所作，“（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郑谱》与《后汉书》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成为日后《诗序》作者争端的根源所在。唐人成伯玙认为，整个《大序》为子夏所作，“其余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其首句，……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系其辞也。”成氏讨论《诗序》的作者问题，将《小序》分为首语与续申之词，认为首语为子夏作，续申之词为大毛公所作，此论影响非常深远，后代诗家探讨《诗序》的作者问题，多沿袭这一做法。
关于《诗序》的作者，魏源在《诗古微•毛诗传授考》中引用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论述《毛诗》的传授源流时，将陆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这句话删去，说明魏源不赞成子夏作《诗序》的说法。他说：“考《诗序》之说，不见于《史记》、《汉书》，即《毛传》亦绝无‘序’字，……至毛公为《故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则毛公名‘义’而不名‘序’明矣。……惟《后汉书》称卫宏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而成伯玙因以今《序》首语、次语为别。则今《序》首语，与笙诗一例者，毛公师授之义；其下推衍附益者，卫宏所续之序明矣。”由于《史记》、《汉书》并没有关于《诗序》的记载，《毛传》也绝无“序”字，因此魏源对《毛序》出于子夏的说法，根本不相信，他依据《后汉书》的记载，又受成伯玙的启发，把《小序》分为两段，认为首句为毛公所作，而其下续申之词为卫宏所作，称之为“续序”或“卫序”。魏源认为，“卫序”很多时候偏离或歪曲了《毛传》、《毛序》的意思，但是历代混“卫序”于《毛序》之中，造成了后人对《毛诗》的误会与曲解，使《毛诗》的本义湮灭不彰，因此要阐明《毛诗》本旨，必须先辨正“诗序”之名。魏源否定《诗序》为子夏所作，又批评《毛序》解诗的谬误，在清代经学家中颇具批判与怀疑精神。
魏源对《毛序》作者的态度，在清代学者中颇有代表性。当时把《诗序》作者归之于子夏或者子夏、毛公合作一说的汉学家，还大有人在，如惠栋、钱大昕、段玉裁、陈奂等人。但是相当多的学者在否定《诗序》为子夏所作的同时，采取区分首语与续申之词的方法探讨《诗序》作者，最典型的是朱鹤龄、王崧、范家相、魏源等人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总目》对这一争端采取了调停的态度，认为《毛序》首语为毛公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公以后弟子所附。《总目》不再坚持《诗序》为子夏所作，颇能代表官方和当时学术主流对《毛序》的态度。在攻击《毛序》的学者中，魏源是一员颇有影响力的勇将。
三、否认《毛诗》传授源流的可靠性
在《诗古微》初刻本中，魏源认为三家《诗》与《毛诗》同出于西汉，而且都是荀子所传，但是对各家传授源流并没有进行具体考证。而在《诗古微》二刻本中，魏源详细探讨了鲁、齐、韩、毛诗的传授源流。关于《鲁诗》，魏源认为传自申公，而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因此《鲁诗》为荀子所传。《齐诗》传自齐人辕固生，而辕固生师从何人，史无明文，魏源也没有考证。关于《韩诗》，魏源依据《唐书》“《韩诗》卜商序”的话，认为出自子夏。
关于《毛诗》传授源流的记载，主要是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诗古微•毛诗传授考》中，魏源开篇就引用了《经典释文》和《陆疏》中关于《毛诗》传授源流的记载：“《经典释文》引徐整云：三国吴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此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三国吴人。子夏授曾申，曾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魏源发现陆玑与陆德明的说法，有互相矛盾之处：“夫同一《毛诗》传授源流，而姓名无一同。且一以为出荀卿，一以为不出荀卿；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展转傅会，安所据依？岂非《汉书》‘自言子夏所传’一语，已发其覆乎？以视三家源流，孰传信？孰传疑？”这足以说明《毛诗》传授源流的不可靠。他们二人的说法源于徐整和陆玑，魏源在夹注中指出，徐整和陆玑都是三国吴人，旨在说明汉代并没有《毛诗》传授的详细记载，直到三国时期的吴国，才出现了《毛诗》传授情况的详细记载。对《汉书》“又有毛公之学，自言子夏所传”的记载，魏源认为“自言”一词，说明班固对《毛诗》的传授源流采取存疑态度。根据以上史料，魏源认为《毛诗》的传授源流是大大有问题的。
据笔者考察，《毛诗》的传授源流，见诸文献记载较三家《诗》为晚，《史记•儒林传》只提到三家《诗》，而没有涉及到《毛诗》，说明当时《毛诗》的影响比较小。《汉书》开始记载《毛诗》出自赵人毛公，但是并没有毛公之名。《艺文志》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从班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毛公的具体情况已模糊不清，甚至连姓名也不为世人所知。对于《毛诗》是否出于子夏，班固也不敢确信，出于谨慎起见而云“自谓子夏所传”。直到东汉末郑玄《诗谱》才开始有大、小毛公之别，“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指出大、小毛公的姓名：“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可见随着时代的推移，《毛诗》日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重视，关于毛公的记载也就越来越详细，显然这是后代学者的附会。对此，皮锡瑞曾说：“《史记》不及毛公，若毛公为六国时人，所著有《毛诗故训传》，史公无缘不知，此《毛传》不可信者一。”又郑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陆玑始著大小毛公之名。……郑，汉末人，不应所闻详于刘（歆）班（固）；陆玑，吴人，不应所闻又详于郑。”因此，《毛诗》的来历确实令人难以置信，魏源的论证相当有见地。
在《诗经》研究上，魏源力主三家《诗》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也非常切合魏源本人的学术思想，但并非像梁启超所说，魏源认为《毛传》全是作伪。魏源对《毛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传授源流与《毛序》非子夏所作，纵观《诗古微》全书，几乎找不到魏源攻击《毛传》之处，更不用说“全是伪作”。
四、魏源对三家《诗》的批评
对于三家诗，魏源虽痛惜其衰亡，赞赏其“以三百篇当谏书”的通经致用精神，但是他仍能以公允的态度，看到三家《诗》的缺点：“三家本经既亡，可见者惟诸子传说所称引，或偏而不全，驳而失实，则多闻缺疑者，固不可不知所择矣。义之同者既条列于前，至其所异之义，则有沿讹而失其真，与夫疑义而当缺，错谬而难信者；有支文旁义，虽出《鲁》、《韩》而实不如《毛》者。苟不明辨之，将为穿凿诬枉者之藉口，所关匪细也。”魏源在此指出三家《诗》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三家《诗》有“沿讹而失其真，错谬而难信”者；有“《鲁》、《韩》支文旁义不如《毛》”者。魏源对三家《诗》虽然推崇，但并不因此而讳言其短，表现了一位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西汉，儒生喜欢用阴阳灾异说经，当时齐、鲁、韩三家《诗》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阴阳五行化的倾向。例如，三家《诗》说解《大雅•生民》，认为周先祖后稷是姜嫄履巨人脚印而生，说解《商颂•玄鸟》，认为商先祖契是简狄吞玄鸟卵而生。郑玄、孔颖达、朱熹皆采此说。而《毛诗》说解《生民》、《玄鸟》，不信神奇怪诞，而是实事求是，就诗立说，与三家《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毛传》说解《生民》“履帝武敏歆”的意思是，姜嫄去祭祀，跟在其夫高辛帝的后面，踩着他的足迹，踏出敏捷的步伐，去向上天祭飨。《毛传》解说《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时说，在春天燕子初来的季节，简狄跟随高辛帝去郊禖祈子而后生契。魏源虽主三家《诗》，但对于《毛诗》说解《生民》、《玄鸟》却非常赞赏。在《诗古微》初刻本《毛诗明义五》中，他对“后稷始生见弃之由”、“郊禖世系之误”进行了辨说，最后总结道：“稷生巨迹，出于虚诞之《列子》；鳦贻简狄，出于荒唐之《天问》。……而二说独流传于世，三家《诗》皆信之，至谓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诗疏》引许慎《五经异义》，史迁用《鲁诗》说著之《史记》，而郑氏又益以纬书感生帝之说。若然，则孰谓夫子不语怪乎？吾故以经注经，明其始生见弃之由，与夫郊禖世系之误，以窃申《毛诗》之正义，用告夫《索隐》怪语而后世犹述之者。”在此魏源批评了三家《诗》“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谶纬之说，非常赞赏《毛诗》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
《诗古微》一书中，魏源对郑玄批评甚多，但对《郑笺》有些错误源自三家《诗》也毫不隐讳：“人知《郑笺》多与《毛》异，而不知实用《鲁》、《韩》。如‘好仇’之训，则本《鲁诗》；《羔羊》之减退膳食，率从公道，则本《韩诗》；《生民》之履敏载歆，则本三家诗。然皆逊《毛》之从顺。故曰有实不及《毛》者此也。”在魏源看来，郑玄因采用三家《诗》说而导致《郑笺》之说与《毛诗》有异，甚至不如《毛诗》意义顺从，这说明三家《诗》也存在诸多不如《毛诗》之处。
但魏源的思想前后有所变化，《诗古微》二刻本中，对于《生民》和《玄鸟》的说解，又弃《毛传》而从三家诗说。对于记载“稷生巨迹”的《列子》，“鳦贻简狄”的《天问》，魏源不再认为其书虚诞和荒唐，而是成了郑玄所祖三家诗说古义的“周秦古籍”，“固胜《毛诗》望文为说矣”。魏源对此解释说：“《五经异义》云：《诗疏》。《诗》齐、鲁、韩及《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者，即‘维岳降神’天授，非人力之谓，以绝末世暗于天位之心。故褚先生述之，谓《诗》言契、稷无父而生。案，诸传记咸言有父，《诗》言生于卵迹，欲见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乎？至纬书益以感生帝灵威仰之云，始近语怪。吾复原礼制，推祯祥，正世系，以申三家之本义盖如此。”由此可见，魏源对《生民》、《玄鸟》的说解弃毛而从三家，并非他相信“圣人无父”，因为三家《诗》认为“圣人无父”的本义，在于杜绝末世乱臣贼子对帝位的窥伺，这正是三家《诗》的微言大义所在。他对《毛诗》与三家《诗》或从或舍，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是否“精微”，而非出于门户之见。
五、魏源论《毛诗》与三家《诗》的关系
魏源论《毛诗》与三家《诗》的关系说：“于是而《毛》与三家会通之故可得而言也。夫三家之于《毛》，犹《左氏》、《公羊》之于《谷梁》，或《毛》所未备而三家补之，或小异而大同，或各义不妨两存，在善读者引申而已。”在魏源看来，三家《诗》与《毛诗》小异而大同，或者可以补充《毛诗》，或者可以各义并存，“皆《毛诗》之益友”。在二刻本中，随着魏源对《诗经》研究的深化，他对《毛诗》的批评也更加精当而深刻，但认为三家《诗》是《毛诗》益友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同时魏源也批评了在《毛诗》与三家《诗》关系问题上存在的两种错误观点：“自私者各以己意主奴之，好新薄近，则三家片语必胜于二毛；若范家相《三家拾遗》。附盛挤衰，则谓三家之亡尚恨其不早。若姜炳章《诗序补义》。知其人从善服义之公心，必大异于古人也。”这里，魏源既批评了三家《诗》只言片语都胜过《毛诗》的看法，也批评了古文家认为三家《诗》早该灭亡的观点。
既然居于经学统治地位的《毛诗》存在诸多问题，而千年湮没无闻的三家《诗》又有诸多可取之处，那么应如何处理《毛诗》与《三家诗》的关系呢？魏源说：“以汉人分立博士之制，则《毛诗》自不可废，当以《齐》、《鲁》、《韩》与《毛》并行，颁诸学宫，是所望主持功令者。”在古文经学定于一尊的情况下，魏源却说三家《诗》为《毛诗》的“益友”，要求“主持功令者”允许三家《诗》与《毛诗》平起平坐，“《齐》、《鲁》、《韩》与《毛》并行，颁诸学宫”，实质上是要求取消《毛诗》在经学领域的独尊地位。清代疑古思潮的推演，今文经学的大放异彩，与魏源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总之，魏源对《毛诗》与三家《诗》采取客观的说经态度，张大三家《诗》的旗帜而不护其短，批评《毛诗》而又能见其长，这种治学精神非常难能可贵。他认为三家《诗》是《毛诗》的益友，在《毛诗》与三家《诗》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门户之见。看来梁启超认为魏源主三家诗并没有错误，但说魏源排斥《毛诗》不遗余力、认为《毛传》全是作伪则失之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