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人，是嘉道时期经世致用学风的代表人物，今文经学的健将。魏源治经，继承常州学派的统绪，大张今文经学旗帜，道光二十年（1840年），著成《诗古微》二十卷（二刻本），以《春秋》的微言大义来阐发齐、鲁、韩今文三家诗遗说，在晚清今文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书在解说《诗经•国风》诗旨方面，颇具新颖独到之处。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较为薄弱。本文对魏源《诗古微》论说《诗经》诗旨的特色，来进行初步探讨。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诗经》中的《雅》、《颂》多为庙堂乐章，或歌颂殷周先公先王的英雄事迹，或描写贵族的燕飨、祭祀、征伐，或怨刺王政缺失，诗旨较为明确。《毛诗》对《雅》、《颂》诗旨的附会较少，而十五国《国风》中的一部分诗歌，的确反映了各国政教风俗的美恶，但大部分诗歌则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祭祀、田猎、战争、农事、婚嫁，等等，可视为“里巷民谣”，而《毛诗》以“美刺”说诗，对《国风》的诗旨附会最多，对此魏源曾说：“盖《风诗》寄兴无端，惟藉《序》之一言为指归，稍失毫厘，顿歧燕、郢。至《雅》、《颂》词质而肆，不籍《序》以明，而亦非片言所能易。故《雅》、《颂》世次之失，毛自失之，失于例也；《国风》之失，以文害词，以词害志，则说毛者失之，失其义也”。在魏源看来，《国风》诗旨的准确与否，与《毛序》关系密切，而《雅》、《颂》“词质而肆”，诗旨并非《毛序》片言只语所能改变，事实上亦是如此。因而，本文探讨魏源《诗古微》在《诗经》诗旨研究方面的成就，限定在《国风》范围之内。
一、否定《毛诗》“美刺说”，大胆解说爱情诗
汉学家治经，以实事求是为治学目的，立说反对宋儒的凭胸臆断，空言说经，讲究无徵不信，在《诗经》文字、训诂、名物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汉学家解说《诗经》诗旨，大都墨守《毛序》、《郑笺》、《孔疏》之说，即便不合，也曲为回护，存在浓厚的复古泥古倾向，在《诗经》诗旨探讨和基本理论研究上，成就并不突出，甚至不如宋学派。有清一代的《诗》学研究，亦是如此。傅斯年曾总结说：“清代儒者想回到毛、郑身上的人，所争得的只是几个名物上的事，训诂大有进步，而解释文义，反而拘束不如朱子，故清儒注了几遍却并不能代朱子。”
魏源治经的方法，颇与汉学家异趣。他认为：“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会观而自足。”魏源治诗以宣究三家诗微言大义为治学宗旨，因此主张摆脱传注，涵咏经文，直接从经文本身来阐发经文的义理所在，自抒心得。说诗应如“子思之‘鸢飞’、‘鱼跃’也，孟氏之《小弁》、《凯风》也，观其会通，博其旨趣，何莫非左宜而右有也？”也就是解说诗旨应该“观其会通，博其旨趣”，根据《诗经》文本反复涵咏揣摩，推求诗人的本意，而不是拘泥于《毛传》、《毛序》、《郑笺》的陈腐之见。因此魏源在说解《诗经》诗旨方面，多有解颐之处。梁启超曾赞美说：“通论诗旨之书，清魏源《诗古微》，崔述《读风偶识》，都极有理解，可读。”这与汉学家们胶柱鼓瑟于毛、郑诗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美刺说”是历代解释《诗经》诗旨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所谓美刺说又与正变说相连，《毛序》认为，政治的清明与否决定诗的美与刺，天下大治则产生颂美之诗，即正风、正雅；若政失常轨，“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就产生怨刺之诗，即变风、变雅。《毛诗》以正、变、美、刺来统一解诗，每篇诗歌非“美”某王即“刺”某公，这使诗歌从单纯的个人情感表达转变为对王道社会“正”与“变”的反映，变成具有普遍社会教化意义的伦理道德说教，从而忽略了诗歌对个人真情实感的描写，忽略了社会生活其它方面对于诗歌的影响，在解说诗旨时必然造成牵强附会。对于《毛诗》的“美刺说”，朱熹曾批评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朱熹否定了《诗经》篇篇为美刺而作，指出《诗经》“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作品，这一论断影响非常深远。
魏源继承了朱熹之说，对《毛诗》“美刺说”进行批评，鲜明指出《诗经》诗篇是诗人用来抒发性情、感物吟志的产物：“诗以言志，百世同揆，岂有欢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者耶？”因此诗歌是没有“美刺”目的的即事抒情之作，这才是“诗人之意”；诗有美有刺，是太师采诗、国史编诗时，出于百世劝惩教化的目的，而赋予诗篇以普遍的讽喻，是人为附加上去的引伸义：“《风》之美刺，出于王朝之庆让；《雅》之美刺，别于王政之隆替，非必诗人之意，篇篇此美此刺也。至若编《诗》以教万世，则视采诗教一时者，其义尤赜”。因此阐发《诗经》诗篇义旨，一定要理解诗所要表达的本意，即诗人的真情实感。梁启超对魏源论诗不为美刺而作的观点，颇为赞赏，认为“深合‘为文艺而作文艺’之旨，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
魏源否定《毛诗》“美刺说”，有助于剥落经学家对《诗经》所作的层层粉饰附会，恢复《诗经》的本来面貌和文学审美意义，并准确探讨诗篇的诗旨。对于《诗经•国风》当中的爱情诗，汉儒以“美刺”加以附会曲解，宋儒以“淫诗”进行指责，而魏源《诗古微》则恢复了爱情诗的本来面目。《周南•汉广》是一首江汉流域民间流传的恋歌情诗，描写一男子爱慕一贞女而不能如愿，思之而不可得，《毛序》以“文王之化”来附会诗旨，而魏源则以湘君、湘夫人比喻贞女，说：“《汉广》，说（悦）人也。邵国男说（悦）贞女而作。乔木、汉女皆比兴，犹湘君、湘夫人之谓与？”其论可谓简明精当。《卷耳》是一首思妇诗，魏源以之为“怀人之诗”，他说：“《易林》……亦以后章指大夫行役之事，明为室家怀人之词，于文王后妃不合也。”《桃夭》是民间嫁娶时赞美新娘的歌谣，魏源以之为“美嫁娶及时也”。《召南•草虫》也是一首怀人诗，《毛序》认为是赞美大夫妻能“以礼自防”，而魏源将诗旨归纳为“大夫妻怀其君子行役之诗”。《王风•君子于役》描写一位妇人思念其久役在外的丈夫，《毛序》认为是讽刺平王不恤征役，而魏源认为《君子于役》是“大夫行役无期，其室家思之而作”，切合诗旨。《齐风•东方之日》是一首男女幽会的民间情歌，诗中的“日”、“月”《毛诗》认为是分喻“君”、“臣”，而魏源指斥其“陈古之刺”的种种不合，认为“诗人言所说（悦）者，颜色美盛，若东方之日也。”魏源否定思无邪说，使其在说解爱情诗时，能够从文学审美角度分析诗旨，从而剥落了《毛诗》“刺邪”、“刺淫”的封建伦理说教。
二、从地理风俗视角解说十五国《国风》
汉儒说诗，就已注意到十五国《国风》的地域特色。《汉书•匡衡传》记载西汉齐诗学者匡衡论诗与地理风俗的关系：“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班固《汉书•地理志》对秦风、陈风、齐风、郑风等各国风诗特色的分析，特别注重地理历史、风土习俗的视角，显示了一位史学家的卓识。《郑谱》论各国《风诗》，也颇为注意地理环境、风俗文化的影响。魏源《诗古微》继承了班固、郑玄论诗注重地理风俗的传统，但没有停留在泛论层面，而是和具体诗篇的诗旨分析密切相连，并对《郑谱》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修正。
《周南》、《召南》无疑属于《国风》，而《毛序》不顾及诗作本身的内容，处处拘牵于“圣人之化”，每首诗篇的诗旨都加上“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字眼，牵强附会比比皆是。连最富怀疑精神的朱熹，不但没有冲破《毛诗》的道德说教，还进一步将“后妃、夫人”指实为“太姒”，认为《关雎》为“宫人自作”。魏源则十分强调二《南》的国风性质：“二《南》为周国民风，其诗必作于国人，而周公采被管弦，断无宫人自作之诗。”他说：“（《卷耳》）皆陕以东之民风也，非后妃之诗。若为后妃之诗，安得入之民风？”“（《芣苢》）且与《汉广》、《汝坟》皆化被南国之征。奈何必归诸子虚亡是哉？……夫文王之化，至于《兔罝》武夫、《江汉》游女，皆有贤圣之行。故宋女贞一，足征王化。”可见，魏源认为二《南》得圣人之化，是指周南、召南广大地区民风纯美，是圣人文王进行教化的结果，而并非如毛、郑所言二《南》篇篇写后妃、夫人如何。魏源从商末周初社会风俗的大背景之下解说二《南》，破除了《毛诗》的传统说教，恢复了二《南》国风民歌的本质。
班固认为郑国“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溱洧》一诗描写的就是郑国三月三上巳节，青年男女在溱、洧水旁游春的情景。魏源引《吕览》、《韩诗薛君章句》、《汉书•地理志》之说，从郑国三月上巳节祓除的风俗解说此诗：“言三月上巳，桃花水下，方盛流洹洹然，故诗人愿与所说（悦）者俱往，执兰而祓除。芍药，离草，言将离而赠此草也。”而《毛序》认为“《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魏源从郑国社会风俗的角度诠释此诗，胜于《毛序》道德礼教的附会，他批评《毛序》说：“岂有戎马无家之别，翻成上巳丽人之行乎？”此论甚为中肯。
齐国本东夷旧地，周武王封太师姜尚于齐，为西周分封在东方的诸侯大国。东夷部族以善于射猎著称，班固论《齐风》就首举《还》这首赞美射猎者之歌。《卢令》也是一首赞美猎人之诗，而《毛序》认为是讽刺齐襄公荒于田猎而不修民事。而魏源从地理风俗的角度出发，认为《卢令》是讥刺齐国民俗荒于田猎而并非刺齐襄公。他说：“《卢令》，刺荒也。猎夫而齐人仁之，犹叔段出狩而郑人仁之也。非陈古之刺。”魏源从齐国民俗角度解说《卢令》，与《毛序》相比更接近诗旨。班固从秦国迫近戎狄的地理环境，来论证《秦风》“歌谣慷慨”，颇与《秦风》诗篇风格相符。《无衣》一诗，《毛序》从儒家反战思想出发，认为是“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魏源从风俗视角，认为《无衣》是赞美用兵勤王，他引用《汉书•地理志》说：“秦地迫近西戎，修习战备，高上气力，故《秦风》有《车邻》、《驷驖》、《小戎》之篇，及‘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之事。秦之先世与戎世仇，屡有勤王敌忾之事，至后世民俗犹存。……襄公曾与晋文侯、卫武公共立平王。至其子文公力战破戎，收复岐东故地，献诸周室。今此诗尊王，同仇敌忾，犹有二公之遗风。”魏源从历史、地理、风俗的角度分析《无衣》一诗的诗旨，认为《无衣》反映了秦国同仇敌忾的尚武风俗，从诗篇本身来看，《无衣》讴歌了秦军战士同仇敌忾的激昂情怀，确实是“美用兵”而非“刺用兵”，魏源所论与诗旨相合。班固认为，陈国由于陈夫人太姬喜好祭祀鬼神，从而形成“其俗巫鬼”的民风，这在《宛丘》、《东门之枌》中都有反映。《毛序》认为《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而魏源认为是“刺陈俗好巫风”，而非“刺幽公”，他引《汉书•地理志》说：“《宛丘》，刺时也。武王封胡公于陈，妻以元女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子之汤兮’，‘子’，大夫也。刺臣民习俗，非刺幽公游荡之诗。”魏源认为，爱好祭祀、崇尚巫鬼是陈国风俗，《宛丘》一诗描写在宛丘之上击鼓，在枌树之下婆娑歌舞的情形，正是陈国民俗的反映，魏源所论与《毛序》相比，更为切合诗旨。再如，《毛序》认为《东门之枌》是“疾乱”，“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魏源引《郑谱》、《韩诗》之说：“《东门之枌》，刺时也。太姬无子，好巫觋祈祷鬼神歌舞之事，民俗化之。故曰：陈夫人好巫而国多淫祀。‘子仲’及‘原’，大夫氏也。‘宛丘’，国之交会，男女所聚。亦刺臣民风俗，非刺幽公荒淫之诗。”此诗确实反映了陈国男女聚会，歌舞相乐，巫风盛行的民俗，魏源之说更切合诗意。
由此可见，魏源结合各国的地理、历史与风俗的特点，来讨论各国《国风》具体诗篇的诗旨，是其解说《国风》诗旨的一大特色。
三、不拘门户之见，兼采古今汉宋各家诗说
乾隆年间考据学兴盛，成为有清一代的显学，《诗经》汉学研究陈启源开拓于前，戴震、段玉裁、焦循等人接踵其后，胡承珙、马瑞辰、陈奂则将《诗经》汉学的成就推向了顶峰，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至嘉道年间，今文经学复兴，在《诗经》研究方面学者广辑三家诗佚文，考订家数，钩稽遗说，比核异同。而此时儒学各派出现兼采会通的局面，诸多学者对汉学、宋学无所偏倚，并不分门立户，徐世昌在《清儒学案》卷180《心巢学案》中说：“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
魏源早年治经，从作为宋学流派的陆王心学入手，中年力倡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在魏源看来，儒家经典就是治理天下的工具，治经的目的在于从儒家经典中，发掘先圣先王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精神。因此魏源反对汉学家们脱离现实的为考据而考据的纯经典研究，对于汉学的繁琐无用，进行了尖锐地抨击。但是从《诗古微》的主要学术倾向来看，魏源虽然大力为三家诗辩护，彰显三家诗说确实可信，澄清历代诗家对三家诗的曲解矫诬，且认为《毛诗》传授源流并不可信，《毛序》并非子夏所作，但魏源没有门户之见。特别是在解说《诗经》诗旨时，他大胆采用三家诗说，同时吸收《毛诗》的合理因素，批判其谬误，因此具有独到之处，比《毛序》更接近诗篇的本意，另外，魏源还广泛吸收宋儒诗说，可谓融贯群言，古今汉宋兼采。
在《诗经》诗旨探讨方面，汉学家胶柱鼓瑟于毛、郑诗说，即便不合诗篇本意，也曲为回护，而魏源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毛序》并非圣人子夏所作，当然没有什么神圣性与权威性可言。在《诗古微•诗序集义》中，魏源对《诗经》的诗旨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诠释。在十五国《国风》160首诗中，魏源一字不易完全采用《毛序》的寥寥无几，据笔者统计只有9首诗；有10首诗只截取《毛序》首句，而删去其后续申之词，所论与《毛序》并无大异；有27首诗旨解说与《毛序》基本相同，但魏源进行了一些改动，或添字减字，或对《毛序》进行简化，或是进行有益的修正补充。这46首诗可以看作是魏源采择《毛序》之说。而其余114首诗，魏源或大胆采用三家诗说，或广泛吸收宋儒诗说，或将毛诗说、三家诗说与宋儒诗说相互贯通，可谓融贯群言，古今汉宋兼采，在诗旨解说方面多有解颐之处，同时纠正了《毛诗》诸多错误。
今文三家诗盛行于西汉，较多的保留了先秦接近诗旨的朴素解诗观点，魏源《诗古微》颇能发掘三家遗说中一些有价值的诗说，来纠正《毛序》、《郑笺》、《孔疏》中一些错误说法。《周南•樛木》是一首婚礼上祝贺新郎的诗。《毛序》附会为后妃“不妒忌”，而《文选》李善引《韩诗》遗说注曰：“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托樛木，喻妇人之托夫家也。”在此，李善指出，葛藟附樛木是比喻女子托于夫家，是对诗本意的阐发。魏源以《文选•寡妇赋•注》为依据，认为《樛木》是赞美“后妃得配君子以成其德，犹葛藟得托樛木以升其上。”其说胜于《毛序》。《邶风•凯风》是七子感激继母勤劳抚养而反思自己尽孝不够的诗，今文三家诗认为，《凯风》是赞美七子孝事继母，而《毛序》认为，《凯风》是七子劝母不要再嫁，说什么“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于室”，而魏源从《孟子》赵岐注、《后汉书》姜肱事继母、汉碑、汉诏、汉乐府的引用中，认为诸家“皆引是诗以颂母德之劬劳，初无淫风流行不安其室之说”，在魏源看来，《毛序》之说是“附会《卫风》，抵牾《孟子》”。从诗本身的情调来看，《凯风》并无劝母守节之义，显然《毛序》牵强，魏源所论比较通达。
宋儒说诗，对汉、唐以来《毛传》、《毛序》、《郑笺》、《孔疏》等《诗经》汉学的序、传、笺、疏，提出普遍的怀疑，在诗旨探讨方面成就颇大，他们多抛弃汉唐旧说，弃序言诗，就诗论诗，自抒心得，因此论诗多有解颐之处。魏源论诗，则多采用宋儒之说，以批驳毛、郑诗学。《河广》是宋襄公之母被遣回归卫国之后，思念宋国而作之诗，《郑笺》认为诗作于“襄公即位”以后，而那时卫国国都已经徙居楚丘，无河可渡，因此《孔疏》解释说：“此假有渡者之辞，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而宋代严粲《诗缉》认为《河广》作于卫国未渡河以前，宋襄公方为世子之时，当时卫国建都河北，而宋国建都河南，所以诗说“一苇杭之”。魏源认为：“《河广》，宋襄公母出归于卫，思其子作是诗也。作于襄公为世子，卫都河北时。”魏源认为《河广》作于襄公为世子之时，并无今文三家遗说可本，应是受了严粲《诗缉》的影响。
在宋代，三家诗说开始受到重视，《朱传》对三家遗说就多有采择，以批判毛、郑为代表的汉儒诗说。因此宋儒的一些诗说往往与三家诗相合，魏源对其多有采用。《驺虞》是一首描写春蒐的诗。《毛序》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此诗描写春蒐之礼，推仁政及于禽兽，猎不尽杀。《毛传》将“驺虞”释为“义兽”，而鲁、韩诗则认为：“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对于《毛传》“驺虞”的解说，欧阳修《诗本义》认为，“驺”为“驺囿”，虞为“虞官”，与三家诗说略同，所解于诗旨为近，同时淡化了“文王之化”的政治说教色彩。魏源认为《驺虞》“备乐官”是此诗用为乐章之义，认为驺虞是天子掌鸟兽之官，所采用的是三家遗说，他认为此诗赞美虞人慎其职掌，在官者多贤，比《毛序》之论通达。在《诗古微》中，魏源广采三家诗说的例子非常之多，他纠正《毛序》、《毛传》、《郑笺》、《孔疏》中的许多错误，自有其历史功绩。
《桃夭》一诗浅显明白，是民间嫁娶时赞美新娘的歌谣。魏源将诗旨概括为“美嫁娶及时也”，与诗意相符。而《毛序》却说：“《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倘若当时社会都能做到男女嫁娶及时，自然会“男女以正”、“国无鳏民”，如果说这与文王的社会教化有关，也无可厚非，如果硬要归功于“后妃之所致”、“不妒忌”，就未免太牵强附会了。而治今文经学的陈乔枞以及王先谦，在解这首诗上就不如魏源。陈、王二人都否定《桃夭》一诗为“民间嫁娶之诗”，陈乔枞《齐诗遗说考》以焦氏《易林》的引用而推断出《桃夭》是武王娶邑姜之诗，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从《易林》、《大学》的引用，推断出《桃夭》“非国君不足以当之”。魏源说《桃夭》不囿于今文遗说和文献征引，而是兼采各家而间出己意。
清代学术是在批判宋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清儒看来，宋儒说诗多凭胸臆断，篡改经文，其说不如汉、唐人可信。《朱传》虽高踞庙堂之上，但多遭学界士人的讥诋，在汉学家眼里已经失去了学术权威的地位。而事实上，宋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诗经》研究方面，对《诗经》理论的阐发、对诗篇诗旨的探讨，贡献尤大，盲目排斥宋学是不可取的。魏源能够吸取宋儒的一些诗说，在学术方法上吸取宋人“观其会通”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学术大师章太炎站在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上，对晚清今文经学家一一进行学术抨击，认为魏源不属于常州学派，原因在于魏源“说《诗》多出三家之外，说《书》不能守欧阳、夏侯，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在章氏看来，魏源所著《诗古微》、《书古微》不守今文家法，择说杂糅混乱，其学可谓“不古不今非汉非宋”，因此不得身列今文经学家，即常州学派。1925年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接受了章氏的意见，将魏源从经学大师中剔除，列入“作史学家”、“地理学家”、“治事学家”来撰述，刘师培也认为，魏源作《诗古微》，“斥《毛诗》而宗三家诗，然择说至淆”。其中“择说至淆”正说明魏源治经门户观念不强。魏源解说《国风》以今文三家诗为主，还兼采古文、宋儒之说，在经学家看来是“杂糅瞀乱”，“不守家法”，而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正说明魏源治学不立门户、兼采各家的学术胸襟。
总之，魏源是一位具有强烈时代意识的思想家，而不是“著书只为稻梁谋”的老经生，他敢于突破《毛诗》传统的经学权威，发前人不敢发之论，注重《诗经》诗篇本意，否定《毛诗》“美刺说”，大胆解说感情热烈奔放的爱情诗，恢复了《诗经》的文学审美；其次，魏源继承了班固、郑玄论《国风》注重地理风俗的传统，并与具体诗篇的诗旨分析相结合，进一步剥落《毛序》的穿凿附会；再者，魏源融贯群言，兼采各家诗说，观点新颖独特，与清代汉学家对《诗经》陈腐穿凿的诠释附会相比，具有更多清新颐人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