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也是对中国社会发生深远影响的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广大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对侵略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在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地主阶级内部儒法两家围绕着抵抗，还是投降的问题，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家代表人物魏源（公元一七九四——一八五六年）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坚决主张抵抗资本主义的侵略，并且总结他自己在浙江前线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实践经验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形成了系统的反侵略军事思想。当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法家魏源的军事思想，对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46页）因此，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原因，都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鸦片战争是由英国发动起来的，其政治目的是企图变中国为它的商品、原料市场和殖民地。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以反对中国禁烟为借口，维护和扩大鸦片走私贸易。但是侵略者作贼心虚，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这种卑鄙的政治目的，为了掩人耳目，只能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硬把这场肮脏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谋求贸易自由的所谓“通商战争”。
那些从鸦片战争中贪污受贿、得到好处的尊孔卖国的投降派和腐儒们，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也极力为侵略者辩护。胡说什么“英人所志不过通商，通商必不生衅。”“其所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他们为了破坏禁烟运动，打击禁烟派和抵抗派，甚至荒谬地把这场侵略战争说成是“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诬蔑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对洋人“凌辱抑勒”。大肆诽谤林则徐抵抗侵略是“贪巧启衅”，“误国病民”。甚至丧心病狂地要对林则徐“重治其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在尊孔卖国的投降派和腐儒那里，一切是非都是被颠倒了的，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成了含冤未得昭雪的“受害者”；而维护民族尊严，反抗外来侵略的抵抗派，却成了战争的“罪魁”。这就充分暴露了那些尊孔崇儒的投降派们的卖国嘴脸。
与此相反，法家魏源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立场，敏锐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鸦片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指出：“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他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害人勾当，形象地比喻为“强邻恶少，日设赌博于门，诱我子弟，匮我基地，败我教化”。他痛斥那些主张听任鸦片走私入口的弛禁派腐儒们，实际上是维护外国侵略者利益的走卒。对于“我产之耗不耗，勿计也；我业之完不完，勿计也；我子弟之败类不败类，勿计也。”正是在这种卖国主张下，使鸦片长期走私进口，造成“外洋流毒，历载养痈”而不能自拔的局面。他热烈地称赞林则徐严禁鸦片是“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的正义爱国行动。他痛斥投降派所谓“禁烟引起战争”的谬论，指出：“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详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严厉驳斥了投降派大造“禁烟引起战争”的投降卖国舆论，愤怒谴责他们向皇帝进谗言、上密奏，打击抵抗派的卑鄙行为。“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貌不汪黄”。魏源的《寰海》其四这首诗，就是揭露投降派这种卖国行为的愤慨之作。
基于反侵略的爱国立场，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作了认真的研究，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它们的对外殖民掠夺和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对于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他指出：这是一个“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脧削其精华”的“利心不死”、“性贪而狡”的海上强盗。从而指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不是偶然的，是蓄谋已久的。“禁亦变，不禁亦变”，禁烟不过是战争的借口罢了。
正当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长期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的沙俄，也妄图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因此，魏源在揭露英国武装侵略的同时，也戳穿了满口“睦邻”、“友谊”的“口蜜腹剑”的沙俄侵略者。在他所著《圣武记》、《海国图志》中，引述当时《澳门月报》揭露沙皇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夕，准备派“使者”去北京，进行阴谋活动的消息说：“我等且不可闭目不理，鄂罗斯（即俄国——引者）曾以兵威自黄海攻至黑海一带地方，以广其国境，所以今日必要提防。”在上述著作中，魏源还系统地研究和揭露了沙皇俄国自十七世纪中叶起，越界“踰外兴安岭侵僵黑龙江北岸”，把魔爪伸进我国东北边疆地区，进行烧杀抢掠和阴谋霸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的一系列侵略罪行。鸦片战争后不到半个世纪，沙俄先后强占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参预了瓜分中国的罪恶勾当，成为近代史上侵略中国的最凶恶的敌人。可见，魏源能够预见到沙俄的侵略行径是很有见地的。
二
二千多年来，儒法两家在如何对待战争问题上，从来是根本对立的。法家主张“以战去战”，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儒家主张“去兵去食”，胡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在反对一切战争的虚伪口号掩盖下，实际上反对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
对于侵略者的战争挑衅，是坚决抵抗，还是妥协投降？这是鸦片战争中儒法两家的根本分歧。尊孔卖国的投降派们，扯起儒家“贵以德而贱用兵”的破旗，大肆鼓吹所谓“抚夷”、“羁縻“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炮制出一大套妥协投降的谬论：什么“海道处处可通”，“诚恐防不胜防”呀！什么敌人“船坚炮猛”，“非兵力所能制服”呀！竭力宣扬“英人如何可畏”，大肆散布抗战必败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反对武装抵抗，主张以“诚信化敌”，要“言忠信笃敬于蛮夷”，鼓吹“以德服人，不在兵威”。对侵略者不准抵抗，只能“捐释前嫌，示之宽大”。这些善于“克己”的尊孔卖国的投降派们，在侵略者面前，完全是一付软骨头。但是，对待人民却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就在英国侵略者把刺刀对准中华民族胸膛的生死关头，他们不是外御敌寇，而是念念不忘镇压人民。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攘外必先安内”，“内安而不患外侮”。实际上，他们“攘外”是假，“安内”是真。用“安内”掩盖他们的对外屈膝投降。
同投降派尊孔崇洋卖国的谬论针锋相对，魏源继承历史上法家“武备御敌”、“以战去战”的主张，指出：“外商唯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听命。”对付侵略者必须“严修武备”，“以甲兵止甲兵”。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他认为在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决不可有丝毫的怯懦，必须坚持斗争。“彼有趸船，则我能攻之；彼有夹私，应停贸易，则立停之；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小挟于我，自不敢尝试。”
魏源严正地驳斥投降派和腐儒们所谓敌人“船坚炮猛”，“无可抵御”的谬论，他质问：“天下有不可制之物耶？”他的结论是：“船坚炮猛”固然是敌之所长，但并非不可制服。“器利不如人和”，只要敢于斗争，就能战胜侵略者。他以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历史，来鼓舞人们战胜外来侵略的信心。他说：“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枭杰之至也，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逐走强敢，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只要中国人心齐、斗志旺，同仇敌忾，共同对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就能“使敌失其所长”，战而胜之。就能打败武器精良的英国侵略者。这种蔑视敌人，相信民族力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十分可贵的。这和投降派的尊孔崇洋卖国成了强烈的对照。
三
毛主席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第437页）在依靠什么进行战争的问题上，鸦片战争中，儒法两家的主张也是根本对立的。儒家宣扬唯武器论，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反对压制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法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群众，组织、动员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
魏源从三元里人民用犁锄刀矛等原始武器战胜敌人取得辉煌胜利的英勇斗争中，受到了鼓舞，吸取了巨大力量。并用这一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投降派“唯武器论”和失败主义论调。他说：“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他满腔热情地歌颂三元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精神：“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三元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充分表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478页）只要动员组织广大人民起来战斗，武器不好也完全能够打败“船坚炮猛”的侵略者。
魏源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根据“夷船横行大洋则有余，深入堂奥则不足”的敌军不利条件，主张采取“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的战术，将敌人“引入死地”，用“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的办法打击敌人。这是一种朴素的人民游击战争的思想，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有效办法。在当时，采取这种办法抗击敌人是切实可行的。抵抗派代表林则徐，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的力量，招募渔民丁壮数千人组成义勇、水勇，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困扰敌人，胜利地坚持广东抗战的。
那些尊孔卖国的投降派们却与此相反，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是敌人的战舰、大炮；口里喊的只是敌人“火器之精”，“无可抵御”。有的人还没有听到侵略者的炮声，闻到战场的硝烟味，就已经吓破了胆。那些在前线的将帅们，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卫士打一个喷嚏，也以为敌人火炮打来，吓得“满座皆惊”。在他们看来，在“船坚炮利”的侵略者面前，只有举手投降，别无其他出路。投降派头子琦善就是个典型的“唯武器论”者。他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英国的。敌人看透了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也就越发用武器来吓唬他。在谈判桌上，侵略者“嘻笑怒骂”，“舞洋枪飞刀于座上”。这个无耻的孔孟之徒为了讨“外洋欢心”，却秉承孔老二“去兵去食”的信条，丧心病狂地破坏海防，裁减师船，遣散水勇，解除自己的武装，削弱沿海防御能力。
投降派和腐儒们为了推行投降卖国的路线，视人民如仇敌。他们对坚持抗战的人民群众，不是支持、依靠，而是极尽诬蔑、镇压之能事。他们竟荒唐到把报告敌情的人，一律视为“汉奸”。在广东，他们诬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在浙江，他们胡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并以此为借口，大肆镇压主张抗击侵略的人民。魏源愤怒地遣责投降派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开门揖盗的卖国行径：“百万金缯万虏懽，十年牛酒千夫举；倾得蛟宫宝藏完，保障半壁东南土。”这首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尊孔卖国的投降派，用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和大量脂膏财富，换取侵略者的欢心，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的可耻嘴脸！
鸦片战争失败了，但这并没有使魏源丧失抵抗侵略的斗志和信心。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月，他愤而撰成《圣武记》一书，用清初武功激励人心，鼓舞人们奋发图强，抗击侵略。后来，又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基础上，写成了《海国图志》。魏源总结了他参加浙江沿海反侵略斗争的实践经验，系统地从理论上提出了在当时切实可行的反侵略的军事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战”、“守”、“攻”三项军事原则。“战”是在军事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制夷”的总原则。“守”是诱敌深入的战术方法，他主张“以守为战”。认为“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守”是为了战，是为了诱敌深入，是为了更好地进攻打击敌人，更有效地抵抗资本主义侵略。“攻”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利用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军事技术、制炮造船、养兵练兵之法，掌握有利时机，主动进攻和战胜敌人。这些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在今天，对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
作为十九世纪中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和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魏源，对于资本主义的侵略主张坚决抵抗，并亲自参加了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大胆地抨击了投降派和腐儒们所推行的投降卖国路线，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反侵略军事思想达到了他那个时代和他所处的阶级地位所能达到的杰出程度。
但是，魏源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生活在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为了反侵略斗争的需要，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正确的。但他“师夷长技”的着眼点，主要是西方的战舰、洋枪、大炮。在他看来，似乎有了这些，就能达到“制夷”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社会政治制度。他没有提出“师夷长技”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清朝封建统治的问题。因此，他的反侵略的军事思想的实际效果就不那么大了，有的在当时只能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反侵略战争中，魏源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曾热情洋溢地赞扬过广州和沿海一带人民的反英斗争，这是他进步的地方。但是，即使在这时，他仍然把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称为“莠民”。这表明他的思想并不曾超越地主阶级的范畴，也就不可能真正相信和依靠人民。特别是当民族矛盾暂时缓和，阶级矛盾激化之时，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决定他本能地仇视人民、反对人民。因而当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他组织地主武装——团体，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活动。由于他不能真正相信和依靠人民，只好把抵抗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当权的统治者身上。他写《圣武记》的目的，就是想用清初康熙时的武功，激励统治者振作起来以抵抗外来侵略。但他不了解，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腐朽不堪。早已从康熙时的尊法反儒，执行法家路线转为尊儒反法，推行一条尊孔倒退崇洋卖国的路线，已经不可能担负起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任务了。这样，魏源依靠统治者抵抗外来侵略的希望，也只能落空。这一切，都是魏源的阶级立场和时代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但是，鸦片战争时期经历的两种不同军事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抵抗，还是投降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曾经被魏源猛烈批判过的投降派的尊孔崇洋卖国的路线，百余年来被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一切尊孔卖国的反动派所承袭。这些人都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无耻辩护士、“唯武器论”的鼓吹者和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面前的投降派、卖国贼。当代的大儒、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这条路线的集大成者。他在帝国主义面前，更是一副奴颜媚骨。抗美援朝时，他被外强中干的美帝纸老虎吓破了胆，反对抗美援朝战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林彪搬出孔老二“小国师大国”的卖国哲学，攻击中国人民的反修反霸斗争“做绝了”，梦想投靠苏修，充当苏修核保护伞下的儿皇帝。现在，这个卖国贼虽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沙漠，但是，对于他所推行的那套反革命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我们必须结合历史上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经验，进行普及、持久、深入地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
